参考来源：《陈独秀墓五次迁修的故事》、《赵朴初故居与安庆民进》、《怀念赵朴初先生》、《赵朴初的智慧与大爱》、《陈独秀墓》、《新青年》、《陈独秀五次被捕与脱险始末》、《档案中的"觉醒年代"》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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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秋天，安庆北郊，大龙山下，叶家冲的丛林深处，多了一行人的足迹。
走在前面的是一位83岁的老人，头发全白，身形清瘦，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踩着青草间的碎石路往里走。
陪同他来的有安庆统战部的干部，有当地官员，还有几位随行人员，走了一路，没有人出声。
这位老人叫赵朴初。
1990年的赵朴初，顶着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两个头衔，在国内宗教界和文化界的分量极重，周总理生前专门夸过他，说他是国宝级的人物。
但此刻，这位83岁的老人只是一个回到家乡的安庆人——他已经整整64年没有踏上这片土地了。
上一次站在安庆城里，是1926年，他19岁，要去上海求学，独自离家。
那时候，这座城里有他熟悉的四合院，有他从小背古诗的私塾，有让他第一次读到《新青年》之后，心里长久无法平静的少年记忆，也有一个让他发自内心敬重的名字——陈独秀。
转眼64年过去了，两鬓尽白，世事沧桑。
此番回乡，他把拜谒陈独秀墓放在了行程的最前面。
墓在大龙山独秀峰前叶家冲的丛林里，这是1947年陈独秀三子陈松年将父亲灵柩从四川江津迁回安庆时选定的地方，与陈独秀的元配夫人高晓岚合葬一处。
经过1979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修缮，已经比多年前的荒冢好了一些，但在那个年代，历史能给出的余地依然有限。
赵朴初走到墓碑前，停住了脚步。
墓碑是安徽省书法家张建中题写的，正面刻着五个端正的大字：陈独秀之墓。
他就站在那里，很久，盯着那五个字，没有说话。
跟着来的人，也没有人开口。
好一会儿，他才轻声说出了一句话，让所有在场的人当场愣住。
【一】皖江两家人，同城而生，相差二十八年
陈独秀和赵朴初，一个生于1879年10月9日，一个生于1907年11月5日，整整相差二十八年，却都出生在安庆这座城里，同属皖江文化圈。
安庆，古称怀宁，自古便是文脉绵延的地方。
长江从上游来，在安庆折向，沿岸的码头商埠带活了整个城市，读书人因此多，出的人物也不少。
清末民初，从安庆走出去的人里，陈独秀算是后世说不清楚的那一个——功劳大，争议也大，从来没有停止过。
陈独秀的家世并不特别显赫。
父亲早逝，他从小跟祖父陈章旭生活，按旧式私塾读书，参加科考。
1896年，他参加安庆府试，院试考中秀才，但考场里那些陈腐的八股气，让他从此对科举彻底失去了兴趣。
1901年之后，他先后三次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接触西方学说，回国后参与各类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后在杭州、安庆一带出任都督府秘书长。
这条路走下来，等到他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正式创办《青年杂志》时，他已经是一个在思想与政治两个战场都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人了。
赵朴初的家底则大不相同。
赵家祖上出自宋朝皇室后裔，元朝中期迁居安徽省太湖县玉望村，世代以耕读传家。
到十三世祖赵文楷这一代，于嘉庆元年（1796年）高中状元，后以钦差身份出使琉球国，为新国王行册封礼，史载其"廉洁之声，著于海外"。
此后代代书香，赵畇、赵继元、赵曾重祖孙三代相继入清翰林院任职，加上赵文楷，四代直系翰林，这在整个清朝都极为罕见。
安庆天台里44号那座宅子，因此被称为"世太史第"，也叫"四代翰林第"。
清末重臣李鸿章的继室，正是赵畇的次女赵继莲，李鸿章亲笔题写了"四代翰林"的匾额，悬挂在天台里的门楣上，可见两家渊源之深。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5日，赵畇曾孙、父亲赵炜如（又名恩彤）之子赵朴初，出生在安庆天台里44号这座宅子里。
他在安庆度过了最初的四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安庆成为革命浪潮的核心地带，赵家为了避祸，将他随父母迁回老家太湖县寺前河居住。他在太湖一直住到13岁，才回到安庆。
赵朴初的父亲赵炜如，毕业于安徽省高等学堂，曾受教于严复，但无意做官，一直以教书为业。
母亲陈慧家学深厚，每日晨起烧香拜佛，这让幼年的赵朴初从小就在佛教氛围里耳濡目染。
但赵朴初并非天生的佛门中人，在他走向佛法之前，他和那个年代所有接触到新思潮的青年一样，先是被一种剧烈的时代震动所激醒。
激醒他的，正是陈独秀。
赵朴初十多岁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已经在全国知识界传开。
这份杂志从安庆到上海，再从上海扩散到全国各地的学堂、茶馆和书坊，里面的文字气势逼人，把封建礼教、旧文化说得一钱不值，把民主与科学奉为救中国的两面旗帜。
少年赵朴初读到这些文字，心里涌起的感受，他后来在与堂弟的闲聊里曾多次提到，说陈独秀了不起，是五四运动的旗帜，这个判断，他坚持了一辈子，从未改口。
1926年，19岁的赵朴初离开安庆，前往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就读。
这一走，便是整整64年。
这64年里，他在上海做慈善救济，研究佛法，参与创立中国民主促进会，新中国成立后在宗教与统战领域担任要职，历经无数风浪，始终守住了自己的本心与骨气。
而那个安庆的名字，那个比他年长28岁的同城前辈，一直刻在他心里的某个角落，不曾消散。
【二】从《青年杂志》到建党元勋，他走过的那条路到底有多难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正式出版了《青年杂志》创刊号。
这天是他在两次革命失败后，历经多年沉思之后做出的一个决定——他认定，中国想要救亡，光靠政治革命不够，必须先做一场思想革命。
