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26年6月，中日关系依旧停在冰点附近，日本国内的学者圈子里，总算有人肯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一角。
中日之间的僵局，究竟还有没有解法？他自己给出的判断颇为悲观，认为眼下这种恶化态势极有可能长期化，日本能做的只剩下承认现实，然后想办法别让局面再往下走。
平心而论，这位对中国近代史深有研究的学者，比日本政界大多数嗓门比他大的人都要清醒不少。
他把中日关系目前的死结拆解成了四层结构性锁死。
第一层，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的总方向，驻日美军规模长期居前，日本也是美方在西太平洋最要紧的军事支点之一，注定要被中方结构性地点名批评。
第二层，牵涉中美关系的相对平稳，让北京可以腾出手来单独对付美方盟友，日本正好排在压力传导链条的第一节。
第四层，谈的是两国国内舆论都不允许各自的政府主动示好。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四层他都看到了，就是不敢碰第五层，即日本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他给出的收尾建议，居然还是要求日本继续强化安全保障能力。
在他的叙述框架里，日本俨然成了一个被新现实困住的被动受害方，而不是主动越线之后遭到结构性反制的过错方。
日本朝日电视台的评论直言不讳，作为现任首相，高市这次的表态“突破先例”，因为即便是安倍晋三本人和其他右翼首相，任期之内也都没敢把话讲到这个份上。
冈田克也在质询里已经把话挑明，一旦被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日本就将可能动用武力，那样的话势必遭到对方的反击。
另一边，此前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视察与那国岛，并称将部署导弹，该岛距离中国台湾仅110公里，这种军事部署行为，在“存亡危机事态”的语境下，无疑具有强烈的挑衅性。
一边把话讲得没有回旋余地，一边把导弹推到了离台湾最近的岛屿，这两个动作叠在一起，指向再清楚不过。
紧接着到了2026年春天，日本又主动往前挪了一大步。
2026年4月10日，日本公布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对日中关系正式作出定位降级。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内阁会议上汇报蓝皮书内容，将中国表述为“重要邻国”，而在此前十年，蓝皮书一直将日中关系定义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中方之所以愿意给福田康夫、河野洋平这批老派政治家几分薄面，并不是因为对他们个人有多欣赏，而在于他们背后代表着一个还能坐下来谈事的日本。
可如今自民党内部，这类肯做减压阀的人物已所剩无几，走到台面上的换成了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存亡危机”当成内宣口号来用的年轻一代。
中方没有理由再对这拨人释放什么善意，也不需要去体谅所谓的国内政治难处，这是一件由是非曲直和力量对比共同决定的事，不是靠外交礼节能够扭转的。
1972年那份联合声明预设的许多前提，比如中国经济需要日本的技术援助、日本需要中方在地区事务上给予政治配合，都已经被两国地位的彻底反转所稀释。过去日本是规则里的施惠方，如今这个身份早已易主；过去中国是规则的被动接受方，往后也不可能一直只接受不修改。
日本人恐怕从没认真琢磨过一个反直觉的问题，倘若台湾问题最终以祖国大陆完成统一的方式画上句号，甚至连琉球的历史遗留问题也一并厘清，日本反倒会因此获得一种被动的解脱。
台海这张牌一旦从手上抽走，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就找不出第二条红线可踩，安全领域的对抗空间自然会收窄，政治层面反而可能重回正常轨道。
问题恰恰在于，只要祖国统一大业尚未落定，日本就会被永久卡死在当下这种自我捆绑的境地。
历史认识问题再沉重，也不涉及中国今天实际的领土完整，而在现实的领土主权议题上和一方站到对立面，绝不是道个歉就能翻篇的事。
日本曾对中国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无论在历史上、法律上，日方都没有任何资格对中国台湾置喙。
日本已接受并履行了《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的义务，承认了台湾归还中国的事实，高市早苗试图以一个完全主观的、纯粹属于日本国内法下的模糊概念，即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僭越日本在国际法下所承担的明确义务。这类论调根本经不起国际法的推敲。
日本各条战线的失血都在同步发生。日本媒体报道称，蓝皮书的措辞修改反映了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急转直下的日中关系，蓝皮书提到了中国军机向日本自卫队战机“照射雷达”和中方就两用物项对日出口进行管制等事件。
这些看似分散的动作，实际上串起来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中方已经在用系统化的政策工具作出回应，而非情绪化的临时反制。
美方也并非完全看不懂东京的风险。高市早苗关于“台湾有事”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的表述，被不少外部观察者视为日本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向。
华盛顿真正需要的是可控的同盟配合，而不是一个把调门起得比美国还高、不断刺激地区风险的日本。
日本目前这种一边在法理上放松军事束缚、一边在经贸上被局部卡脖子、一边在外交上约不到人的状态，走不了多远。
它不是什么新常态，只是方向尚未选定阶段的过渡态而已。
日本迟早要在完全对抗和半被迫调整这两条路之间挑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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