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黄海婷 胡梦然 深圳摄影报道
7月2日，当记者再次踏入上围艺术村，古朴街巷里的艺术彩绘与客家老宅依旧相映成趣，没有刺耳的拆迁声，也没有冰冷的围挡。距中观城市书院在此正式挂牌已过去三天，这场6月29日举行的挂牌仪式，连同被纳入龙华区“百千万工程”重点项目的《城村万象》课题，并未在喧嚣中落幕——它留下的，是一个比揭牌仪式更值得追问的命题——当城市更新告别“大拆大建”，文化能不能算清自己的“经济账”？
在中央明确提出城市更新“高质量推进”、多地住建局更名“住房和城市更新局”的背景下，深圳这座超大城市正试图用“文化书院+城市运营商联盟”的模式，回答一个困扰全国的核心命题：城中村改造，除了“拆”和“建”，还有没有第三条路？在告别土地财政的存量时代，文化投入的回报周期有多长？“文化活体”的价值如何量化？
《华夏时报》记者走访发现，上围村完整保留着古村原生建筑肌理，没有推倒重来的痕迹，只以艺术彩绘、绿植造景、国风小品轻改造。然而，这种看似“低效”的更新背后，一场关于城市运营底层逻辑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从近一周各方密集的落地推进来看，一个以“文化聚才—资源赋能—价值反哺”为链条的城中村运营新范式，正在试图为全国城中村改造提供一份差异化的样本。
不推倒重建，空间如何“先活起来”？
在传统的土地财政逻辑下，城中村改造的“经济账”很直接：拆平、抬高容积率、卖地或收租。但在存量时代，这套逻辑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这种规划有洁癖，只在一张白纸上面做功课，这是非常有问题。”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陈伟文告诉记者，他将“规建管运”线性逻辑比作应试教育，“表面上效率高，但这不是生态本体。”他向记者描述了一个运营思路——不先推倒建设，而是“先放水，让院子里杂草丛生，先动起来。长一年后，哪些草天然长得好就不动，外部干预不行的再逐步做”。
其核心在于，先让空间低成本运转起来，让市场和时间筛选出适配功能，再针对性地进行改造与规划。这并非田园浪漫主义，而是一种务实的风险控制策略。如果先按图纸推平重建，政府需承担前期巨大的拆迁与建设资金，后期还需持续补贴运营。一旦市场环境变化或招商不及预期，前期投入即成沉没成本。“前期花的钱更多，后面有些时候是不可救药的。”陈伟文强调，一旦推倒重来，就锁死了试错空间。
这套思路，对应的是城市发展阶段的一次根本转换。中观城市书院院长陈天培在分享中直言，城市已从“建设阶段”进入“运营阶段”。过去四十年的城市化侧重于构建有形资产——土地、建筑、基础设施，但“能建的都已经差不多了”。运营的核心在于整合城市的无形资产——人文环境、城市名片、文化认同。“书院等于一个剧本，有了内容；联盟等于整个剧组，包括投资方、导演、演员；观湖街道就是片场。”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阐释了书院与街道的合作逻辑，并表示之所以选择观湖街道，核心在于街道和社区深度理解并支持“文化驱动城市活力”的整套逻辑，具备政策协同基础。
如果说陈天培提供的是理论框架，上围艺术村则是这一逻辑的早期实践样本。这个因处于生态控制线而无法进行大规模开发的古村，在过去近十年间，陆续有艺术家自发迁入，以极低的成本改造空间、激活社区。陈伟文将这个过程总结为三个关键词——底子不错、成本低、有预期。这三个条件，构成了吸引多元主体参与的关键基础。
这样的实践，能否从个案走向更广范围的推广？文化驱动的城市运营，能否在“政府投入”和“市场开发”之外，真正成为第三条路？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一个更基础的维度：经济效益。
不卖地收租，文化如何产生收益？
采访中，陈天培分享了多个实践案例，回答了“文化能否产生经济效益”这个核心追问。
从存量空间改造的维度看，文化运营带来的资产增值是可量化的。在深圳光明和宝安，他的团队改造了两处原本破旧的农民房，通过精准定位、空间设计与持续的文化运营，经济效益已逐步显现，“不再担心没有客户了”。在上围艺术村，经过文化活化的客家老宅，其月租金从拾荒者居住时的几乎为零大幅攀升至近3万元。陈天培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在无经济收益时，租金几乎为零；经过改造后，经济效益提升，租客便开始回馈房东了。”
如果将视角从单体空间放大到社区层面，文化驱动的效果同样清晰。采访中，陈天培提及深圳市光明区李松蓢社区的案例——一条由文化驱动打造的夜市街，承载了近5万人流量，直接带动了本地居民收入提升。“因为收入提高了，所以整体拉动了消费。”
文化驱动商业的逻辑，还体现在更微观的空间活化上。陈天培特别提到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以潮汕文化家庭伦理为核心内容的影片，因其植根于儒家价值观的文化内核，激活了汕头澄海一处老宅的空间价值。这个由深大校友无偿提供的祖宅，在文化IP引爆后成为“超级网红打卡地”，空间价值实现了指数级跃升。“从剧本到剧组再到片场，这个逻辑跟我们书院、联盟和观湖街道的合作是一模一样的。”
