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从北京走到南京，再从南京返回河北，一路上听到的“倒闭”与“下岗、失业”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列车上，一个做IT的四十岁中年人跟我聊天，他说听到下岗两个字就瑟瑟发抖，因为担心每月三千多元的房贷没有着落。但在单位上班，老板对他颐气指使的态度，又让他很不开心，所以非常抑郁；在老家，一位64岁的老乡也失业了，他在建筑队上班，因为迟到了十分钟，又跟老板拌了几句嘴，被当场炒了鱿鱼。当“倒闭”与“失业”不再只是新闻里的冰冷数字，而成为朋友圈里的叹息、邻居家的变故，甚至镜子里的迷茫时，我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唯钱是举”的游戏规则下，人的价值正在被简化为一串财务数据，引发全民焦虑。我想对“金钱拜物教”发起一场灵魂拷问，我希望以钱为唯一导向的社会走向终结。
在以钱为唯一导向的社会里，资源配置的逻辑极其单一：盈利就是“硬道理”，亏损再有理也不行。这种逻辑在上升期或许能激发效率，但在下行期则会显露出冰冷的一面。当企业为了账面好看而大规模裁员，当个人为了生存被迫放弃理想，我们看到的不是“优胜劣汰”的生物学进化，而是“价值异化”的社会学悲剧。当整个社会把“有钱”等同于“成功”，把“没钱”等同于“失败”时，失业就不仅仅意味着失去收入来源，更意味着被贴上“无能”的标签。这种精神层面的碾压，有时比物质匮乏更具破坏性。它让人们在追逐数字的过程中，遗忘了劳动本身应有的尊严与创造带来的喜悦。
我提出终结“唯钱论”，并不是要彻底否定货币的作用，而是要将其从“神坛”上拉回“工具”的位置。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像一座茂密的森林，除了高大的乔木，还应容纳灌木、草本与苔藓。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成功”与“贡献”：第一，承认非生产性劳动的价值。照料家庭、社区服务、艺术创作、知识分享——这些难以用GDP衡量的活动，也是社会韧性的基石。当经济浪潮退去，支撑人们渡过难关的往往是这些“无用之用”；第二，重构企业评价体系。企业的社会价值不应仅看股价与利润，还应看其在危机中保住了多少岗位，看它是否愿意与员工共渡难关。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选择不裁员、降薪不减福利的企业，或许更值得尊重。比如刘强东的京东，就是一个好榜样；第三，探索共益经济模式。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合作社、社会企业、共益公司（B Corp）等组织形式，能够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兼顾公平与可持续。这种模式的普及，或许能提供一种不同于“血汗工厂”的生存样本；第四，多措并举助推高质量发展，完成中国经济阵痛期的突围。现在中国处于经济转型的阵痛期，房地产业的衰落与AI经济的崛起，让不适应的企业和个人无所适从。政府相关部门应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如天津举办医疗人工智能研讨会探讨数字医疗路径，河南淇县跻身全国农村电商领跑县，甘肃平凉布局低空经济等，就做得很好。
当然，从“单一金钱崇拜”转向“多元价值认同”，并非一蹴而就。这需要制度的托底，比如完善的社会保障网，让失业者不必因生存恐惧而陷入绝望；也需要文化的重塑，让媒体与教育不再只吹捧“财富神话”，而是赞美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匠心的人。经济的周期波动终会过去，但如果我们不能从这次萧条中学到点什么，不能意识到“以人为本”比“以钱为本”更具有长期生命力，那么即使复苏到来，我们依然可能在下一个泡沫中重蹈覆辙。当倒闭与失业的声音不绝于耳，或许正是我们静下心来，聆听内心深处对于尊严、归属与意义渴望的最佳时机。让“钱”回归交易媒介的本位，让“人”成为发展的目的，这不仅是理想主义的呼唤，更是现实生存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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