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老伴提着编织袋，站在自家门口。
五年了，这把锁还能用。
钥匙插进去的时候，我的手有点抖。
门推开一条缝，一股红烧肉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我愣住了。
老伴在后面小声说：“咱是不是走错门了？”我没回话，把门推开。
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茶几上摆着烟灰缸和一台笔记本。
厨房传来炒菜的声音。
小儿子国伟系着围裙探出头，满脸油烟，看见我愣了一下，手里的锅铲“哐当”掉在地上。
“妈……”他喊了一声，嘴唇哆嗦。
我看着他围着围裙的手，上面全是烫伤的水泡，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01
我叫马秀兰，今年五十六岁，有两个儿子，说难听点，就是两个废物。
大儿子马国梁，十年前考上大学的时候，我跟老伴在村里摆了八桌子酒席。
村里人都说老马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个大学生。
那天我笑得嘴都合不拢，心想这辈子总算熬出头了。
可谁知道，他毕业之后回老家，嫌这工作累嫌那工资低，在家躺了整整五年。
五年啊！不是五天、五个月，是五年。
他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起来就开电脑打游戏。
饿了就叫外卖，渴了就喝可乐。
我做的饭他嫌不好吃，我给他买的衣服他嫌土。
有一回我实在气不过，说了他几句，他把筷子一摔：“你懂什么？现在大学生遍地都是，一个月两三千块钱的工作也好意思让我去？”
我说不好好干怎么知道将来咋样？他烦了，直接回了房间，“嘭”的一声把门关上。
小儿子马国伟更别提了。
他初中毕业就不念了，说不是读书的料。
我想着不读书也行，学门手艺吧。
可他不肯，天天跟着他哥混，哥哥打游戏他也打，哥哥叫外卖他也叫。
两个人一台电脑，能从天黑打到天亮。
我跟老伴种了八亩地，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也就挣个两万来块钱。
两个儿子一个月光外卖就要花一千多，再加上游戏充值，衣服鞋子，我跟老伴那点收入根本就不够。
老伴马德柱是个闷葫芦，一辈子不爱说话。
年轻的时候在建筑工地干过，后来腰不行了，就回家种地。
两个儿子不争气，他心里也着急，可就是不会骂人。
有一回他喝了点酒，红着眼眶跟我说：“秀兰，是咱没教好。”
我说：“不是咱没教好，是他们自己不成器！”
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是个下着小雨的秋天。
我高血压犯了，头晕得厉害，躺在床上动不了。
我喊老伴，老伴去地里了，不在家。
我又喊两个儿子，喊了老半天，客厅里传来游戏的声音，没人应我。
后来是大儿媳妇吴晨曦下班回来，发现我躺在床上脸色发白，赶紧给我倒了水，伺候我吃了药。
她嫁过来两年了，在镇上小学教书，一个月挣三千多，大部分都贴补了这个家。
我躺在床上，听着客厅里两个儿子打游戏的声音，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流。吴晨曦坐在床边，握着我的手，一句话也没说。
那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就想着一件事：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这样下去，这两个儿子就真废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做了一个决定。
02
我跟老伴说，咱出去打工吧。
老伴蹲在门槛上，半天不说话。他抽完一根烟，又点了一根，才闷闷地问：“走了，他俩咋整？”
“爱咋整咋整。”我说，“饿不死就算有本事。”
我知道老伴心里难受。
哪个当爹的愿意扔下儿子不管？
可实在是没办法了。
你说要打，两个儿子都二十好几的人了，打不下手。
