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留所工作不久的陈祖武
1978年10月，我进入社科院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众所周知，这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国家刚刚经历十年“文革”,可能大家都有一种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度尽劫波”今余在的心情。郭老激情四射的《科学的春天》也刚在《人民日报》发表,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洋溢着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
郭老号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老当益壮”,“为我国科学事业建立新功，为造就新的科学人才做出贡献。”同时也“祝愿中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奋发图强，革命加拼命，勇攀世界科学高峰。”认为“你们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中坚，任重而道远。”激励大家“古人尚能‘头悬梁，锥刺股’,孜孜不倦地学习……更加专心致志，废寝忘食，刻苦攻关……趁你们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吧!”郭老最后以诗人的激情号召，“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无论是在“文革”中饱受磨难的老一辈知识分子，还是被耽误了青春年华的年轻人，都被激发起来。在欢欣鼓舞的同时，大家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心情，犹如郭老所言“赶超，关键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间就是力量”,所以都很勤奋努力。历史所集中了一大批老先生，当时顾颉刚、侯外庐、尹达、杨向奎、王毓铨、谢国桢、张政烺、孙毓棠、胡厚宣等中国史学界第一流的专家都还健在。老师宿儒，大家硕学，交相辉映，毕会于前，使我们这些学生眼花缭乱、激动不已之时，也激发了我们珍惜时机、勤奋努力的向学之心。我此时已有35岁了，年纪在这批研究生中属于中等偏上吧，“时不我待”的感觉更加强烈。尽管我在“文革”前已经大学毕业，接受了较为完整的大学教育，相对那些没有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来说较为幸运，同时毕业后也没有完全放弃读书，但毕竟属于自我摸索，没有得到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不小的年龄和求知的渴望使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所以在整个社科院求学期间，也特别勤奋刻苦。
我个人的情况又较为特殊。那时我们一家四口，分在四个地方。老伴在昆明，儿子在天津，女儿在贵阳，我在北京。老母亲也在。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时期。那时工资很低，五十多块钱，全家生活和我的读书，全靠这点工资，拮据与窘迫可想而知，我的生活仍如求学贵大时那般清苦。
生活虽然清苦，但当时的学术氛围确实是很好的。国家图书馆当时叫北京图书馆，是我们经常去读书的地方。有时为了得一个位置而不得不凌晨四五点钟就爬起来去图书馆，中午就啃一个冷馒头。社科院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北京丰富的资料来源，加上得到诸多史学大师的悉心指导，使我们的学问日渐长进。在这三年的研究生院生活中，我经常以“时不我待”四个字来鞭策自己，只争朝夕，孤灯相伴，苦读清儒著作。可以说研究生院的读书生活让我受益终身，研究生院的养育深恩，我是终身难报。
当时顾颉刚、侯外庐、尹达、杨向奎、王毓铨、谢国桢、张政烺、孙毓棠、胡厚宣等中国史学界第一流的专家，除了侯外庐和顾颉刚两位先生年纪大、身体不好，不能讲课外，其他人都给我们上过课。各位先生根据自己的所长给我们讲专题，如胡厚宣先生讲“甲骨文和商代史”,王毓铨先生讲“汉代民数和经济”,孙毓棠先生讲“中西交通和中国古代人口大迁徙”,等等。另一门课是历史文献学，由谢国桢、张政烺先生讲授，张先生上课时还带着自己的助教李学勤先生。此外，我们清史专业的三个学生还有自己的专业课，张政烺先生就给我们讲过《四库全书总目》专题。
过去历史所也招过研究生，但学生从来没有这么多过，所以也不知道怎么办学。上课也不是像今天这样规范，规定有多少门课，也没有学分。所里、院里，还有院外有许多老专家学者，就请他们排着队给大家讲课。很多老师不是开课，而就是讲几次，甚至一两次课，有点类似今天的讲座或者专题。讲课时间长短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比如张政烺先生和谢国桢先生讲版本目录学，次数就稍微多一点。至于在京求学及留所之初的若干年间，我听过授课和当面聆听教诲的学术大家及前辈名家，感谢时代的恩赐，真可以说是遍及四方，不胜枚举。诸如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商鸿逵先生、许大龄先生，北京师范大学的白寿彝先生、何兹全先生、赵光贤先生、启功先生、陆宗达先生，历史博物馆的傅振伦先生、史树青先生，故宫博物院的单世元先生、朱家缙先生，中央民院的王钟翰先生，民族所的翁独健先生，吉林大学的金景芳先生，复旦大学的蔡尚思先生，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先生，暨南大学的陈乐素先生，以及台北史语所的王叔岷先生，等等，兼师多益，受教终身。
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不同
本科阶段是打基础的时候，具体到学历史来说，作为一个历史系的学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一定要有系统的知识，虽然不是很深入，但一定要系统。这是基础，对治史为业的人来说，这两个基础一定要打牢。尤其是中国史的基础，一定要打牢。回顾我在贵州大学读本科时，或许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良好基础，初识门径”。贵大的本科教育给了我良好的基础，我不敢说我的中国史基础有多牢，但我个人体会，我这一辈子是用上了本科时的系统、基础知识。其次，还让我初识了治史的门径，但进一步的专精和真正登堂入室，还是在进入社科院读研究生以后。
在研究生阶段，就是深化了。此外，还要掌握前沿问题，具体到我做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要掌握古代史和中国史，甚至历史学科的前沿问题。哪些是前沿问题，你得说出过一二三来。虽然你也许不去研究它们，但你要知道，要说得出来。另外，对于你选定的方向问题，你要去深入，这在本科阶段是不可能深入的。本科阶段只能讲给你基本的知识，让你有一个基础。你要把这个基础打牢，为往深处走、往高处走做好准备、奠定基础。对此，杨向老比喻得最深刻。他说，如果你作为一个治史的人，知识没有广阔的积累，就像一根电线杆一样，再高也经不住大风的吹。你应该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基础很坚实很广阔，最后你才能达到最高点。我一来跟他念书，他就给我讲，要多读书，什么都读，特别要勤奋。
