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好凤：泰山回响——曹南燕与四十年前的申遗往事|中国的世界遗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曹南燕|泰山|申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文/王好凤

晴云舒卷，五月的北京温润而明媚。曹大姐如约而至。粉色中式上衣，灰色条纹裤，金边眼镜，这种穿搭之讲究，她说始于青年时代。她说话不疾不徐，嗓音清脆，颇有穿透力，谈笑间带着一种知识女性特有的体面与果决。七十四岁，看上去不过六十出头。作为后辈，我喊一声大姐，算是给自己找了个理由。

一

曹南燕，原建设部城建司副巡视员、风景园林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原副会长。当然，她的标签远不止这些——本名金南燕，爱新觉罗家族后裔；早年的军医院校教官，却跨界成为“中国申遗先行者”。

1984年，曹南燕拜入著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先生门下。1998年，罗哲文立下文书：“为保护祖国自然与文化遗产，愿收曹南燕为唯一女弟子，以培养接班人。”是为“回徒帖”，如今纸张微黄，墨迹沉着。

她还是“泰安荣誉市民”。2017年，在她参与泰山申遗三十周年之际，泰安市人民政府为她颁发了这份证书。

她与泰山结缘，始于1986年，距今近四十年。

那一年，她三十四岁，是原建设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的一名青年干部。她主持编写的泰山申报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被官员们评价为“第三世界国家最好的申报文本”。

1987年，全球首例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因泰山而诞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则，也因这座中国名山而改写。

自然，大姐讲给我的故事，亦因此而起。

二

1986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刚满一年。“世界遗产”之名，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十分陌生。

时任建设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处长马纪群把泰山申遗任务交给曹南燕时，只淡淡说了一句：“这是一件新事物，但不要有心理负担。”

没有范本，没有先例，没有国际经验。曹南燕找到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师淑云，请求参考材料。师淑云递给她一份斯里兰卡的申报书，那是薄薄的四页纸，用一个曲别针别着，晃了晃：“就这么一份材料。”

“这怎么行？”曹南燕心中忐忑。但她知道，已经没有退路。

那年秋天，申报书编写组入住财政部招待所。曹南燕和她的同事，加上泰山方面派出的十二人团队，挤在几间简陋的房间里，开始了破釜沉舟式的突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在年底前交稿，否则泰山不仅本次申遗无望，还意味着永远失去跻身中国首批世界遗产的机会。

申报书需要A4规格的纸张。1986年，市面上根本没有A4纸，印刷厂厂长两手一摊。曹南燕急了：“这是我们国家申报世界遗产的报告书，是代表中国拿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的，神圣得很！不管什么代价，就是裁也要裁出这种规格的纸来！”于是，工人们真的一张一张手工去裁。至于照片，来不及印刷了，就一张一张贴上去。

照片及幻灯片数量均由曹南燕几番斟酌后敲定。一百五十多张照片，每一张都用四个透明相角固定住。幻灯片则定在二十三张，以保证十分钟内放完。

申报书装帧得古色古香，闪烁着中国元素。送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专家们赞叹不已。当然，他们也毫不客气地指出：要增加管理计划，必须在三天内补齐并送至巴黎。

十万火急！否则前功尽弃。

曹南燕急中生智。她想到爱人认识外交部的信使。第二天一早，她拿着单位证明直奔当时位于朝阳门内大街的外交部，找到信使办公室。起先，信使直接拒绝：“你知道什么是信使吗？我们有保密级别。”曹南燕软磨硬泡了一上午，无果！信使午餐后回来，看到她还在等，终于松口：“三份带不了，我只能给你带一份。”最终，那份管理计划就这样进了信使的行李袋。

信使告诉她，如果途中遭遇意外风险，所有文件都将销毁。曹南燕听得心惊肉跳。幸好，那一次，什么都没有发生。

三

泰山申报世界遗产的论证依据，曹南燕后来将其归纳为三项核心材料：其一，1982年泰山方面向国务院申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的完整文本，奠定了其国家级保护地位的基础；其二，泰安市博物馆（岱庙）提供的历代文史档案与实物佐证，系统呈现了泰山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三，涵盖地质、生态、人文等多学科的综合调查报告，全面揭示了泰山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属性。

