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8月上旬，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的习仲勋因公前往兰州，时任青海尖扎区（今尖扎县）昂拉部落千户项谦提出了想要拜访。
在时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仲良和中共青海省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周仁山的陪同下，项谦于同年8月10日抵达兰州。
一见习仲勋的面，项谦就主动献上了哈达，并对他表示感谢：
“您了我一命，也救了成千上万的藏族同胞，不然的话，将要多少人头落地。”
图|项谦
项谦之所以如此感慨，主要是因为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因为不了解我党的民族政策，一度落草为匪，给当地的人民生活和财产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就连远在北京的毛主席也听说了此事，项谦也因此成为毛主席重点关注的六个匪首之一。
基于民族政策的考量，我党以及地方政府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对项谦进行了18次劝降，项谦却始终置若罔闻，以至于昂拉地区的老百姓，也对持续作乱的项谦心生不满。
至1952年5月3日，青海省的平叛战斗已经结束，项谦仍然率残部躲进了南乎加深林，企图负隅顽抗。
当时青海省社会各界都认为，劝降项谦的意义已经不大，要求解放军尽快开进，平定叛乱。唯独只有习仲勋仍然秉持毛主席的指示，他给时任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发电说：
“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仍是很大的。请尽快派出项谦信任的人员向他表示：只要他向政府投诚，我们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派人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千户旧制，世袭相传
1998年12月，位于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昂拉乡尖巴昂村的昂拉千户府被青海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掀开了历史上藏族千百户制度的冰山一角。
藏族千百户制度和土司制度差不多，是古代封建王朝对对青海藏族部落头目委以官职而形成的一种基层管理系统，主要是在藏族牧区施行。
元朝时期，朝廷设立了宣政院来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以及涉藏事务，而宣政院下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甘、青、川等涉藏地区。根据规定，宣抚使、安抚使及其万户、千户等官职多由当地部落首领担任。
图|昂拉千户宅院
当时元朝将在青海地区的部落视为汉藏、蒙藏沟通交流的重要通道，因此将青海藏族部落一并纳入宣政院的管辖范围内。
后来到了明清时期，这一制度虽然也有所变化，但是也被基本的沿袭下来，没有做过多的改变。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管理有所加强，但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依然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方式，因而青海地区藏族的千百户制度，也被很好的保存下来。
项谦所在的昂拉部落，就是藏族的一支，整个部落施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又称昂拉八庄，每个庄有1个百户，一个百户管辖几个自然村，共有57个自然村，人口数约5500余人（也有一说在8000人左右）。
根据资料记载，大约是在公元5世纪左右，吐蕃王朝赤热巴坚派贡叶西达杰到达这里，成为尖扎黄河两岸的头人，从此以后，赤热巴坚的后人就成为昂拉部落的祖先，后来到了清世祖顺治时期，昂拉部落的头人祖多杰为昂拉千户，负责管理昂拉地区，后来一直世袭传承下来。
事实上，经过几代人的演变以后，昂拉部落实际上居住的也不完全是藏族人，也有汉族、也有蒙古族。
1904年， 项谦出生在昂拉千户世袭家庭，27岁时接替其父亲出任昂拉千户。
当时，青海正值马步芳的的高压统治之下，项谦率领昂拉民众抵抗捐税，引起了马步芳不满，为此他曾三次派兵攻打昂拉，但都被项谦击退。
图|马步芳
考虑到昂拉地区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马步芳随即改变策略，一方面仍然保持武力威胁，一方面则出金银等物资拉拢，在藏族总千户华宝藏和活佛古嘉赛的疏通下，项谦被请到了西宁，和马步芳结为异姓兄弟，项谦也受邀出任了青海省政府参议一职。
1935年6月24日，马步芳委任项谦出任保安第六区（贵德、共和）下郭密保安团第三营（现尖扎县）营长，总人数在千人左右。
几十年来，双方一直相安无事，直至解放战争末期。
1948年9月，西北野战军进军至化隆县，项谦对我军的到来曾表示友好，还派人送去了各种物资，有鉴于此，后来贵德县解放后，党组织考虑到历史上昂拉地区的情况，承认了项谦昂拉千户的地位。
根据资料记载，党和政府在当时本来考虑任命项谦更高的职务，但项谦因为不了解我党的民族政策，是以几番相邀，项谦都没来。
1950年8月3日，青海民主人士、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马朴去世，同年8月6日，他的追悼会在西宁召开。
