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组长盯我看半天，打电话夸我爷爷教育好,我隐瞒身份在基层4年|刘德胜|副局长|张海峰|环卫局|科长|郑磊

楔子

我叫江远舟，今年二十七岁，是市环卫局最普通的科员。每天早上五点半，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蹬着三轮车出门扫街。

四年了，没人知道我爸是谁，也没人知道我爷爷是谁。我只说自己是农村考出来的孩子，爹妈种地供我念书。所有人都信了。直到那天，考察组组长盯着我的脸看了半天，拨通了一个电话。

第一章

那天早上和往常没什么两样。

我四点半就醒了，在出租屋里煮了碗清汤挂面，就着咸菜呼噜呼噜吃完。窗外天还黑着，楼下卖早点的李婶刚推着车出来，炉子里的煤烟顺着窗户缝飘进来。

我套上那件磨得袖口都毛了边的工作服，把扫帚和簸箕绑在三轮车后面。这辆车陪了我四年，链条绣了三回，脚踏板换了两副，车把上缠的黑胶布换了一次又一次。

手机响了，是组长刘德胜打来的。

“远舟啊，今天有考察组下来，你把你那片的活儿多上上心，别让人挑出毛病来。”刘德胜嗓门大，震得手机听筒嗡嗡响。

“知道了刘叔，您放心。”

“还有，你穿利索点，你那件工作服该换了，领口都洗烂了，让人看了说咱环卫局不讲究。”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这件工作服，领口确实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白线头。这衣服还是刚到环卫局那年发的，四年了，我就这一件。

“行，我换件新的。”

挂了电话，我翻遍柜子，只找到一件去年过年单位发的枣红色棉服。样式老旧，但好歹没破。我套上棉服，对着镜子照了照，镜子里的人黑瘦，颧骨都有点凸出来，和四年前那个白净的年轻人完全两样。

我妈要是看见我这样，估计得心疼得掉眼泪。

但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

四年前我从大学毕业，我爸想让我直接进省直机关，档案都调过去了，职位也安排好了。我在家里想了三天，最后跟我爸说，我想从最基层干起。

我爸当时沉默了很久，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从小到大，别人对我好，是因为我是江远舟，还是因为我是江书记的儿子？

我爸没回答。

我爷爷倒是笑了，拍着桌子说了句，好小子，有种。

然后我就来了这座城市，谁都不认识，谁都不知道我家是干什么的。档案上写得很简单，父母务农，户口在某偏远乡镇，大学靠助学贷款读完。

这四年，我扫过大街，掏过下水道，跟过垃圾清运车，扛过垃圾桶。今年年初刚调到办公室做了个办事员，但一线有活儿的时候，我还得顶上。

有人问过我图啥，我说不图啥，就是想靠自己活一回。

他们笑我傻，我也不辩解。

蹬着三轮车出了门，冷风嗖嗖往脖子里灌。我这片负责的是城南老城区，都是些老居民楼，路面坑坑洼洼的，犄角旮旯特别多。

五点半的街上没什么人，路灯还亮着，黄澄澄的光照在路面上。远处有狗叫，一间早餐店亮起了灯，蒸笼冒出的白汽在冷天里特别显眼。

我开始扫街。

这活儿干久了也有诀窍。扫帚不能太用力，要不灰尘扬起来呛人。扫到路边的时候要顺着风向，要不垃圾吹得到处都是。树叶多的地方要先拢成堆再装袋，省时省力。

我正扫到老百货大楼门口，听见有人喊我。

“小江！”

是刘婶，这条街的老住户了，六十多岁，每天起得早遛狗。

“刘婶早。”

“哎呀我就说你今天得当心，我刚才过来时候看见好几辆小轿车往你们单位那边开，肯定是领导来检查了。”刘婶牵着她的京巴狗，站在路边跟我说话。

“没事，我这片扫得干净。”

“你这孩子就是实在，你看你这手，冬天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刘婶啧啧两声，“我说了多少回了，让你买个厚手套，你就是不听。”

我笑了笑。其实我有手套，但干活不方便，戴上扫不干净。

“行了行了，你赶紧忙，回头有空了来家吃饭。”

刘婶走了，我继续往前扫。

扫到老槐树巷口的时候，我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里。车很干净，瓦亮瓦亮的，车牌是本地的，但号码很小。我在机关待了四年，多少懂一些，小车队里排前面的车牌，都不是一般人。

我没多看，继续干活。

车门开了，下来两个人。

一个是李副局长，环卫局分管日常工作的，我认识。另一个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深灰色夹克，戴着一副银框眼镜，气质很沉。

李副局长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朝我招招手。

“小江，来来来，过来一下。”

我把扫帚靠在垃圾桶边上，拍了拍身上的灰，走了过去。

走近了才看清那个男人的样子。五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有些皱纹，但眼睛很亮。他就那样看着我，一直看，看得我心里有点发毛。

“这是我们局的小江，江远舟，年轻人踏实肯干，在基层干了四年了。”李副局长介绍了一句，然后跟那人说，“赵组长，您看这小伙子……”

话还没说完，那个叫赵组长的男人突然开口了。

“江远舟？”

“是我。”

“你是哪里人？”

“江北市的。”我说的江北市，是我档案上写的那个偏远地级市。

赵组长盯着我的脸，眉头皱了起来。他看了得有十几秒，然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我以为他要记什么东西，结果他翻了翻通讯录，拨了个号码出去。

电话响了几声，那边接了起来。

赵组长开了免提。

电话里传出我爷爷的声音，带着点江浙口音，中气十足：“老赵？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赵组长盯着我，对着电话说：“老王，你孙子在我眼前扫地呢，你教育得真好啊。”

电话里安静了两秒。

然后我爷爷笑了一声。

“你看见他了？”

“看见了。跟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小子藏得够深的，档案上写爹妈种地，老王你啥时候改种地了？”

李副局长在旁边已经听傻了，看看我，又看看赵组长，嘴巴张着合不上。

我站在原地，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电话里我爷爷的声音又响起来：“远舟在你跟前呢？你把电话给他。”

赵组长把手机递给我。

我接过来，喊了声：“爷爷。”

李副局长倒吸了一口凉气。

“臭小子，”我爷爷在电话里笑骂了一句，“露馅了？”

“嗯。”

“露馅就露馅吧，你也瞒了四年了。你赵叔叔不是外人，是我老部下了。他现在是考察组的组长，这事闹的，大水冲了龙王庙。”

我看了赵组长一眼，他忍着笑，摇了摇头。

“行了，你把电话给你赵叔叔。”

我把手机还回去。赵组长接过去，跟我爷爷说了几句，大意是说没事没事我就是逗逗你，然后挂了电话。

场面有点尴尬。

李副局长整个人都是懵的，看看我，又看看赵组长，嘴唇动了动，没敢问。

赵组长倒是很自然，拍了拍我的肩膀：“远舟啊，你小子让我好找。要不是今天碰见了，我都不知道我老首长的孙子在市环卫局扫了四年大街。”

我干笑了两声，不知道该说什么。

“行了，你先干活，中午我让人来接你，咱们叔侄俩吃个饭。”

我点点头。

赵组长转身上了车，李副局长慌忙跟上去，临上车前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得像看鬼一样。

车开走了。

我站在原地，风吹过来，冷得我一激灵。

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把磨秃了的扫帚，又看了看那辆远去的黑色轿车，忽然觉得有点不真实。

我瞒了四年的事，就这么被一个电话捅破了。

第二章

中午十一点半，手机准时响了。

是局办公室主任老孙打来的，语气客气得不像话：“小江啊，不不不，江远舟同志，赵组长派车来接您了，车在楼下等着呢。”

我挂了电话，把身上的工作服脱下来叠好，换上那件枣红色棉服。办公室的同事都去食堂吃饭了，没人看见我下楼。

楼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不是早上那辆，但也是小车队的车。司机是个年轻小伙子，看见我过来，马上拉开车门。

“江哥，您请。”

我这辈子头一回被人叫江哥，有点不自在。

车开到了一家挺安静的饭店，门面不大，但里面装修考究。服务员引着我上了二楼，推开一个包间的门。

赵组长已经在里面了，还有一个中年女人，气质很好，穿着件驼色羊绒衫。

“远舟来了，坐坐坐。”赵组长站起来招呼我，“这是你周阿姨，我老伴。”

周阿姨笑着打量我：“哎呀，真像，跟王叔叔年轻时候的照片一模一样。”

我客气地叫了声周阿姨好，在她对面坐下来。

菜已经点好了，四菜一汤，不铺张，但很精致。赵组长给我倒了杯茶，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叹了口气。

“远舟啊，你知道我今天认出你来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吗？”

我摇摇头。

“心疼。”

赵组长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杯子，看着我继续说：“你爷爷是老革命了，打过仗，立过功。你爸现在是省委常委，省里排得上号的人物。你说你，跑到这么个地方来，扫了四年大街，图什么呢？”

我没说话。

周阿姨在旁边轻轻碰了碰赵组长的胳膊，示意他别说得太重。

但赵组长没理会，继续说：“我今天回去翻了你档案，越翻越不是滋味。你这四年，一线环卫工人干了一年半，垃圾清运跟着跑了八个月，掏下水道干了三个月，然后才调到办公室。档案上写得很简单，但我能想象出来，你是怎么过来的。”

他停了一下，声音缓了缓：“你爸就让你这么折腾？”

“我爸不知道我具体干什么。”我说，“我只跟他说我在环卫局上班，没说过扫大街这些。”

“那你跟你爷爷说过？”

“爷爷也没说过。但我估计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

赵组长沉默了一会儿，点点头：“是啊，你爷爷那个人，什么都瞒不过他。”

服务员进来上了两道热菜，是清蒸鲈鱼和一盘青菜。赵组长拿起筷子，示意我吃。

我夹了一筷子鱼，味道很好。

“远舟啊，今天叫你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想跟你聊聊。”赵组长放下筷子，“你瞒了四年，很不容易。但是你想过没有，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我没说话，等着他往下说。

“这次考察组来你们局，是你爸安排的。你爸想让你调到省里去，他觉得你在基层待得够久了。但他不好明着办，就让我借着考察的名义过来，看看你的情况，顺便把调动的事办妥。”

我心里一沉。

说到底，还是被安排了。

赵组长看我不说话，又说：“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年轻人有志气，想靠自己，这没错。但你也要明白，你家里能给你提供的资源，本来就是你的优势，你没必要为了较劲而较劲。”

“赵叔叔，”我终于开口了，“我不是较劲。”

“那你是什么？”

“我就是想知道，我值几斤几两。”

赵组长愣了一下。

“我从小到大，做什么都顺。上学成绩好，老师喜欢，同学围着我转。大学保研，毕业就能进好单位。但这些东西，有多少是因为我是江家的人，有多少是因为我自己，我分不清。”

我停了一下，看着赵组长：“我想知道，把我扒干净了，扔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给任何资源，不给任何关照，我还能不能活。”

包间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周阿姨轻轻说了句：“是个实诚孩子。”

赵组长看着我，慢慢点了点头：“行，我明白了。那这次考察，我公事公办，不给你走后门。但是我也跟你说实话，你自己要心里有数。”

“您说。”

“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工作表现确实不错，连续三年考评都是优秀，你们局长对你的评价也很高。但是——基层四年，你的工龄够了，级别还是最低的，你不往上走，就是在耽误自己。”

这话说得很实在。

“我的建议是，你看看省里的遴选考试，凭自己本事考上去。考不上，说明你本事不够，我也不说什么。考上了，你就大大方方地走，不用觉得是家里安排的。”

赵组长看着我：“你觉得呢？”

我点了点头：“好。”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赵组长笑了，端起茶杯，“来，叔敬你一杯，这四年苦了你了，你不容易。”

我端起茶杯跟他碰了一下。

茶水很烫，但喝下去很暖。

第三章

下午回到单位，整个科室的气氛都不一样了。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原本叽叽喳喳说着什么的几个同事，一下子全安静了，都盯着我看。

“怎么了？”我问。

没人说话。

最后是坐在我对面的小王忍不住了，把我拉出去，在走廊里压低声音问：“远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上午的事肯定传开了。

“没有啊。”我还想嘴硬。

“你别装了！”小王急了，“李副局长回来说了，考察组的赵组长认出你了，说你是谁的孙子来着？省里的？你爸是什么大领导？”

我沉默了。

小王看我不说话，急了：“你倒是说啊！咱们在一起同事两年多了，你连这都不告诉我？”

