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抗争：香港新界六日战争|军舰|反抗军|士兵|战争|新界|被遗忘的

1895年，随着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落败，被迫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以及辽东半岛与日本。”幸运的是”，沙俄联合德国、法国三国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我国。但这些所谓的“善举”是要清政府付出代价的，1897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列强纷纷效仿，唯恐落于人后。

一、新界的产生

就在德国强租胶州湾后不久，英国即向清政府提出要租借一块土地。经过一段时间的谈判，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通过这一条约英国将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距离直线以南, 英国九龙割占地界限街以北地区以及附近岛屿235个, 连同大鹏、深圳两湾水域强行租借99年，这片地区即构成今天香港的新界地区。

当英国接收香港岛时，香港岛还是一个没有多少常驻人口的荒岛，但当英国进入新界时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根据1911年英国在香港进行的人口普查，其人口达到94000人，散步在几百个村庄和十几个城镇里在这些人口中，其中有不少家族号称宋代就已经迁入新界地区，漫长的时间里使这些家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声望，因为清政府行政能力有限，这些宗族成为地方秩序的实际主导者。

由宗族主导的地方秩序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奇特，只是两广、福建特殊的社会情况，使这里的宗族与中国其他地方有所不同。首先，两广、福建等地耕地稀少，到清朝中后期这里人地矛盾尤其严重，再加上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这些地方的土客矛盾也越来越大。最终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伴随着清朝统治能力的衰落，土客矛盾演变成了波及广东一省，涉及上百万人口的土客械斗。

虽然土客械斗最终被清政府平定下来，但一方面，地方民众保有大量的武器，甚至是火器这就导致整个广东地区弥漫着一股尚武之风，成书于民国时期的《赤溪县志》曾言：“自尔土人与客民结仇肇事,日寻干戈,于是彼此逞雄,遂至士农习战, 人皆带剑 , 户尽佩刀, 巨炮洋枪 , 视为故物,碉楼寨栅,俨若长城本为盛世良民, 竟类潢池之弄盗。”；另一方面，因为清末社会动荡导致匪患严重，政府无力应对，只能放任地方乡绅组织团练，例如仅新宁县上三都各堡就有团练25团，每团有勇丁500名，共计达12500名。可以说此时的广东省民间不光民风尚武，还存在成熟的军事组织，所以当英国进入新界时，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成熟的农业社会，而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社会。

二、新界居民的反映和冲突爆发

1899年4月，英国已经开始接受新界，并计划在新界大埔举行升旗仪式，但新界的

百姓似乎不打算接受这个结果。同年3月，新界屏山邓氏就召开会议，之后夏村、锦田的邓氏都参与了进来，经过商讨他们决定武装抵抗英国的接收，并对外发出了公告。随后4月1日，新界的一些大家族聚集在一起进行了讨论，会上一些不愿意参加抗英的宗族、村庄也被“说服”（与其是说服，不如说是胁迫，比如不参加抗英就先烧掉你的村子）参与到了抗英当中。10日，抗英的乡民在元朗设立了太平公局作为抗英活动的司令部。

港英政府一方似乎早就预料到乡民可能会有武装抵抗，何况4月3日就有大埔乡民烧毁用于升旗仪式的席棚。对此，英国迅速调集了一个连（大概125人）进驻大埔，当时乡民还没有准备充分，所以对英国方面道歉，港英政府信以为真，遂将兵力调回。然而乡民在却于4月10日在元朗设立太平公局，作为抗英活动的司令部，将自己的部队仔细编成六个大队，（有些村子虽然同意加入反抗军，但因为之前有械斗的经历，有些村子之间互相有血仇，不能编在一队）并约定好在17号正式起兵，显然反抗军一方成功欺骗了英国人。

不过安奈不住的大埔乡民在14日又一次火烧了席棚，反抗军被迫提前起兵。但一开始，这一事件并没有引起港英政府的重视，因为他们只派遣时任总缉捕官梅含理率领警察二十名前往大埔。当梅含理抵达大埔时发现，却发现大量的反抗军，仅他对面的山头就有多达150人，寡不敌众之下梅含理遂率领部下返回了香港，并上报了此事。

