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飚的儿子耿志远分享，父亲将我所有同学都带在身边，却单单把我赶出了家门，这是为什么？
1952年初冬，斯德哥尔摩夜色早早沉下，大使馆小楼的走廊灯却一直亮着。翻译科一名年轻人把改好的唁电草稿递给耿飚，心里犯嘀咕：“大使，已经对了三遍，能不能先去休息？”耿飚没抬头，只说了一句：“再读一遍给我听。”一句“深感荣幸”刺耳跳出，他当场放下钢笔，领着翻译次日专程去瑞典外交部致歉。有人悄声感慨：“老耿当过军长，脾气该硬得很，却肯为一行字连夜鞠躬。”这段小插曲后来被他写进家书，“行差一字，贻误一国”，他让远在国内的儿子记住这条规矩。
耿志远那时才六岁，跟着母亲赵兰香住在北平的筒子楼里。母亲常说，父亲是把军营那套搬回了家，东西摆得方方正正，桌上的水杯永远朝同一个方向。饭桌上，酱油瓶子如果歪了，他会顺手扶正；孩子作业若是写得潦草，会被要求重抄。邻居看了直摇头，说这家管教太刻板。可耿飚回信一句话：“宁可让他嫌我严，也不能让他在原则上打折。”
时间一晃到1965年。清华校园里，物理系新生报到册上出现了耿志远的名字。那年正是两弹一星攻关紧张期，老师们推崇“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而耿志远被同学暗暗记住，是因为他从不拿父亲说事。实验室里灯灭得晚，有人打趣：“将军的儿子，还这么拼？”他笑笑：“家里没给我留靠山，得自己搭梯子。”
临近毕业，分配风向变了，部委机关对尖子生敞开大门。四位同寝同学私下商量：“志远，你父亲是外事委员会的副主任，咱们一起递个材料？”耿志远踌躇几日，还是把五份简历装进牛皮纸袋，顺带写了封短笺。耿飚看完，只在信角落写了两个字——“退回”。母亲心疼，劝他说句话通融通融，他把文件合上：“同学四人，缺谁都成，再添我就坏了章法。”耿志远悄悄告诉室友：“他们去，我不去。”室友惊讶：“真不搭亲情的顺风车？”他摊手：“家法如此。”
1983年盛夏，同学们穿上西装走进中南海，他则登上南下的列车，去国家计量院做中子探测实验。烈日下的站台，他听见站务员说：“这孩子傻不傻？”耳边却仿佛又响起父亲当年在张家口阵地上压着马鞍吼出的那句老话：“打仗不许乱阵脚！”战争岁月埋下的纪律感，借着父亲的影子，在他心里扎根。
耿飚离休后搬进西山小院，天天泼墨画竹。朋友来访，看见墙上一排排笔直的竹竿，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勾弯枝？”他笑说：“竹不弯，人心就不歪。”偶尔耿志远探家，会被拉去研磨。“别嫌烦，”老人端着砚台叮嘱，“尺有所短，墨也要磨到头。”儿子埋头磨墨，听得满屋蝉鸣，忽然明白父亲为何从不在家人面前谈勋章——那一笔到底的竹竿胜过一箩筐褒奖。
1991年春，他随父亲重回陇东高原。老乡拥到破庙前，多数人不认识这位已经两鬓花白的老将军，只见他抬手指着山梁说：“那阵子要不是班长拽我一把，我哪还活得到今天？”随后掏出一本褪色小册子，点着那位班长的名字托乡亲寻访。晚上围火而坐，酒碗碰响，他忽然转向儿子，“别觉得亏欠，我宁愿对你苛一点，也不让人说咱耿家靠的是路子。”一句话说得堂屋里寂然无声。
2000年6月23日，清晨五点，军区医院的护士在病历上写下心电图停止的时间。几天后，家属整理遗物，只找到几件旧军装、一叠练字的毛边纸和一本标着“家规”的笔记本。翻开封面，第一页仍是那两行小字：“公者千秋，私者一时；立身先立矩。”耿志远把笔记本合上，抬眼望向窗外，夏风正劲，院里那片修剪得笔直的翠竹沙沙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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