当时省政府给项谦发去邀请，希望他能出席追悼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项谦无法拒绝，只好勉为其难到西宁，后来青海省政府专门为他的到来开了座谈会，时任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发表讲话称：
“今天的反动分子还没有彻底肃清，他们看到各族人民翻身了，就要破坏。尤其蒙藏同胞老实忠厚，住的地方分散，匪特更容易隐匿，容易钻空子，你们不要受他们的欺骗，上他们的当。”
项谦也在会上汇报了昂拉地区藏民的生活情况，并表示拥护解放。
然而事实上就是，项谦从一开始就是在阳奉阴违。
匪特蛊惑，祸乱频生
解放战争末期，随着人民解放军不断进军，马步芳一败涂地逃亡台湾，但他并不甘心失败，临走是还布置下好几枚暗棋，意图对新生的人民政权进行破坏。
原马步芳部的高级将领谭呈祥、马忠义、孟全义、马成贤、马全彪、韩进禄等人，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仍然企图负隅顽抗，被捕后几经政府宽大，仍然不自省，直至走上绝路。
由此可见，周仁山在座谈会上那番讲话，并不只是随便说说的，只可惜项谦完全没听进去。
图|周仁山
1949年11月下旬，青海省刚刚获得解放，项谦便与马成贤、谭呈祥、韩进录、谭腾蛟等人在其弟家中集会，秘密商讨对策，意图对抗即将进入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
在谭呈祥等人蛊惑下，项谦加入“中国国民党西北革命委员会（简称西革会）”，并任委员，同时兼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
该军下辖三个师，其中两个师部署在昂拉地区，另一个师则设在贵德四区。第一师师长由藏族百户雄吾才郎担任，驻扎昂拉的麦什扎；第二师师长由回族保长马五十八担任，驻扎昂拉的瑶七村；第三师师长由回族马管家担任。
谭呈祥、马老五、马成贤、马全彪（即尕古鲁）、韩起龙、马木沙、冶鼎金、马德山、加洛、谭乎塞尼、奴日等马步芳残部军官、逃亡地主及恶霸，也纠集匪徒三百余人，盘踞昂拉。
从此以后，项谦不仅开始对抗人民政府指示，连年种植鸦片，贩毒购枪，祸害群众，还公然拒绝缴纳公粮，不交税款、阻挠人民政府发救济粮，并对辖地群众大肆摊派，要求群众购买枪支，强迫修筑工事等等。
其后数年，项谦还多次进行公开的反动宣传至公然拒绝政府工作人员和解放军进入昂拉，甚至还散步流言，污蔑我党的政策，还疯狂叫嚣：
“解放军来了就和他们拚，解放军是河里的水，我们是石头，水会流走，石头是不会走的！”
“我们与马步芳能打一下，与解放军也能打一下，打胜了就好，打败了就到草地去，组织好力量再干！”
不仅如此，项谦匪帮还频繁的外出抢劫。
据统计，在1949年10月至1951年10月的两年间，昂拉地区叛匪外出抢劫多达三十六次。
其具体暴行包括但不限于：
1949年11月，解放军某部班长魏太平和贵德县公安战士蒋福有先后遭项谦暗害。
1949年11月22日，昂拉叛匪抢劫乐都瞿坛乡浪应村，掠走马匹二十六匹，并残忍杀害村民一人。
1950年12月，匪徒抢劫化隆黑城子尕楞沟的贩粮商人，杀害群众六人，打伤一人。
1951年6月6日，匪徒三十余人袭击在罗哇村开会的武工队。
1951年9月9日，项谦纠集五百余匪徒，分四路围攻我进藏工作组。
1951年12月29日，项谦所属匪众八百余人，分三路向贵德铁瓦寺一带的解放军发起进攻。
1952年2月16日，匪首马全彪率八百余人，进攻秀甲吾居的解放军驻军独立团五连。经一天一夜激战，匪徒方被击退。
1952年3月2日，项谦部二百余人越过同仁河，窜至循化县境的宗务地区。
1952年3月4日，匪首宗吾加洛等率众五百余人，侵占加家山、多家山，并向康家进攻，妄图消灭我驻黄河以西的二团一营部队。
1952年3月4日至7日，项谦命令匪首马木沙、宗吾加洛、秋吉等人率众袭扰贵德县六区驻军，并进行抢劫。
至此，昂拉匪患已经成为青海一省最大的问题。
十八劝降，终归正途
按说针对项谦这样的巨匪，即便再本着宽大为怀的政策，但其言其行，已经代表了其顽固不化，我党应该对他予以坚决的消灭才是。
可事实上就是，党中央基于解决问题的必要，始终采取和平的手段，从没有越雷池一步。
从1950年6月到1951年8月，青海省委、人民政府先后六次派人劝降，但都被项谦拒之门外，这其中还包括在藏传佛教界最具声望的喜饶嘉措活佛。许多同志当时都已经沉不住气，强烈要求人民解放军出兵。
还是习仲勋听说了此事，特意致电劝说：
“绝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1年9月1日，省协商委员会扎喜旺徐、马良副主席、班禅代表、塔尔寺代表、省政府委员兼省人民监察委员松布、省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古嘉赛和各族各界代表10余人亲赴昂拉谈判。
项谦非但不感念，反而还辱骂劝降的代表，并罚劝降代表在太阳底下晒了３个小时，后来恼羞成怒之余，竟然派人埋伏在接近昂拉地区的贵德县四区边界，企图谋害马良副主席及各族各界代表，好在此阴谋因事泄，未能成功。
尽管此去劝降危险重重，但还是有许多人不顾危险，前往昂拉劝降。
这其中最令人钦佩的当属喜饶嘉措活佛，其实以他的地位，完全没必要亲身赴险。
特别是在1951年9月项谦阴谋杀害劝降代表事发后，当时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此去危险重重，但他还是多次亲身前往昂拉，意图用最大的诚意感动项谦
至1952年4月上旬，青海省委、省政府一共派出了43人次的劝降代表，累计劝降了17次，始终无法劝说项谦回心转意。
在中央授意下，青海省委、省政府终于下定了决心要解决项谦匪患。
1952年4月下旬，中央特意指示：
“昂拉匪部经17次争取，仍怙恶不悛，应坚决予以歼灭。”
