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武汉会战》《日本侵华战争经济史》《昭和财政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太平洋战争经济分析》《日本帝国陆海军事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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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相继陷落。
这一天距离七七事变，整整过去了十五个月零十八天。
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市在四个半月的炮火之后，先后落入日军之手。
日本东京的街头，报童提着一叠叠号外奔走，号外上用最大号的铅字印着捷报，大阪每日新闻的标题写着"武汉攻略成功"，东京朝日新闻则在头版刊出日军入城的大幅照片，配文称这将是中国抵抗行将崩溃的转折点。
就在各大报纸争相报道这场"辉煌胜利"的同时，日本大藏省内部，一份绝密财政报告被悄悄压在了某位次官的公文包里，没有人选择在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
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只有一行数字：开战之初日本国库黄金储备388吨，截至武汉会战结束，已消耗363吨，剩余不足25吨。
25吨黄金，按照当时的战争消耗速度，撑不过数月。
庆功宴的酒还没凉，帝国的底已经快漏空了。
这场被举国欢庆的"胜利"背后，一条肉眼无法察觉的裂缝，正在日本战争机器的地基深处悄然扩大，而有人知道，这条裂缝最终会把整个帝国吞进去……
【一】武汉会战的真实代价，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惨得多
要搞清楚武汉会战对日本究竟意味着什么，得先把这场战役的基本账目摆出来，一笔一笔看清楚。
1938年6月，日军正式发起武汉会战，日方将其命名为"攻略武汉三镇作战"。
此次参战日军以华中派遣军为主体，下辖第2军、第11军两大作战集群，具体部队包括第3师团、第6师团、第9师团、第16师团、第27师团、第101师团、第106师团等主力师团，另有海军第3舰队及陆海军航空兵配合作战，总兵力约35万人。
这是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单次会战中投入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比1937年的淞沪会战动用的兵力还要多出将近十万人。
中国方面，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联合布防，先后调集约110万兵力参战，沿长江两岸、大别山区、幕阜山地、鄱阳湖沿线，构建起一道绵延数百公里的纵深防御体系。
战斗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攻占安庆算起，一直打到10月25日武汉三镇全部陷落，历时四个半月，大小战斗无数。
这四个半月里，有几场仗值得单独说说。
田家镇要塞之战，是武汉会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要塞攻防战之一。
田家镇位于湖北浠水县境内，扼守长江咽喉，中国守军依托要塞工事顽强抵抗，日军动用海军炮舰和航空兵反复轰炸，多次强攻均被击退，要塞守军坚持至1938年9月29日方才放弃阵地撤退，迟滞日军沿江西进达数十日之久。
万家岭战役，是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军队打出的最漂亮的一次围歼战。
1938年9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中国第74军军长俞济时、第66军军长叶肇率部，将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包围于江西德安县万家岭地区的山地丛林之中。
被围日军弹尽粮绝，空投补给屡遭拦截，最终被歼灭约3000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第106师团几乎被打残，不得不从其他方向紧急抽调部队增援才得以脱困。
薛岳在战后致电最高统帅部，称万家岭一役"歼敌逾万"，战报数字虽有一定出入，但第106师团在此战中遭受重创是有据可查的史实。
战役结束之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战死、战伤、病倒各类减员合计超过25万人次，其中直接战斗伤亡约9万人，疾病减员超过16万人。
疾病减员这个数字，往往被忽视，但它恰恰揭示了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夏秋之际气候湿热，蚊虫滋生，疟疾、痢疾、伤寒、霍乱横行。
日军士兵来自日本本土，对华中地区的疫病环境缺乏适应能力，大批士兵在战斗之外因病倒下。
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作战日志中有明确记录，多个师团进抵武汉郊区时，能够实际参加战斗的士兵数量已不足编制的六成。
部分联队的减员情况更为严重，有的步兵大队在到达武汉外围时，满编约1000人的建制，能战斗的士兵只剩下四五百人。
35万人打了四个半月，伤亡病倒25万，这个比例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史上，都只能叫做惨胜，而不是胜利。
更让大本营头疼的，是打下武汉之后发现的那个现实。
国民政府在撤退之前，对武汉实施了有组织的工业内迁。
汉阳铁厂的核心设备，包括轧钢机、炼铁炉的关键部件，被提前拆卸装船，沿长江逆流而上运往重庆后方。
武汉的兵工厂、纺织厂、面粉厂的机器设备，也按照事先拟定的内迁计划，分批撤往西南。
日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下来的武汉，是一个被有计划清空的空壳子。
【二】388吨黄金，是怎么在十五个月里烧掉363吨的
战争打的是什么，说到底就是两个字：钱和资源。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国库黄金储备约为13亿日元，折合黄金约388吨。
这在当时的亚洲绝对算得上雄厚的家底，也是军部鹰派敢于鼓吹"三个月解决问题"的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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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的最初预算，是把战争费用控制在15亿日元以内，打一场短平快的速决战，靠着装备和训练上的压倒性优势迅速击垮中国军队，逼迫国民政府就范。
计划赶不上变化。
1937年8月至11月，淞沪会战打了整整三个月，日军消耗战争费用约8亿日元。
原定三个月解决全局的战争，光在上海一地就烧掉了预算的一半多。
淞沪会战之后，日军紧接着发起南京攻略，1937年12月攻占南京。
1938年初，徐州会战随即展开，日军台儿庄之役遭遇重创，冈村宁次的第5师团、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在台儿庄被第五战区部队围攻，歼灭日军约1.6万余人，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规模最大的一次歼灭战。