我看着小王着急的样子，心里有点过意不去。这两年多，整个科室里就小王跟我走得最近。他也是农村考出来的，家里条件不好，我俩经常一起加班，一起蹲在路边啃烧饼。

“我爸是江振东。”我说。

小王愣了一下，然后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哪个江振东？”

“省委常委那个。”

小王的身体晃了一下，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你疯了吧？”他的声音都在发抖，“你爸是江振东，你在这扫地？”

“我不光扫地，我还掏过下水道呢。”

小王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办公室主任老孙一路小跑过来，脸上堆满了笑。

“江远舟同志，刘局长请您去他办公室一趟。”

我点了点头，跟着老孙走。经过小王身边的时候，我看见他整个人还是懵的，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刘德胜的办公室在三楼，是老式的装修，办公桌很大，背后的书柜里整整齐齐地码着各种文件夹。

我敲门进去的时候，刘德胜正在接电话。他看了我一眼，冲电话那头说了句“好的好的，我知道了”，然后挂了。

“坐。”刘德胜指了指沙发。

我坐下来。

刘德胜看着我的表情很复杂，里面有惊讶，有尴尬，还有那么一点点——生气？

“远舟，”他开口了，语气比平时温柔得多，“你这四年，瞒得我们好苦啊。”

“刘组长，我不是故意要瞒你们的。”

“我知道，我知道。”刘德胜摆摆手，“我今天听李副局长说的时候，我还不信。后来赵组长跟我聊了聊，我才知道你家是这个情况。”

他叹了口气：“你说你图啥呢？你要早说你爸是江振东，你至于扫四年大街吗？就凭你的学历，凭你爸的关系，随随便便也能去个好部门啊。”

“刘叔，我就是不想靠我爸。”

“你这孩子——”刘德胜欲言又止，最后叹了口气，“算了，不说这个了。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赵组长很看重你。他私下跟我说了，想让你考省里的遴选。”

我点了点头：“我知道，赵叔叔跟我提过。”

刘德胜听到“赵叔叔”三个字的时候，嘴角抽了一下。

“行，既然赵组长有这个意思，那我们也支持。从今天开始，你不用下基层干活了，在办公室好好复习。科室里的活儿我让别人多分担一点，你专心备考。”

“不用，”我赶紧说，“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不用特殊照顾。”

“这不是照顾，”刘德胜认真地说，“这是关乎你前途的大事，马虎不得。你要是能考上，那也是咱们环卫局的光荣。”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行，刘叔，我听您的。”

刘德胜看我答应了，松了口气，脸上又堆起笑容：“那就这么定了。远舟啊，以前有做得不周到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刘叔您说哪儿的话，您对我一直挺好的。”

聊了几句，我出了刘德胜的办公室。

楼道里，碰到谁都跟我打招呼，笑得比平时灿烂十倍。有人叫我“江哥”，有人叫我“江少”，还有一个脸生的小姑娘冲我鞠躬喊“江老师”。

我都不知道她是谁。

回到自己的科室，气氛更诡异了。

原本跟我关系最差的张姐，平时见了我眼皮都不抬一下，今天居然破天荒地冲我笑了笑，还问我喝不喝热水。我们科室没有饮水机，平时喝水都自己去一楼接，今天老孙居然专门搬了一台饮水机放在我座位旁边。

我对面的小王，一下午没跟我说一句话。

快下班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叫他出去走走。

外面的天已经暗下来了，路灯亮起来，街上的行人缩着脖子快速走过。我们俩站在单位门口，冷风刮得人脸疼。

“小王，你怎么了？”

小王低着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就是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你说什么呢。”

“我说真的。”小王抬起头看着我，眼圈有点红，“远舟，咱俩认识两年多了吧？你跟我一起加班吃烧饼，一起蹲在马路牙子上啃西瓜，一起扛垃圾桶扛得满身臭汗。我一直觉得，咱俩是一样的人，都是苦出身，都得靠自己。”

他顿了一下，声音有点哽：“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是省委常委的儿子。你爸那么大的官，你根本就不需要受这些苦。你来这，不是跟我一样没得选，你是有得选还故意来吃苦的。你说，我这心里能好受吗？”

我听了，心里也挺不好受的。

“小王，我——”

“你不用解释，”小王摆摆手，“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你这四年也不容易。但是我就是觉得，咱俩之间，隔了点什么了。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他转身走了，背影在路灯下面拉得很长。

我站在单位门口，风刮得更大了，脸冻得生疼。

晚上回到出租屋，屋里冷得像个冰窖。我打开煤气灶烧水，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热气在窗户上凝成一层水雾。

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

“远舟啊，你赵叔叔给我打电话了。”

我妈的声音很温柔，带着点心疼。

“嗯。”

“你爸也知道了。他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挺不好受的。”

我心里一酸。

“儿子，你要是想回家，就回来。不想回来，那就不回来。妈不逼你。”

“妈，我挺好的。”

“好什么好，你赵叔叔都跟我说了，你扫了四年大街。你是我儿子，你什么苦我还不清楚？”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远舟啊，你从小就犟，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你爷爷说你像他，你爸也说你像他。但是儿子，你要明白一点——不管你是谁的儿子，你都是你自己先。你爸是你爸，你是你。你不用为了证明自己，把自己逼成这样。”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第四章

第二天一早，我照常五点半出门扫街。

天还没亮，路灯黄澄澄的光照在路面上，空气冷得能冻住人的鼻子。我骑着三轮车到了自己负责的那片区域，拿起扫帚，一下一下扫着。

刘婶牵着她那条京巴狗走出来，看见我还像往常一样打招呼：“小江，早啊！”

“刘婶早。”

她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好像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继续遛狗去了。

我猜她肯定也听说了什么。

老城区就这点不好，消息传得比风还快。昨天下午的事，一晚上可能整个片区都知道了。

扫到老槐树巷的时候，早点铺子的王老伯探头出来：“小江，今天这么早？”

“王伯早。”

“来来来，吃个包子。”他端着一个盘子出来，上面放着三个热气腾腾的大肉包子，“刚蒸好的，趁热吃。”

“不用，王伯，我吃过早饭了。”

“吃过也再吃点，你看你这小身板，风一吹就倒。”王老伯把盘子塞到我手里，转身进去了。

我端着盘子站在路边，热包子的香味钻进鼻子里。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肉汁烫嘴，又香又鲜。

这两年多，王老伯经常给我送吃的。夏天送冰棍，冬天送包子，春天送清明粿，秋天送糖炒栗子。我说不用，他说你跟我儿子一样大，看着你我就想起他。

我吃完包子，把盘子还给王老伯，继续往前走。

扫到老百货大楼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小王打来的。

“远舟，你在哪呢？”

“我在扫街啊，怎么了？”

“你别扫了，快回来！出大事了！”小王的声音很急，“你爸来了！”

我手里的扫帚差点掉在地上。

“你说什么？”

“你爸！江振东！来咱局里了！刘局长都快吓尿了，你赶紧回来！”

我挂了电话，一时间有点懵。

我骑上三轮车往单位赶，脑子一片空白。

到了单位门口，果然停着好几辆黑色轿车，车牌都是省城的，号码极小。门口还站着两个穿着黑色夹克的年轻男人，神情严肃。

我蹬着三轮车出现在门口的时候，那两个男人的表情都僵了一下。

我刚把三轮车停好，办公室主任老孙就冲出来了，满脸通红，额头上全是汗。

“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可算回来了！”老孙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你爸在刘局长办公室里等你呢，你快上去吧！”

“我爸怎么来了？”

“我也不知道啊，突然就来了，一点风声都没有。你现在别问那么多了，赶紧上去！”

老孙几乎是推着我往楼上走的。

上了三楼，走廊里站了好几个人，有李副局长，有局里的几位处长，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应该是跟着我爸一起来的。

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到刘德胜办公室门口，抬手敲了敲门。

“进来。”

是我爸的声音，沉沉的，听不出情绪。

我推门进去。

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我爸坐在沙发上，面前的茶几上放着一杯茶，但没喝。刘德胜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腰板挺得笔直，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

我爸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大衣，头发梳得整齐，但鬓角已经有些白了。他今年五十五，比实际年龄看着年轻，但这两年老得有些快。

“爸。”我喊了一声。

刘德胜听到这个字，整个人都绷紧了。

我爸抬起头看着我，脸上没什么表情，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好几秒。

然后他站起来，向我走过来。

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结果他什么都没说，只是伸出手，拍了拍我肩膀上沾着的一片枯树叶。

就这一个动作，我的鼻子突然一酸。

“穿这么少，冷不冷？”我爸开口了。

“不冷。”

“不冷个屁，手都冻红了。”我爸扫了一眼我的手，然后把目光转向刘德胜，“刘局长，我能单独跟我儿子说几句话吗？”

“能能能，您说您说。”刘德胜像被烫了一样从椅子上弹起来，快步走了出去，轻轻带上门。

办公室只剩下我和我爸两个人。

我爸坐回沙发，拍了拍身边的位置：“坐。”

我走过去坐下来。

沉默了一会儿，我爸开口了：“你爷爷给我打了电话。”

“嗯。”

“他说你在外面吃了不少苦。”

“还好。”

“还好？”我爸转头看着我，“你扫了四年大街，叫还好？”

“爸，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在环卫局上班吗？”

“你是说过，但你没说过你干的是最苦最累的一线活儿。我以为你坐办公室呢。”我爸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压不住的怒意，“你知不知道我昨天听说之后，一晚上没睡着？”

“对不起，爸，我不该瞒你。”

我爸没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水应该很烫，但他眉头都没皱一下。

“我今天来，不是为了骂你。”他终于又开口了，语气缓了一些，“你赵叔叔跟我说了，你想考省里的遴选。”

“嗯。”

“行，那就考。凭自己本事考，考上了是本事，考不上也不丢人。”

我愣了一下，没想到我爸会这么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会逼你走我安排的路？”

我没说话。

“你错了，儿子。”我爸靠在沙发背上，叹了口气，“这四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吃苦？我天天让人打听，你干了些什么，住在哪里，吃得好不好，有没有被欺负。你以为你瞒得住我？我是你爸，我能不知道？”

我呆住了。

“我为什么没管你？”我爸看着我，“因为这是你选的路，你摔了跟头自己爬起来，比谁扶你都管用。”

我的心里忽然很难受，又很暖。

“但是儿子，”我爸的声音变得严肃起来，“吃苦不是为了较劲。你在基层四年，学到了什么，想明白了什么，这才重要。你要是只是为了证明你不需要家里，那你跟那些为了证明自己不拼爹而瞎折腾的幼稚鬼有什么区别？”

这句话像一根针，一下子扎在我心里。

“我 ......”

“你不用现在回答我。”我爸站起来，理了理大衣的衣领，“你回家吃饭，你妈想你了。”

“今天？”

“现在。我车在外面，你跟我一起走。”

“可是我下午还——”

“年假，我给你请了。”我爸不容置疑地说，拉开门走出去。

门外，刘德胜等人齐刷刷地站成一排，大气都不敢出。

“刘局长，我跟远舟走了，这几天给他请个假。”我爸的语气恢复了那种沉稳的上位者姿态。

“好的好的，江书记您慢走，远舟您多休息几天，不急不急。”刘德胜点头哈腰的样子，是我这四年从未见过的。

我爸大步流星地往外走，我在后面跟着。

经过走廊的时候，所有人都自动让开一条路，目送我们父子俩走过去。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我爸身上那种让人不敢直视的气场。

以前在家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父亲，会跟我下棋，会跟我妈拌嘴，会窝在沙发上看抗日神剧看得打瞌睡。可在这里，在这些人面前，他就是省委常委江振东。

下到一楼大厅的时候，我看见小王站在角落里，正偷偷看着我。

我朝他微微点了点头。

他也点了点头，眼神很复杂。

走出单位大门，我爸的车就停在门口。黑色的轿车，车牌极小，擦得能照见人影。司机已经拉好了车门。

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老旧的办公楼，灰扑扑的墙皮有些脱落，墙角堆着杂物，二楼窗户上的锈迹清晰可见。

这栋楼，我待了四年。

我的三轮车还停在墙根底下，车斗里搁着扫帚和簸箕。

“走吧。”我爸说。

我弯腰钻进车里，车门关上的一瞬间，外面的声音都消失了。车厢里很安静，暖风开得足足的，真皮座椅又软又暖。

我爸坐在我旁边，吩咐司机开车。

车子缓缓驶出环卫局的大院，那两个穿黑色夹克的男人上了后面的车，两辆车一起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开去。

