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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坡原创）
文｜西坡
有时候，我特别想说一句话，自己却不敢说。因为若我在人群里，我担心是受了传染，每个人说完就奔赴下一场欢闹，我却守着那话，像傻子一样为孩子发现的宝藏站岗。若我是一个人，我又疑心自己发了狂，成了在月亮下嗥叫的狼或者狗，从今夜到永远都无家可归。
所以我会去读书，找一个极敏感、极诚实的作者，从他的嘴里掏出这句话。在时间大河的两头，我听见他好像他也能听见我。我心里那个波光粼粼的意思，他竟说得那么准确，那么痛快。最好他不是有意说的，而是有一种黑暗的能量在他体内翻滚，使他不得不一而再再二三地把那个意思说出来。于是我就得了一个信心，一块踏脚石，向虚空中又迈出一步，纵使无法向前，也暂时获得了做人的资格。
现在我已经知道，在我上游的那人，必定也曾向他的上游寻求援助。所以从逻辑上讲，我们可能是极少一批傻子或狼或丧家犬的后裔。那千淘万漉出来的话语，可能终究是同一副心智的投影。但我还有一个最后的安慰，即，孕育语言的黑暗能量毕竟是存在的。若只剩下幻想的疆土留给我们，那么就幻想到底。
这些天来，我就以这样一种寻找同伴的心情，翻来覆去读穆旦。终于在他的诗集里找到一个印记，我把带有这个印记的诗句抄在朋友送我我一直不太舍得用的本子上，足足抄了11页。抄完后，窗外的草木都呼吸更加均匀了。
在好几首诗里，穆旦下意识地用同一个词来宣判我们这个族群广大无言的人们自古以来被分配的命运，叫做“旋转”。
一个农人，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地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赞美》，1941年12月
风向东吹，风向南吹，风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转，
木格的窗纸堆着沙土，我们在泥草的屋顶下安眠，
谁家的儿郎吓哭了，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
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
从屋顶传过屋顶，风
这样大，岁月这样悠久，
我们不能够听见，我们不能够听见。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1941年2月
当公路渐渐地向远山爬行，
别了，我们快乐地逃开
这旋转在贫穷和无知中的人生。
——《小镇一日》，1941年7月
一个无知无识的农人，在田野中劳作，他是从远古的祖先到无尽的后代之间微不足道的一环，在史书上他没有名字，没有故事，但他是每个王朝的基石。“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朝代短促而农人永恒，“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朝代是车轮、车标和扬声器而农人是发动机、燃料和尾气。然而被赞颂的是作为总体的无穷无尽的他，对个体而言，他的命运是单调而重复的，“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赞美》中的这幅画面，应该印入“二十四史”的每一页。穆旦是一个“充满愤恨”的诗人，他的诗“以写矛盾和压抑痛苦为主。”（郑敏语）《赞美》是一首总体偏昂扬的诗，每一节都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结尾，后来这句话被用作穆旦去世十周年纪念文集的书名。但是《赞美》内含一个根本的矛盾：被赞美者与对自己的赞美无关。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是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辞，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移进死亡里
《小镇一日》对底层人代复一代的命运写得更直白，“这旋转在贫穷和无知中的人生”，而不久前还在大路边“演说，叫嚣，欢快”的“我们”，在短暂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快乐地逃开”了。不过在这一首里，一个杂货铺老板获得了开口说话的机会：
现在他笑着，他说，
（指着一个流鼻涕的孩子，
一个煮饭的瘦小的姑娘，
和吊在背上的憨笑的婴孩）
“咳，他们耗去了我整个的心！”
王朝会感到庆幸的是，在认清自己的命运之前，他已经留下了三个孩子。诗人根据眼前的景象，对这个家庭的未来做出了合乎逻辑的猜想：
一个渐渐地学会插秧了，
就要成为最勤快的帮手，
就要代替，主宰，我想，
像是无记录的帝室的更换。
