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手续办完那天，我回了趟娘家，把三本房产证放在茶几上。
我妈盯着看了半天，嘴唇直哆嗦，好半天才憋出一句：“你这是……偷的？”我没说话，就看着她。
窗外隔壁家传来的麻将声，和三十年前那个夜晚一模一样。
那时我妈搂着我弟说：“你姐属羊，命贱，这辈子也就这劳碌样了。”我当时站在门口，手里端着给她熬的药。
现在，我弟已经被债主逼得离家三年了。
我把房本往她面前推了推，说：“妈，你儿子呢？”
01
退休证拿到手那天，我在厂门口站了很久。
六月的太阳晒得柏油路发软，我手里捏着那个红色的小本子，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照片上的自己还是1990年进厂时的样子，扎着两根辫子，眼睛亮亮的。
一晃三十五年，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褶子能夹死苍蝇。
老李头从门卫室探出头来，喊了一嗓子：“玉燕，还不走啊？舍不得？”
我笑了笑，把退休证收进布兜子里。
“有啥舍不得的，早想歇了。”
其实我心里知道，我不是舍不得厂子。我是不知道接下来该干点啥。
一辈子忙惯了，突然闲下来，人就慌。
推着自行车往家走，走到巷子口，我停下来看了看手表。三点二十。
何永康这会儿应该还在路上跑车，女儿晓雨还在上班。
我拐了个弯，骑上自行车，往娘家的方向去。
娘家在县城东边，那条巷子我骑了三十多年。
边上那棵老槐树还在，树下的石凳还是以前的样子。
小时候我常蹲在那儿洗菜，我妈嫌我洗不干净，一巴掌扇过来，说属羊的人手脚笨。
我其实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听我妈说我属相不好的时候，我才六岁。
那天邻居家张婶来串门，抱着她刚满月的孙子，我妈凑过去看了看，笑着说：“这孩子长得真好，属啥的？”
张婶说：“属蛇的。”
我妈立马皱了皱眉：“属蛇的不好，跟我家玉燕一样，劳碌命。”
我当时端着水杯站在旁边，不知道什么叫劳碌命，只看见我妈脸上那股嫌弃的劲儿。
打那以后，我就记住了。属羊的，是劳碌命，这辈子就别想享福了。
我把自行车靠在墙根下，推开院门。
我妈坐在院子里择韭菜，听见动静也没抬头。
“回来了？”
我说：“嗯。”
“吃了没？”
“还没。”
她这才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从我脸上滑过去，又落回手里的韭菜上。
“你弟这两天回来没？”
我心里一沉，靠在门框上说：“不知道，他没给我打电话。”
“他也不给你打？”我妈把韭菜甩了甩，“这死孩子，出去快三年了，连个电话都不打。”
我没接话，走过去蹲下，帮她一起择菜。
手指头刚碰到韭菜，我妈忽然说：“你这手，咋糙成这样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是指头上全是老茧，手心还有几道裂口子。前几年装修搬水泥，磨的。
“干活干的。”
“你一个女的，干什么活能把手干成这样？”
我没吭声。心想，这不是你要的吗？你不是说我劳碌命吗？劳碌命的人，手能好到哪去？
我妈又念叨起来：“你说你弟，把钱都折腾没了，人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听说外面有人追债，也不知道他躲到啥地方了。我这心里啊，天天吊着。”
我择了一根韭菜根，扯掉发黄的那截。
“妈，你吃饭没？”
“吃不下。你弟不回来，我吃得下啥？”
她这么一说，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该说啥了。
院子里很安静，隔壁家的钟摆滴答滴答地响。
我看了看她，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肉往下塌，眼窝也深了。自从我弟欠债跑了以后，她老得特别快。
以前那个骂我骂得中气十足的妈，现在说话都有气无力的。
我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
“妈，我今天退休了。”
她择韭菜的手停了一下，抬起头看我。
“退休？你几岁了？”
“五十五了。”
“五十五了啊……”她低下头，继续择韭菜。“这么快。”
“嗯，厂里发的退休证。”
她从兜里掏出块手绢，擦了擦眼角。
“退休了好，退休了就在家歇着。反正你属羊的，歇也歇不了几天。”
我心里一堵，把手里那根韭菜使劲揪断了。
果然，还是那个味儿。
她看着我，又说：“你弟要是别出去，这个年龄也该成家了。”