15日港英政府一方面命令梅含理率领警察坐汽艇返回大埔，并派出由伯杰上尉所率领的一个连从陆路出发去接应，港督自信的认为这些兵力足够吓退乡民。中午伯杰率领部队抵达沙田，正好遇到了从大埔跑回来的梅含理。梅表示自己一到大埔就遭遇了大批的反抗军，伯觉得梅在夸大其词就要求梅尽快返回，但也表示自己一定率部尽快抵达大埔并向港英政府请求援军。

梅含里一返回大埔就陷入了围攻，他率领二十名手下开枪还击，直到下午4点伯杰率领军队抵达。直到此时，伯杰才知道梅含里所言非虚，因为自己至少遭到来自三个方向的进攻。首先是位于大埔头村后方掩豪山上的炮兵阵地，可能有12门火炮，距离旗杆山大概1.5英里（大概2.4公里左右）。接着，反抗军又在锦山部署了一个抬枪阵地，距离旗杆山大概500码（大概450米左右），最后在大埔墟北面的新围仔山上还有一个抬枪阵地，并有大量的步兵。

从乡民的部署来看，三个阵地成掎角之势，若英军想从陆路进攻任何一个就会遭到另外两个阵地的夹击，自然也无法从梅树坑直接深入内陆。不得不说，这样的部署显然出于专业军事人员之手，而且其阵地修建也颇为专业，难怪英军为此向清廷提出抗议，怀疑清政府有意扶持乡民抗击英军。

现在伯杰是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进攻则兵力不足，后撤又恐乡民追击，只有坚守阵地等待救援。此时，英军不仅兵力很少，而且没有机枪和火炮，每人也只携带弹药40发，如果乡民全力进攻，也许是有机会将英军击退。但乡民此时却显得优柔寡断，并没有对英军发动猛攻，只是以部分人手向英军射击，英军每次也只以一个班或者两三人开火还击，乡民即撤退，以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乡民失去了一次打击英军的机会。

因为下午5点30分，英军的援助就到了。就在伯杰派人返回香港求援后，港英政府即派出军舰“名誉号”携带补给和援军向大埔开去。“名誉号”上装备了一门12磅主炮，经过一个小时的准备，名誉号随即用主炮向乡民炮兵和抬枪阵地开火。反抗军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威力巨大的炮击，其阵地很快被摧毁。

英军的炮击以及援助抵达让伯杰所部士气大增，遂发起白刃冲锋，反抗军因为炮击而陷入混乱，所以根本无力组织还击，只能向后撤退。至此，英军在大埔地区站稳了脚跟。

新界勘界

三、林树凹之战

4月16日，英军在大埔举行升旗仪式，表示自己占领新界的决心。随后英军三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连抵达抵达大埔，加上之前驻扎的部队，新界英军已经接近五百人，并且配有6门七磅野战炮。

反观乡民一方，初战失败让反抗军士气低落，一些大埔村落的民众脱离反抗军向英军投降，反抗军的局势急转直下。不过，大部分反抗军还没有放弃，根据英国一方的估计其人数仍有两千到三千人左右。在短暂的恐慌之后，其主力部队迅速稳住了阵脚，为了阻止英军深入内陆，反抗军后撤到梅彭坑道后方的林村谷的一处山凹，重新布置了防御。

英国一方并未急于深入内陆，仍然驻扎在旗杆山，只是在17日派遣士兵进行了侦查。这里英军又犯了一个错误，当时英军侦察兵抵达距离反抗军阵地两英里处，不仅没有发现反抗军，反而被乡民所发现。反抗军遂携带火炮遂尾随侦察英军，因为反抗军步步为营，让英军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跟踪，直到反抗军占领了距离旗杆山不到一英里的社山。

大概在中午12点45分，反抗军占领社山后，即用火枪火炮向马窝山和旗杆山开火。从战略上，反抗军的行动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当时英军刚回到军营不就，还没有吃午饭也没有休息，甚至炮兵营的火炮都还没有从军舰上卸下来。如果反抗军集中全力进攻，即使不能击败英军，也能给予英军一定的杀伤。但这一次，反抗军依然没有发动全面进攻，也许是因为反抗军的兵力不足或者这只是反抗军的诱敌之计策，当下午1点45分左右，英军发动反击时乡民撤出了社山。在反抗军撤退的过程中，反抗军和英军又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伯杰的报告里提到：“敌人（指反抗军）沿着林村谷慢慢后撤，一路以大炮与步枪猛烈射击。”下午四点以前，反抗军在损失了一门火炮的情况下返回了部署在林树凹的阵地。