杨向老喜欢早睡早起，晚上八点多钟就睡了，早上两点多钟就起来了。他讲他抗战时期在兰州，在西北，当时恰好后来在北师大教中文的一位系主任也在西北。杨向老说，当时我们一起在西北共事，我们两人的房间挨着，中间有个窗户。每天早上杨向老起床，一开灯，发现隔壁的灯也是亮着的。杨向老就说，哦，你也起得早啊。结果那位先生说，我还没有休息呢。杨向老说，趁年轻，要多读书，多工作，只要合理安排好作息，每天哪怕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也是顶得住的，关键是不要熬夜，要早睡早起。
当研究生后，你要选择准备深入的方向，当然这和指导教师有关系。指导教师要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比如说我的两位师兄，他们都没有做学术史，而杨先生在第二年就叫我做学术史。这就是因材施教的结果。你一旦选定了方向，就要向专深的目标去努力，不能泛滥无归，什么东西都去碰，那一定解决不了问题。
学术研究就是一定要解决问题。这是不止一位老一辈教诲我的。不管你讨论的问题有多大，但它首先必须是一个问题。有些是前辈没有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前辈没有发现的问题。对于前辈没有解决的问题，你能深入去发现，那也是对学术发展的贡献；对于前辈没有发现的问题，你发现了，虽然你解决不了，但是你提出来了，那也是很大的贡献。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同样的价值。这也是我在历史所得到的一个知识。不解决问题的文章，千万不要去写；不提出问题的文章，千万不要去写。写文章一定要写一篇就解决一个问题，或者提出一个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所以，我1986年那篇文章,中华书局为什么看重，把它摆在《书品》首页上，和好多大家排在一起，我估计就是我提出了前辈大家上百年来没有怀疑过的问题。实际上我这一辈子做的全都是老一辈没有解决或者甚至老一辈没有碰过的问题。我就是按照历史所老一辈给我的教诲，几十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从本科毕业到读研究生，中间隔了13年，尽管其间我始终没有放弃读书，但毕竟属于自我摸索，到研究生后，有幸得到了一批学术大家的指导，治史才真正登堂入室。相对于贵州大学的本科教育，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得到强化，使我真正坚定了唯物史观，二是在专业领域得到系统、全面的深化。
坚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我在贵州大学时，已经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初步教育，有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知识，来社科院后，这一萌芽得以成长为参天大树，滋养了我一生的学术研究。所以讲与贵州大学的衔接，首先是历史观的衔接。
历史所是党中央、毛主席决策建立的，所以才会把一流的史家尽可能调进来。因为毕竟是党中央的决策，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所以历史所从建立之初，就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镇，郭沫若、侯外庐、尹达、梁寒冰、林甘泉等先生是这方面的代表。我来到历史所后，除了那些大师讲的历史知识外，就是理论上的深造，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习。
我进所的时候，郭老已经去世,侯外老还在，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大家。郭老的《中国史稿》在提供历史知识之时，实际上也为我的清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当时虽然侯外老身体不好，已经坐在轮椅上，不能给我们讲课了，但是他的书我们可以拜读。给我们讲历史理论的是尹达先生，尹先生也是一位老革命，也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老史学家。杨向老也是重申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必须结合。我进入历史所读研究生时，杨向老给我讲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唯物史观时，每每叮嘱，要好好向“甘泉同志”学习。林甘泉先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此，“甘泉同志”便以榜样而铭记于心，尽管当时苦于没有当面请教的机会，但唯物史观的重要性我是更加深切领会到了。还有一位叫田昌五的老师，年纪要比老一辈略轻一点，但又要比李学勤先生长一点，大概五十多岁。田先生在历史所有一个外号，叫“田克思”,意思就是他很精通马克思主义。田先生也给我们讲唯物史观。另外，历史所还有一位主持党务的分管书记，叫梁寒冰。他过去是中央华北局的宣传部部长，从天津过来的。梁先生就带着所里的一批中坚力量，编了类似于我在大学时期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书。
我在贵大读书时，唯物史观的问题就已经基本解决了，加上“文革”期间，虽然自己受了委屈，但还在不断学习。研究生时又在诸位先生的指导下，系统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典籍，尤其是下功夫读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著作，所以就更加深化了唯物史观。历史观上我从来不动摇。
中央2004年实施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建设工程，老一辈史学家，比如林甘泉先生等，年纪都大了，就把我叫到史学组去当首席专家。2004年我才61岁。那时有四个首席专家，就是张岂之、李文海、于沛，然后就是我，并且居然把我排在第二位，说明大家还是相信我的史学观。我们编的《史学概论》,高校是作为教材用的。最近又修订了，因为我年纪大了，没有叫我去做具体的事了，但依然把我列在专家名单里面。主编是李捷同志。李捷原来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后来到社科院当代所任所长，又到《求是》杂志当一把手，退下来后主编该书。
来源：《恩重如山——陈祖武先生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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