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地亚哥·扎巴拉（Santiago Zabala），意大利人，现任西班牙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哲学教授，主要从事形上学、西方哲学史、艺术哲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研究。师从意大利哲学名家瓦蒂莫（G. Vattimo）。著有《未来的征象：一种警示哲学》（Signs from the Future: A Philosophy of Warnings, 2025）、《逍遥之在：另类事实时代的自由》（Being at Large: Freedom in the Age of Alternative Facts, 2020）、《为什么唯有艺术能拯救我们》（Why Only Art Can Save Us: Aesthetics and the Absence of Emergency, 2017）、《存在的遗骸》(The Remains of Being, 2009）、《分析哲学的诠释学性质》（The Hermeneutic Nature of Analytic Philosophy, 2008）等。2026年5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梁剑与该系博士生尹紫涵代表《上海书评》，通过在意大利都灵线下交流和电邮问答相结合的方式，采访了扎巴拉教授，探讨了警示哲学、艺术的哲学地位等问题。
圣地亚哥·扎巴拉（图片来自受访者个人主页https://www.santiagozabala.com/）
哲学背景
您的英文著作《存在的遗骸》（Remains of Being）多年前出版了中译本。您曾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也曾到中国人民大学等中国高校讲学。为了让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您的工作，可以讲讲您的哲学背景吗？
扎巴拉：我在罗马、维也纳和日内瓦长大，在当地的国际学校接受英文教育。这段国际化的成长经历对我日后的哲学研究影响深远，让我能够直接研读大量德文和法文的哲学原著。我曾在都灵大学攻读哲学，在瓦蒂莫的指导下完成了以图根特哈特（Ernst Tugendhat）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相关成果后来出版了，成为首部研究这位重要德国哲学家的专著。2006 年，我在罗马取得博士学位，随后荣获洪堡奖学金，赴波茨坦大学开展为期两年的研究工作。在受聘为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加泰罗尼亚研究与高级研究院（ICREA）研究教授之前，我还曾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从事两年科研工作。
我的主要哲学兴趣与研究关切，是将哲学诠释为一种警示（warning），并探究我们为何会对警示充耳不闻。我近年出版的几部书都是围绕以下论点展开：最大的危机乃是危机的缺席。这并非说现实中没有危机；问题在于，那些最为严峻的危机往往是我们所忽视的，例如气候变化、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后果。我的两部近作对此作了深入探讨：《逍遥之在：另类事实时代的自由》（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20）与《未来的征象：一种警示哲学》（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25）。我相信，这些哲学议题同样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因为它们既关乎每个人的生活，也与中国哲学的关切相通。
《存在的遗骸：形上学之后的诠释学存在论》，[意]圣地亚哥·扎巴拉著，吴闻仪、吴晓番、刘梁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3月出版，228页，42.00元