在林村凹，反抗军又构筑了一个以大炮为核心的防御阵地。反抗军将大炮部署在又高又陡且视野开阔的山坡上，山坡的两侧有河流和难以攀爬的高低，反抗军认为这样的地形将迫使英军从正面进攻大炮阵地，然后在大炮阵地的前方部署了抬枪和步枪阵地，这样就可以以逸待劳打击英军。反观英军在追击的过程中，因为缺乏人手，英军的火炮与步兵发生了脱节，在下午四点抵达林树凹的英军只有伯杰上尉所率领的三百五十人左右的步兵。

反抗军很快就发现了英军并开火，但乡民所使用的旧式火炮无法自由调整射击角度和方向，射程和精确度也很有限，所以反抗军的炮火没能阻止英军前进，也没能造成什么伤亡。英军利用地形抵达距离反抗军阵地七百码的距离时，伯杰选择分兵，命令其部下的印度中尉兰加·沙阿占领了反抗军左翼阵地对面的高地，之后又派遣了两个班的兵力进行支援。同时，另一名印度中尉则占领反抗军右翼阵地对面的高地。这些印度士兵来自印度西北部，有丰富的山地作战经验，因此英军实现了对反抗军的包抄。

伯杰则率领主力部队继续挺近到距离反抗军阵地五百码处，这里有一处丘陵可以为英军的集结提供掩护。至此，英军完成了进攻的所有准备，遂从左右两翼朝反抗军开火，中路英军则发动刺刀冲锋。前文提过，反抗军的火炮在布置完成以后没有办法调整射击角度，对英军的突然进攻根本没有办法实施有效的反击，英军很快占领了山凹入口。在火炮没法发挥威力的情况下，反抗军尝试用手中的火枪阻止英军的进攻，这些有限的反击在英军的冲锋下最终崩溃了，英军追击反抗军直到上村。

4月17日的战斗力，英军仅有两名士兵受伤（其中一人位于后方，结果被炮弹打伤，可见反抗军火炮因为无法调整角度，根本没有起到作用），但已经深入内陆地区。上村的居民不敢与英军为敌，还向英军提供了两头牛和大米作为补给，英军遂在上村设立了一个临时的营地。反抗军一方则因为连续战败，士气已经跌到了谷底。因为缺乏史料，我们无法得知到底有多少人死于之前的战斗中，但因为士气下跌，有不少人选择当了逃兵，有些村落可能决定退出，可以确定的是反抗军一定人数锐减。反抗军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难以取胜，不过有血性的中华儿女并没有放弃，他们召回了之前驻扎在其他地方的兵力，决定孤注一掷与英军展开决战。

四、最后的决战

就在乡民聚集兵力打算决一死战之际，英军也在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占领上村之后，英军虽然获得了短暂的休整，但补给仍然停放在旗杆山。伯杰虽然可以就地征收给养，但为了不与村民发生冲突，伯杰所依赖的仍然是屯放在旗杆山的给养。不过更严重的是，英军的炮兵迷路了。

4月18日凌晨，负责指挥炮兵的西蒙兹上尉告知伯杰，要求其派人协助其运送火炮。伯杰遂派出一部分兵力（大概50人左右）与西蒙兹会和，自己则率领主力回到大埔运输给养，仅留下40余名士兵驻守上村。早上八点，伯杰抵达旗杆山，准备携带给养前往上村，就在这个时候西蒙兹的通令兵抵达旗杆山，报告说西蒙兹和其所率领的部队走错了路，如果没有人手帮忙他们火炮很难赶到上村，同时大埔山的前哨又向伯杰报告反抗军正逼近上村。无奈之下，伯杰放弃了支援西蒙兹，率领部队急行军赶回上村。中午12点，伯杰与留守上村的兵力会和，随后发现反抗军正从锦田等方向逼近。下午两点半左右，反抗军的主力已经接近上村附近的石头围村，双方决战一触即发。

驻扎在上村的英军当时有4个连左右的兵力（考虑到一部分人被派去支援西蒙兹，这时候伯杰手下的兵力大概在4百人左右）。乡民一方的兵力大致在1200人左右，相比于开战之初显然已经减少了很多。反抗军挥舞旗帜，以三行横队散兵线向前推进，其阵线的宽度约有800米左右。