我没接这个话茬，站起身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妈，我走了。”
“走啥呀，饭还没吃呢。”
“不吃了，晓雨晚上要回来。”
她也没留我，低下头继续择韭菜。
我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下。她一个人坐在那儿，弯着腰，头上的白发在太阳底下特别扎眼。
我骑上自行车，骑了很远，才觉得眼眶有点发酸。
02
1987年，我十九岁，进了县纺织厂。
第一天上班，我妈早早就把我叫起来。
我以为她要跟我说什么体己话，结果她把我拉到厨房，指着灶台上那锅粥说：“喝完就赶紧去，别迟到了。一个月工资十七块，记得交回来十二块，剩下五块你自己看着花。”
我说好。
那时候工厂刚扩建，活儿特别累。
十二小时的班，一上就是半个月。
那会儿车间里机器声震得耳朵嗡嗡响，下班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脚底板疼得不敢着地。
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我揣着十七块钱回了家。我妈伸手就接过去十二张一块的，剩下五张她看了看，又从里面抽走两块。
“你一个姑娘家，花那么多钱干啥？省着点。”
我那时候嘴笨，啥也没说。
弟弟陈建国那年十五岁，还在上初中。他每个月零花钱是我妈给的，整整八块。
我每个月零花钱是三块。
有一回冬天，我发了五块钱的降温费，没舍得交上去，给自己买了双棉鞋。
我妈知道后，在院子里骂了我一下午，说我自私，说那个家里供我吃供我穿，我还不识好歹。
我爸坐在屋里，一声不吭地抽烟。
我蹲在厨房门口哭了一会儿，把那五块钱掏出来，递给我妈。
她一把抓过去，说：“这就对了，属羊的就得认命。”
那几年的事，我一件一件都记着。
1989年，我弟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我妈花钱让他去念技校。
1990年，我弟技校毕业，啥也没学会，在家待着。我妈说：“男孩子嘛，玩两年就懂事了。”
1991年，我弟开始学摩托车，跟人飙车，摔断了腿。我妈心疼得天天煲骨头汤，我下班回来还得骑车去给她买药。
1992年，我弟跟人合伙开了个小卖部，一年就赔光了。我妈说：“做生意嘛，哪有不赔的。”
1993年，纺织厂开始裁人。我心想，我得趁着还有班上，赶紧找个对象。
何永康是隔壁县的人，在三轮车行跑摩的。他个子不高，人挺憨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连正眼都不敢看我。
我爸挺喜欢他，说这孩子实在，靠得住。
我妈不同意，嫌他家穷。
有一回吃饭，我妈当着何永康的面说：“我们玉燕属羊的，命不好，你也不嫌？”
何永康挠了挠头：“啥属相不属相的，能过日子就行。”
我妈撇了撇嘴，没再说话。
1994年，我二十五岁，决定跟何永康结婚。
我妈一听就炸了，说哪有人连彩礼都拿不出就结婚的。何永康东拼西凑，凑了两千块钱，我妈收了钱，啥也没说。
到了结婚那天，我一个人骑着何永康的摩托车去了他家。
我妈连床被子都没给我置办。
我爸偷偷塞了我两百块钱，被我妈发现了，骂了他三天。
我坐在摩托车后座上，抱着何永康的腰，心里想：这个家，以后我就不回来了。
可还是回来了。
1997年，我怀孕了。我妈听说是个姑娘，电话里没多说啥。
生完孩子第四天，她来看我，带了一篮子鸡蛋。
何永康在炉子上给我熬鸡汤，我妈坐在床边，抱起晓雨看了看，说：“长得跟何永康一样，黑不溜秋的。”
我没接话。
她又看了半天，忽然说：“这孩子属啥的？”
我说：“属猪的。”
我妈嗯了一声，说：“属猪的好，有福气。”
我当时躺在被窝里，眼泪就下来了。
何永康端着鸡汤进来，看见我在哭，懵了。
“你咋了？”
我说没事，眼睛进灰了。
他坐在床边，把我扶起来，端着勺子吹了吹，递到我嘴边。
“慢点喝，烫。”
我没哭出声，但眼泪流了一脖子。
不是因为我妈夸晓雨属相好。是因为她从来没夸过我。
1998年，厂里正式通知我下岗。
那天我抱着纸箱子从厂门口出来，正遇上我妈。她提着一袋子菜，看见我抱着箱子，愣了半天。
“下岗了？”
我说嗯。
“下岗了你还笑得出来？”
我没笑，但我也没哭。那会儿肚子里揣着晓雨，哭也哭不出来。
我妈站在街对面，说我：“你要早点认命，属羊的人，就是累死累活的命。”
我看着她，忽然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抱着箱子回了家，何永康出去跑车还没回来。屋里空荡荡的，炉子上烧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冒着气。