“文化搭台，经济就‘唱戏’了。”陈天培用这句话概括了上述案例的共同内核。
如果说陈天培的案例侧重于商业空间的改造与运营，那么深圳市高层次人才、泰特艺术创始人何启如提供的则是艺术介入社区的另一种视角。她在现场分享了自己在深圳万科商业项目中的实践：将艺术作品放置在商业中心与社区公园的交界处，“它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作品了，而是能连接人与城市、人与社区、人与自然的‘链接品’”，直接带动了人流增长与消费转化。“艺术就像一根敏感的针、一条灵动的线。”采访中，何启如这样描述艺术在城市更新中的角色，“它不需要直接浇灌混凝土，却能缝合城乡之间因发展而产生的记忆断层，激发真实的共情体验。”
那么，商业项目中的艺术介入经验，能否适用于上围村这样的古村落？何启如的答案是肯定的。基于上围村400多年客家古村落的历史特质，她提出了一个更具在地性的构想：发起“客家口述史”，邀请村里老人讲述记忆中的上围村，再与驻村艺术家合作，将这些口述故事转化为公共艺术装置。这一行动的深层目标，是建立“上围客家文化数字档案”——“用影像、声音、艺术作品去系统地记录和呈现上围村的文化脉络”，既是对历史的保存，也是对未来的馈赠。不过，这一构想目前尚处于研讨阶段。
不依赖财政，新模式如何复制推广？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这种高度依赖特定“文化基因”与运营能力的模式，能否从“盆景”变为可复制的“风景”，仍需时间检验。
陈伟文书记对此有着更直接的追问。“究竟需要构建怎样的组织架构，才能更有效地让文化在那些硬件条件尚不成熟甚至存在缺陷的地区扎根？”他表示，传统路径只有两条——要么政府持续高投入，要么得到市场青睐，“然而，中间大部分的城中村并未得到这样的机会”。“组织框架没理顺”是他反复提及的痛点，他呼吁各界共同探索“外部更好的氛围”和“内部更好的组织架构”，让文化力量真正扎根。
当被问及具体成效时，陈伟文向记者坦言：“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主张跳出短期功利评估，从长期观察——“观察者容易，参与者才最难，多问一下他们，他们能够再扛十年，那这个就是可以的。”
而基层社区对这场实验有着更为具体和现实的需求。润城社区党委书记林怡丽列出了辖区面临的短板：花园小区架空层闲置、公共运动场地缺失、邻里交流平台匮乏。她希望借助书院的力量，“把社区原有的闲置存量空间通过文化场景改造升级，转化为集阅读、科普、休闲、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用书香文化“激活本土人才，推动空间提质增效”。樟坑径社区党委书记陈玉虎则从历史维度提供了另一种注脚：樟坑径有400多年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是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这本身就说明，我们樟坑径的人文历史非常深厚，也和中观城市书院运营城市的理念不谋而合。”
然而，这些愿景与历史积淀仍需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阶段性成果。对于公共财政而言，缺乏清晰的评估标准会增加模式的推广阻力。
而原住民能否真正从这场实验中获得实惠，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多位与会者反复追问：文化活化带来的增值，如何惠及居民？何启如向记者坦言，目前仍处于前期研讨阶段，“还没有开始打造”。陈天培则更坦诚地指出了商业能力的不均衡——“说实话，不是每个人都有商业思维的”，并以改革开放为例，“5000万人下海，真正赚到钱的估计100万都不到”。文化搭台之后，如何通过制度设计确保经济唱戏的成果公平惠及居民，仍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探索。
从6月29日挂牌到7月2日记者回访，不过三天时间，上围村的巷弄里悄然添置了新的艺术彩绘与花卉绿植，艺术彩绘与客家老宅依旧相映成趣。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更新方式，为高密度超大城市提供了一种低冲击、渐进式的想象空间。
这场实验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短期内创造了多少GDP，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被传统框架长期忽略的问题：在“政府投入”和“市场开发”之外，文化能否成为城市运营的第三种驱动力？陈伟文在挂牌仪式上的一段话，给出了他的答案：“我们现在看到，实际上还有第三种力量——文化的推动力量。它的作用就在于能够调动传统逻辑来说是非常规的、超常规的力量。”
而从“上围实践”到“观湖模式”，再到更大范围的推广，仍需要跨越组织架构重塑、政策机制创新、利益分配重构等多重关口。当城市发展告别“大拆大建”的粗放时代，如何建立一套能精准核算“文化账”“生态账”与“长期社会账”的新型“经济账本”，是这场实验留给行业的一个重要命题。
责任编辑：徐芸茜 主编：公培佳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