因为主要战斗发生在石头围村周围，因此被称为石头围之战

在反抗军进攻的道路上有一条半圆形已经干涸的河道，伯杰决定以此为基础进行防御。他命令一个连部署在河道左侧，一个连在河套地，另一个连部署在河道外侧，剩下一个连作为预备队。反抗军以剩下的火炮作为掩护，一边前进一边开火，用手中的武器宣泄着自己的愤怒。英军一开始并不还击，直到反抗军距离其阵地三百码时，突然出现并一边开枪一边推进。一开始反抗军向右前方突击，可能是想进攻英军的结合部，对英军实行分割包围。但在英军火力打击之下，反抗军士兵接二连三的倒下，他们手上所用的简陋火绳枪敌不过英军手上先进的步枪，反抗军的战士虽已尽力厮杀，却仍难逃战败的命运。

战斗持续到下午5点，英军尾随崩溃的反抗军抵达了锦田。这个村落首先号召反抗英国的村庄之一，为了表示惩罚，英军炸毁了村口的铁门。反抗军在撤退的过程中损失了大量的武器，英军缴获了7门小口径火炮，大量的抬枪和一些老式步枪，其他大口径火炮也被反抗军沉入湖中。19日英军开始逐步占领新界地区其他的定居点，新街乡民的抵抗以失败告终，从14日开始，这场战争进行了六天，因此也被称为“六日战争”。

五、军事上的得失

正如前文所说，从反抗军的军事部署来看，其中应不乏职业军人，他们既有经验也有勇气，更不缺打击英军的机会。事实上，从战斗开始前英军就在不停的失误。先是低估了乡民的敌意，没有作出充分的准备。这就导致开战时英军兵力不足且弹药有限，反抗军若全力进攻或能逆转战局；林村谷战斗中，反抗军成功尾随英军并占领社山，却再次放弃全面进攻，反让英军获得反击准备时间。这可能是因为乡民自身的矛盾—— 数千乡民虽有抵抗意志，却缺乏统一指挥中枢，各村落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

但更重要的是，落后的武器装备限制了他们的战斗力。从英军缴获的装备来看，反抗军的武器以冷兵器和旧式武器为主。反抗军装备威力最大的武器是老式加农炮，我们无从得知反抗军使用火炮的具体形制，但其无法调整射击角度、无法灵活改变射击方向等，而类似的描述经常出现对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所用火器上，就可见反抗军所用的火炮有多么陈旧。

反抗军中仅次于火炮的武器是抬枪。这是一种曾被清军广泛使用的火器，其具体形制并不统一，人们对于抬枪的描述经常采用的是耆英在道光十一年奏请添造抬枪的奏折，其中称抬枪“木梢长五尺，距鞘悄尺余凿穿一孔，上穿皮带”，使用时“一人将枪安于肩上，双手勒定皮带，又一人将枪尾托定，看准钩火，可发三百余步......”简单来说，抬枪是一种重型火绳枪，通过增加枪管长度和装药来提升射程与威力，这种武器的性能还停留在欧洲十六世纪的水平，反抗军所持有的数量也有限，可能不足一百只，其质量也存疑。

一张非常经典的抬枪照片

除了火炮和抬枪之外，反抗军士兵还装备了火绳枪等单兵火器，在伯杰上尉的报告里提到双方决战时，从反抗军的方向“几次听见现代步枪发射的声音。”在占领上村时，伯杰提到英军抓获了四名俘虏，其中一人“两次用左轮手枪射击一名士官。”在19世纪60年代的土客械斗时，双方都曾赴港购买军火，反抗军中拥有一定数量的现代步枪也不足为奇，但从战斗表现来看这些所谓的“现代步枪”质量和性能都十分可疑。

除了上述武器之外，大部分反抗军士兵很可能还是以冷兵器为主。相比之下，英军的火力和军事素养就强的多。在双方初次交战时，英军 “名誉号” 军舰的 12 磅主炮通过炮击直接打垮了反抗军的防御。后面的战斗力，虽然英国炮兵没有参战，却凭借印度山地部队的山地作战经验，分兵抢占反抗军两翼高地，形成三面夹击。再到最后决战时，英军仅凭手中的步枪就给予反抗军沉重的打击。