创刊号上，他亲自写了发刊词《敬告青年》，提出了新青年的六条标准：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
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写道，国人若要脱蒙昧时代，"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就是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的最初来由。
杂志创刊初期销量并不大，第一期只印了1000份。
但随着撰稿阵容不断扩大，文章的影响力开始快速扩散。1916年9月，《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1917年1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北上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往北京，办公地点设在他位于箭杆胡同9号的住所里。
此后，鲁迅、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相继加入编辑阵营，从第四卷起改为诸人轮流编辑，《新青年》由此成为那个年代中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思想阵地之一。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抗议巴黎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这场运动迅速扩展，短短数周内蔓延至全国各地，工人、商人相继加入。
陈独秀是这场运动不可分割的精神领袖。
5月4日运动爆发后，他在《每周评论》上接连发文，为运动的走向提供思想支撑。
6月9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中英双语，连夜印刷成传单，列出了五条对政府的最低要求，包括不得抛弃山东权利、惩办卖国官员等，措辞直接，逐条挑战北洋政府的底线。
两天后，6月11日晚间，陈独秀带着这批传单，来到北京城南熙熙攘攘的新世界游艺场，开始散发。
当晚，他身穿西服，西服兜里装得满满当当，手里提着一个方包，包内还有数百张印刷物。
他事先与胡适、高一涵等安徽同乡在附近一家饭馆聚过餐，饭后独自前往执行这项任务。
然而，便衣警察早已跟踪，当场将他捕获。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的第二次被捕。
消息传出，各界震动。
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数十位教授纷纷联名请求释放，刘师培、马叙伦等人更是亲自上书警察总监。
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刊发营救声援的文章，年轻的湖南学生毛泽东还专门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撰文《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在文末预言："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9月16日，京师警察厅做出裁决，将陈独秀保释出狱。
这次三个多月的铁窗生涯，对陈独秀的影响极深。
他出狱后辞去北大文科学长一职，返回上海，此后他的思想加速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政治行动也比过去更为积极主动。
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同年6月，他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与李汉俊、俞秀松等人商议，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召开，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的13名代表出席。
陈独秀本人不在现场，但因他在建党前期所做的大量筹备工作，以及在党内和青年知识界的巨大影响，被与会代表一致选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建党初期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位子他一坐便是六年。
这六年，是中国共产党草创期最艰难的岁月，同时也是国共合作既有成效又暗藏裂痕的六年。
1927年，局势突然翻转，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量党员在此后的风暴中牺牲。
陈独秀被认定在关键时期犯有领导错误，被解除一切职务，此后与党的关系愈走愈远，1929年在与党的分歧激化后，被正式开除党籍。
失去了与组织的连接，陈独秀成了一个孤立的政治存在。
1932年10月15日晚上7时许，国民政府的中西探员突然敲响了他在上海岳州路永吉里11号住所的门，将他逮捕，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五次被捕。
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对他提起公诉。
1933年4月，案件在南京江宁地方法院公开审判，陈独秀在法庭上的表现让旁听者印象深刻——他亲自撰写了《辩诉状》，在里面写道，他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谋求改造中国，于今三十余年。
老朋友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辩词慷慨。
但陈独秀对章士钊的某些辩护意见不以为然，当场发表声明，明确表示章士钊的辩护"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坚持以自己撰写的文件为准。
最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囚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
