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在抗日战争迎来第三个年头的重要时刻，八路军第115师奉命挺进鲁南，开辟抗日根据地。
同年年底，出于工作需要，115师民运部的年轻股长翟新亚，被派往郯城县，担任抗日民主政府的第二任县长。
八路军第115师
此时的郯城，正处于敌伪顽势力交错、社会秩序崩溃的艰难时期。翟新亚到任后，展现出相当的才干与魄力。他迅速建立区、乡、村三级民主政权，组织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和自卫团等群众团体，将分散的民众力量凝聚成抗日洪流。
更为关键的是，他积极推行减租减息、增加雇工工资、合理负担等经济政策，切中了贫苦农民最迫切的生存需求。这些政策不仅改善了群众生活，更激发了底层民众的抗日热情。
194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郯城召开了声势浩大的万人庆祝大会，红旗招展，口号震天，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达到顶峰。那一时期，郯城、马头一带社会安定、生产发展、民心向党，被根据地军民交口称赞为郯马的“黄金时代”。
今日郯城
翟新亚的名字，也因此与这片土地上的希望紧密相连。
然而，鲜花与掌声往往是腐蚀剂。随着权力集中和声望日隆，翟新亚内心深处的私欲开始膨胀。他逐渐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将抗日政权视为个人领地，把手中权力当作作威作福的工具。对待群众，他失去了耐心与温情，动辄以“违抗法令”为由抓人审问，甚至当众打人。那些曾经拥戴他的农民，开始在他面前战战兢兢。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县长，迅速堕入生活腐化的泥潭。
他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烟雾缭绕中消磨了革命意志；他利用职权玩弄女性，道德沦丧至无以复加。所谓“上行下效”，县长如此，其下属官员中也出现了强奸民女等极端恶劣事件。
整个郯城县政府，从抗日堡垒逐渐变为群众眼中的“衙门”，党和政府的形象遭到严重损害。那些曾在万人大会上高呼口号的人群中，开始传出不满与怨愤。
1940年8月，115师政委罗荣桓与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镈一同前往临郯边区检查工作。这是一次看似常规的基层调研，却成了翟新亚命运的转折点。罗荣桓素以深入实际、体察民情著称，他每到一地，必与当地干部、群众面对面座谈，倾听最真实的声音。
罗荣桓
当他们抵达郯城县马头镇后，在与基层干部的座谈中，罗荣桓敏锐地捕捉到众人谈及县长时闪烁其词、欲言又止的异常态度。他当即追问，逐步了解到翟新亚贪污腐化、作风霸道、生活糜烂等问题。
与此同时，饱受翟新亚欺压的群众，听说罗政委来了，纷纷写信举报，揭发这位“父母官”的种种劣迹。举报材料通过各种渠道递到了罗荣桓手中，其中的内容触目惊心：抽大烟、搞女人、打骂群众、纵容下属为非作歹……每一桩每一件，都与共产党抗日干部的起码标准背道而驰。
罗荣桓震惊之余，没有轻信一面之词，也未因翟新亚过去的功劳而有所姑息。
他当机立断，派出工作组深入郯城展开全面调查。工作组兵分多路：一路清查县政府账目，查找贪污证据；一路走村入户，访问受害群众；一路与县区乡各级干部逐一谈话，核实情况。经过缜密调查，翟新亚的腐败事实被彻底查清：账目上的亏空、群众的血泪控诉、干部的证言，构成了一条无可辩驳的证据链。
山东抗日根据地
面对确凿的事实，罗荣桓怒不可遏，将翟新亚叫来当面谈话。
面对罗荣桓的严厉质问，翟新亚非但没有认错悔改，反而百般狡辩。他把抽大烟、搞女人、生活腐化等一系列恶劣行径，竟然说成是“为了开展工作，与各色人物打交道，是统战需要”。
言下之意是，他之所以吃喝嫖赌、抽大烟，都是为了接近当地士绅和各方面人物，是为了“统战工作需要”。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罗荣桓。
这位一向沉稳持重的政委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地斥责道：
“乱弹琴！统战居然统到大烟床上去了！”
他严厉指出：
“共产党员要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县长，不能骑在老百姓的头上，谁骑在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就要起来打倒他。”
随后，鲁南区党委作出决定：撤销翟新亚郯城县县长职务，开除其党籍。
然而，翟新亚并未接受组织的挽救，在罪行败露后，他彻底抛弃了革命信仰，叛变投敌，从人民的功臣彻底沦为人民公敌，走向了自我毁灭的深渊。
也有史料说，根据《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贪污五百元以上者可处死刑，翟新亚最终被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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