车窗外面，我扫了四年的街道一点点往后退。早餐店门口排着队买油条的人，老槐树下扎堆下棋的老头，小学门口背着书包追跑的孩子。这些我每天都能看到的风景，今天看起来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在想什么？”我爸突然问。

“在想，以后我不会天天看到这些了。”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想了就回来看看，又不远。”

车上了高速，速度提了起来。

窗外的风景开始变得陌生，田野、村庄、远处的山，飞快地向后掠去。我把头靠在窗户上，玻璃冰凉冰凉的，让人清醒。

“爸。”

“嗯？”

“这四年，值了。”

我爸转头看着我。

“我见到的人，经历过的事，受过的累，吃过的苦，都值了。我知道你说得对，吃苦不是为了较劲，但我确实学到了很多。至少现在，我知道自己是谁，我能做什么。”

我爸看了我半天，然后伸手在我脑袋上拍了一下，就像小时候那样。

“还行，没白吃苦。”

我笑了。

第五章

回到家的时候，我妈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车刚停稳，她就快步走过来拉开车门，看见我的那一瞬间，眼眶就红了。

“瘦了，也黑了。”她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了半天，“手上怎么这么多老茧？脸也皴了。”

“妈，我挺好的。”

“好什么好，跟我进屋。”我妈拽着我往里走。

我爸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司机关了车门把车开走了。

家还是老样子，院子里那棵桂花树长得更高了，冬天虽然光秃秃的，但枝干粗壮。客厅里的陈设没怎么变，沙发换了新罩子，茶几上摆着一盆君子兰。

我妈让我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去厨房端了一碗热汤出来。

“先喝了，排骨莲藕汤，炖了一上午了。”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烫得嘶了一声，但味道真好。在外面四年，最想念的就是我妈炖的汤。

我妈在我旁边坐下来，眼睛一直没离开过我。

“儿子，你跟我说实话，你这些年到底过的什么日子？”

“妈，我不是在电话里给你说过了吗？”

“你今天仔仔细细说，别想糊弄我。”

我看了看旁边坐着的我爸，他冲我点了点头，示意我说实话。

我就从头说起。

从刚到环卫局报到那天说起。那天我背着个大包，穿着一件旧夹克，走进那栋灰扑扑的办公楼。负责报到的大姐看了我的档案，问我是不是从江北市来的，我说是。她哦了一声，说挺好挺好，农村出来的孩子实在。

然后我就被分到了一线清扫组。

第一天上班，组长刘德胜给了我一把扫帚，一件工作服，把我扔在了老城区的那条街上。那条街三公里多长，我一个人从头扫到尾，足足干了一天。晚上回到出租屋，胳膊抬都抬不起来，手心里的血泡破了又长，长了又破。

我从一线干起，春天扫柳絮，夏天扛暴晒，秋天扫落叶，冬天铲冰雪。一年半以后，调去跟垃圾清运车。凌晨三点起床，四点出车，跟着车挨个小区跑。垃圾桶又脏又臭，夏天的时候苍蝇蚊子嗡嗡飞，垃圾水漏出来溅在身上，味道三天都洗不掉。

再后来去跟着掏下水道。老城区的下水道都是几十年前的老管道，动不动就堵。钻到井口干活，又黑又湿，老鼠窜出来能吓得人心跳半天。

我妈听到一半就哭了。

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你别干了，儿子，咱回家，咱不干了。”

我爸在旁边一直没说话，但是我看到他放在膝盖上的手，指节都捏白了。

我就挑开心的事说。说老城区的邻居们都特别好，刘婶家的红烧肉最好吃，王老伯的包子皮薄馅大，夏天的时候水果店的老板经常塞西瓜给我。说单位的同事虽然开始有点排外，但后来熟了也都处得挺好。

我妈将信将疑地看着我：“真这么好？”

“真的，妈，我挺好的。”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爷爷也来了。

老爷子今年八十五了，腿脚不太利索，但是精神头特别好。他拄着拐杖进来的时候，我赶紧站起来去扶他。

“不用扶，我还没到走不动路的时候。”老爷子拨开我的手，自己走到餐桌边上坐下来。

饭菜很丰盛，我妈做了好几个菜，都是我爱吃的。红烧排骨、糖醋鱼、青菜豆腐，满满当当一桌子。

老爷子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听说你露馅了？”

“嗯。”

“怎么露的？”

“赵叔叔认出来的。”

“小赵？他眼神倒好。”老爷子笑了一声，“他怎么说？”

“他说，老王你孙子在我眼前扫地呢，你教育得真好啊。”

老爷子哈哈大笑起来，笑得筷子都拿不稳了。

“这小子，当年在我手底下当兵的时候就是个愣头青，这么多年了还是没变。”老爷子笑完了，看着我说，“不错，你能瞒四年，说明真把这事当事了。”

我爸在旁边闷声说了一句：“爸，这事您也知道？”

“我什么不知道？”老爷子瞪了我爸一眼，“你以为你偷偷查他我不知道？你以为你派人盯着他我不知道？你们父子俩那点小九九，我全知道。”

我爸被噎了一下，不说话了。

老爷子给我夹了一筷子排骨，说：“吃，多吃点。在外面肯定吃不好，看你瘦的。”

一顿饭吃到晚上八点多。

吃完了饭，老爷子把我叫到了书房。

书房里灯光昏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有些是线装的旧书，书脊都泛黄了。老爷子的书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党史，旁边是一副老花镜。

“坐。”老爷子指了指椅子。

我坐下来。

老爷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坐下，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远舟，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去基层？”

这个问题，我回答过无数遍。跟同事说过，跟领导说过，跟赵叔叔说过，跟我爸说过。但是面对爷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怕自己成了纨绔。”我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老爷子沉默了。

“我打了一辈子仗，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你爸从小耳濡目染，也跟着走了这条路。到了你们这一代，日子好过了，家里条件好了，但是我最怕的就是家里的后辈不成器。”

老爷子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你做得对。”

这三个字，比什么都重。

“但是远舟，在下边待了四年，你也该明白了。咱们这样的人家，不是说非要你当多大官，干什么大事。咱们就一条，心里得装着老百姓。你在基层四年，见过那些最苦最累的人怎么过日子，以后不管走到哪儿，都别忘了。”

“爷爷，我记住了。”

老爷子点了点头，然后忽然笑了：“行了，别绷着了，出去陪你妈说说话去吧。你四年不回家，她想你想得不行。”

我从书房出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就在门外站着，眼圈又红了。

“跟爷爷说完话了？”

“嗯。”

“来，妈给你铺好床了，被子是新晒的褥子，你今晚早点休息。”

我跟着我妈走到我那间屋子。推开门，里面的陈设还和我四年前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床单是新换的，枕头上铺了一条毛巾，床头柜上放着一杯热牛奶。

“妈，我又不是小孩了，不用牛奶。”

“喝了再睡，对胃好。”我妈拍拍我的肩膀，声音忽然有点哽，“儿子，你能回来真好。”

我抱了抱我妈。

我妈在我怀里哭了一会儿，然后推开我，擦了擦眼泪，笑着说：“行了行了，快洗洗睡吧，明天妈给你包饺子，你最爱吃的韭菜鸡蛋馅。”

那天晚上，我躺在那张睡了十几年的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落在地板上像水一样。屋子里的味道还是记忆里的味道，衣柜的木头味，棉被的晒过的味道，床头柜上那杯牛奶的热气味。

四年了。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的不是家里的温暖舒适，而是那间逼仄的出租屋，那辆破旧的三轮车，那条扫了无数遍的老街，还有早上五点半路灯下面冷丝丝的空气。

那些东西，已经长在我骨头里了。

第六章

第二天一早，我被闹钟叫醒了。

看了看手机，五点半。

这是我的生物钟，四年养出来的，不用闹钟也会在这个时间醒。我下意识地翻身下床，想去拿扫帚，脚踩在地毯上才反应过来，我在家。

我坐在床边愣了愣，然后笑了。

洗漱完下楼，厨房里已经亮了灯。我妈在灶台前忙着，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着泡，案板上放着包好的一排饺子。

“怎么起这么早？”我走过去。

“给你包饺子啊，你不是爱吃吗？”我妈回头看了我一眼，“去歇着去，马上好。”

“我帮你。”

“不用，你看你瘦的，多睡会儿去。”

我没走，站在旁边帮我妈递东西。馅儿是韭菜鸡蛋的，里面还放了虾仁，闻着就香。

“妈，你说我爸今天去上班吗？”

“去了，天不亮就走了。省委那边事多，他每天都这样。”我妈一边下饺子一边说，“他走的时候让我转告你，让你这几天好好在家休息，别乱跑。”

“知道了。”

饺子出锅了，白白胖胖的，盛了一大碗。我妈给我倒了醋，又舀了一勺辣椒油，推到我面前。

“尝尝，跟以前是不是一个味？”

我夹了一个咬了一口，鲜得差点咬到舌头。

“好吃。”

“好吃就多吃点，看你瘦的。”我妈又给我碗里夹了好几个。

正吃着，门铃响了。

我妈去开门，门外站着的是我的发小，张海峰。

“周姨好！”张海峰大大咧咧地喊了一声，然后就往里面张望，“远舟呢？江远舟！”

“在这呢。”我站起来冲他挥挥手。

张海峰几步冲过来，对着我的肩膀就是一巴掌。

“好小子！你可算回来了！”

张海峰比我大两岁，从小一起在院子里长大的。他爸以前是我爸的秘书，后来调到了下面的地级市当市长。张海峰自己开了个公司，做的什么我不太清楚，据说搞得挺大。

“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

“这院子里谁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就传开了，江振东的宝贝儿子回家啦！”张海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顺手从我碗里拿了一个饺子塞进嘴里，“我跟你说，你出去这几年，多少人打听你，我都替你瞒着呢。”

“打听我什么？”

“打听你干嘛去了啊。省委大院里，谁家孩子去了哪个部门，谁家孩子出国了，谁家孩子创业了，八卦得不行。就你家，谁都不知道你去哪了。有人说你去了一家企业，有人说你被老爷子送去锻炼了。”张海峰压低声音，“我跟你妈对好口供了，就说你去国外读研了。你倒好，扫了四年大街。”

“我妈告诉你的？”

“我能不知道？咱俩啥关系。”张海峰又拿了一个饺子，“不过说真的，远舟，你够牛的。换了我，别说四年了，四天都扛不住。”

“你少贫。”

“我没贫。真的，我想过，我要是没家里的关系，我在外头能干啥。想了好几次，都不敢往深了想。”张海峰收起笑容，认真地说，“就凭这一点，我佩服你。”

吃完饺子，张海峰拉着我出门。

“走走走，带你去转转。省城这几年变化可大了，你出去四年，好多地方都变了样。”

我跟着他出了门。

省城确实变化很大。新修的高架桥、新开的商业区、新盖的高楼，跟我记忆里的那个城市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但有些东西没变，比如那些老街道，那些几十年的梧桐树，那些小时候经常去的小店。

张海峰的车是辆低调的黑色轿车，不张扬，但坐进去就知道是好车。

“你这几年生意做得怎么样？”我问。

“还行吧，够吃够喝。”张海峰随口说了一句，然后把方向盘一转，拐进了一条小巷子。

“去哪？”

“去吃点回忆。”张海峰把车停在一家卖面皮的小店门口。

这家店开了有二十年了。我小时候，爷爷经常带我来吃。店面不大，几张桌子，墙上糊着那种老式的白瓷砖，灶台就在门口，煮面皮的锅冒着热气。

老板还是那个老板，头发已经全白了，看见我和张海峰进来，先是一愣，然后认出来了。

“海峰？远舟？好几年没见着你们了！”

“孙爷爷好。”我笑着叫了一声。

“远舟，听说你出国了？怎么瘦成这样，外国的饭不好吃吧？”

“嗯，不好吃。”

“来来来，坐坐坐，我给你们下两碗面皮，老规矩，多放辣油。”

面皮端上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那些小时候习以为常的东西，在离开了四年之后，变得特别珍贵。面皮的味道还跟小时候一模一样，软软的滑滑的，辣油又香又辣。

张海峰吃了一半，放下筷子，看着我。

“远舟，你这次回来，还走吗？”

“赵叔叔建议我考省里的遴选。”

“遴选？”张海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爸是省委常委，你用得着考遴选？”

“想考考，证明一下自己。”

张海峰看着我，半天没说话。最后他拿起筷子，又闷头吃了几口。

“我跟你说实话，远舟，你知道我最怕什么吗？”