最后是关于这场战争的伤亡。在几天的战斗里，英国没有一人阵亡，只有上文所提到的两人受伤，但村民一方的伤亡则存在很大的争议。首先是港英政府官方并没有给出反抗军伤亡的具体数字，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反抗军伤亡轻微。但根据乡民所立的公祠等史料，反抗军的伤亡绝对称不上“轻微”。

锦田邓氏是积极参与抗英的宗族之一。战后他们在村落设立了专门纪念战死者的神碑。在邓氏族谱中曾提到“我乡及其他有关被牺牲者之遗骸，其中家属不能办理善后事者，乃由锦田公主择地于圭角山麓之同福堂地藏庙后山敛葬。”如果反抗军伤亡轻微，也不应该出现“家属不能办理善后事者”，族谱也很直白的称这一场战争为“锦田喋血”。与此同时，一些香港媒体，如《德臣西报》（香港的第二份报纸，是香港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之一）也提到：“中国人损失非常惨重......”《士蔑西报》（香港早期英文报刊之一）则直接说“名誉号”的炮击就造成了40-50人阵亡。学者综合各处史料，提出六日战争里反抗军的伤亡最高可达六百人，最低也有四百五十人左右，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妇女在运送给养时被战火波及。

可以说在这场战斗中，英军凭借先进的武器装备、高效的组织能力以及过硬的军事素养，展现出对反抗军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反抗军在平常械斗所积累的那些冷热兵器混合作战的经验，在面对英军时毫无作用。这种绝对实力的碾压，恰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缩影。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洗刷百年耻辱

六、被遗忘的战争：殖民叙事遮蔽下的抵抗记忆

这场发生在 1899 年新界的抗英斗争，如今鲜少被载入历史教科书，成为近代中国反殖民抗争中被遗忘的注脚。笔者曾尝试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有关研究，结果一无所获。目前能找到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中文专著，仅有夏思义（Patrick H.Hase）所著的《被遗忘的六日战争—1899年新界乡民与英军之战》。除此之外，笔者在香港念书期间，曾在一本有关新界乡议局的著作中看到对这场战争的叙述。

究其原因，现存资料多来自英军报告与殖民政府档案。而乡民一方的记载较少而且比较分散，所以当我们在试图描述这场战争的细节时，几乎只能依赖英方的材料。而这也反映出颇为奇怪的一点，新界原住民对这场战争持何种的态度？

港英政府接收新界公告

毫无疑问，港英政府一方自然希望这件事被人忘得越快越好。正如时任香港总督的卜力所言：“把上个月的事情一笔抹掉。”并很快就撤走了驻扎在新界的大部分兵力。而且对于组织抗英的领袖，港英政府也没有进行清算，反而使其继续在地方事务上发挥影响力。例如，组织抗英的伍醒迟一直活到了1938年。1912年以后，伍醒迟还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日后担任港都的梅含理还公开表示对其从事公益事业的支持。

对于这些地方领袖而言，他们反抗英国一方面的确有民族情绪的作用，但更多的也是出于对英国人可能剥夺其地位的恐惧，最好的例子就是并非所有的村子都自愿加入反抗军，有些存在甚至坚持拒绝加入。现在对于新界的原住民来说，既然英国人的统治已经无可避免，反抗军的领袖仍然作为“合作者”继续在地方事务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再加上英治时期香港经济的飞速发展，这场徒劳的抗争似乎成为了应该忘却的记忆。因此，对这一战争死者的纪念活动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停止，这一场战争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

当然不能否定的是，该战争的时间节点与空间位置使其被主流历史叙事边缘化。19 世纪末的中国正经历甲午战争惨败、八国联军侵华等重大事件，新界抗英战争规模较小，且持续时间仅六日，易被视为局部冲突而忽视，清廷对反抗持暧昧态度，民间抵抗缺乏官方支持，其影响力难以扩展至全国视野，这导致即使在今天的香港这场战争也鲜有人关注。

但被遗忘不代表不存在。从大埔到林村谷，再到最后的上村决战，数千乡民以抬枪、火绳枪对抗英军的步枪与军舰火炮，虽因装备与战术的代际差距而失败，却展现了殖民压迫下民众自发的抵抗精神。即便战争被历史尘埃覆盖，那些在硝烟中挥舞的旗帜、在河道边倒下的身躯，仍构成近代中国反殖民抗争的重要拼图，等待被重新发现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