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少将在被揪斗过程中因胃部大出血昏迷，全连官兵轮流献血最终将他挽救回来！
1956年春，石河子南郊的棉田里新竖起的水塔还在滴水，远处的塔吊与连排营房交错，一座由转业官兵搭起的“军垦城”雏形已现。这里便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八师师部，当时的官兵不到二十万，却承担着开垦边疆、守卫边疆的双重任务。制度上，它既是部队，又是地方政府——军政合一，这在全国绝无仅有，也为后来一连串矛盾埋下了伏笔。
裴周玉到新疆任职是在1964年。他的军衔是少将，履历里写着“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但兵团官兵更在意的是：这位新政委能不能让石河子的麦子多一点，能不能让冬天的电灯别再忽明忽暗。周恩来同年秋天视察兵团时提到，“把机关搬到石河子，离棉田近，离群众近”，裴周玉点头，几乎当场拍板。不到一年，机关楼就在麦田边拔地而起，石河子成了兵团真正的心脏。
1966年夏，一夜之间，机关大院的白墙被密密麻麻的大字报遮住。口号、檄文、名单，写满质问与指责。有学生骑着卡车进院，高声喊：“交代！”裴周玉胃病复发，却仍拄着木棍走到台前。两旁跟随的干部劝他，“政委，身体要紧。”他轻声回答：“站着比躺着好听。”话音刚落，批斗开始，吵嚷声、口号声、鞭炮一样此起彼伏，整整四昼夜，裴周玉靠一壶淡盐水撑下来，胃部连翻绞痛。
动荡愈演愈烈。1967年3月，中央紧急通知：裴周玉、丁盛、王恩茂等暂赴北京“汇报工作”。这是一道保护令，兵团警卫连护送首长上火车时，车站外仍有人挥旗叫骂。四个月后，三人带着周恩来“先稳定，再生产”的指示返回新疆。可是机关刚挂牌，另一波围攻又起：学生占楼、绝食、夜里放冷枪，甚至在院墙上挂出棺材示威。兵团内部两派对立，任何一句话都可能被视作“站队”，空气里淤积着火药味。
剧烈的对抗摧残了人的身体。裴周玉胃穿孔第一次大出血是在1968年春；第二次出血仅隔了五个月；第三次出血时，他被抬上敞篷卡车游街，血迹混着尘土。1969年冬天，第四次爆发来得更凶，他在乌鲁木齐召开协调会途中突然昏倒。救护车抵达兵团医院时，血压测不到，血库又空空如也。值班军医咬牙说：“没血，请示用活体输血。”警卫连战士几乎没等命令落地就卷袖排队，“先抽我！”“我也行！”十几支血袋很快灌满温水袋，轮流送进手术室。
凌晨三点半，手术室灯熄。主刀医生摘下口罩，“胃切了五分之四，但人保住了。”裴周玉醒来时，声音沙哑：“伤口疼，兵团的事不能耽误。”护士红了眼眶，答：“医生让您安心，文件已送病房。”这样的倔强让许多人既心疼又佩服。
兵团医疗条件有限，术后营养只能靠糊状高粱面、少量牛奶维持。裴周玉坚持慢步行走，每天在病房走廊往返二百米。有人质疑：“胃几乎没了，还能干多久？”他淡淡应声：“边疆的路，比走廊长。”次年，他在石河子主持竣工了一座新粮仓，用来储存50万吨小麦，解决了北疆三个月口粮周转。
进入1970年代中后期，政治环境逐渐缓和。裴周玉退到二线，专管兵团老旧机电改造。胃切除后的并发症让他体重一度降到50公斤，但晨练一刻未停——先是慢跑三百米，后改太极，再到八十岁还能在石河子河滩骑自行车。医生问他秘诀，他笑道：“不生气，能吃一小碗粥就行。”警卫连那批献过血的兵，如今大多转业回城。当年输血记录保存在兵团档案馆，扉页上是一行铅笔字：“1969年12月，献血十七人一百四十毫升至一千毫升不等。”
裴周玉晚年住在乌鲁木齐南湾街一栋红砖小楼，客厅的墙上挂着兵团时期的黑白合影，照片里水塔、棉田、汽油桶排成一线，他站在最右侧，腰板挺直，军帽压得很低。1990年代的体检报告显示，他的血色素仍低于正常值，但肝、肾功能保持稳定。医护人员总结：长期批斗留下的后遗症还在，但运动和规律作息让身体维持了平衡。就这样，他静静生活到鲐背之年，偶尔翻看那本发黄的工作笔记，夹页里仍留着一张战士签名的输血同意书，字迹稚嫩，却见证了那个年代最难得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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