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在很多方面都颇为独特。它在不利条件下赢得独立,其宪法延续了两个多世纪,民主制度也经受住了战争、经济萧条、社会动荡和政治变迁的考验。但回顾美国历史,很少会停留在单纯的赞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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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美国就是一场实验,而非一种继承。它建立在这样一种理念之上:自由的人可以通过宪政制度实现自我治理。也正因如此,美国人一再追问,这场实验是否正面临失败的危险。

有些时候,这种担忧后来被证明是夸大的;有些时候,这种担忧则并非空穴来风。但综合来看,这些时刻表明,对宪政失败的忧虑始终是美国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随着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若干事件尤其值得注意,它们都曾构成宪政层面的危险时刻。

宪法签署于1787年,而它遭遇的第一次重大考验很快就到来了。11年后的1798年,美法正式同盟关系被强烈的敌意和猜疑所取代,原因是外交摩擦不断升级,法国还袭击了美国船只。面对外部威胁和国内不稳,国会通过了《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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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批评者看到的是另一幅图景:政府借助恐惧压制异议。《煽动叛乱法》将某些针对联邦官员的批评定为犯罪,报纸和政治对手因此成为起诉对象。对于一个不久前还以自由之名发动革命的国家来说,这一事件暴露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宪法权利并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

《外国人与煽动叛乱法》的意义,不在于它只持续了3年,而在于它提出了几个问题:当公民相信国家正受到威胁时,他们愿意交出多少自由?一个民主国家又能容忍多少异议?这些问题此后在美国历史上不断重现。

1861年的内战,是对这个共和国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南方各州决定脱离美国,打破了人们原本的假设,即政治分歧会始终停留在宪法框架之内。这使围绕奴隶制、公民身份、联邦权力以及联邦本身意义的长期冲突,最终演变为公开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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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南部邦联获得成功,美国很可能将不再以建国者设想的形式存在。不过,即便是这个例子,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幸存下来”的叙事。联邦得以保全,奴隶制被废除,新的宪法修正案也改变了对自由和公民身份的法律定义。但这些承诺只得到部分兑现。

内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放弃了继续保护新获自由的黑人美国人权利的努力,任由南方各州在近一个世纪里实施合法化的种族隔离和系统性的剥夺选举权。这提醒人们,宪法得以存续,与宪法正义得到实现,并不总是一回事。

20世纪带来了新的挑战。冷战期间,对左翼意识形态影响和苏联间谍活动的恐惧蔓延到美国社会各个层面。其中一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但“第二次红色恐慌”时期,也就是1947年至1959年间形成的氛围,远远超出了正当安全关切的范围。

这一时期通常与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联系在一起。它之所以被人记住,并不是因为美国人害怕左翼意识形态,而是因为恐惧本身获得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忠诚审查、黑名单和公开指控波及数千人。许多人仅仅因为怀疑、关联或指控,职业生涯就受到损害,甚至被彻底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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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主义至今仍具有历史意义,原因在于它背后的逻辑太过熟悉。面对威胁时,民主社会往往难以守住公民自由。这一事件提出了一个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更大问题:当公民相信自由正被敌人利用时,一个自由社会还能否保住自己的自由?

1972年至1974年的水门事件,呈现的是另一种宪政挑战。它最初只是华盛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一起入室盗窃案,但很快演变为更广泛的调查。这些调查揭露出,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曾直接试图妨碍司法、滥用政府机构,并掩盖行政部门内部的不当行为。

问题的核心在于:总统是否也受法律约束?民主制度依赖选举,但同样依赖对权力的限制,即便这种权力掌握在民选领导人手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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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后,水门事件之所以仍值得关注,不仅因为它揭露了不当行为,更因为它引发的制度回应。记者展开调查,法院主张自身权威,国会实施监督,最终尼克松辞职。水门事件虽然动摇了公众信心,但也表明,当宪政制衡机制面临考验时,它们仍然能够发挥作用。

美国故事中最近的一章距离当下仍然足够近,以至于它的完整历史意义仍在争论之中。2020年大选后的局势,以及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对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发动的暴力袭击,暴露出美国社会在选举、合法性和民主规范上的深刻分歧。

这场袭击打断了一项美国人原本视为理所当然的程序:总统选举结果的正式认证,以及权力的和平交接。这个事件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挑战了人们对选举程序本身的信心。民主制度依赖胜者和败者都接受宪法框架下的结果,即便他们对结果感到失望。

美国宪政体系最终还是履行了自身职责。法院受理了相关挑战,各州官员认证了选举结果,国会完成了认证程序,权力交接也得以进行。但这一事件留下了持续存在的问题,涉及公众信任、政治极化以及美国民主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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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人准备纪念独立250周年时,这些不同的历史片段表明,宪政政府从来都不是可以自行维持的。从对共和体制崩溃的担忧,到对内战、政治压制、行政权力越界和选举争议的忧虑,每一代人都面对过属于自己的宪政危险。

或许,美国经验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不是危机本身,而是在危机相伴而来的同时,关于如何维护共和国的争论也始终延续。美国的宪政民主并不是一项已经完成的成就,而是一项持续中的事业,在每一代人的手中被更新,也被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