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第七年,我端着果盘,听见隔着半堵墙的阳台传来二姨夫的声音:“他家这下好了,全家都清闲。”
我顿了顿,果盘里的葡萄轻轻颤了一下。七年来,第一次有人用“清闲”形容我家。
七年,不是七个月。
退回2019年,我第三次落榜。那晚父亲坐在客厅,手里是我打印出来的岗位排名——招2排7。他已经学会看这种表格了,甚至比我先算出综合分差距:“差0.3分,面试再高一点就好了。”
可我知道,那已经是我能拿到的最高面试分。三年来,我几乎背下了所有能背的题型,能想到的时政热点。考场上那道“基层治理创新”,我把两个月的《半月谈》全用上了,还是第三。
“没事,继续。”父亲关掉电视,把遥控器放下,“爸还能再撑两年。”
他确实在撑。原本该退休返聘的他,因为我的考试,又接了两份兼职。白天在原来的单位帮忙审文件,晚上去一家小公司做账。母亲的高血压药从进口的换成了国产的,她说:“都一样,医生说成分一样的。”
2020年,我报了个冲刺班。三万六,是父亲三个月的兼职收入。班里四十二个人,每个人都像溺水的人抓住浮木。老师说:“你们要明白,这不是考试,这是战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落水的人连泡都不会冒一个。”
为了节约时间,我从家里搬出来,租在培训班旁边。一个不到十平米的隔断间,月租八百。房东在客厅隔出六个这样的格子,住的全是考公的。每天晚上十一点,六个格子同时亮着灯,像蜂巢一样嗡嗡作响。
那一年,我笔试第一。
查分那天,母亲在厨房剁饺子馅,刀起刀落,节奏越来越快。父亲戴着老花镜,把成绩单看了三遍,然后默默走到阳台抽烟。我透过玻璃看他,他的手在抖。
面试那天,我穿了三年前买的西装,袖口的线头又冒出来了。候考室里,其他考生在低声背诵,我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是另一个人——一个从容的、有底气的人。
“请简述你对‘基层减负’的理解。”
我张口,声音是自己都陌生的笃定。前面四年的积累像泄洪一样涌出来。考官点头,我几乎能看到胜利的形状。
然后我被逆袭了。
0.2分。比第一次更近,所以更痛。对手是个应届生,考官说他的“创新思维更突出”。我在卫生间待了二十分钟,出来时,父亲在走廊尽头站着。他没问,我也没说。回家的高铁上,他破天荒买了一包花生米和两罐啤酒。
“喝点。”他说。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喝酒。啤酒罐在他手里显得很大,他喝得很慢,像在品什么名贵的东西。
“爸,要不我……”
“别说。”他打断我,“还不到说那个的时候。”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还不到放弃的时候。
2022年,我换了策略,报了竞争稍小的岗位。那一年母亲住院了,胆囊手术,微创。她瞒着我做完才告诉我:“小手术,你妈还没那么不中用。”我到医院时,她躺在病床上,父亲正在给她削苹果,皮削得断断续续。
“复习得怎样?”她问。
“还行。”
“还行就行。”她把苹果推给我,“你吃,我不爱吃这个。”
苹果很甜,我咬下去的时候,喉咙是堵的。
那一年,我没进面。
真正的转折在2023年。我遇到了一个前辈,他考了五年上岸,如今已是副科。他说:“你太用力了。考试不是打仗,是相亲。你要让对方觉得,你是那个对的人,而不是最能打的人。”
我开始调整。每天只学六小时,剩下时间看闲书、跑步、去社区做志愿者。那些年攒下的时政素材突然活了过来,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点,而成了一张网。我能看见政策之间的脉络,能理解出题人为什么这么问。
2024年,笔试第二,面试第一。
总成绩出来那天,我正在社区帮一位老人填表格。手机震动,我看了一眼,然后继续填。老人问:“小伙子,你怎么在笑?”
“没什么。”我说,“就是觉得,今天天气不错。”
晚上回家,母亲做了八个菜。父亲开了瓶白酒,给我倒了小半杯。
“七年了。”他说,眼睛有点红。
“嗯,七年了。”
我以为他会说“总算熬出来了”,但他没说。他端起酒杯:“儿子,爸这些年,有时候半夜醒来看见你房间灯还亮着,就想,这孩子怎么这么能扛。”
母亲在旁边抹眼泪:“别说了,菜都凉了。”
“让他说。”我说。
“没什么了。”父亲把酒喝完,“以后,咱家好好过日子。”
现在,亲戚聚会。我端着果盘,听见二姨夫的评价。
“清闲?”表姐的声音,“你知道他考了几年吗?七年!”
“那不是更说明……”二姨夫压低声音,“就考个试考七年,全家供着,当然清闲,又不用干啥重活……”
我走进去,果盘放在桌上。二姨夫愣了一下,脸色讪讪的。
“二姨夫,”我笑着给他递了块西瓜,“挺甜的,您尝尝。”
他接过去,有点不知所措。
旁边三岁的侄女跑过来,仰着头看我:“叔叔,你上班累不累呀?”
我蹲下来:“不累。”
真的不累。比起那些在隔断间里亮到凌晨的灯,比起父亲颤抖的手和母亲藏起来的药瓶,比起一次又一次查分时心脏快要停跳的瞬间——现在的一切,都像恩赐。
我站起身,看见父亲在阳台浇花。那些花是他这七年养起来的,茉莉、月季、还有一盆不知名的绿植。他浇得很慢,水滴在叶子上,一颗一颗的。
母亲在厨房喊:“开饭了!”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我家的餐桌上。七年。终于,我们配得上这顿安稳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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