你说要骂，骂了几年了，人家当耳旁风。
你说不给钱，他们能偷你钱包。
有一回我把我的存折藏起来了，国梁翻箱倒柜找出来，取了两千块买了套游戏装备。
我气得浑身发抖，他倒好，说：“不就是两千块嘛，等我以后挣了大钱还你。”
可这“以后”到底是啥时候？
我妹夫陈俊才在南方干装修，开了一家小公司，说缺人手。
我打电话跟他一说，他一口就答应了：“姐，你让姐夫来吧，工地上正缺水电工。你要是想来，可以给工人做饭，一个月给你三千。”
三千啊，比种地强多了。
我们收拾东西那天，两个儿子还在睡觉。
我把最后一锅馒头蒸好，留着纸条放在灶台上：“锅里有馒头，够吃三天的。吃完自己想办法，饿死了别怪我们。”
走的时候，我站在村口回头看了一眼。
老房子灰扑扑的，院子里的枣树结了一树的果子，红彤彤的。
那是前年栽的，一共结了没几个，被两个儿子摘了吃了，一个也没给我留。
上了汽车，我忍不住哭了。老伴骂我没出息，说：“不是你说的要走吗？哭啥？”
我说：“我心疼那棵枣树。”
其实哪里是心疼枣树。我是心疼自己，辛辛苦苦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到最后连个盼头都没有。
汽车开到镇上，我收到一条短信，是吴晨曦发来的：“妈，你们在车站等一下。”
我俩在车站等了十几分钟，她骑着电动车来了，眼睛红红的，递给我一个信封：“妈，这里有三千块，你们带上。那边啥都不方便，先买点东西用着。”
我不要。我说你一个月就挣那点钱，还要养活那两个废物，别给我们。
吴晨曦把信封塞到我手里，说：“妈，这事是我没本事，没管好他们。你跟我爸出去，别担心家里，有我在呢。”
我看着她，心里又酸又疼。
这姑娘长得标致，又是城里人，嫁给国梁真是亏了。
当初她爹妈不同意，她非要嫁，说国梁有出息。
可现在呢？
出息个屁。
车开了，我趴在窗户上往后面看。吴晨曦一直站在那儿，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她也没理。我心想，这姑娘，比那两个废物强一百倍。
03
南方的工棚像铁皮罐头，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
我跟老伴住的工棚五平方米，放了一张上下铺，连转身都费劲。
一个月房租八十块，水电另算。
头一个月住进去，我整宿整宿睡不着，闷热，蚊子多，隔壁打呼噜的声音震天响。
我四点半就得起来，开始洗菜、切菜、蒸馒头。
工地上三四十号人，早饭七点吃，午饭十二点，晚饭六点。
我一个人忙活，从早到晚脚不沾地。
刚开始那一个月，我的腰疼得直不起来，膝盖站肿了，晚上用热水泡一泡，第二天接着干。
老伴也好不到哪去。
他做水电工，天天爬脚手架，夏天晒得跟煤球似的，冬天手冻得裂口子。
有一回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腿上划了一道口子，缝了八针。
我没敢跟任何人说，怕家里担心。
工地上有个老王头，比我大两岁，也是出来打工的。他问我：“家里没孩子吗？咋这么大年纪还出来遭罪？”
我说有，两个儿子呢。
老王头说：“那就好，等儿子出息了就享福了。”
我没吭声。
心里想，我这两个儿子，啥时候才能出息？
头一年，我每个月往家里寄一千块钱。
我不是心疼他们，我是心疼儿媳妇。
吴晨曦一个人养着两个大男人，还要还房贷，日子不好过。
我把钱寄给她，叫她别告诉那两个废物。
吴晨曦每次收到钱都给我回电话：“妈，你们在外边注意身体，别太累了。”
我问她国梁国伟咋样，她就说还行，在忙。
我心想，还行？还躺在床上打游戏叫还行？
第二年我就不寄钱了。我攒着，想着攒够了就给老伴买个养老保险，将来有个保障。
有一回我实在熬不住，偷偷给吴晨曦打了个电话。我问国梁工作了吗？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吴晨曦说：“妈，别问了。”
那三个字让我一宿没睡着。别问了。什么意思？是还那样？还是有什么别的事？
我想问清楚，又怕问清楚。当妈的就这样，又想知道又不敢知道。
老伴看我翻来覆去，问我咋了。我说没事，就是有点想家了。
真的想家。想那个破院子，想那棵枣树，想邻居家的狗。可更想的是家里那两个人——不是那两个废物儿子，是那个委屈巴巴的儿媳妇。
