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亚楼上将去世这一话题,很多朋友不免想到其他早逝的四野将领。

并且会很自然地多想一步,如果他们没有过早去世,在大变将至的年代,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赖传珠上将比刘亚楼晚几个月去世。两人同样都生于1910年,同样逝世于19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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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一、四野系统内,分别是军事、政治两个领域的佼佼者。

赖传珠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总干部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是标准的尸山血海里锻炼出来的干部,参加了长征,后到新四军工作,幸亏早早地跟着张云逸到江北开辟根据地,否则极有可能牺牲在皖南事变中。

赖上将是颇具眼光的高级将领。在新四军时期,一路踩的节奏几乎都是对的。比如没有像袁国平一样死困在皖南,参加江北指挥部,后又和刘少奇一起,再到迁驻苏北盐城,和陈毅、粟裕、黄克诚等打成一片。

抗战胜利后执意去东北打大仗,表面上看是跟着罗帅走,跟着老领导林总打大仗,其实华东焉知没有大仗可打?不过是觉得东北可能有更大的机会吧。要不然为啥黄瞎子那么坚持要去。赖上将这份功力不仔细品不好察觉。

老天爷对人相对来说是公平的,这方面多,那方面就少。比如赖上将的身体健康。解放战争时期他的高血压病就比较严重了,到抗美援朝时,赖传珠原本担任13兵团政委,和邓华一起准备入朝参战,谁知高血压病发作,身体虚弱,人都已经到丹东了,上级却没让他入朝。

当总干部部副部长的8年间,评定开国将领军衔是最大的任务。1000多名将领衔级需要一一确定,很多人地位高功劳大,需要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这几位领导亲自把关亲自安排。其间,还要承受许多非议和质疑。罗、赖二位都是多年老病秧子,经过这一番劳累,身体状况更加不好了。

赖上将后来担任北京军区政委1年,沈阳军区政委6年,生活条件和工作强度有所下降,主要任务是处理邓华上将出事之后的残局,和陈锡联一道去的。赖传珠的工作能力强,格局高,做事也很有办法,和陈锡联的路子很合拍,让陈锡联感觉很受用。

读陈上将回忆录,在沈阳军区这一段,“赖政委”是高频词,陈锡联回忆什么事都要提到赖传珠,稍有其他将帅回忆录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军政搭档关系上,涉及做了什么事尤其是比较有亮点的,传主一般都是“我领导了什么”,对于搭档,能少提就少提,能不提就不提。可见赖传珠的亲和力有多强。

不幸的是,赖上将的身体健康并未像其他开国将帅一样,在相对良好的生活环境中有所逆转。1965年12月14日,开完军区党委扩大会后,赖上将身体不适,随后突然病情恶化,眼睛黄的吓人,一检查是急性黄疸性肝炎。陈锡联赶紧联系全国各地的专家过来救治,遗憾的是回天乏术,10天后赖上将就不幸去世了。

赖上将若是晚几年去世,对时局会有什么匡正作用吗?积极作用肯定会有一些。至于会有什么改变,在完全公开的文章中不宜深谈。关于四野将领在建国后的分化和浮沉,过几日会一篇长文叙述,请有意者略待几日。

另一位重量级的四野将领,是李天佑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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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佑解放后相继出任广西军区司令、广州军区副司令、代司令、副总参谋长。与赖传珠的劳累程度差不多,虽说不像授衔工作那样直面大量矛盾,劳心劳力得罪人,但军政两条线各有各的忙法。

李天佑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战争年代多次受伤,2次差点牺牲。打完平型关战役,就因为身体状况太差而紧急调回延安休养,后来直接送到莫斯科治病。

回国之初身体状况倒还可以,如果加意保养的话也不至于发展到后来的不治之症。

1952年李天佑查出急性肾炎,但当时正值各种“反”,李天佑对工作向来十分认真,尤其对政治性强的工作更是丝毫不敢怠慢,仗着年纪尚轻而不是很在意,没有认真治疗,结果拖成了慢性肾炎。

后来虽然经过多方诊治,但他的工作状态一直很紧张,也就没有得到缓解。

1960年李天佑接受第四军医的专门检查,第四军医大学校长涂通今向他郑重建议,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不能再拖,必须离职休养。但李天佑以工作忙为由,仍然不放在心上。

1968年,李天佑的肾病出现严重恶化,尿液中红血球上升到80多个,尿蛋白3个加号。这时肾病引起的腰痛和浮肿非常严重,他已无法坚持久坐,只能住院治疗。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一向小心谨慎的李上将,仍然坚持半天治病半天办公。

对健康的渴求,在对政治风浪的担忧面前显得极其无力。为了表现所谓的跟上形势,他不得不每天工作12个小时。

1969年4月1日,参加完九大后,小黄总长临时决定让副总长李天佑在总参机关传达大会精神。

这又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之前没有准备专门的传达材料,大会也没有下发正式的传达文件,可资依靠的材料很少。李天佑生怕下面的工作人员写出点什么差错,亲自带着大家一起写传达稿。

写过材料的人都知道,推敲材料是个多么折磨人的活计,不客气地形容,就是丧心病狂。熬夜、连轴转、吃不好、伤身体,年轻小伙儿都扛不住。何况是原有基础病的李天佑。

李天佑强撑病体,咬牙带着大家干了3天3夜,总算把这项任务圆满完成了。

然而对他的身体来讲,又往病魔深渊推了一大步。

到1969年底,肾病更加恶化,尿检发现尿蛋白4个加号。

1970年1月,经过家人不断地争取,关于他离职休养的报告终于批下来,但为时已晚。一位曾在1964年曾给李天佑治疗过肾病的老中医,重新诊治时很奇怪地说,这病并不难治,在现有医疗条件下,本不该发展到这个地步!

事实证明,若是当时接受涂通今的建议,李天佑原不至于过早去世。涂通今是开国少将,与李天佑同年,均出生于1914年。与李天佑一样也是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工作。涂老爷子医道高明,保养有术,2023年仙逝,得享遐龄10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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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老爷子几乎活了李天佑两倍的寿命。

世事无常,命运各异,令人叹息。

李天佑虽系当年四野第一纵队司令员,101手下番号第一的军事主官,受信任的程度也冠于诸将。但他从不骄傲自满,却自来小心谨慎,浑不似其他纵队司令天不怕地不怕,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霸气。

开国后20年出头的军事生涯,总算过的平安小心,周到稳妥。在险象环生的漩涡和风浪之中,靠着多年积攒下来山头感情,以及事事不愿得罪人、事事不愿出头、甚至甘愿让出主要分管职能的超低姿态,换来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很难说,这到底是胆小呢,还是真正的人生智慧。

不管是哪个答案,都影响不了一个判断,如果天佑上将得到正规的及时的治疗,健健康康地活着,他在四野诸将的定位中,断然不是黄吴邱李的即视感,而是如二梁叔侄一样,有自己的判断,以及别具一格的踏浪之行。

四野诸将的故事远不止这二位,敬请各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