我在床边坐了很久，坐到了天黑。
窗外的月亮挺亮的，照到屋里来。
我看着那月光，心里忽然有了个念头。
我属羊的怎么了？劳碌命怎么了？我一辈子认命，那才是真完了。
那天晚上，我给自己立了个规矩：这辈子，绝不在我妈面前再哭一回。
03
下岗后最难的那段日子，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苦。
何永康的摩的生意也不好做。
县城里跑摩的的人越来越多，一天下来也就挣个十几块钱。
我那时候刚生完晓雨，身体还没恢复利索，在家躺了不到一星期就坐不住了。
有个老乡在菜市场卖菜，说摊上缺帮手，让我去帮忙，一天给五块钱。
我说去。
那时候晓雨才两个月大，我早上起来给她喂完奶，把她放在何永康妈那儿，就骑自行车去菜市场。
菜市场那股味儿啊，闻着就想吐。
鱼腥味、烂菜叶子味、汗臭味搅在一起。
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就吐了两回，老乡说你要不先回去歇着。
我说不用，吐吐就习惯了。
那会儿我每天早上三点起来，四点去菜市场，一直干到下午两点。回来以后接孩子，做饭，洗衣服，一年到头没歇过一天。
1999年春天，有回我在市场看见个老同学。
她叫李秀娟，以前跟我住一条巷子。她爸是个屠户，家里有点钱，她一直读到高中毕业，后来嫁了个做生意的男人，日子过得挺好。
她穿着件红色呢子大衣，烫了卷发，手里提着个皮包。看见我蹲在地上理菜，她愣了好半天才认出我来。
“你是……陈玉燕？”
我站起身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是我。”
“你怎么在这儿？”
“在这帮忙。”
她看了我一会儿，眼神里有点不忍。顿了顿又说：“你晓得不，你弟在县里开了个饭店，你妈到处跟人说呢。”
我说我不知道。
“开在解放路那边，我昨天路过的时候看见的，装修得挺气派。”她压低声音说，“你妈说，那饭店是你弟跟朋友合伙开的，投了八万块钱。”
我手里攥着一把葱，没说话。
八万块。
那时候整个县城能拿出八万块的人家都没几家。我妈和我爸都是退休工人，一个月退休金加起来三百来块。他们哪来的八万块？
李秀娟又说：“你弟这两年混得不错啊，你妈说将来让你弟给你安排个工作。”
我笑了笑：“不用，我在这儿干得挺好。”
她走了以后，我在市场里蹲了很久。
下午收摊回家，何永康已经回来了，正在院子里洗脚。
“今天挣了多少？”
“十二块。”
我坐在台阶上，看着他那双被汗泡得发白的脚，没说话。
“咋了？”
“我今天听说，我弟开了个饭店，投了八万块。”
何永康的脚顿了一下。
“八万？”
“嗯。”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爸妈存的钱，怕是全贴进去了。”
“贴了就贴了，我还听说我妈到处说，让我弟给我安排工作。”
何永康扭过头来看我：“你想去？”
“不去。”
我站起来，走进屋里。
晓雨在床上睡着了，嘴角流着口水，小拳头攥得紧紧的。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心里忽然有点酸。
我弯下腰，把被子给她盖好。
1999年秋天，县城开始搞拆迁。
县西边那一排老房子，是解放前盖的那种砖瓦房，破得不成样了。那会儿说要修路，那排房子要拆。很多人都在骂，说拆迁补偿太少，不划算。
我那天路过那条街，看见墙上贴着拆迁公告，站那儿看了半天。
补偿标准是每平米八十块钱，置换的话是拆一补一。那些房子大多只有三四十平米，拆了也补不了啥钱。可我在那站了一会儿，心里忽然动了一下。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何永康说了这个事。
“西边那排房子要拆，你知道不？”
“知道。咋了？”
“我想买一套。”
何永康夹菜的筷子停了。
“买那破房子干啥？又不值钱。”
“现在不值钱，等路修好了就值钱了。”
“你哪来的钱？”
我放下碗，看着他：“你不是存了点钱吗？”
那笔钱是我们攒了两年的，一共六千多块。本来是留着给晓雨将来上学的。
何永康沉默了半天。
“你都想好了？”
“想好了。”
“万一亏了呢？”
“亏了就亏了，反正也穷不到哪去。”
他没再说话。
那几天我天天往西街那边跑，看房子，打听价格。
最后相中了街尾一个小院子，三间砖瓦房带个小院，总共四十二平米。
房主是个老太太，儿子在省城买了房，要把她接过去。
价钱谈到三千五。
我把存折里所有的钱取出来，又找老乡借了一千，凑了四千块。买完房子，身上只剩二十多块钱。