与朝代在农人身边“升起又降落”的写法不同，一个贫穷家庭本身就成了“无记录的帝室”。汇总来看，大朝代与小“朝代”是嵌套的，它们的命运或许也有隐秘的呼应。那个刚学会插秧的勤快的未来的“主宰”者，会迎来什么命运呢？
一如她未来的憨笑的婴孩，
永远被围在百年前的
梦里，不能够出来！
诗人还预言了“我们”这些有知识者的命运，说哪怕“从一个小镇旅行到了大城”，哪怕“变换着年代”，“走进了/文明的顶尖”，“当你登楼，憩息，或者躺下”，那么也无法摆脱——
在一只巨大的黑手上，
这影子，是正朝向着那里爬行。
考虑到诗人日后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回到故土，来经历，来见证，来受难，我们或许只能说，语言是一条带诅咒的莫比乌斯环，言说者和被言说者是在同一个面上挣扎前进。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中“向东吹”“向南吹”“在低矮的小街上旋转”的风，是历史的风，命运的风。孩子的哭声“从屋顶传过屋顶”，值得同情的不是孩子如今的哭，而是他们很快就要长大，“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劳作和睡眠之间，似乎无法插入有情节、有台词的故事，“我们的祖先也已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了灰烬的遗留”。
在另一首诗里，诗人同样用睡眠来象征“无言的旋转”在代际之间的流传：
躺下他们睡了，也不会想到
（每一代也许迟睡了三分钟）
因为他们的儿子渐渐学知了
自己的悲观的，复杂的命运。
旋转，是所有人的命运，甚至是全宇宙的命运：
当太阳，月亮，星星，伏在燃烧的窗外，
在无边的夜空等我们一块儿旋转。
——《黄昏》，1941年12月
穆旦对于“旋转”的迷恋让我想起博尔赫斯对“循环”的反复书写，博尔赫斯自己说：“我常常永恒地回复到永恒回复中去。”在《循环时间》里，博尔赫斯还抄录了马可·奥勒留的话：“你记住，所有的东西都在旋转，而且又重新在同一轨道上旋转。对于观众来说，看它一个世纪或二十个世纪或无限制地看下去都是一样的。”“看到了现实的人就看到了所有事情；难以探测的过去发生的事情和未来将发生的事情。”
关于命运、历史和宇宙始终在无尽旋转的想法，各个时代各个语言的人类书籍上所在多有。穆旦之于我们的卓异之处在于，他出现在这片古老沉重的土地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门槛上，他对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寄予深厚的感情，而又受过一流的与世界前沿相通的教育，他很早就敏锐、果决地跳出了传统诗词的牢笼，因为那旧花园里只有“一团诗意”，而缺乏理解眼前世界的深刻的思想和新鲜的节奏。
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穆旦年轻时就特别对这篇文章感兴趣，“很推崇里面表现的思想。”所以我们可以说，穆旦因为是最“现代”的，而成为最“传统”的。
真正的诗人是不屑于谈论所谓“思想体系”“方法论”的，他们认为，置身命运的激流，尽量充分地感受，然后尽量谨慎地用可靠的知识去筛选、验证与校准自己所感受到的，便是一个人能力的极限。米沃什说：“重要的是与某些被太过普通地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保持一定的距离，学会不信任某些甚至已变得难以察觉的习惯。”写诗，当然不是泛滥地抒情。
那么，穆旦在给我们下了“旋转在贫穷和无知中”的判词后，他体内涌出的仍未完结的话，便是我们需要屏住呼吸倾听的。
首先，诗人没有把自己排除在集体命运之外，也没有把希望排除在视野之外。但诗人给的希望与绝望、欲望纠缠在一起——
希望，系住我们。希望
在没有希望，没有怀疑
的力量里，
在永远被蔑视的，沉冤的床上，
在隐藏了欲念的，干瘪的乳房里，
我们必需扶助母亲的生长
母亲与孩子的关系在此被逆转了。力量的丧失，似乎是源于欲念的隐藏。而孩子必须扶助母亲的生长。
回到那首著名的《赞美》，第一节里看似突兀地出现了“爱情”的字眼：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忧伤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诗人甚至把这种人的本能的情感与欲望受到严密压制的家庭秩序（也可推延至社会秩序），冷酷地比作“鼠穴”：
我们的父亲，祖父，曾祖，
多少古人藉他们还魂，
多少个骷髅露齿冷笑，
当他们探进丰润的面孔，
计议，诋毁，或者祝福，
虽然现在他们是死了，
虽然他们从没有活过，
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记忆，
当我们乞求自己的生活，
在形成我们的一把灰尘里
——《鼠穴》
因此，诗人当年随西南联大师生从长沙步行跋涉至昆明，在原野上获得的启示是恒久的：
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