我知道她不容易。一个城里姑娘，嫁到农村来，伺候两个大男人，还要教书养家。这五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有一天晚上，工地上停电，大家都坐在棚子外面乘凉。老王头问我：“你不想你儿子啊？”
我想了想，说：“想有啥用？不争气。”
老王头叹了口气：“儿孙自有儿孙福，咱当爹妈的，操心也没用。”
话是这么说，可哪个当妈的不操心？
04
五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五年里，我的头发白了一半，老伴的腰弯得直不起来了。我们攒了三十万块。不多，但够养老了。
我妹夫陈俊才说我俩干活实在，想让我俩别走了，就在他公司干。他说南方机会多，再过几年能攒更多。
我嘴上答应，心里却老惦记着回家。不是惦记那两个废物，是惦记那棵枣树，惦记邻居家的狗，惦记村口的小卖部。
最重要的是，我想看看那两个废物现在啥样了。
老伴问我：“打个电话给家里说一声？”
我说不打，偷偷回去，看看他们过成啥样了。要是还躺在床上打游戏，我就把这三十万全捐了，一个子儿也不给他们。
老伴说：“你呀，就是嘴硬。”
我知道他心里也惦记。
回去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
火车上人多，我跟老伴挤在硬座上，对面坐着一对年轻夫妻，抱着一岁多的孩子。
孩子哭，夫妻俩轮着哄。
我看着他们，突然想起国梁国伟小时候，也这样软乎乎的一团，抱着就不撒手。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老伴靠在窗户上睡着了，脸上皱巴巴的，像个老头子。
我看了他一眼，心想：我俩这辈子到底图个啥？
年轻的时候穷，为了孩子拼命干活。
孩子大了，不争气，还得出来打工。
好不容易攒了点钱，却又老了。
火车到站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我跟老伴打了个摩的，颠颠簸簸地到了村口。
五年没回来，村子里变了不少。原来的土路修成了水泥路，路两边种了桂花树。有人家起了新房子，三层小楼，贴了白瓷砖。
可我家还是老样子。灰扑扑的墙，生了锈的铁门，墙角的青苔长了一拃高。
我从兜里摸出钥匙，插进锁孔里。钥匙有点涩，转了几下才开。
老伴拦了我一把，小声说：“要不再看看？”
我说：“看啥？看了不还是那样。”
其实我心里也有点慌。我怕推开门，看见的是空荡荡的屋子，两个儿子都不在了。更怕的是他们还在，还是那副德行，歪在沙发上打游戏。
我深吸了一口气，把门推开了。
05
一股红烧肉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
我愣住了。老伴在后面也愣了，小声嘀咕：“咱是不是走错门了？”
我往里走了两步。
院子扫得干干净净，以前的鸡窝拆了，种了几盆绿萝，墙上还挂着一个竹编的篮子，里面放了几个柿子。
我种了两年的那棵枣树还在，树干粗了一圈，上面挂着几个干瘪的果子。
堂屋的门开着，透出暖黄色的灯光。
我走进去，客厅收拾得整整齐齐。
以前堆满外卖盒子的茶几被擦得锃亮，上面放着一个烟灰缸和一台笔记本。
电视换了个新的大屏幕，旁边还摆了一盆发财树。
厨房传来炒菜的声音。很轻，锅铲翻动的声音，油锅滋啦滋啦响。
我正发愣，小儿子国伟从厨房里探出头来。
五年没见，他瘦了。以前圆滚滚的脸现在有了棱角，下巴上冒出一层胡茬。他系着一条蓝色的围裙，头发剪短了，看着利利索索的。
看见我，他愣了一下，手里的锅铲“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我没说话。我看着他围着围裙的手，上面全是烫伤的水泡，有的已经结了痂，有的还泛着红。
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
国伟赶紧跑过来，伸手要接我手里的编织袋。他的手掌粗糙了很多，虎口处有一道深深的疤。
“妈，你咋瘦了这么多？”他说话的声音变了，没以前那种吊儿郎当的调调，低沉了很多。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啥了。来的时候想了一路骂人的话，这会儿全都忘了。