但他在监狱里没有消沉。
他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和先秦学术，完成了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一个以文字为武器的人，在失去自由的地方，没有放下那支笔。
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社会各界呼吁释放政治犯。
陈独秀提前出狱，此时距他被捕已近五年。
出狱后，他拒绝了来自各方的邀约。蒋介石通过胡适等人传话，先后邀请他出任劳动部长、参加国防参议会，并表示愿提供经费让他另立新党，这些他一一拒绝。
随后，他辗转经武汉来到重庆，于1938年8月3日在安徽同乡、医生邓仲纯的热情相邀之下，来到四川江津定居，在那里鹤山坪石墙院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三】一座墓的五次立碑，折射的是一代人心里的沉甸甸分量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病逝，终年63岁。
弥留之际，陪在他身边的只有三子陈松年。
家中极度贫困，无力承担安葬所需的费用。
幸得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慷慨出资，为他置办了四川香楠木棺材和寿衣，用丝帛包裹全身入殓，临时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
书法家欧阳竟吾在墓碑上刻下"独秀先生之墓"六个字。
这是陈独秀的第一座墓，它在江津的土地上，孤零零地待了五年。
五年后，也就是1947年，陈松年攒够了经费，雇了一条船，将父亲与祖母谢氏的棺木沿长江运回安庆，合葬于北郊集贤关附近大龙山下独秀峰前叶家冲，与元配夫人高晓岚同冢。
但在立碑这件事上，陈松年做了一个审慎的选择：他没有把"陈独秀"三个字刻上去，而是用父亲科考时用过的名字"陈乾生"，碑书"先考陈公乾生之墓"。
这个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名字，在此后数十年里确实保住了这座墓的安全。
这是第二次立碑。
墓在那里安安静静了很多年。
1953年2月20日，伟人南下巡视，军舰途经安庆，在与时任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的谈话里，提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并说："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同时，他叮嘱傅大章，若陈独秀的家属在政治上、生活上有困难，地方上要予以照顾。
从1954年起，安庆统战部门每月给陈家发放30元生活补贴，这笔钱一直发放到1990年陈松年去世。
到了1979年，陈独秀诞辰100周年。
时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蓝天专门致电安庆市委，说今年是陈独秀诞辰百年，市委可以不出面，但市政府可以拨一点款给陈独秀的家属，让他们自己出面修缮一下。
市文化局联系上了陈长璞，给了200元经费。
这在1979年是一笔不小的钱，但放在修墓上，还是远远不够。
自1947年修墓以来，三十多年里，陈独秀的坟冢几乎已与地面齐平，四周密密麻麻长满了杉树，位置几乎无法辨认。
陈松年找到了当年给父亲抬棺的朱姓老农，请他指认，加上陈松年自己每年祭扫时留下的标识，才重新确认了墓址的具体位置。
陈家用这200元，在原址上重新垒起坟冢，以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鹤年四子名义立碑，碑文由陈长璞亲拟，陈松年审阅。
这是第三次立碑。
这次修缮属于抢救性质，规格与陈独秀的历史地位明显不符。
陈长璞此后与友人联名给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写信，请示重建陈独秀墓一事。
信转批之后，批示明确提出：陈独秀墓重新立碑，可以作为文物保护起来。这便是第四次修缮的由头。
这一次，由安庆市文化局接手，听取了陈家的意见。
关于墓的形制，陈松年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记住的话："过去不是有句话叫盖棺定论吗？我父亲到现在还没有盖棺定论，这次修墓就不要封顶了吧。"
市文化局采纳了这个意见，墓顶仍是开放的土冢。市政府先后拨款两万余元，请安徽省书法家张建中题写墓碑，五个大字：陈独秀之墓。
修缮工程历时三年，1983年正式完工。从"先考陈公乾生之墓"这样不敢刻真名的家坟，到"陈独秀之墓"五字端正立碑，中间隔了整整三十六年。
这块碑没有生卒年月，没有任何对陈独秀一生的介绍，更没有任何称谓，只有那五个字。
在那个年代，能把"陈独秀"三个字堂堂正正刻上去，已经是当时历史条件下能给出的最大诚意。但许多人心里清楚，这块碑还差着什么。
1990年，赵朴初回到安庆，走进这片丛林，就站在这块碑前。
【四】64年后回乡第一件事，一个83岁老人站在碑前说了一句话
根据当时在场人员留下的回忆，赵朴初此次回安庆，行程安排的第一站，就是拜谒陈独秀墓。
他提前把这件事列在了所有其他行程的前面。
这块碑是1983年完工后的第四次修缮所立，到1990年赵朴初来时，已经立了七年。
安庆的陈独秀墓当时已经经过两次抢救性修缮，比最初稍具规模，但远谈不上气派。
丛林里的这块黑色花岗岩石碑，高度有限，正面那五个字——陈独秀之墓——是书法家张建中所题，字体端正，但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
赵朴初在碑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然后站在那里，没有说话，也没有转身，就那样盯着那五个字，站了很久。
在场的陪同人员后来在各自的回忆文章里都写到了那一幕，说赵朴初的神情与来时走路时不同了，沉了下来，像是在认真看，又像是在想什么。
好半天，他才轻声开口，说了一句让所有人当场愣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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