我知道您与瓦蒂莫交往深厚、合作成果颇丰。能否请您再多谈谈瓦蒂莫？您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他的“软弱之思”（weak thought）对您的“警示哲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扎巴拉：没错，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是瓦蒂莫的弟子，努力延续他的哲学遗产。我们合著了《释义学的共产主义》（Hermeneutic Commu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我也主编过多部有关他的研究著作，以及他本人撰写的著作。此外，我还在巴塞罗那庞培法布拉大学建立了瓦蒂莫档案馆。过去几年间，已有多位中国学者前来查阅档案。我的“警示哲学”正是对“软弱之思”的一种发展。相较于预测，警示概念属于软弱之思。它不要求人们服从，而是呼唤人们主动卷入。这也是警示常常被忽视的原因。我的“警示哲学”与“软弱之思”一样，并不试图把宣告强加于人，而是邀请大家来倾听。
哲学乃警示之学
“警示哲学”这是一个我从未听闻过的新观念。当您主张哲学作为一种警示时，您指的是哪些警示？从哲学视角看，何谓“警示”？如果警示自人类历史开端便已存在，您又为何认为，如今正是我们应当严肃且系统地将哲学视为警示的时代？
扎巴拉：我的主张是：哲学本身即为一种警示。哲学以其存在论的研究方法区别于其他学科，它既以宏阔视野审视问题，也提醒我们警惕其他学科存在的视野局限。海德格尔讲，“‘存在’这个词本身，就对我们发出警示”。它警示我们，现实并非只由存在者构成，真理也并非局限于可测量或可验证的事物。在哲学中，警示并非新鲜之事。就像动物、植物和昆虫一样，数百年来，警示始终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同的是，它们如今承载的意义已经变了。借用罗蒂（Richard Rorty）的话来说，过去有先知告诫我们要留意神明发出的警示，而在世俗化之后，这一角色落在哲学家肩上了。作为芸芸众生的一分子，哲学家劝导我们运用想象力去诠释各种征兆，因为我们能做的，也唯有这些。新冠疫情暴露出我们对全球性危机的准备是多么不足，即便数十年来，科学家、城市理论家等群体早已不断发出预警。可我们为何始终没能认真对待这些警示？未来我们又该如何妥善应对它们？这正是二十一世纪的根本问题。
在您的著作中，您区分了“警示”与“预测”，以及“哲学警示”与“触发警示”。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您为何要做出这样的区分？
扎巴拉：这些区分至关重要。“预测”指的是无论人类采取何种行动都终将发生的事态。它所推演的未来，是当下唯一的可能延续。相形之下，“警示”则指向会到来的事态，旨在促使我们卷入一种可能的彻底断裂之中，那些要求我们直面的、令人警觉的征兆昭示了这种断裂或非连续性。“预测”属于未来学领域，是依据社会当下趋势推演未来的走向；而“警示”则具有诠释学属性，它试图通过重新诠释过去，从而争取转变未来。“触发警示”是美国学界与美国社会中的通用概念，它事先提醒学生或受众注意：接下来马上要接触到可能引发心理创伤的教育或媒体内容。这种做法虽在教学上有一定可取之处，却也可能误导我们，令我们忽视真正的警示。我在书中提出，警示的意义在于“将我们唤醒，去直面那些重大或被忽视的危机”。换言之，我们漠视的这些危机，本身即为警示。它们不一定具有创伤性，也可能只是展现气候变化的影响，或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危险。
我们为何对警示置若罔闻，尤其是对气候变化这类重大危机视而不见？或许是因为，无论政治家、企业家还是科学家，都会觉得气候变化太宏大、太遥远、也太“抽象”，以至于个体很难真正在意。我们如何才能学会倾听警示？
扎巴拉：我们对警示充耳不闻，原因或许有很多。在我看来，当下哲学与政治领域正兴起以实在论（realism）为导向的全球性秩序回归，加之专家群体的研究视野日趋狭隘，这些都阻碍了我们认真对待警示。这种回归具有政治面向，表现为世界各地各种右翼民粹力量执掌政权；它也具有文化面向，体现为一些知识分子重新回归欧洲中心主义的笛卡尔式实在论。有人认为，我们无需借助诠释便可直接通达真理，这种观点预设了一个前提：单凭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便足以指引我们的生活。在这种视真理为自明的实在论的框架内，警示被当作毫无根据、偶然且主观的东西遭到摒弃。然而，拉图尔（Bruno Latour）、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等哲学家与科学史学家始终提醒我们：“得到证成的知识是自足的”这样的看法站不住脚，因为正是“科学知识的社会属性”让科学变得“可信”。要想听懂警示，我们必须重新学会倾听与诠释。这就要求警示以更具审美性、更富感染力，乃至更具艺术性的方式呈现。单凭真理（或科学）与事实本身，并不足以让我们警醒。
《未来的征象：一种警示哲学》
艺术为什么重要