“什么？”

“我最怕你从环卫局回来以后，变成另一个人。”张海峰的声音变得很认真，“我怕你变得跟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一样，天天琢磨人事变动，琢磨职务升迁，琢磨谁跟谁是什么关系。你不知道，我这几年做生意，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有些人本来挺好的，待几年就变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但是刚才你说要考遴选，说要证明自己，我就知道了，你没变。”

我夹了一口面皮，没说话。

“不过远舟，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张海峰放下筷子，“你回来了，就回不到过去了。你现在是江振东的儿子，这个标签贴上了就摘不掉了。别人看你，首先是这个身份。你想凭自己本事做事，你的本事就会一直被这个身份遮住。你考得再好，别人也会说是你爸的关系。”

“我知道。”

“你知道？”

“我知道。”我又夹了一口面皮，嚼了嚼咽下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隐瞒身份去扫四年大街的原因。我得先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本事，心里有了底，才能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张海峰看着我，忽然笑了。

“你啊，还是小时候那个犟脾气。”

第七章

在家待了三天，该休息也休息了，该团聚也团聚了。

第四天早上，我跟我爸说，想回单位去。

我爸放下手里的报纸，抬头看着我：“不是说好了考遴选吗？”

“考是要考的，但班也得好好上。我现在还是环卫局的人，总不能一天到晚泡在家里。”

“考上了就调走了，你犯不着还回去扫地。”

“爸，”我说，“我要是因为知道自己要走了，就不好好干活了，那我跟当初想躲开的那种人，有什么区别？”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行，我让司机送你。”

“不用，我自己坐大巴回去。”

“你——”我爸想说什么，最后叹了口气，“随你吧。”

我走的时候，我妈又给我装了一大包东西。腊肉、香肠、自己做的酱菜、两条新织的毛裤、一件羽绒服、还有一双棉鞋。

“妈，我租房子的地方放不下这么多东西。”

“放不下也得放，这都是用得着的。”我妈把东西硬塞进我怀里，“你这一走不知道又多久才能回来，多带点，妈放心。”

我抱着一大包东西，坐上了回那座城市的大巴车。

车窗外面，熟悉的家门口渐渐变小，然后看不见了。我妈一直站在门口冲我挥手，直到车拐过路口。

三个小时后，大巴车到了站，我又回到了这座城市。

还是那个灰扑扑的车站，还是那些熟悉的街道，空气里的味道也没变，冷飕飕的，带着早点铺子的烟火味。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出租屋。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的，忽明忽暗地闪。我拖着那包东西上了四楼，掏出钥匙开门，锁还是那么涩，要多转一下才能开开。

屋里跟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被子叠得四四方方的，桌上的书摞得整整齐齐，锅碗瓢盆擦得干干净净。

我放下东西，脱掉羽绒服，换上那件枣红色的工作棉服，出了门。

五点多了，天快黑了。

我去了单位。

门卫老周看见我，愣了一下：“小江？你不是回家了吗？”

“回来了。”

老周的表情有点复杂，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句：“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办公室还没关门，灯火通明的。我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的人都抬起了头。

小王看见我，手里的文件差点掉了。

“远舟？”

“嗯，我回来了。”

所有人都看着我，表情各异。

小王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看了我半天。

“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

“怎么会。”

“我听说你要考遴选了？”小王压低了声音。

“你怎么知道？”

“全单位都知道了。”小王苦笑了一下，“你爸来的那天，刘局长开会的时候说的。说江远舟同志即将参加省里的遴选考试，为咱们局争光。”

我心里一沉。

刘德胜这人，果然沉不住气。

“不过你回来就好，”小王拍了我一下，“走，吃饭去，你今天得请我吃个好的，你爸那么大的官，你不能再请我吃烧饼了。”

我笑了：“行，今天请你吃大盘鸡。”

晚上，我和小王坐在那家我们经常去的大盘鸡店里。店面不大，但味道特别好。老板是新疆人，大盘鸡做得又香又辣，面片浸在汤里特别入味。

小王吃着吃着，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我说：“远舟，对不起。”

“怎么突然道歉？”

“那天，我说咱俩之间隔了什么，是我小心眼了。”小王端起啤酒杯喝了一口，“这几天我想了很多。你瞒着身份来基层，吃了那么多苦，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不该因为你爸是谁就觉得你不真诚。你对我怎么样，这两年多我还不清楚吗？”

我端起杯跟他碰了一下。

“你别想那么多了，咱俩还是兄弟。”

小王看着我，眼睛有点红。

“那你考上了，走了，还会记得我吗？”

“废话，又不是出国不回来了。而且，”我顿了顿，“我还没考上呢，你现在说这个太早了。”

“你肯定能考上，”小王说，“我相信你。”

吃完饭回到出租屋，我坐在桌子前面，打开了那本尘封已久的考试教材。

从那天开始，我过上了白天上班、晚上复习的日子。

办公室的同事们知道我要备考，都很照顾我。原本归我的那些零碎活儿，小王主动揽过去了。张姐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挑我的刺，有时候还会塞给我一个橘子，说“累了就歇歇”。

刘德胜态度更不一样了。以前他见了我，也就是点点头，有时候心情不好连头都不点。现在他隔三差五就把我喊到办公室去，问我复习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忙找资料。

我在心里苦笑。

身份这层皮，撕掉了就再也贴不回去了。

但日子还是得过。

早上五点半，我还是蹬着三轮车出门扫街。

天还没亮，路灯的光黄澄澄地照着路面。我拿着扫帚一下一下地扫，扫到老槐树巷口的时候，王老伯照样端着一盘包子走出来。

“小江，我听说你要考省里的试了？”

“嗯，在准备。”

“好好考，考好了就不用天天扫大街了。”王老伯把包子塞到我手里，“你是个好孩子，不管到哪都错不了。”

“王伯，我考上了，也还会回来看您的。”

王老伯笑了，露出缺了一颗门牙的牙齿：“行，我记着你这句话。”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冬天慢慢过去了，春天来了。老槐树发了新芽，街边的玉兰花开了又落，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我扫的那条街上，终于不再冻手冻脚了。

三个月后，省里的遴选考试，如期而至。

第八章

考试那天，是个晴朗的春天。

早上五点我就醒了，洗漱完，吃了碗泡面，穿上那件枣红色的棉服。春天天还冷，早晚温差大，穿羽绒服也不过分。

考场设在省城的一所大学里，从我住的地方过去要一个多小时。天还没亮我就出了门，坐上最早一班大巴车。

到了省城的时候，刚好七点半。

大学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人，都是来参加考试的。有些人拿着资料在背，有些人三三两两地聊着天，有些人面色凝重地抽着烟。我看了一圈，一个认识的都没有。

我的考场在三楼，找到位置坐下来，我把准考证和身份证摆在桌上。

监考老师核对了我的证件，多看了我两眼。

我心里咯噔一下。

看来我的名字，在某些圈子里已经不陌生了。

考试开始了。

题目不简单，但也不太难。我答得很认真，一道一道地做，遇到拿不准的就先跳过去，最后再回头琢磨。这种答题方法，还是当年我爷爷教我的。

“打仗的时候，遇到啃不动的硬骨头，不要硬来。先吃掉能吃的，集中精力收拾那块骨头。考试也一样。”

我一边答题一边想，老爷子那套打仗的经验，用到考试上还挺合适。

上午考完，下午接着考。

下午的主观题给了三道材料分析，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让你结合基层实际情况，谈谈如何改进基层环卫工作。

我看了这个题目，愣了好几秒。

这题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写了四十分钟，把我这四年来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的，一五一十地写在了卷子上。老城区环卫力量不足的问题，老旧小区垃圾清运难的问题，一线环卫工劳动保障缺失的问题。每一个问题后面，都带着具体的案例，具体的数据，具体的改进建议。

写到最后，心情反倒平静了。

不管能不能考上，至少这张卷子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用四年的经历写出来的。

考完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傍晚了。

夕阳把校园里的梧桐树染成金黄色，学生们骑着自行车穿行而过，铃铛声此起彼伏。我站在教学楼门口，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手机响了，是张海峰。

“考完了？感觉怎么样？”

“还行。”

“肯定考得好，你别谦虚。”张海峰在电话里笑了笑，“晚上一起吃饭，我给你接风，顺便庆祝一下。”

“还没出成绩呢，庆祝什么。”

“庆祝你终于考完了啊，别废话了，我车在门口等你。”

我走到校门口，果然看见张海峰那辆低调的黑色轿车停在路边。他靠在车门上，手里夹着一根烟，看见我过来，把烟掐了。

“上车。”

车开到了一家很安静的餐厅，包间里已经坐着一个人了。

是我爸。

我愣了一下，看了看张海峰。张海峰耸耸肩，意思是我也没办法。

“爸，你怎么来了？”

“路过，顺便看看你。”我爸的语气很平淡，但他的眼角微微弯了一下，我知道他在高兴。

“考得怎么样？”我爸问。

“还行。”

“什么叫还行？”

“该答的都答上了，剩下的看命。”

我爸被我噎了一下，摇了摇头：“你小子的嘴，跟你爷爷一个德行。”

菜上来了，很精致，但分量不大。我爸不怎么吃，一直在喝茶，偶尔问两句备考的事，大多数时间在听我和张海峰说。

吃到一半，我爸忽然说了一句：“不管考没考上，这四年，值了。”

我筷子顿了一下。

“你爷爷给我打了电话，跟我聊了很久。”我爸放下茶杯，看着我，“老爷子说，你现在这个样子，他放心了。他说，他最怕的不是你没出息，是你出了息但忘了本。”

张海峰在旁边安静地听着，大气不敢出。

“你爷爷说，你在下面的这四年，是你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别人用各种方式给自己镀金，你用四年的扫帚给自己镀了层东西。这层东西比什么关系都硬，比什么背景都厚。”

我低头夹了一筷子菜，慢慢地嚼着，没说话。

“你考上了，大本营留你，或者你想去别的部门，都可以。考不上，也无所谓，你已经证明你自己了。”

“爸，”我抬起头，“出成绩再说。”

“行。”我爸难得笑了一下，“有你这句话就行。”

第九章

一个月后，成绩出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档案，手机突然震了一下。我拿起来一看，是短信通知，遴选考试成绩可以查询了。

小王看见我的表情，赶紧凑过来：“查查查，快查！”

我点开查询页面，输入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

页面加载了几秒钟，然后成绩弹了出来。

笔试成绩：87.6 分。

小王念出来的时候，声音都是抖的：“八十七点六！远舟！你考了八十七点六！”

办公室里一下子炸了锅。

这个成绩是什么概念？全省所有参加遴选考试的人里，这个成绩绝对在前列。而且环卫系统在全省本来就弱势，能考出这个分数，简直不可思议。

“你等等，我再看看进面分数线。”小王抢过我的手机，翻看了一阵，突然大叫起来：“进了进了进了！面试线 83 分，你高出 4.6 分！稳了！”

好几个人围过来，七嘴八舌地恭喜我。

张姐说了句“我就说远舟肯定没问题”，然后带头鼓起了掌。

我被他们围着，有些飘飘然，但心里更多的是踏实。

下午，刘德胜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远舟，面试在省城，时间是一个星期以后。”刘德胜的语气比任何时候都郑重，“这几天你别上班了，专心准备面试。需要什么资料，局里全力支持。”

“刘叔，不用——”

“必须用！”刘德胜拍了一下桌子，“这是咱们环卫局的大事！你要是能考上，咱们脸上都有光！”

从刘德胜办公室出来，我接到了赵叔叔的电话。

“小子，考得不错。”赵叔叔的声音里带着笑意，“面试你别紧张，公事公办，我相信你没问题。”

“谢谢赵叔叔。”

“别谢我，我又没帮你走后门。你这是凭自己本事考的，谁都说不出什么来。”

挂了电话，我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

春天了，老槐树又发了新芽，嫩绿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四年前，我来这里报到的时候，也是春天。

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拿着一份编造的档案，揣着一颗想要证明自己的心，走进了这栋灰扑扑的楼。

四年过去了，我扫过的街道有几百公里长，磨秃了的扫帚堆起来能装满一整个杂物间。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脸上的皮肤被风吹得越来越糙。但我心里，越来越踏实。

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我爷爷打来的。

“远舟，考得不错。”老爷子的声音沙哑但有力，“但是你给我记住了，别骄傲。面试这一关才是最见真章的地方。你的嘴皮子功夫怎么样，能不能把你想说的说清楚，这才是关键。”