台儿庄一战，日军不得不大量追加兵力，战争费用节节攀升。
每打一场大会战，就是一次海量消耗。淞沪、南京、徐州、广州、武汉，五大战役连环叠加，到武汉会战结束时，日军的战争开支累计已超过80亿日元，超出最初预算的五倍以上。
这些钱从哪里来？
来源有三个渠道。
第一个渠道是发行国债。日本政府在开战之后持续发行战时公债，向国民和金融机构强制推销。
1937年至1938年间，日本国债余额从约100亿日元膨胀至约200亿日元，翻了将近一倍。
第二个渠道是消耗外汇储备。开战之初，日本除黄金储备之外还持有相当数量的英镑和美元外汇，这些外汇在战争头两年被大量动用，主要用于从美国购买石油、废铁，从东南亚购买橡胶，维持军工生产所需的战略物资进口。
第三个渠道，也是最直接的，就是动用国库黄金储备。
根据《昭和财政史》的统计数据，1937年7月开战时，日本黄金储备为388吨，到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黄金储备已下降至不足25吨，十五个月消耗了363吨，消耗幅度达到93.6%。
从388吨到25吨，这不是一个逐渐下降的缓坡，而是一个几乎垂直的断崖。
消耗这么快，有两个主要原因。
一是军费开支规模远超预期，前文已经说明。二是日本为了维持进口战略物资，大量动用黄金支付进口货款。
开战之后，日本大量向美国购买航空燃油、废铁废钢，向苏联购买军工原材料，这些交易基本以黄金或外汇结算，每一笔都是真金白银出去。
25吨黄金，按照1938年底的战争消耗速度，只够再撑几个月。帝国的金库，几近见底。
【三】"以战养战"的如意算盘，为什么打不响
武汉陷落之后，日本占领区的版图扩张到了一个新的规模。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中，再加上已于1938年10月攻占的广州，日军实际控制或影响的区域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囊括了中国大部分沿海省份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这片土地上驻扎、管控、运转，需要多少人？
到1938年底，日军在中国关内（不含东北的关东军）驻扎的总兵力约为84万人。
这84万人分散在从热河到广东的漫长战线上，守城市、护铁路、弹压地下抵抗活动，每一天都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弹药、燃料、医药品。
日本军部为了减轻本土的财政压力，提出了"以战养战"的对策——在占领区内大规模掠夺物资，用中国的资源养活侵华日军，减少从日本本土向前线的物资输送量。
这个算盘，从一开始就存在根本性的问题。
国民政府在撤退过程中推行了大规模的"坚壁清野"政策，不给日军留下可用的物资和设备。
1938年11月12日夜间，长沙发生大火，史称"文夕大火"。
这场大火将长沙大部分城区付之一炬，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被烧毁，大量仓储物资、工厂设备、民用设施化为灰烬。
日军此后进入长沙时，得到的是一片废墟，无从就地获取大量补给。
武汉的工业核心——汉阳铁厂，日军占领之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试图恢复生产。
但核心设备已被内迁，留下的工人要么随政府撤走，要么拒绝为日军工作，技术人员更是寥寥无几。日军不得不从日本本土调遣技术人员，从头组织生产。
折腾了许久，恢复后的汉阳铁厂产能长期维持在战前的极低水平，远未达到"以战养战"所需的供应量。
在农村地区，日军的物资征用引发了当地农民的强烈对抗。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不断袭击日军的运输队、仓库和据点，使日军的占领区统治成本居高不下。日军每一段铁路线、每一条公路，都需要派驻警备部队保护，兵力因此更加分散，而分散的兵力又需要更多的补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结果，"以战养战"非但没能减轻日本的财政负担，占领区反而成了一个需要持续投入的无底洞，每年从日本本土抽走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产出却远远追不上投入。
【四】帝国经济的裂缝，从这里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
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8年11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细则，正式将全国经济体系纳入战时管制轨道。
这个细则的颁布，是一个标志性的节点。
它意味着日本政府已经在事实上承认，靠着正常的市场经济运转和财政手段，已经无法维持这场战争了，必须动用国家强制力，将整个经济体系强行转入战时模式。
从这个节点开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开始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变化。
通货膨胀率。
1936年，日本设定国内物价基准指数为100，到1938年已经攀升至约130，1939年进一步上升至145以上，1940年超过160。
普通日本家庭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花费，三年内增加了六成以上。
大米、味噌、酱油，这些日本家庭的基本口粮，价格年年上涨，普通工人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大幅缩水。
国债规模。1937年开战时，日本国债余额约100亿日元，到1938年底约200亿日元，1939年底约280亿日元，1940年底超过400亿日元，每年以接近翻倍的速度膨胀。
国债的利息支出，开始大幅侵蚀政府的财政空间，而偿还这些国债的能力，在战争持续消耗之下越来越渺茫。
民用工业萎缩。《国家总动员法》授权政府强制调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优先保障军工生产。
纺织业、食品加工业、轻工业的产能被大幅压缩，工厂工人被强制转入军工生产线，民用消费品的供应日益紧张，全国范围内的物资配给制度开始逐步建立。
外汇储备告急。日本的石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钢铁原料高度依赖进口铁矿石，橡胶来自东南亚。
这些战略物资的采购，必须用外汇或黄金支付。到1938年底，日本的可用外汇储备已从战前的约8亿美元骤降至约2亿美元，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下滑。
四组数字叠加在一起，已经勾勒出一个正在快速走向困境的战时经济体的完整轮廓。
然而，这还不是最棘手的部分。
真正让日本统帅部夜不能寐的，是一个被反复核算、却始终找不到解法的死结——按照1939年的消耗速度，日本的石油储备只够再维持约一年半，一旦石油耗尽，所有的军舰、飞机、坦克，都将成为一堆无法移动的废铁，而这个死结背后隐藏的连锁反应，将会把整个帝国拖入一个谁也无法预料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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