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救一头鲸鱼,就别去找百万富翁。在德国,一头名叫“蒂米”的鲸鱼经历了离奇命运,也暴露出一个问题:让缺乏专业能力的富人主导动物保护,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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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一头鲸鱼搁浅了。这是一头年轻的雌性座头鲸。她在2026年年初游入波罗的海,可能是在追逐一群鱼。此后,她在德国近海多次被渔网缠住,离岸边越来越近,最终被困在诺因多夫村附近、蒂门多夫海滩外的一处沙洲上。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现代保护行动中的种种弊病、人类自我中心的冲动,以及百万富翁式的傲慢,把她缓慢的死亡过程变成了一场闹剧。波罗的海并不适合座头鲸生存。这里盐度较低,座头鲸容易出现皮肤损伤和其他疾病;海水浅、噪音大,也会干扰鲸类天然的导航系统。再加上通往北海的出口狭窄,一旦鲸鱼游入波罗的海,想再游出去就非常困难。

鲸鱼这种动物,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它的体型超出人类直觉所能理解的范围,像一座移动的山,像神话中的巨兽,几乎不真实。但它们会歌唱,会社交,会玩耍,智力近乎人类,而温和程度又远胜于人类。

它们在世界多种宗教和信仰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不令人意外。无论是越南民间把鲸鱼“翁鱼”视为守护神的传统,还是日本将鲸鱼与福神惠比寿联系起来,鲸鱼都深深激发了许多沿海社会的精神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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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它们的难以接近,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庄严感。远离人类生活痕迹的深海之中,鲸鱼几乎带有神话色彩。它大概是人类最接近“神”的存在之一。但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欲,并不会因此收敛。17世纪,在工业化需求推动下,商业捕鲸发展成全球产业,水手们从近海走向远洋。高价值的抹香鲸吸引捕鲸船长时间出海,而露脊鲸、灰鲸、座头鲸等其他鲸类也都成了猎物。

鲸油被用来点灯、润滑机器,推动工业革命;鲸须被制成马鞭;鲸肉被做成宠物食品。鲸鱼和阳光下的一切一样,都被当成可供开采的资源。19世纪后期,随着替代材料普及,捕鲸业一度衰落。但二战后,受全球蛋白质和油脂短缺影响,捕鲸又迅速扩张。爆炸鱼叉等新技术让捕鲸容易得多。到1960年,每年有80000头鲸鱼被杀。鲸群数量遭到重创,座头鲸、抹香鲸等多个物种一度濒临灭绝。

不过,随着20世纪中期环保主义兴起,鲸鱼的命运逐渐成为国际保护行动的焦点。20世纪70年代,“拯救鲸鱼”成为广泛传播的口号,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汽车贴纸和T恤上。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发布无限期禁捕令。如今,除日本、挪威、冰岛以及部分原住民社区外,商业捕鲸业在全球范围内基本被消除。鲸鱼的生命,似乎不再会轻易沦为人类贪欲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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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8日,一头鲸鱼“获救”了。过去一个月里,这头鲸鱼——后来被取名为“蒂米”,名字来自蒂门多夫海滩,而这个男性化名字也反映出人们起初误把她当成雄鲸——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上涨的潮水曾多次将她托离沙洲,但她早已疲惫不堪、疾病缠身,每次短暂脱困后,几小时内又会再次搁浅。

此前被渔网缠住时,她吞下了部分网具,造成严重内伤。她的皮肤开始脱落,动作越来越虚弱。2026年4月1日,官方救援行动被放弃。对一头鲸鱼来说,一旦来到海滩,它的庞大反而会成为致命负担。失去海水浮力支撑后,自身体重会压迫内脏,反复搁浅只会让损伤不断加重。

它的生死取决于潮汐,每多在岸上停留一小时,生还机会就更小一分。多次搁浅后,蒂米身体腐烂,呼吸紊乱,几乎已不被认为有生还可能。由于当局排除了安乐死,剩下的似乎只有姑息性照护,也就是尽量为她补水、降温。国际捕鲸委员会在与相关领域专家和机构达成一致意见后称,这是“在没有简单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唯一负责任、人道且务实的应对方式。