“爷爷，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老爷子顿了顿，似乎笑了笑，“你爸年轻的时候面试，紧张得把问题都听岔了，闹了好大一个笑话。你别学他。”

我笑了出来。

“行了，不跟你说了，好好准备去。”

“爷爷再见。”

挂了电话，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回了办公室。

一个星期后，面试在省城的一栋办公楼里进行。

候场的时候，我看见了好几个同样参加面试的人。有男有女，都穿着正装，表情严肃。有些人带着厚厚的资料在做最后的准备，有些人闭着眼睛在调整呼吸。

我在走廊里来回走了几圈，心里想的是明天早上，老城区那条街上，谁会替我去扫。

候场的人被一个一个叫进去。轮到我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午了。

推门进去，面前是一排考官，有七个人。

正中间坐着的那位，头发花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无表情。其他人也都表情严肃，看不出任何倾向。

我微微鞠了一躬，在面试席上坐下来。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基层治理方面的一个理论题。

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回答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处理干群关系的情境模拟题。

我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回答了。

第三个问题问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你如何看待‘高干子弟在基层锻炼’这种现象？”

这个问题太刁钻了。

我沉默了几秒，整理了一下思路，然后开口回答。

“这个问题，我想从我自己的经历说起。四年前，我隐瞒了自己家庭的真实情况，到一座陌生城市的环卫局报到。我在一线干了两年多，扫过大街，掏过下水道，跟过垃圾清运车。后来我才明白，基层这两个字，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懂的。”

“基层是什么？基层是凌晨五点半冷飕飕的风，是夏天垃圾桶里嗡嗡飞的苍蝇，是冬天下水道里窜出来的老鼠，是每个月那点工资要精打细算地花到月底。这些东西，在文件上看不到，在会议室里听不到，必须亲身经历才懂。”

“所以我认为，高干子弟在基层锻炼，关键在于到底是锻炼还是镀金。如果你来基层只是为了给履历添一笔好看的，那你待几年都白搭。如果你真的沉下来，把自己当成最普通的一名基层工作者，去体会、去学习、去积累，那这段经历就是你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我用了四年时间，才读懂了两个字——百姓。这两个字，不是写在报告里的，是扛在肩膀上的。”

说完这些，我停了下来。

考官席上安静了几秒钟。

然后中间那位考官，放下了手里的笔。

他看着我的眼神，好像比刚才温和了一些。

“你刚才说，你在一线干了两年多。那你说说，一线环卫工作者最需要什么？”

“最需要尊严。”

我回答得斩钉截铁。

“环卫工人干的活脏、累、苦，但他们和任何一个劳动者一样，都是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怜悯，不是施舍，而是被当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来看待。我见过很多人，经过环卫工身边的时候捏着鼻子绕道走，也见过很多孩子把环卫工叫做扫垃圾的。这比任何辛苦都更打击人。我们一直在说改善基层待遇，提高工资水平，这些当然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让全社会真正尊重基层劳动者。这才是根本。”

考官们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我的面试全部结束。

走出考场的时候，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很温暖。

第十章

面试成绩第二天就公布了。

我的综合成绩排在全省前几名。

接到正式通知的那天下午，办公室里的人都围过来了。小王激动得脸都红了，张姐在旁边抹眼泪，老孙把我的手续办好送过来的时候，手都在抖。

“江远舟同志，你的调动手续已经办妥了。”老孙把材料放在我桌上，看着我，忽然声音有些哽咽，“到了省里，记得给咱环卫局留个念想。”

我站起来，握住老孙的手：“孙主任，我会的。”

刘德胜特意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说是欢送会，其实就是大家聚在活动室里，摆了些水果瓜子，一人说了几句话。

刘德胜说：“远舟这孩子在咱们局待了四年，跟他情况一样的年轻人，换谁不来？江远舟同志在基层的每一天，都是真金白银干出来的。今天他考上了省里的遴选，这是他的光荣，也是咱们局的光荣。”

小王站起来的时候，说了一句让我一下子红了眼眶的话。

“远舟是我见过最傻的人，也是我见过最真的人。他是真正从泥里长出来的，跟咱们一样，扛过垃圾桶，扫过大马路，掏过下水道的。”

欢送会结束的时候，刘婶、王老伯，还有老街上好多我熟悉的面孔，也不知道怎么打听到消息，都聚在了单位门口。

刘婶拉着我的手，来回摩挲着：“好好干，小伙子。你这孩子，打第一天来我就看出来了，不是一般人。”

王老伯端着一大盘包子：“路上吃，刚蒸好的，还热乎着呢。”

我接过包子，一个一个地道谢。

第二天一早，我最后一次蹬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去看了那条我扫了四年的老街。

清早的路灯还是黄澄澄的，早点铺子的蒸笼冒着热气，老槐树的叶子在晨风里轻轻晃着。这条路，每一块地砖我都熟悉，每一个坑洼我都记得。

从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苦，现在明白了。

吃过泥土的人，才记得自己是谁。

回出租屋收拾东西，东西不多。几件旧衣服，一把磨秃了毛的扫帚——我没舍得丢，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小物件。

锁门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

这间破屋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风，可是住了四年，早就住出感情了。

走的时候没让人送，就自己扛着行李坐上了去省城的大巴。车开动的时候，我从后窗看着这座灰扑扑的城市一点一点往后退。

我在这里过了四年。

最苦的四年，也是最好的四年。

到了省城，张海峰开车来接我。

“走，吃饭去，我订好位子了。”

“先不去吃饭，带我去个地方。”

“去哪？”

“你们大院的理发店。”

张海峰乐了，方向盘一转，开进了省委大院。

宿舍安排在省委大院里面，一居室，二十平方不到，但比我那出租屋强多了。有单独的卫生间，有热水器，窗户很大，阳光能晒到床上。

放下东西，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大院，忽然有点恍惚。

四年前我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四年后我走回来，鞋子上的泥擦掉了，衣服上的灰掸干净了，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留在那四年里了。

那些冷风里扫街的清晨，那些扛着垃圾桶爬楼的日子，那些在老城区跟邻居们说话的时候。那些东西，让我再也不是那个躺在家里沙发上等着被安排的年轻人了。

手机响了，是我爷爷打来的。

“听说你报到了？”

“嗯，刚安排好宿舍。”

“行，周末回来吃饭。你妈说了，给你包饺子。”

“好。”

“对了，”老爷子的声音忽然变得认真起来，“远舟，你给我记住一句话。”

“什么话？”

“你扫过的大街，扛过的垃圾桶，还有那些在最底下跟你一起拼过命的人，他们才是你这一辈子最硬的底牌。记住了吗？”

我鼻子一酸，用力地点了点头。

“记住了，爷爷。”

第十一章

新单位在省委大院里面，是一栋老式的办公楼，外墙爬满了爬山虎，站在楼下能听见窗缝里传出来的敲键盘声。

我的新身份是省直机关某处室的一名普通科员。处室人不多，加上我一共六个人。处长姓周，四十多岁，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有点稀疏，说话慢条斯理的。

报到第一天，周处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交代了些日常事务，最后多说了一句：“远舟啊，从基层上来的同志，确实不一样。我们处里缺的就是你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好好干。”

我点头应是。

第一天没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就是熟悉环境、看文件、认人。下午快下班的时候，隔壁办公室一个中年男人过来串门，跟周处长聊了几句以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这就是新来的小江？”

“是啊，江远舟同志，从环卫系统考过来的，年轻有为。”周处长简单介绍了一句。

那个中年男人上下打量了我几眼，眼神有些意味深长。

“环卫系统？难得难得，从下边基层上来的可不多见。”他笑了一下，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

他走了以后，坐在我对面工位的同事孙姐小声跟我说：“刚才那位是综调处的马处长。”

“哦。”

“你以后见到他客气点，他在咱们这楼里挺有话语权的。”孙姐顿了顿，压低声音，“还有就是，他不喜欢从下边上来的人，觉得基层的口子开大了不好。你心里有数就行。”

我点了点头。

晚上回到宿舍，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今天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

“还行，就是看看文件，熟悉一下环境。”

“慢慢来。”我爸的声音难得温和，“新环境需要适应，急不得。”

“爸，我想问问你。”

“问什么？”

“从基层考上来的人，在省直机关是不是会被另眼相看？”

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

“会。”我爸回答得很直接，“有些人不喜欢基层上来的干部，觉得文化底子薄，眼界窄，做事土。但是儿子，你不用在乎这个。”

“为什么？”

“因为你在基层四年，干过的活、处理过的事、见过的百姓，是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没经历过的。你跟他们比，不缺理论，不缺学历，你那四年别人没有。只要你不急不躁，踏踏实实干出成绩来，谁也不敢小看你。”

“我知道了，爸。”

“还有，”我爸的声音忽然变得严肃，“记住，在省里不比在基层。基层你出点差错影响不大，省里一个错误可能牵连很多人。凡事多想一步，多问一句，别莽撞。”

我答应下来，挂了电话。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都处在一个适应期。省里的工作节奏和基层完全不同。在环卫局的时候，事情很多很杂，但相对简单直接。到了省里，文件处理、协调沟通、调研走访、汇报总结，每一项工作都要求更高的综合素质。

好在我在环卫局办公室也待过两年，对公文处理那套基本的东西并不陌生，再加上我这人有个习惯——什么事不会就去学，不懂就去问，不怕丢脸。

处里的人渐渐接纳了我。

孙姐是第一个对我释放善意的人。她是处里的老同志了，在省直机关干了十几年，业务熟，人缘好。有一次我处理一份材料出了点纰漏，她主动帮我指出来，还教我怎么做更稳妥。

坐在我斜对面的郑磊，比我早来两年，也是考的遴选，是从乡镇上来的。我俩很快就聊到一块去了。

“你从乡镇出来的，那几年感觉怎么样？”

郑磊苦笑了一下：“别提了，我刚来的时候天天犯错，被周处长叫到办公室训了好几回。省里的材料要求高得离谱，一个错别字都不能有，一个数据错了就是大事。我也是硬着头皮扛过来的。”

“你之前是乡镇哪个岗位的？”

“党政办，干文字材料的。但我跟你说，基层的公文写作和省里的完全是两个概念。在乡镇，写个总结用个大概的数据就差不多了。省里不一样，每一个数字都要核实，每一项工作都要有依据，用词稍微不准就发回来重写。我头一年简直生不如死。”

“现在呢？”

“现在好多了，练出来了。”郑磊冲我挤挤眼，“你也行的，从环卫局考上来的人，基本功肯定不差。”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渐渐适应了新的工作节奏，也慢慢地在这个新环境里找到了存在感。

一个月后的周末，我回了一趟家。

我妈又包了饺子，韭菜鸡蛋馅的，还是那个味道。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两大碗，把我妈看得直笑。

爷爷也来了。老爷子坐在沙发上，问了我一些工作上的事，问得很细。

“新单位还适应吗？”

“还行，基本上手了。”

“同事关系处得怎么样？”

“挺好的，有几个老同事很照顾我。”

“有没有遇到看你不太顺眼的？”

我想了想，还是如实说了：“综调处有一个马处长，据说不太喜欢从基层上来的干部，见了面倒也没为难我，就是态度不冷不热的。”

老爷子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了句：“在哪都有人看不惯你，你要做的不是让他们喜欢你，而是让他们离不开你。等哪天你所处的处室离不开你了，看不惯你的人自然就闭嘴了。”

我心里一震。

老爷子说得真对。

从那天起，我就不再想这些有的没的。该干活干活，该加班加班，要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到无可挑剔。

第十二章

机会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周处长突然叫我去他办公室。

“远舟，下周二有个全省环卫系统的座谈会，省领导要参加。咱们处要出一份汇报材料，要全面、准确、有数据支撑，你能不能在周一下班前给我初稿？”

“好的，周处长。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要求就一个，扎实。”周处长摘下眼镜擦了擦，“别写那些虚头巴脑的空话套话，要干货。省领导最烦的就是花架子。”

“明白。”

我出了处长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工位坐下，心里既紧张又兴奋。

这是我来新单位后接手的第一个大活儿，分量不轻，直接给省领导看，绝不能出差错。

我打开电脑，开始整理思路。全省环卫系统的情况，我在基层四年心里有数，但全省的宏观数据我还得重新收集。哪些地方环卫力量充足，哪些地方薄弱，存在什么共性问题，各地有哪些好经验好做法。这些都得找资料、翻数据、打电话核实。

郑磊看我一脸严肃的样子，凑过来问：“周处给你派大活儿了？”

“嗯，全省环卫系统的汇报材料。”