“你哥呢？”我问。
国伟往书房努了努嘴。
我正想往书房走，就听见里面传来一个声音：“图纸我改了三遍了，明天要是还过不了，一分钱我都不要你退！”
接着是拍桌子的声响。
是国梁。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推开书房的门，手里攥着一卷图纸。
五年没见，国梁也变了。他瘦了，脸上的肥肉没了，轮廓变得很硬。眼角多了一道疤，从左眼皮一直拉到耳朵根，看过去有些狰狞。
看见我的那一刻，他的手一松，图纸掉在地上。
“妈……”他张了张嘴，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我盯着他脸上的疤，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拽了一下。
“这是咋了？”我问。
国梁没说话，低下头，把图纸捡起来。他的手也在抖。
国伟从厨房里走出来了，端着一盘菜，放在桌上：“妈，爸，吃饭吧。”
我这才注意到桌上已经摆了三菜一汤。红烧肉冒着热气，炒青菜还泛着油光，汤碗里飘着葱花。
五菜一汤，热气腾腾的。像过年一样。
06
一家人坐在饭桌上，谁都没动筷子。
国梁低着头不说话，国伟端着碗发呆。老伴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国梁脸上的疤。
我深吸了一口气，问：“说说吧，这五年，你们都干啥了？”
国梁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嘴张了张，又闭上了。国伟想说话，被国梁瞪了一眼，也闭了嘴。
“咋了，哑巴了？”我的声音突然提起来，“刚才在书房不是挺能说的吗？图纸改了八百遍，明天过不了，一分钱不要退？这是谈生意呢？”
国梁没吭声。
“说话！”我“啪”地拍了一下桌子。
国梁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他这么一哭，我心里更难受了。这个大儿子从小到大很少哭。小时候被别的小朋友欺负了，他也咬着牙不哭。我骂他，他也不哭。现在倒哭了。
“妈……”国梁的声音抖得厉害，“我对不起你。”
他跪在我面前，膝盖磕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我送外卖的时候被车撞了。那天雨下得很大，我骑电动车闯了红灯。”他说着，用手指了指脸上的疤，“这一下，缝了十三针。”
我的手开始发抖。
“在医院躺了三天。”国梁说，“没敢告诉你，也没跟国伟说。我就想，这条命要是没了，就当给你们还债了。”
“放屁！”我骂了他一句，眼泪却不争气地掉下来，“你要是真没了，我活着还有个啥意思？”
国伟在旁边也哭了，用袖子擦眼泪。
“那你这手呢？”我看着国伟。
国伟低下头，把手掌摊开。那道疤从左掌心斜拉过来，很深，能看见里面的肉。
“去年跟师傅学水电，电钻没拿稳，打穿了。”国伟说着，扯出一个笑，“没事，不疼了。”
“你们……”我说不出话来。
“妈，我知道错了。”国梁还跪在地上，“你们走了以后，我清醒了。把钱糟蹋光了，家里能卖的都卖了。那三天，我跟国伟一人吃了两个馒头。”
“饿得胃疼。”国伟小声接了一句。
“我蹲在门口，胃疼得直冒冷汗。隔壁老刘的儿子给老刘送了碗面条，老刘坐在门槛上吃。我看得眼泪都下来了。我想，爸和妈从小养我不容易，我凭啥这么坑你们？”国梁说着，用手背挡着眼睛。
“第二天我找了个送外卖的活儿。刚开始不会骑电动车，摔了好几跤。国伟说去学水电，我不同意，怕他出事。他说，哥，你不让我学，咱俩就只能等死。”
国伟在旁边说：“那时候我就想，要是饿死在家里，以后别人说起来，会说老马家养了两个废物。我不想当废物了。”
我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老伴站起来，走到国梁面前，把他从地上拉起来。他拍着国梁的肩膀，声音发颤：“起来，别跪着。你们能改，爸和你妈就知足了。”
我这才发现，老伴的手也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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