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清史稿》《胡雪岩全传》《盛宣怀档案》《左宗棠全集》《申报》光绪年间报道、《杭州府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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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深秋。
杭州的桂花早已落尽，那股甜香随着秋风散进了街巷里，不知飘去了何处。
西湖边的柳枝垂着，叶子黄了一批又一批，风一过，打着旋儿落进水里，漾开一圈圆晕，随即平复，什么都没留下。
撑船的老艄公裹着蓑衣坐在船尾，眯着眼睛看远处的山，一声不吭，湖面上只有桨声，只有水声，显得格外空旷。
胡家大宅坐落在杭州元宝街。
这条街上的人，从老到小，没有不认得这座宅子的。
门口那对石狮子足有半人高，狮眼炯炯有神，雕工极为精细，底座上刻着卷草纹，年头久了也没有褪色。
大门的门楣宽阔，红漆描金，门环是铜制的，打磨得锃亮，逢年过节挂起灯笼，半条街都跟着亮堂起来。
平日里来往的车马不断，轿子抬进抬出，操着各地口音的人进进出出，把元宝街踩得热热闹闹，市井的烟火气和官商的派头，在这条街上奇异地融合在一起。
但光绪九年的这个深秋，元宝街的气氛不对了。
账房的灯彻夜不熄，算盘珠子拨得急而乱，声音在空旷的院子里回响，像是什么东西快要撑不住了。
管家走路不再昂首挺胸，眼神飘忽，见了人也只是低着头快步走开。
守门的护院站在门口，眼睛时不时往街道两头扫一扫，又很快收回来，一声不吭，脸上的表情比往日僵硬了许多。
宅子里的主人，叫胡雪岩。
这个名字，在光绪九年以前，几乎是整个大清商界的另一个说法。
他从一个杭州钱庄的小学徒起家，一步一步走到了旁人望尘莫及的位置。
阜康钱庄的招牌立在全国二十余处，丝行的买卖做到了欧洲洋商的门槛前，胡庆余堂的药香在杭州城里飘了许多年。
他顶着朝廷赐下的花翎，穿着官服，在官商两界来去自如，身家之巨，一时无两。
他身后，还站着左宗棠。
左宗棠西征新疆，数年征战，军饷所需数额庞大，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靠胡雪岩一手筹措、一手垫付才得以周转。
凭着这层关系，胡雪岩在整个大清的官商两界，没有几个人敢轻易招惹他。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光绪九年这个深秋，开始一步一步走向覆灭。
不是兵祸，不是天灾，是三条计谋。
而设下这三条计谋的人，叫盛宣怀。
【一】江浙生丝：一场蓄谋已久的豪赌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生丝是国际市场上最紧俏的货物之一。
法国里昂的丝织厂日夜开工，纱锭不停，对原料的需求永远填不满。
意大利的纺织商不远万里来华订货，开出的银子一次比一次多。
整个欧洲市场，对东方生丝的渴望，几乎没有上限。
日本蚕桑业虽已起步，但彼时产量有限，质量也难以与中国相抗，在国际丝市上，中国生丝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
江浙两省，是中国生丝最主要的产地。湖州、嘉兴、苏州、杭州，蚕桑之业代代相传，每年春蚕、夏蚕、秋蚕三季，蚕农们守着桑园，缫出一缕缕细丝，送进各地丝行，再由丝行转手卖给洋商。
整条产业链上，货物从蚕农手里出发，经过丝行，最终流入洋商的仓库，再装上轮船，运往大洋彼岸。
这条链子，看起来运转稳固，实则暗藏一处积弊。
中国的丝行商人，各自为战，彼此之间缺少协调，在和洋商谈价格时，往往各打各的算盘，形不成合力。
洋商则不同，他们背后有跨国商行的支撑，信息来往密切，彼此之间有时暗中联手，压价时口径一致，你说低我说低，把中国商人逼得只能就范。
久而久之，生丝的定价权，几乎牢牢握在洋商手里。
中国商人辛苦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到头来，价格上的主动权却在别人那里，这是一代代丝行商人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口气。
胡雪岩在这个行当里摸爬了许多年，深知其中积弊，也深知这口气憋了多久。
他想出了一个办法：用钱把货源全部握住，再用货源来压着洋商谈价。
逻辑上，这招是通的。
江浙一带每年的生丝产量有限，总量就那么多，若有人能把绝大多数货源集中到自己手里，市面上无货可买，洋商不管心里愿不愿意，都只能按中国商人开出的价格来。
这不是蛮干，是用资本硬生生地扭转供需关系。
而胡雪岩有这个本钱。
阜康钱庄二十余家分号吸纳的存款，包括各地官府寄存的官款，以及向洋行借入的短期外债，这些钱汇在一起，足以支撑这场豪赌的盘子。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胡雪岩开始动手收丝。
他派出人手，分赴湖州、嘉兴、苏州、杭州等地，逢丝便收，价格给得比市价略高，让蚕农和小丝行都觉得划算，没有理由不出手。