“这可是个硬骨头啊。”郑磊压低声音，“不过倒是你的老本行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找我。”

“谢了，磊哥。”

周六周日两天，我都在办公室加班。楼里的中央空调周末关了，我就裹着那件破旧的枣红色棉服，一杯一杯地喝着热水，从头到尾翻阅资料。

全省有十三个地级市，每个市的情况都不一样。发达地区的环卫工作做得相对好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问题就比较多。有些地方连基本的清扫设备都不齐全，有的地方环卫工待遇低得离谱。

这些问题，我在基层的时候亲眼见过，现在从全省的视角来看，心里更有底了。

周日下午，孙姐来办公室拿落下的东西。看见我在加班，有些惊讶。

“就你一个人？”

“嗯。”

“周末不休息的？你这孩子，也太拼了。”孙姐走过来看了一眼我的电脑屏幕，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数据和要点，她愣了一下，然后又仔细看了几眼。

“孙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没有没有。”孙姐回过神来，语气比平时郑重了很多，“你整理得很细致，数据比对做得尤其到位。说真的，我做了这么多年材料工作，像你这么仔细的，不多。”

“谢谢孙姐，我在基层待过，有些东西心里有数，写起来顺手一些。”

“基层经历确实是优势，省里的材料不缺文采，缺的就是你这种扎进过土里的实在劲儿。”孙姐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这份材料写好了，周处肯定满意。”

周一上午，我把初稿交给了周处长。

周处长戴上眼镜，一页一页地翻看。办公室里的其他人都没说话，能听见的只有纸张翻动的声音。

看了大概十分钟，周处长摘下眼镜，抬起头看着我。

“这份材料是谁帮你写的？”

“我自己写的。”

“没有人帮你改过？”

“没有。”我心中一沉，以为哪里写错了，但又不太确定哪里不对。

周处长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笑了。

“远舟，这份材料非常好。”周处长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赞赏，“数据扎实，分析透彻，问题指得很准，解决问题的建议也很有可操作性。你这份材料不用改了，我用它做上报件。”

我一下子松了一大口气。

“你过来我跟你说。”周处长招手让我走到他办公桌旁边，指着材料上的一个段落，“你看你写的这段——‘环卫工作好不好，是城市的日常，是最容易被忽略但绝对离不了的民生底线。全省调查采样显示，在降雨降雪垃圾的治理方面，确实还存在短板——但从侧面也说明一个问题：我们把太多精力放在了应付检查上，而忽略了日常的精细化管理者们的责任和考核机制的不完善。’——这个视角太好了，不是站在机关里看基层，而是站在基层看全局。省领导要的就是这种视野。”

从处长办公室出来，我坐在自己的工位上，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郑磊凑过来，冲我竖起大拇指：“兄弟，你可以啊。”

下午，那份材料被送到了周处长说的上级部门。

第二天座谈会如期召开。我没有参会资格，就在办公室里等消息。

中午的时候，周处长的电话打回来了。

“远舟，你那份材料，领导看了很满意。”周处长的声音很兴奋，“他专门表扬了咱们处室，说这份材料是近期看到的少有的有干货、有见地的汇报。”

我握着电话，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挂了电话，孙姐和郑磊都围过来了。

“怎么样怎么样？”

“周处说，领导很满意。”

“太好了！”郑磊捶了我一拳，“就知道你小子行！”

孙姐笑了，然后小声说了一句：“远舟，你这次，算是给咱处长脸了。”

这次材料的成功，给我在新单位打开了局面。周处长对我的信任明显增加了，一些重要的材料开始交给我来写，我的工作量增加了，但存在感也更强了。

有一次在走廊里碰到综调处的马处长，他看见我，竟然破天荒地冲我点了点头。

“你们处室那份材料，写得不错。”

“谢谢马处长。”

他嗯了一声，继续往前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看了我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

晚上我回宿舍，躺在床上回想这件事，忽然觉得有些感慨。

四年前，我在环卫局扫大街的时候，有人把烟头扔在地上让我去扫，有人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捏着鼻子绕道走。

四年后，我在省直机关的走廊里，那个曾经不正眼看我的马处长，冲我点了头，说了声不错。

这中间隔着的，不是一纸调令，而是实实在在的四年前我用扫帚一厘米一厘米扫出来的路。

手机响了，是我爷爷打来的。

“听说你写的材料上去了？”

“嗯。”我知道什么都瞒不过老爷子。

“你爸跟我说了。写得不错。”老爷子的语气难得这么直接地夸我，“但是你给我记着，这只是一个开始。在省里站住脚跟不容易，一次出彩不代表你就高人一等了。相反，越是出彩，盯着你的人越多。”

“爷爷，我知道。”

“知道就好。周末回来吃饭，你妈又要包饺子了。”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闭上眼睛。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洒进来，安安静静的。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第十三章

一晃半年就过去了。

这半年里，我在处室里的位置越来越稳。周处长把越来越多的重要材料交给我来写，我的笔杆子功夫也在这半年里练了出来。有一次处里开内部会议，周处长甚至点了我的名，让我给大家讲讲基层环卫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从自己扫过大街的经历讲起，讲到垃圾清运的难点，讲到环卫工人的实际困难，讲到基层治理中的各种现实矛盾。

讲完之后，处室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响起了掌声。

孙姐后来跟我说，那是她进处室以来，听过的最接地气的业务分享。

转眼又到了秋天。

一天下午，我接到了我爸的电话。

“周末回家一趟，有事跟你商量。”

“什么事？”

“回来再说。”

周末我回到家，发现气氛有些不同寻常。我爸坐在客厅里，面前的茶几上摊着几份文件。我妈坐在旁边，神色有些担忧。爷爷也在，拄着拐杖坐在窗边的椅子上。

“发生什么事了？”

“坐。”我爸指了指沙发。

我坐下来，等着他开口。

“远舟，有个去南江调研的任务，难度较大。我想让你去。”

“南江？”

“南江是咱们省最偏远的地级市，条件艰苦，问题复杂。省里要派一个调研组下去，深入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给决策提供依据。”我爸看着我，“这项工作不容易，但我希望你作为年轻人去担一担。”

“我就是南江那个地方。”

“我知道，正因为那里条件不太好，很多人不愿意接这个任务，但省里需要一份真实的调研报告。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你，让你去突破一下自己。”

我沉默了。

我爸说得很委婉，但我听出来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调研任务。省里大概率是对南江的工作不满意，但靠坐在办公室里看材料又看不出什么问题来。放一个自己人去南江，一竿子插到底，把南江的真实情况摸清楚。这件事需要一个人真正沉下去，而不是像有些调研那样，坐着车转一圈，开几个座谈会就完事了。

“爸，我想好了，我去。”

我爸看着我，眼睛里有一丝掩饰不住的欣慰：“你确定？”

“确定。我在环卫局的时候就是做一线的，到基层调查，这是我的强项。”

“那好，出发时间初步定在下周二，你那边交接好工作。”

我点头答应。

我妈在旁边忍不住了，急着说：“他爸，南江那边太远了，山路还不好走，你让远舟去——”

“妈，”我打断她，“没事的，我自己申请去的。”

我妈看看我，又看看我爸，最后叹了口气：“你们父子俩，一个比一个犟。”

爷爷自始至终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听着。直到我要走的时候，他才开口。

“远舟。”

“爷爷？”

“南江我去过。当年我随部队南下的时候，在那一片打过仗。”爷爷的目光落在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人很朴实，但也很苦。你去了以后，少说话，多听多看。老百姓苦的地方，干部的压力也大，你把问题找出来，但不能把锅都甩到下面身上。基层有很多事，不是他们不想干，是实在没条件干。”

“爷爷，我记住了。”

老爷子点了点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养神。临走的时候，张海峰给我打了个电话。

“听说你要去南江？”

“你怎么知道的？”

“你爸跟我爸说了。”张海峰的声音有些急，“远舟，南江那地方我去过，穷得不行，全是山路，有些村子连路都不通。你这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

“总得有人去。”

“你管这个干嘛？省里那么多人，非得你去？”

“海峰，有些事，不是因为非得我去，而是因为我想去。”我顿了顿，“你知道老爷子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说什么？”

“他说南江的老百姓很苦，干部压力也大，让我少说话，多听多看。”

电话那边沉默了。

“明白了。”张海峰的声音变得郑重，“你保重，到了南江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出发前的那个星期天，我回了趟环卫局所在的那座城市。

没有进单位，就是在那条老街上走了一圈。还是早上，路灯还亮着，早点铺子的蒸笼冒着热气。刘婶牵着她的京巴狗在遛弯，看见我愣了一下。

“小江？”

“刘婶早。”

“哎呀你回来了！”刘婶高兴地拉着我，“听说你现在去省里了，干得挺好的吧？”

“挺好的，刘婶您身体还好吧？”

“好着呢好着呢。”刘婶上下打量着我，“你看你，去了省里就是不一样，穿得也精神了，人也没那么瘦了。”

王老伯也出来了，还是端着一盘包子。

“小江！快来吃包子！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没人吃我的包子了，我这生意都差了不少。”

我笑起来，接过包子咬了一口，还是那个味道。

“王伯，这几天我要去趟南江，可能个把月回不来。到时候回来了，再来吃您的包子。”

“南江？那地方可远啊，山路不好走，你去干嘛？”

“工作的事。”

“那可得注意安全。”王伯皱起眉头，“听说南江那边的路不好走，你坐车可得当心。”

“放心吧王伯。”

在老街上转了一圈，该见的人都见了，该吃的东西也吃了。

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条街。老槐树的叶子开始变黄了，秋天了。四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也是秋天。时间过得真快。

周二清早，天还没全亮，我就背着那个装了几件换洗衣服的背包坐上了去南江的长途大巴。车上人不多，除了我，就是几个去南江进货的生意人。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方便面和烟草混合的气味。

车开出市区，上了高速公路，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了田野和村庄。

开了两个多小时以后，高速到了尽头，剩下的全是弯曲的盘山路。路很窄，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沟，司机开得很慢，每到拐弯的地方就按喇叭。

山路颠簸得厉害，我坐在最后一排，被颠得屁股生疼。

又走了四个多小时，下午三点多，终于到了南江地界。

第十四章

南江比我想象的还要艰苦。

城区不大，建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几条主干道坑坑洼洼的，街边的房子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建筑，墙面斑驳，有些地方还裸露着红砖。街道上的店铺倒是不少，但生意看起来都不太好，店主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门口，嗑着瓜子聊着天。

我找到提前联系好的招待所，放下行李。招待所的条件很简陋，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卫生间是公用的，热水限时供应。但是被褥还算干净，窗户对着后面的山坡，能看见山上密密匝匝的树。

我没有提前通知南江市的相关部门，用我爸的话说，这一次要看到真东西，就得先绕开他们。

放下行李，我换了身普通的衣服，套上一件旧夹克，出了门。我先去了城南的一个老居民区。这一片叫柳树沟，是南江最有名的棚户区。来之前我查过资料，这片棚户区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住着一千多户人家，房屋大多是自建的砖瓦房，基础设施几乎没有。下水道是露天的明沟，污水直接流到街面上。垃圾堆在墙角，苍蝇嗡嗡乱飞。

我走进去的时候，正好是傍晚，很多住户开始生火做饭。油烟从窗户里冒出来，混着煤球燃烧的气味，整条巷子都雾蒙蒙的。

一个头发花白的大娘坐在门口择菜，我把脚步放慢下来。

“大娘，您这附近住得还方便吧？”

大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警惕：“你是干嘛的？”

“我是过路的，想在这附近找个房子租，来打听打听。”

“租房？你可别租这儿，这破地方没法住人。”大娘摆摆手，“一到下雨天，巷子里的水能淹到小腿肚子。冬天更了不得，水管上冻，得跑老远去挑水。你这小伙子看着不像受得了这个苦。”

“那您住了多久了？”

“我呀，三十年了。”大娘叹了口气，“从嫁过来就住这儿，现在孙子都上小学了，还是住这儿。说是要拆迁，年年说，年年没动静。去年倒是来了一拨人又是量尺子又是画线的，折腾了一个多月，结果人一走，又没下文了。”

我蹲下来，帮大娘择菜。大娘看我手脚麻利，不像坏人，话匣子就打开了。从大娘的嘴里，我听到了很多材料里看不到的东西。这片棚户区的居民，大部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从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当时没地方住，就在这里自己盖了房子。后来城市发展了，这片区域被划进了市区，可是拆迁补偿一直谈不拢，一拖就是几十年。