不过，在对待匪首项谦上，毛主席还是留了一点余地：
“项谦如被俘获，带到西宁好好相待；对项谦等昂拉族上层人物的财产一概不动。”
1952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第一军以及配属各团总计万余兵力，正式开赴昂拉地区剿匪，次日，青海省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政治协商委员会、青海省人民政府发出《为清剿尖扎土匪告各族人民书》：
“项谦的罪恶是深重的，人民政府之所以一再宽容，不忍用兵清剿，主要是为免使当地人民遭受战争之苦。为争取项谦本人能与匪徒脱离关系，服从人民政府领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等前去昂拉争取17次之多，但项谦竟然执迷不悟，夜郎自大，以为我宽大可欺……当此匪徒日益扩大叛乱，各族各界人民一再要求清剿之际，省人民政府为了解救被匪徒蹂躏的各族人民，不得已接受各族人民的申请，派兵进剿，实属仁至义尽、忍无可忍的措施。”
事实证明，项谦匪部确实是夜郎自大，马步芳解决不了的，不代表人民解放军也不行。
当时，我军根据情报，已经大致摸清了项谦匪部的情况，战斗从5月2日凌晨发起，至中午12时就已经宣告结束。
项谦匪部基本上是一触即溃，只有匪首项谦率领着残匪侥幸突围到了南乎加深林。
至此，项谦匪部已经是垂死挣扎，按理来说，我军应该乘胜进剿，但本着宽大为怀的原则，还是对其进行最后一次劝降。
1952年5月10日，以省委统战部部长周仁山、省协商委员会副秘书长古嘉赛、省民委委员岳赛多杰等为首的代表团率领医疗队、贸易队、电影队、救济队前往尖扎地区开展工作。
周仁山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当地群众发表了讲话：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把自己的村庄里逃出去的人们从山里面、森林中叫回来，政府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就是上当受骗的或有些小问题的，只要赶快回来，放下武器投诚，政府保证其不受惩罚，既往不咎。在宗教信仰上，人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切实执行信教自由政策，寺院的喇嘛僧众，可自由念经，决不干涉。人民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这次对于受匪特影响的地区，除了医疗、救济之外，还把二年的牧税、公粮特于豁免。就是项谦本人，如果与匪特断绝关系，赶快回来时，对他的生命、财产、地位也绝对予以保证。”
各工作组遵照党的民族政策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认清了项谦匪部的真面目。
1952年7月11日，在经过两个月细致艰苦的工作后，项谦终于决定投降，并向政府交出了全部的武器弹药。
考虑到项谦对我党政策始终持有怀疑的态度，习仲勋还特意指示青海省委：
“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地稳定项谦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其顾虑，争取长期靠我。项谦如目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强，就让住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
项谦后来回到家以后，看到了政府对他的财产分毫未动，并对他的家人进行了细致照顾，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后来主动找到了时任中共尖东工委书记王鹏远，很诚恳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同年7月31日，已经放下戒心的项谦前往西宁，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热烈欢迎，时任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省委书记张仲良不仅表示对其过往既往不咎，还同意保留其千户职务。
项谦投降后，被安排出任了尖东县尖扎县首任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青海省政协常委等职。
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向毛主席汇报了昂拉有关情况后，毛主席还忍不住感慨，后来他见了习仲勋，还盛赞他：
“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年年底，项谦赴北京参观，受到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1958年，黄南地区发生了反革命武装叛乱，项谦因此受到了牵连，被免去了尖扎县县长、黄南州副州长职务，安置为州政协委员。
1959年3月12日，项谦因病去世，享年55岁。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黄南藏族自治州对当年平叛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纠正，并未项谦进行了平反，其受牵连的亲属、子女后来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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