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
（哦！蓝色的海，橙黄的海，棕赤的海……）
多少年哎都澎湃着丰盛牧获的原野呵，
如今是你，展开了同样的诱惑的图案
等待着我们的野力来翻滚。……
——《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
野力啊野力，本应像原野一样无穷的野力，却随着一代代孩子的长大与“酣睡”，消灭于无形。看来我们的命运是够复杂了，但应对之法也简单的出奇：为野力正名，给野力以出路。
诗人另在《玫瑰之歌》里讲述了一个青年“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然后“现实的洪流冲毁了桥梁，他躲在真空里”所做的徘徊：
自然我可以跟着她走，走进一座诡秘的迷宫，
在那里像一头吐死的蚕，抽出青春的汁液来团团地自缚；
散步，谈电影，吃馆子，组织体面的家庭，请来最懂礼貌的朋友茶会，
然而我是期待着野性的呼喊，我蜷伏在无尽的乡愁里过活。
再往后，“新鲜的空气透进来了”，“我”终于振作了起来：
我长大在古诗词的山水里，我们的太阳也是太古老了，
没有气流的激变，没有山海的倒转，人在单调疲倦中死去。
突进！因为我看见一片新绿从大地的旧根里熊熊地燃烧，
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〇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
虽然我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
没有热烈地喊过同志，没有流过同情泪，没有闻过血腥，
然而我有过多的无法表现的情感，一颗充满着熔岩的心
期待深沉明晰的固定。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
——《玫瑰之歌》，1940年3月
从22岁喊出“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到晚年最后一首诗《冬》每节最后重复一遍“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诗人是够不幸了。但每个略知历史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一颗诗心沉埋多年还能继续跳动，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诗人体内的野力，最后也没有被制伏。
写于1947年3月的《荒村》，和早几年的作品相比，色彩更灰暗，语调更低沉，是一首不仅“无言”而且“无人”的诗。
开场就是杜甫《无家别》一般惨淡的景象：
荒草，颓墙，空洞的茅屋，
无言倒下的树，凌乱的死寂……
在这片“被遗弃的大地”上，诗人有“唯一的一句话”要“吐露给春风和夕阳”：
干燥的风，吹吧，当伤痕切进了你的心，
再没有一声叹息，再没有袅袅的炊烟，
再没有走来走去的脚步贯穿起
善良和忠实的劳作终于枉然。
诗人问，“他们那里去了？”他们是谁，后文有回答，“那默默无言的父母妻儿和牧童”。他们原本是“稳固的根”，虽然“为贫穷侮辱着”“为恶意压变了形”“像多年的问题被切割”，却“从不碎裂”“仍旧滋生”。但是现在他们不见了，只留下“一个广大的坟墓世界在等候”。
诗人继续呼唤干燥的风：“干燥的风，吹吧，旋起人们无用的回想。”
诗人看见“春晚的斜阳”，看见“小小的丛聚的茅屋”“呆立着”，很自然地猜测，这里“曾是血肉的丰富的希望”，而现在“张着空洞的眼，向着原野和城市的来客/留下决定。”和无言的劳作，无言的相信一样，他们的离开也是无言的。
诗人只能自己做出判断——
历史已把他们用完。
在杜甫《无家别》的结尾，那个可怜的老兵刚回到面目全非、野兽横行的老家，亲人一个都没剩下，又被县吏召去打仗，临行之际留下一句凄怆至极的诘问：“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这里预设了一个传统社会的共同理想，应该有人负责创造一个良好的秩序，让小人物安心做按规矩纳粮、服役的“蒸黎”。
穆旦面对的却是离开的决定已经被做出的空无一人的荒村。在《荒村》的结尾，一个现代诗人面对现代困境发出了几千年文献中都没有的思想：
历史已把他们用完：
它的夸张和说谎和政治的伟业
终于沉入使自己也惊惶的风景
历史把人用完了，但历史本身也不是什么胜利者。所以诗人最后一次对“干燥的风”的呼唤，从绝望中翻转出意料不到的希望——
干燥的风，吹吧，当伤痕切进了你的心，
吹着小河，吹过田垅，吹出眼泪，
去到奉献了一切的遥远的主人！
有眼泪就有希望。在历史留下的瓦砾之中，新的故事还可以发生，新的话语还可以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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