“那些人来了好几拨，说话都好听着呢，又是规划图纸又是承诺书的，让我们签字。签了字人就走了，等个一年半载又换一拨人来，又是那一套。我现在都不信了。”大娘说着说着就叹气，“我这把老骨头，怕是等不到搬新房子那天喽。”

跟大娘聊完，天已经黑了。巷子里黑咕隆咚的，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勉强照着路。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去，心情有些沉重。

回到招待所，我把今天的见闻整理成了文字，一字一句地记在笔记本上。

第二天，我去了一个叫石坪村的偏远山村。石坪村在离城区四十多公里的山里，通村的公路前两年修好了，质量一般，有的地方裂了缝。村里的房子大多是土坯房，能盖砖房的都是条件好的人家。村干部领着我边走边介绍。

“村里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年轻人都出去了，剩下老人和孩子。种地挣不了几个钱，青壮年都去外地打工了，一年回来一次就不错了。地也荒了不少，以前还有人承包种点果树什么的，这两年果子卖不上价，承包的人也不干了。”

村干部是个五十来岁的老汉，脸被山风吹得又黑又糙。

“以前省里也来过人，来的头一天电话就提前打过了。我们赶紧打扫卫生，准备材料，忙活好几天。来了以后跟我们开两个小时的会，问些有的没的，吃完中午饭就走了，再也没来过。你倒是不太一样。”

我没多说，跟着村干部在村里转了大半天，看了废弃的果园，看了破败的村小学，看了村委会办公室里堆得发黄的档案资料。村小学只剩下七八个孩子，一个老师撑着一个复式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课都由她一个人上。

“老师是哪年来的？”

“三年前，特岗教师，一个小姑娘，城里来的。一开始来了两个，另一个干了半年就走了，嫌条件太苦。就剩下这个小姑娘，干到现在。”村干部说着摇了摇头，“也不知道她能撑多久，人家迟早也得走的。”

我走进那间简陋的教室，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几个汉字，孩子们的课桌破旧不堪，有些桌腿下面垫着砖头，但还是摇摇晃晃的。

我在石坪村待了整整一天，拍了很多照片，记了满满几页纸的笔记。

接下来的两天，我又去了一个移民安置点和两个乡镇的工业园区。工业园区里的企业不多，开工的更少。招商引资的招牌还竖在门口，上面的字已经被雨水冲得有些模糊了。移民安置点的房子倒是盖得不错，可是周边的配套设施基本为零，没有卫生院，没有菜市场，最近的学校在五公里外。搬进来的居民怨声不断。

一个星期下来，我跑了南江市下面三个区县和好几个乡镇，笔记本记满了大半本。

我看到了真实的南江，一个被大山困住的南江，一个条件有限、发展缓慢但依然有无数人在努力生活的南江。

第十五章

第八天，消息终于走漏了。

那天下午，我刚从下面一个乡镇回到招待所，还没进门，就看见招待所门口停着两辆黑色的轿车，车旁站着好几个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的人，最前面那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满脸不安地来回踱步。

看见我走过来，那个男人快步迎了上来。

“江科长？您是省里来的江科长吧？”

“是我。”

“我是南江市环卫局的副局长田文，”他一把拉住我的手，语气焦急又卑微，“江科长，您来了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呢？我们也好安排接待，您这样一个人到处跑，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田局长，我就是随便走走，不碍事的。”

“那怎么行！”田副局长急得汗都下来了，“我们局长在局里等着您呢，车已经备好了，您跟我去一趟吧。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您这样到处转，下面还不知道怎么说我们呢！”

我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心里有些无奈，但也明白他的难处。我再不露面，南江这边的干部一个个都要坐不住了。

“行，我先收拾一下，跟你们去。”

“好好好，不急不急，您慢慢收拾，我们在这儿等着。”

我上楼拿上东西，跟着田副局长上了车。两辆车一前一后开到了南江市环卫局的办公楼，是一栋四层的老楼，外墙的瓷砖有些脱落，看起来有些年头了。

局长姓赵，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很深。他在办公室门口等着我，见到我以后主动伸出手来，态度很客气。

“江科长，欢迎欢迎。你来南江指导工作，我们非常欢迎。只是下次一定要提前通知一下，我们也好做好准备。”

“赵局长客气了，我不是来指导工作的，就是下来学习学习，了解了解情况。”

“那也不能一个人乱跑嘛，太危险了，南江这边的山路不好走，万一出了事，你说我怎么跟你爸——”赵局长说到一半突然刹住了，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我心里明白了，他们都知道了。

消息传得真快。

“赵局长，您放心，我没事的。我就是想看看基层的真实情况，所以没打招呼就转了一下，您别多心。这跟咱们局里没关系，纯粹是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

赵局长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连声说“好”。晚上，南江市环卫局在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一顿饭。饭菜算不上多丰盛，但在这个条件艰苦的地方也算尽力了。韭菜炒鸡蛋、红烧豆腐、一盘清蒸鱼，还有一碗汤。

赵局长亲自作陪，田副局长也在，还有局里其他几位干部。

饭桌上，赵局长举着酒杯，表情有些沉重。

“江科长，我不知道你这些年在基层待了多久，但你来了南江，我就跟你说几句实话。南江穷，南江苦，南江地广人稀，山高路远，干什么都比别人难十倍。我们局里这几年的工作，省里不满意，我知道。但是江科长，我们不是不想干，我们是真难啊。”

他放下酒杯，指节粗糙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就拿垃圾清运来说，南江城区虽然不大，但老城区的巷子都只能跑三轮车，大的清运车跟本进不去。下面各个乡镇我们也要管，远的乡镇在七八十公里外，盘山路一来一回就是一天。经费就这么多，人手就这么多，车子就这么几辆，江科长你说，我们能怎么办？”

我没有反驳，认真地听他说完。

“赵局长，这些情况我都看到了，我也会如实反映。但今天的调研下来，我还是必须指出一点：经费条件不好不是不作为的理由。确实，像棚户区的卫生情况，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但即便是投入不高、周期不长的事，比如一些零散垃圾堆的及时清理、一些明沟的定期清淤，还是有改善空间的。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才是基层干部应该有的精气神不是？”

赵局长沉默了，过了一会儿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江科长，你说得对。我们会自我反省，有些事确实没做好，没有主动创造条件。我明天就召集开会，落实整改。”

我在南江又待了三天，在市环卫局的配合下，把之前没去成的几个偏远乡镇都跑了一遍。和当初在环卫局扫大街时不一样，这次的身份是调研员，走到哪里都有人陪着，看到的都是收拾体面的地方。但我在基层待过，那些被刻意整理过的边边角角，那些不太自然的干净整齐，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没多说什么，只是把该记的记下来，该拍的拍下来。

临走那天，赵局长执意要送我到长途车站。

“江科长，这几天辛苦你了。关于南江的报告，你会如实写的吧？”

“赵局长，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在南江亲眼看到的。好的地方写，不好的地方也写。这是对我自己的工作负责，也是对南江负责。”

赵局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力握了握我的手：“我们等你下次再来。下次来的时候，南江一定比现在更好。”

“一言为定。”

长途大巴缓缓启动，南江城区在车窗外渐渐后退，那些连绵的群山也渐渐变远了。我靠在座椅上，笔记本放在腿上，沉甸甸的，里面记满了这次调研的所见所闻所思。

回到省城后，我花了三天时间写调研报告。

这份报告我写得很用心，也写得很坦诚。我没有避重就轻，也没有因为同情南江的干部就帮他们掩饰问题。我把棚户区明沟污水横流的现状写在里面，也把石坪村小学那七八个孩子的事写在里面，把南江环卫局经费不足、人手匮乏的困境也如实写了出来。

但我也特意写了一段：南江的干部在现有条件下想了很多办法，比如用三轮车替代垃圾车进小巷清运，比如在乡镇试行村民自主保洁制度，虽然效果有限但方向是对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清楚自己的问题出在哪，也有改变的意愿，他们缺的是机会和支持。

写完之后，我反复修改了好几遍，确保每一个数据都准确无误，每一个判断都有依据支撑。

最后定稿，我把它交给了周处长。

周处长戴着眼镜，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摘下眼镜以后沉默了很久。

“远舟，这份报告我会原原本本地呈交上去。”

“谢谢周处。”

“不用谢我，你做了一件很多人不敢做的事。”周处长看着我，目光深沉，“这些年下去调研的报告我见过不少，大部分都是换个地名换个数据的套路。你这份，是你用脚底板走出来的，用你自己的眼睛看到的。省里需要这样的声音。”

第十六章

报告递上去以后，我等了整整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我的心情一直悬着。说实话，我不怕报告被领导批评，但是我还是担心会因为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而惹上麻烦。

第八天下午，周处长突然从办公室出来，走到我的工位旁边。

“远舟，跟我来会议室。”

我跟着他走进会议室，一进门就愣住了。

会议室里坐着好几个人，除了周处长以外，还有几个我虽然不熟但知道名字的领导。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份装订成册的文件，熟悉的封面让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是我写的南江调研报告。

“江远舟同志，坐吧。”领导面色温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来，后背不自觉地挺得笔直。

“你的报告我们都看了。”领导拿起那份报告，翻到其中一页，“你在报告里写南江石坪村小学只剩七八个孩子，一个女老师撑着一个复式班，情况属实吗？”

“属实。”

“你写的柳树沟棚户区，明沟排污三十年没有解决，属实吗？”

“属实，我自己去看了，也问了好多户居民。”

领导合上报告，身子微微前倾：“好。省里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你再详细说说，你在南江看到了什么，你觉得南江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稳了稳心神，开始从头说起。

从柳树沟的大娘说到石坪村的女教师，从盘山公路上颠簸的大巴车说到移民安置点荒草丛生的空地，从南江环卫局那栋外墙瓷砖脱落的办公楼说到那些只能用三轮车清运垃圾的狭窄小巷。

我说了大概二十分钟，没人打断我。

说完以后，会议室里安静了片刻。

领导轻轻拍了拍桌面，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你说得很好。南江的情况，和你报告里写的一样真实。你这份报告没有回避矛盾，也没有刻意渲染问题；不回避干部的困难，也不为他们开脱。这是我们近几年看到的，最有分量的基层调研报告之一。”

他把报告放在桌子上，手指在上面轻轻点了两下：“接下来省里会马上开会研究，尽快拿出南江的综合帮扶方案。道路、水利、教育、环卫，一个都不能少。”

那一刻，我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

下班以后我回到宿舍关上门，一个人坐在床上，耳边还回响着领导那句话。

拿出方案，一个都不能少。

不是因为背后有什么关系，也不是因为走了什么捷径，而是因为我去了，我看了，我写了，我把我看到的真实情况反映上去了。这条路，是我用扫过大街的手写出来的，是我用走山路的脚底板磨出来的。

我拿起手机想给家里打电话，号码拨了一半又放下了。我想了想，拨了另一个号码。

“赵局长，我是江远舟。”

“江科长？”电话那头的声音先是一愣，随即变得紧张，“有什么事吗？”

“告诉您一个消息，”我深吸了一口气，“省里要针对南江出台综合帮扶方案了。柳树沟要整治，石坪村小学要修缮，你们局的清运设备也要增添。赵局长，南江等到了。”

电话那边安静了好一会儿。

然后我听见赵局长的声音变得很奇怪，像是哽咽了。

“江科长，这是真的？”

“真的，领导亲口说的。”

“太好了……”赵局长的声音彻底变了调，一个五十多岁、在山里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基层干部，在电话里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江科长，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我替南江的百姓谢谢你。”

挂了电话，我的眼眶也湿了。

窗外夜幕降临，省委大院里的路灯一盏盏亮起来，黄澄澄的灯光照亮那些整齐划一的小路和修剪得一丝不苟的绿化带。我透过窗户看着不远处那栋亮着灯的办公楼，知道里面还有很多人在加班。那些灯光里，我的父亲也在其中某个位置。

头一次，我觉得自己真正融入了这个地方，靠的不是关系，不是背景，不是谁的庇护，而是我自己流过的汗、走过的路。

那天晚上，我回了趟家。我爸也刚从单位回来，外套还搭在胳膊上。他在沙发上坐下来，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看我这模样，难得露出了一个笑容。

“南江的事，听说了。”

“嗯。”

“领导在今天的会上专门表扬了那份报告，说省直机关要多一些这样接地气的同志，多一些敢于说实话、勇于担当的年轻人。”我爸看着我，目光平静却深沉，“儿子，我真为你骄傲。”