经专题研讨，曹南燕事先将上述材料整合提炼为三大支撑依据，并据此向建设部作了系统汇报，最终获得审批通过，为泰山申遗提供了坚实依据。

回首过往，曹南燕的评价公允而谦逊：“中国第一次申报世界遗产成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而曹南燕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组织者、统筹者，更是一个在国家平台上代表建设部履行职责的公务人员。“不是我曹南燕有能耐，是因为职责所在。这个位置上总得有人干事，我就做那个干事的人。”

这种“先锋”角色，很大程度上源于她天生的敢作敢当。她的从容，源自母亲从小的培养——只要敢尝试，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这份底气，后来成了她申遗路上披荆斩棘的利器。

有一次，曹南燕无意中听到单位的一位老同志质疑老处长“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还年轻的小曹？”她非但没有退缩，反倒被激发出斗志：“我怎么就做不成？！”

四

泰山申报文本最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高度认可，背后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还有曹南燕家中一位长辈，他郑重叮嘱曹南燕，务必以最高标准对待申报书的英文译本。“中文是基础，英文是关键。”这是曹南燕后来给同行讲授申遗要点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

那年申报书的中文初稿完成后，曹南燕请来建设部外事司和有关专家做英译。某天她回家拿衣服，长辈责备了一句：“你最近都在忙什么？连家都不要了，孩子都不要了？”她答：“弄世界遗产申报呢，还要翻成英文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辈沉吟片刻，以老派专家的严谨告诉她：“现在的‘中翻英’普遍是直译，实际内容不能完全表达，不符合英、美的阅读习惯。你一定要分别找一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把最终的英文文本再审一遍。”

曹南燕听进去了，马上到外文出版社花150元请了英、美两位专家做最终审校。1986年的150元不是小数目，但“这一关把住了”。申报书之所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高度认可，一半功劳归于这份精准地道的英语翻译文本。

她后来常常叮嘱年轻人：“你中文写得再漂亮，翻译不到位，人家看不懂，必定大打折扣。”

五

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第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中国代表师淑云以观察员身份坐在“犄角旮旯”，因为彼时中国尚未成为委员国，仅有一席观察员之位。当泰山申报书审议完毕，全体二十一个委员国代表忽然起立，冲着她鼓掌。

师淑云第一时间给建设部打来电话：“看那阵势，我就知道咱们通过了。”她说当时最想做的事，是立刻告诉曹南燕，“让她心里踏实，因为她花费了太多太多的心血。”

曹南燕听到这个消息，说那一瞬间的感觉，像一股清泉灌入心田——“从嗓子眼哗一下就清凉下来了。一个多月的艰苦、焦灼，全化在那股凉意里了。”

泰山申遗成功，在全球遗产史上开辟了一个先例。此前，世界遗产委员会从未批准过“双重遗产”类别。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副主席卢卡斯在审查后写下一句评语：“中国泰山的申报成功，开创了世界自然文化双重遗产的先河。”

更惊人的是，泰山符合文化遗产全部六项标准。迄今为止，这是世界上唯一满足文化遗产所有门类的遗产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起初收到的只是一份“自然遗产”申报书，但在审核过程中，他们也被泰山的文化价值深深打动，于是为其开辟新的分类便水到渠成。“尽管不是我们主动去争取的，”曹南燕说，“但泰山的文化厚度，让世界遗产委员会觉得，不把它的文化价值放进去，太可惜了。”

六

泰山之后，曹南燕又参与了黄山、九寨沟、黄龙、武陵源、峨眉山—乐山大佛、庐山、武夷山等地的申遗工作，还包括苏州古典园林后续的四项补充项目。在她的任上，中国的世界遗产从“零”起步，在后继申遗工作者的接续努力下，逐渐走到了世界前列。

另外值得一提的成果，是她主编的99万字的大型学术画册《中国的世界遗产》。

1996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日本讲谈社的十二卷《世界遗产》引发国内出版界震动。建设部直属单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积极参与竞争翻译出版权，却未能成功。这一失利，催生了一个更具使命感的选题：建工出版社国际合作室编辑李让（后来成为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中国文物报社总编辑）提交了编辑出版《中国的世界遗产》的策划书。

李让对选题充满信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与曹南燕有同乘班车多年的“车友情谊”，他叫曹南燕大姐。

然而在选题会上，多数人持保守态度，首次申报未获批准。但主编和责编毫不气馁。曹南燕亲自联络各方，请来侯仁之、郑孝燮、罗哲文担任学术顾问，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主任冯·德罗斯特也应允做国际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