您的哲学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哲学与艺术相交融的特点，其中一部作品更直接题为《为什么唯有艺术能拯救我们》。艺术在您的哲学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您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唯有艺术能拯救我们”这一论断的？
扎巴拉：艺术在我的研究中，尤其是在警示哲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位置。我曾在马德里策划过一场以危机与艺术为主题的大型展览。艺术之所以能拯救我们，是因为一些艺术家，特别是环境艺术家，能够以科学无法做到的方式，将我们从麻木中唤醒，直面各类警示。我十分欣赏中国艺术家王智远，在《为什么唯有艺术能拯救我们》（Why Only Art can Save Us）一书中，我专门用一章的篇幅来探讨他的装置作品《弃诸风中》（Thrown to the Wind）。这件作品以塑料瓶为材料创作，意在警示人们关注塑料垃圾堆积成灾的问题。这类艺术作品所传递的警示、所唤起的感受，是一篇关于塑料垃圾的学术论文远不能及的。真正能打动我们、促使我们改变的，是情感而非冰冷的事实。试举一例。医生的劝告往往不会让我们戒烟，但看到家人因吸烟患病，我们才会真正下决心戒烟，原因便在于此。
何谓艺术作品？倘若在丹托（Arthur C. Danto）之后，我们还可以合法使用“本质”这一术语，那么，我们的问题也可以是：如何理解当代艺术的本质？
扎巴拉：依照我的艺术哲学，艺术作品便是警示得以发生显现的场域。我认为当代艺术有着多重“本质”，其中之一便与警示相关。艺术能够拯救我们，也就是引领我们直面那些至今仍被我们漠视的警示（或者说重大危机）。
去年您出版了《未来的征象：一种警示哲学》，它的封面选用了考德威尔（Graham Caldwell）的后现代镜面雕塑《复眼》（Compound Eye）。在警示哲学的视野下，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复眼”？
扎巴拉：考德威尔的这件雕塑很好地说明了警示的内涵及其构成。这件雕塑由多个镜面组合而成，形似汽车后视镜。当人走向“复眼”时，通过镜面看到的视野会不断拓宽，同时产生一种压迫感，促使人们作出回应。这些大小不一的镜面，要求我们去诠释其所映照的物象，因为它们本身从来都不是现实的客观再现。警示亦是如此：它既需要我们作出回应，也需要我们展开诠释。考德威尔的这件雕塑正凸显了这些不可或缺的差异，而读懂这些差异，对于我们领会警示至关重要。
当代哲学
您能否简要谈谈欧洲当代哲学？
扎巴拉：当代欧洲哲学最重要的思潮，或许当属诠释学。这一哲学传统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众多思想家为中心，其宗旨在于理解诠释的生存论意义。
文集《让共产主义诠释学化：解读瓦蒂莫与扎巴拉》
从方法论层面来讲，您如今是如何展开哲学研究的？
扎巴拉：我所从事的是通常所说的欧陆哲学，这一称谓用来指称从德里达到瓦蒂莫和巴特勒（Butler）等承袭的海德格尔传统的思想脉络。不过我所做的警示哲学，并不局限于这一传统，在其他思想传统中也能找到呼应，比如儒家思想。儒家先贤早已警示世人：自由、快乐、幸福这类积极情感，也可能发生异化，扭曲我们对世界与自我的认知。董仲舒将自然灾害视作警示的征兆，告诫统治者绝不可滥用权力，而应修身立德。当下最为紧迫的警示之一，便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危险。这项新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冲击就业岗位。
您提到董仲舒，这一点很有意思。对一位欧洲哲学家而言，如此认真地对待中国思想传统，其实并不多见，对吗？
扎巴拉：很遗憾，确实如此。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对非西方思想传统都相当漠视，但我也尽可能多地研读、汲取中国及其他文明精深的思想资源。董仲舒便是很好的例证，说明哲学向来能够，如今也依然能够向我们发出警示。
您有什么话想对中国读者说吗？
扎巴拉：我想对中国读者说：请珍视中国哲学。我曾多次来中国讲学，我感受到一种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都很少见的热忱与天赋。倘若下一位海德格尔或德里达来自中国，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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