“爸，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

“是，你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但你知道有多少人连应该做的事都做不到吗？”我爸站起来，在我肩膀用力握了一下，“你妈妈给你包了饺子，韭菜鸡蛋的，进去趁热吃。”

第十七章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又过了一年。

这一年里发生了很多事。南江的综合帮扶方案落地实施，石坪村小学翻修一新，来了三个新老师，孩子们第一次有了音乐课和美术课。柳树沟的棚户区改造终于破土动工，大娘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电话里高兴地说老房子开始拆了，安置房在市中心附近，楼下就是菜市场。南江市环卫局添置了几辆新的垃圾清运车，清一色的小型车，专门用来跑那些狭窄的老街巷。

我也在自己的岗位上越干越稳。周处长升任副厅级，调到了另一个部门。继任的处室负责人姓杨，四十出头，年富力强，接手后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

“远舟，你在处里这一年多的表现大家有目共睹。以后处里的重要材料主要靠你挑大梁了，有没有信心？”

“有。”

杨处长满意地点点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从那时起，我开始带新人。处里新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姓丁，戴着厚厚的眼镜，见谁都叫老师，做事认真但缺乏经验。我把当初孙姐教我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教给了他。

有一天晚上加班，小丁跟我一起吃盒饭，忽然问我：“远舟哥，我听说你是从环卫局考上来的？”

“嗯。”

“在环卫局干了多久？”

“四年。”

小丁推了推眼镜，犹豫了一下，似乎在琢磨该怎么问：“我挺好奇的，会不会挺苦的？”

“苦。”我没有掩饰，“但值得。”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

我想了想，回答道：“当你觉得扛不住的时候，就想一想，你当初为什么选这条路。想明白了，就能扛住了。”

小丁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天晚上加完班回宿舍，我又经过了那面镜子。镜子里的人已经不黑不瘦了，脸上的皮肤养回来了，颧骨也没那么突出。唯一没变的是手上那些硬硬的老茧，在那四年里磨出来以后就再也没消下去，掌心和指节处还能看出当年握扫帚握出来的痕迹。

挺好。

这是我在基层四年挣来的，比什么勋章都珍贵。

又过了一个月，秋天又来了。

一天下午，周处长——不对，现在应该叫周副厅长了——给我打来电话。

“远舟，下周五有个活动，你务必参加。”

“什么活动？”

“全省环卫工人节表彰大会，省领导也会出席。今年的优秀基层工作者名单里有一个人，我觉得你应该认识认识。”

“谁？”

“去了就知道了。别迟到。”

周五那天下午，我准时到了会场。会场设在省城一家单位的礼堂里，不算太大，但布置得很庄重。横幅上写着“全省环卫工人节表彰大会”几个大字，台下坐满了穿着各种工装的一线环卫工作者。

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

表彰大会开始，领导们依次讲话，然后是颁奖环节。获奖的环卫工作者们依次上台，他们都是来自全省各地最基层的一线工作者，有的是清扫街道十几年的老环卫，有的是在垃圾清运岗位上默默奉献的普通工人，有的是在恶劣天气里冲在最前面的年轻骨干。

最后一位上台的人，让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是刘德胜。

四年不见，刘德胜老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又深又密，但他的背挺得很直，穿着那身洗得干干净净的环卫局工装，胸前的工号牌擦得锃亮。

主持人在台上介绍他的事迹：“刘德胜同志，扎根环卫一线三十三年，从一名普通的清扫工人成长为基层管理者。他始终坚守在最脏最累的一线，带领队伍连续三年获得城市环境卫生先进班组称号。尤其是在今年汛期抢险中，他带领队伍连续奋战，保障了城区排水畅通……”

我坐在台下，看着刘德胜从领导手里接过奖状，双手都在微微颤抖。

他往台下看了一眼，在人群中扫视了一圈，然后目光停在了我身上。

他看见我了。

隔着半个礼堂的距离，我看见他的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什么。人声嘈杂，我听不清，但我看懂了。

他在说：“臭小子，我做到了。”

会议结束后，我在礼堂外面等到了刘德胜。他从人群里走出来，手里还拿着那张奖状，看见我以后快步走过来，还没等我开口，就一把攥住了我的手。

“远舟！”

“刘组长，恭喜您。”

“什么刘组长，还是叫刘叔！”刘德胜的眼圈红红的，攥着我的手不肯放，“你看，我这把老骨头也争了口气！你说得对，干一行就得爱一行！我上次跟你通过电话以后就明白了，就算在基层，一样能干出名堂来！”

“刘叔，您一直是我最佩服的人。”

刘德胜嘴咧了咧，眼角却湿了：“行了行了，别说这些了。你在省里干得好不好？有没有人欺负你？要是不顺心就回来，环卫局的门一直给你开着呢！”

我笑了，用力握了握他的手：“您就放心吧。”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陪我爸坐在客厅里说话。我爸现在比以前话多了些，偶尔也会跟我说一些单位里面的事。

“你今天去参加环卫工人节了？”

“嗯。”

“看见刘德胜了？”

“看见了。”

“这个人不错。”我爸靠在沙发上，难得地表扬了一个基层干部，“我和你领导聊过，他说刘德胜这些年一直干得很用心。尤其是你走之后，他好像变了个人，工作更拼命了。你领导说，远舟在他那里待了四年，给他留了点东西。”

我没有接话，但心里是高兴的。

我爷爷那天也在，老爷子坐在窗边的老位子上，手里捧着一杯热茶。

“我今天也去了。”

“您去了？”

“在后排，没让你们看见。”老爷子抿了口茶，“我就是想看看，那个当年在你电话里认出你的老赵，还有那个给你扫帚让你扫大街的刘德胜，都是什么样的人。”

“您觉得呢？”

“都是好人。”老爷子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事，也守住了他们该守住的东西。远舟，你能跟这样的人共过事，是你的福气。”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老爷子把茶杯放在桌上，“不过话说回来，你最该感谢的还是你自己。这四年，是你自己扛过来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这四年多的画面一幕一幕过了一遍。

第一次拿起扫帚的时候，手心里的血泡磨破流出来的血沾在扫帚杆上。

第一次跟着垃圾清运车凌晨三点起床，冷风灌进领口里冻得浑身发抖。

第一次钻到下水道看着窜出来的老鼠，吓得后脑勺撞在井壁上疼得眼冒金星。

第一次被赵叔叔认出来的时候，他对着电话里说的那句话：“老王，你孙子在我眼前扫地呢，你教育得真好啊。”

第一次回家我妈抱着我哭，说儿子你瘦了黑了。

第一次在省直机关的会议室里，领导拍着我写的报告说，这是我们近几年看到的，最有分量的基层调研报告。

还有今天，刘德胜站在领奖台上说的那句话——我这把老骨头也争了口气。

所有这些画面串成了一条线，这条线的起点是四年前那个背着包走进灰扑扑办公楼的年轻人，终点是现在这个躺在省委大院宿舍里的自己。

第十八章

又一个春天来了。

院子里的玉兰树开了满满一树的花，白色的花瓣在阳光下亮晶晶的，风吹过来的时候花瓣飘飘悠悠地落下来，铺了一地。

这一天我下班回来，刚走到宿舍楼下，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蹲在花坛边上。那个人看见我，腾地站起来，快步走了过来。

“小王？”

“远舟！”小王的脸上笑得开了一朵花，几步冲到我跟前，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想死你了！”

我也高兴坏了，回手给了他一拳。

“你怎么来了？”

“出差！省里有培训，我报名参加了，顺便来看看你！”小王上下打量了我几眼，“你小子行啊，穿得人模狗样的，看来在省里混得不错嘛！没把咱环卫局的弟兄忘了？”

“忘不了，走，吃饭去！”

我拉着小王去了省城一家不错的饭馆。这小子也不客气，拿起菜单就点，专挑贵的点，点完了以后看着我嘿嘿直笑。

“让你当年扫大街的时候请我吃了两年烧饼，今天这顿你得给我补回来。”

“行行行，随便点。”

等菜的工夫，我问他：“局里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小王喝了口茶，“刘组长得了省里的表彰以后，干劲更足了，天天带着大伙搞什么精细化作业，咱们片区现在可是先进班组了。老孙退休了，张姐现在去了办公室。对了，你还记得那个小姑娘吗？就你走之前来报到那个？”

“记得，怎么了？”

“她现在是我们科室的骨干了，干活特别利索，就是老念叨你，说江老师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们啊？”

说完，小王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

是把小扫帚。

用细竹枝扎的，手掌那么大，做得很精致，扫帚柄上还系着一根红绳。

“这是刘叔托我带给你的。”小王的声音忽然正经起来，“他说这把扫帚是给你留的念想。让你别忘了，你是从哪里走出来的。”

我把那把小小的扫帚接在手里，竹枝上的毛刺被磨得干干净净，拿在手里轻飘飘的，却又沉得不行。

“其实我们大家商量过，”小王看着我，“一开始那段时间大家都挺不是滋味的。你想啊，你爸那么大的官，你瞒着我们吃了那么多苦，走了以后大家心里都空落落的。后来李副局长说了句话，说江远舟那小子，虽然是高干子弟，但他那些年流的汗，不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少。他走的时候，手上全是老茧，那是真干出来的。”

小王顿了顿，端起酒杯：“他说，我们应该替他高兴。”

我端起酒杯，跟小王重重地碰了一下。

“替我谢谢大家，我永远是环卫局出去的人。”

那天晚上小王喝多了，我把他扛回我的宿舍扔在床上。这小子打了一夜的呼噜，震得我半夜起来去走廊里坐着，可我心里是暖的。

第二天培训结束后，我送小王去长途车站。上车前，小王忽然转身抱了我一下。

“远舟，记得回来看看。”

“一定。”

大巴车缓缓开出车站，拐过街角就不见了。

我一个人站在车站门口，春风吹过来，玉兰花的花瓣不知道从哪里飘过来，落在我的肩头。

第十九章

爷爷是在那年秋天走的。

走得很安详，晚上睡下去，第二天早上就再也没醒过来。八十六岁，算是高寿了。可家里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平静地接受这件事。

追悼会那天，来了很多人。黑压压的一片，站满了整个告别厅。很多我见过却叫不出名字的面孔，还有更多完全不认识的人，都穿着深色的衣服，手里拿着白色的菊花。

我爸站在最前面，背挺得笔直，我从来没见过他那样的表情。不是哭，比哭更让人难受。是一种被抽空了的感觉，像是身体里某根支撑了几十年的支柱，突然断了。

我在整理爷爷遗物的时候，在书房抽屉的最底层找到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已经泛黄了，边角磨出了毛边，封口上用毛笔写着“远舟亲启”四个字。

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封信。

老爷子的字还是那么有力，一笔一划都带着那股倔强的劲儿。

“远舟，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爷爷已经不在了。有几句话，爷爷一直想跟你说，但活着的时候当着你的面说不出口，就写下来吧。你从小就是个好孩子，聪明，善良，像我。但是爷爷最骄傲的，不是你的聪明，而是你的选择。四年前你跟我说，想去基层，不想靠家里，想自己闯一闯。我当时心里既担心又高兴。担心你吃不了苦，高兴你终于长大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担心了。你做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好。记住爷爷一句话：你扫过的每一条大街，扛过的每一个垃圾桶，写过的每一份报告，帮过的每一个百姓，都算数。你记住你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你是江家的儿子，但更是你自己。”

信的最后几行字有些发抖，笔迹也不如前面有力了，不知道是写信的时候累了，还是情绪波动太大。

“远舟，好好干。爷爷走了，但爷爷放心。”

我捧着信，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追悼会结束后的那个星期天，我一个人坐大巴回了那座小城。没有进单位，也没有去老街，我直接去了城郊的公墓。

环卫局的老门卫周大爷是半年前走的。我赶到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没能送最后一程。

我找到周大爷的墓，墓碑很新，上面镶着一张小小的照片。照片里的周大爷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笑得眯起了眼睛。

我把一束菊花放在墓碑前面，蹲下来，轻轻擦了擦照片上的灰。

“周大爷，我来看您了。对不起，来晚了。”

风吹过来，公墓里的松树沙沙地响。

我在周大爷的墓前坐了很久，说了很多话。说我现在在省里工作，说刘德胜评上了全省优秀，说小王也出息了能独当一面了，说南江的石坪村小学翻修好了孩子们有了新教室。

说完了，清清爽爽地磕了三个头。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西边的太阳把云彩烧得通红，山下小城的灯光一盏一盏亮起来，远远看去像洒了一把碎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