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了一辈子影评，评过上千部电影，现在却说：电影是“现实的寄生虫”。这种话从别人口中说出来，你可能笑笑就忘了，但从大卫·汤姆森嘴里说出来，分量就完全不一样。这位多产又争议不断的历史学家，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听着很温柔——《A Sudden Flicker of Light》，里面对电影的指控却一点都不温柔。他说电影是“幻想的引擎”，是“现实的寄生虫”，它“已经开始削弱我们的本性”，“把我们变成了观看者，半知半觉我们无法拥有所看到的东西”。一个把大半人生都献给电影的人，突然回过头来这样否定它，那种感觉不像是背叛，更像是他终于受够了。
他受够的是什么？你可能也有过类似的体会。一部电影看完，灯光亮起，你从那个高饱和度的世界跌回现实，周围的一切突然变得灰扑扑的。银幕上的金·诺瓦克和吉米·斯图尔特在《迷魂记》里眉目传情，每一帧都像画；《阿拉伯的劳伦斯》里沙漠的远景磅礴到让你忘了呼吸。可你一转头，客厅的窗帘好久没洗了，伴侣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头都没抬。那种落差，电影从来没有提前告诉你。它承诺了两个小时的极致鲜活，然后用“全剧终”三个字把一切收走，留你一个人带着某种模糊的失落感，不知道今晚为什么要吃外卖，也不知道身边这个人为什么不能再迷人一点。
更糟糕的是，电影连“坏的选择”都能包装得让你心动。《教父》就是最直白的例子。汤姆森提醒我们，很多人看完《教父》，不光想要迈克尔·柯里昂那套西装，还想像他一样抽烟，甚至像他那样“经营生意”——那种冷酷的果断，不动声色的掌控，看起来实在太有效了。你当然不会真的去当黑手党，但你很难不被那种“魅力型狠心”吸引。放到感情里，这几乎就是灾难的开始。你开始觉得，犹豫和柔软是不体面的，你该学电影里那样，说走就走，绝不回头，把分手搞成一场有质感的告别。可现实中真正走掉的人，往往既没有慢镜头，也没有背景音乐，只有第二天醒来空荡荡的枕头，和一堆没洗的碗。
汤姆森对电影的厌倦，并不是那种“烂片太多”的抱怨，他是对整个媒介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他甚至说，自己几十年来投给电影的注意力，让他“感到不仅仅是遗憾”——“仿佛它曾尊重过社会和历史”。这句话说得很重，潜台词几乎就是：我浪费了我最好的时光，去关注一堆最终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幻象。他还把电影和更大的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暗示那种“为镜头而生”的表演型人格能被放大，不是没有电影的功劳。也许你会觉得这帽子扣得太大了，但你不能否认，我们越来越习惯“被观看”的生活，连发一张自拍都忍不住在脑子里先过一遍“故事线”，像在拍自己的传记片。
有意思的是，汤姆森对新电影和经典导演一样不留情面。他嘲弄雷德利·斯科特爵士，“灵魂是在拍广告中形成的”；他评价库布里克，说如果这位导演能“放松一两寸，他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可怕的独裁者”。这些话从一个顶尖影评人嘴里出来，已经不是批评了，简直是在拆台。他像是在说，你们膜拜的那些造梦大师，本质上只是一群控制狂和广告贩子。他们用极致的画面和精准的剪辑，把你牢牢按在座位上，让你心甘情愿地交出两个小时的生命，去换一场醒过来什么都不会留下的梦。
可我们为什么还是会一次次走进电影院，或者点开那个播放键？其实我们心里清楚，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刚好落在黄金分割点上的拥抱，也没有人在你转身离去时刚好起风。电影给的是一种“高度完成的体验”，每一段对话都被打磨过，每一个误解都注定被解开，每一个值得被爱的角色，都能等来一个至少明确的结局。而现实呢？你发出去的消息可能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