消息一传开，货源就像流水一样涌进了胡家的仓库，一批一批堆进去，堆得满满当当，连走道都塞得差不多了。
押运生丝的队伍在官道上络绎不绝，赶车的脚夫吆喝着牲口，装满货的车轮在石板路上碾出深深的辙印。
胡家的管事在仓库门口守着，一批货进来，一笔账记上，日日如此，从春天记到秋天，从这一年记到下一年。
到光绪八年、九年间，胡雪岩前后动用的资金，据后来研究者的估算，已在一千五百万两白银左右，甚至更多。
这批生丝，分存在他杭州、上海等地的数个大型仓库里，体量之大，在当时的商界堪称空前。
货在手里了，接下来，是等洋商来谈。
起初，形势似乎朝着胡雪岩预想的方向走。
洋商们发现市面上的生丝货源骤然紧缺，想从别处调货，却发现各地的货大多已被胡家收走，坐不住了，开始派买办上门接触。
谈判桌上，双方你来我往，洋商给的价格远低于胡雪岩的预期，一口价压在那里，不肯动弹；胡家的人则咬定不让，两边就这么僵着，一天一天地耗着。
杭州城里的商人们私下传说，都讲胡老板这回眼光毒，生意必然大赚，等洋人撑不住了自然要来服软。
没有人注意到，暗处已经有一双眼睛，把这盘棋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已经开始在棋盘的边角上悄悄落子。
【二】盛宣怀其人：一个在暗处布局的猎手
光绪九年，盛宣怀四十三岁，正当壮年。
他是江苏常州武进人，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出生，出身官宦家庭，自幼受过正经的教育，四书五经读得熟，算盘也打得准。
早年科举不顺，几次赴考，都未能高中，这条路走不通，他便换了一条路。
投效李鸿章幕府之后，盛宣怀找到了自己真正擅长的天地。
他不擅长写绮丽的奏章，却极擅长洋务上的经营和周旋。
洋人的生意他看得懂，官场上的门路他摸得清，能把两者揉在一起用，让人找不到破绽，这在那个年代是极稀缺的本事。
李鸿章很快发现了这个人的价值，一步一步把他往重要的位置上推。
轮船招商局，是盛宣怀经手主持的重要机构之一。
这个机构以华资轮船经营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与洋商的航运公司在货运市场上正面竞争，是晚清洋务运动里颇为重要的一块棋子。
电报总局，同样是盛宣怀参与主持的机构。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中国第一条长距离电报线路在天津与上海之间建成通报，此后逐步延伸至更多城市，北至京津，南至两广，东至沿海，西至内陆腹地，这套电报网络，是当时信息传递速度最快的渠道，没有之一。
消息从一座城市发出，片刻之间便能在另一座城市收到，这种速度，是书信、快马、买办口传所完全无法企及的。
而这套网络，在盛宣怀手里。
盛宣怀和胡雪岩，一个在北方的洋务体系里经营，一个在南方的商业版图里扩张，两人背后各自站着不同的人。
胡雪岩身后是左宗棠，盛宣怀身后是李鸿章。
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政见龃龉多年，路数迥异，各有各的一套主张，两人明里维持着官场上的体面，实则各自扶植各自的人马，在多个领域暗中角力，互不相让。
这种角力，有时以奏折的形式出现在朝廷，有时以政策的形式落在地方，而在光绪九年前后，它悄悄落到了商场上，落到了生丝上，落到了胡雪岩和盛宣怀之间。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左宗棠奉旨入京，任军机大臣。
这是一个看起来位置更高的职位，却意味着他在东南地方的直接影响力大为减弱。
没有了左宗棠在两江、陕甘等地的直接庇护，胡雪岩身上那把保护伞，开始出现了缝隙。
盛宣怀注意到了这个变化，而且注意得很早，很仔细。
他开始认真研究胡雪岩这盘棋的每一处细节。
越研究，越看出了问题所在。
胡雪岩囤丝的盘子极大，动用的资金来源复杂多样——有钱庄自有资金，有各地官府寄存的官款，有向洋行借入的短期外债。
每一笔钱都有时间成本，借来的钱每天都在产生利息，仓库里的货每天都在产生仓储费用。
这意味着，时间本身就是胡雪岩最大的敌人：货卖得快，资金回笼，一切安好；货若积压，时间越长，窟窿越大，直到某一天，再也撑不住了，整盘棋便会轰然崩塌。
阜康钱庄同样存在一个结构性的弱点。
它吸收的存款是活期的，随时可以被支取；而放出去的贷款和压在生丝上的本钱，都是无法立即收回的。
两者之间靠的是存款总量的稳定来维持平衡，一旦大量存款在同一时段内被集中提取，流动资金立刻告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挤兑"。
盛宣怀把这两处死穴看清楚之后，开始悄悄布局。
他要打的，是一场三管齐下的围猎——从信息、从资金、从官场，三个方向同时发力，将胡雪岩困死在这张网里，让他无处腾挪，无处可逃。
【三】三条计谋次第落下
盛宣怀的第一条计谋，从信息下手。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夏秋之间，欧洲市场上确实出现了一些对中国生丝不利的动向。