但就在所有希望似乎都已破灭时,私人资本登场了。无视专家关于蒂米已无救治可能、进一步施救只会加重其痛苦的警告,两名德国百万富翁提出出资,组织一场私人行动,把她送回外海。本月早些时候,德国政府曾否决另一项私人救援方案。但4月15日,这两位“挺身而出”的富豪——赛马业企业家卡琳·瓦尔特-莫默特,以及美达电创始人瓦尔特·贡茨——获得了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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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米搁浅地所在的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环境部长蒂尔·巴克豪斯改变了看法。他认为蒂米仍表现出足够的生命迹象,值得继续尝试,尽管这一判断显然并不建立在任何专家共识之上。巴克豪斯的决定,或许也受到了舆论压力。过去一个月里,公众对“冷酷放弃”蒂米的愤怒迅速升温。此前参与救援的人在网上收到死亡威胁,示威者冲破警方封锁线,只为靠近鲸鱼。

还有一名女子从渡轮跳海,试图游向蒂米,后来被工作人员拖出水面。情绪已经被彻底点燃,要求恢复救援的呼声越来越高。巴克豪斯也许从这项私人提议中看到了机会。若鲸鱼得救,他可以分享功劳;若鲸鱼死去,他又不必承担太多责任。4月剩下的时间里,贡茨和瓦尔特-莫默特启动了他们的行动。整个方案几乎完全在公众视线之外制定:先用充气气囊把蒂米托到浮台上,再将她拖向外海。

参与者中还有一支运转娴熟的“团队”,成员包括政治立场较为激进的优兔博主“丹尼·头等舱”,以及一名自称“鲸语者”的人,两人都完全没有相关专业背景。来自夏威夷的海豚兽医珍娜·华莱士也被请到德国。此前,她在网上发布辱骂持反对意见专家的帖子,其中一句“送给你们这些人一句粗话”,曾在网络上广泛传播。为了蒂米,阵容可谓“精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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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蒂米还没等到被人救走,就先自己挣脱了。之后,她在浅水中挣扎了数小时,显得迷失而混乱。船只试图引导她游向外海,但没有成功。不到一天,她又在海岸线更远处的一片沙洲上再次搁浅。到这时,救援计划是否还会继续都成了未知数。华莱士厌倦了周围那些“荒唐的人”,飞回了夏威夷,并指责“鲸语者”和“丹尼·头等舱”为了制造内容干扰救援。

现场仅有的另一名兽医之一疑似中风,被紧急送医。几乎一切都在失控,而蒂米仍然困在岸边,她缓慢的死亡被彻底演成了一出荒诞戏。但就在希望似乎真的耗尽之际,贡茨和瓦尔特-莫默特又发起了第二次行动。这一次,他们打算把蒂米装上一艘驳船,再把她拖到海里。这一方案和第一次一样,依然在封闭状态下策划和执行,公众几乎一无所知。

动物保护的理想,往往与生态系统的实际需要,甚至与个体动物本身的需要并不一致。像蒂米这样的故事,或者此前许多鲸鱼的故事,常常因为叙事力量过于强大,而被赋予远超其本身的意义,成为保护行动的焦点。但每一头宏大而美丽的蒂米背后,都是无数更小、在我们眼里也更“不起眼”的动物,每天死在人类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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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也常常被置于群体之上。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头鲸鱼因吞下渔网或被船只撞击而死,但如果没有名字、没有故事,它们就不会引起太大关注。为拯救蒂米花掉的数百万欧元,本可以用于研究,或许能救下更多鲸鱼。只是,这样做没有多少戏剧性。

把这些尝试讲述成一场逆天改命的斗争,也忽略了一个问题:人们之所以评估成功几率,本来就是为了判断行动是否值得。如果一项行动更可能带来伤害而非帮助,那么决定去做,理应有比“这样会让我们感觉好一点”更充分的理由。

依据科学知识和证据,在多次救援尝试之后,最人道的做法本应是让蒂米平静离世。贡茨和瓦尔特-莫默特那套夸张、缺乏监督的方案,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虐待动物,只是为了安抚人类的负罪感,维持我们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