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当年的蚕桑产量有所回升，部分欧洲纺织厂因经济周期波动而缩减了采购计划，国际市场对中国生丝的需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
这些变化放在正常的市场周期里，属于寻常的波动，远未到致命的程度，若胡雪岩能及时调整策略，降价出货，虽然少赚，但不至于大亏。
然而盛宣怀手里握着电报总局。
那个年代，国际商业行情的传递，最快的渠道就是电报。
谁能更快获得外部市场的真实消息，谁就能在谈判中占据先机。
胡雪岩的情报来源，靠的是书信往来、买办口头传递，以及商界同行之间的互通消息，时效性和准确性都远不及电报，两者之间的信息差，是结构性的，无法弥补。
盛宣怀将欧洲市场上那些本属寻常的不利信号加以放大，在其中掺入若干失实的细节，再通过电报渠道，向上海、杭州的商界广为散布：
欧洲蚕桑大丰收，洋商对中国生丝的需求将大幅萎缩，市场价格注定要大跌，持货者应尽快出手，否则亏损难免。
这个消息在商界迅速流传，没几天工夫便传得满城皆知，街头茶馆里的人谈起来，都是这套说法。
谈判桌上，洋商们得了这个风声，立刻腰杆硬了起来。
他们咬死低价，就是不肯往上动一分，心里清楚，只要继续拖下去，胡雪岩那边的资金压力会越来越沉，早晚要主动松口。
洋商们甚至不急着来谈，只是等着，等胡家撑不住了，自然会有人来找他们。
胡雪岩这边，等了一天又一天，洋商毫无松动的迹象。
仓库里的生丝压着，利息一天天在滚，仓储费用一日日在累积，焦虑开始在胡家上下蔓延。
胡雪岩派出去探消息的人，带回来的都是市场行情不好的说法，却没有人能说清楚这消息到底从哪里来的，是真是假。
就在胡雪岩在信息迷雾里看不清方向的时候，盛宣怀的第二条计谋，已经开始落子了。
盛宣怀的第二条计谋，冲着阜康钱庄的命脉而去。
光绪九年秋，上海爆发了一场波及面甚广的金融风波。
这场风波的直接起因，是中法之间因越南问题的紧张关系持续升温，法国资本开始从中国市场大规模收缩，连带引发了上海钱庄业的信贷收紧。
多家规模较小的钱庄先后出现流动性困难，市面上银根骤然吃紧，商界人心惶惶，谁都不知道下一家出事的会是哪里。
这本是一场波及整个上海钱庄业的行业性危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并非唯一受波及的机构。
但盛宣怀将这个时机牢牢抓住了。
他通过李鸿章的渠道，向多个省份的地方官员悄悄传递了一个信号：阜康钱庄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存入其中的官款存在相当的风险，各地宜尽快妥善处置。
这句话，在官场上引发了一场无声的连锁反应。
地方官员的第一反应，是自保。
官款若是压在出了事的钱庄里无法取回，轻则被上司追责，重则乌纱难保。
收到风声的官府，陆续向阜康各分号提出了提取官款的要求，一封公文接着一封公文，催得紧。
与此同时，市面上开始流传阜康要出事的风声。
这风声传得极快，极准，像是有人在背后推着走，从茶馆传到街头，从街头传到商号，从商号传到普通百姓的耳朵里。
存款的商户和百姓，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赶紧去把钱取出来，免得压在里头血本无归。
光绪九年十月下旬，阜康上海分号门口出现了排队提款的人群。
长龙从柜台一直排到门外，又从门外排到了街上。
消息传到杭州，杭州总号同样人满为患，前来提款的人把大堂挤得水泄不通。
宁波、镇江等地的分号，相继传来告急消息。二十余家分号，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陷入了挤兑的浪潮。
胡雪岩连夜组织在各分号之间腾挪调配资金，从这里挪一笔到那里，再从那里挪一笔到别处，拆东墙补西墙，没有一刻停歇。
但无论怎么腾挪，都追不上提款的速度，资金缺口像一个填不满的窟窿，越来越大。
更雪上加霜的是，胡雪岩此前替朝廷经手了一笔向汇丰银行借入的外债，这笔外债到期后，本应由官方出面偿还。
但李鸿章一方在处理这笔账务时刻意拖延，迟迟不将偿债资金拨付到位，导致胡雪岩只能先行从阜康账上垫付，才能避免对外违约丢了朝廷的脸面。
这一进一出，将阜康本就偏紧的流动资金压榨到了临界点。
盛宣怀的前两条计谋，一条乱了胡雪岩的眼睛，让他在信息迷雾里判断失准；一条掐住了阜康的咽喉，让资金链从内部开始断裂。
然而这还不是最后一刀。
盛宣怀的第三条计谋，专门等在胡雪岩走投无路、把最后的希望押向京城的那一刻。
胡雪岩在四面告急之中，把目光转向了朝廷。他想到了多年来替朝廷筹饷垫款的情分，想到了左
宗棠还在京城任职，想到了那一张张写满数字的账册，每一笔都是他为朝廷垫出去的真金白银。
他相信，只要朝廷给一句话，让各地官府暂缓提取官款，给阜康一个喘息的窗口，或许还能撑过去。
他开始着手向上陈情，把这最后一张牌，往桌上推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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