那段时间我妈一直在说弟弟的饭店。她隔三差五就打电话来，说那饭店生意多好多好，说我弟多有本事。
有时候她说得高兴了，还要再补一句：“你弟属龙的，天生的富贵命。你们属羊的就不能比，比了也是白搭。”
我在电话这头听着，不说啥。
何永康在旁边听见了，小声问我：“你妈又说了？”
“你就不生气？”
“生气有啥用？”
何永康叹了口气：“你妈这人，真是……”
“她就是那样的人，”我系上围裙，转身去厨房，“我也改不了她，她也改不了我。”
2000年春天，那条路真的开始修了。
那排破房子一夜之间变得值钱了。原来八十块一平米的房子，涨到了三百多。我没急着卖，等着看风头。
同年夏天，弟弟的饭店关门了。
不是倒闭，是被债主砸了。
我妈那天打电话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那饭店是我弟跟人合伙的，合伙人卷了钱跑了，债主找上门来，把饭店里的东西全砸了。
我和何永康骑着摩托车回了娘家。
院子里围了好多人，我妈坐在地上哭，我爸蹲在墙角抽烟。
“八万块钱啊，”我妈拍着地面哭，“全没了啊，一分都没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哭，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妈，我弟呢？”
“跑了，不知道跑哪去了。”
“他要账没有？”
“要啥账，人都跑了。”
何永康蹲下身把她扶起来：“婶儿，别哭了，人没事就行。”
我妈抓着他的胳膊哭着说：“建国的命咋这么苦啊，他属龙的啊，不该这么苦啊。”
我站在旁边，看了她一眼。
“妈，人都跑了，你还说属相的事有啥用？”
我妈抬起头看着我，像是才反应过来我也在。
“你懂啥，你属羊的命，天生就克他！”
我愣住了。
何永康的手也僵住了。
院子里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深吸一口气，转身走了。
何永康追出来：“玉燕!”
我没回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新买的那个小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星星，想了很多事。
想了小时候，想了我妈说的那些话，想了她搂着弟弟笑的样子，想了她看我的眼神。
我忽然发现，我好像从来没恨过我妈。
我就是不甘心。
04
西街那边的房子涨到六百块一平米的时候，我还是没卖。
何永康急了，说再不卖怕是要跌。
我说再等等。
那会儿我认识的几个老乡做起了出租车生意，何永康想换个行当，但手里没钱，天天问我啥时候卖房。
我没松口。
2001年，县城来了个开发商，要建一个批发市场。
选址就在西街那边，那排老房子正好在规划范围内。
消息一出来，房价直接从六百跳到一千二。
何永康那几天晚上都没睡好，翻来覆去的。
“玉燕，你说咱卖了不？”
“不卖。”
“还不卖？一千二了！”
“等建了批发市场再说。”
他叹了口气，转过身去睡了。
我没睡，在心里盘算着。
批发市场一建，那一片的地价肯定还要涨，到时候不光屋里能卖，那套小院也可能征用或者置换。
我赌对了。
2002年，批发市场一期工程动工。我那四十二平米的房子被征用，置换成了县城中心的一套两居室，七十六平米，而且是新盖的商品房。
拿到钥匙那天，何永康站在那套新房子的客厅里，转了好几个圈。
“玉燕，这是咱的？”
“嗯，咱的。”
他把窗户打开，站在阳台上看了看街景，回头来冲我笑。
“这么大，咋住啊？”
“想咋住咋住。”
那天晚上，他买了一瓶白酒，炒了两个菜，坐在客厅地上就喝起来了。
“玉燕，你真有眼光。我当初还以为要亏呢。”
“亏不了，脑子清醒就亏不了。”
他嘿嘿笑，喝了一大口酒。
我也喝了一口，辣得嗓子眼疼。
那两年日子慢慢好起来了。
何永康用新房做抵押，贷款买了辆二手的夏利，开始跑出租。
我还继续在菜市场干活，但不用三点起了，改成早上六点去，干到中午回来。
晓雨那会儿上小学了，学习还可以，老师说她挺聪明。
日子就是这样，苦归苦，但总归在往前走。
2003年春天，我弟回来了。
他瘦了一圈，皮肤晒得跟非洲人似的，说是跑到广东去混了两年。我妈看见他，哭得稀里哗啦，抱着他说瘦了瘦了，在外面吃苦了。
我在旁边看着，手里的菜篮子都快捏碎了。
他走的时候欠了八万，拍拍屁股就跑了，回来的时候我妈还宝贝得跟啥似的。
吃饭的时候，我妈一个劲往他碗里夹菜。
“多吃点，你看你瘦的。”
我弟扒着饭：“妈，你那存折上还有多少钱？”
我妈停了筷子：“你又要干啥？”
“我想做生意，这次是正经生意，跟人合伙开个洗车行。”
“你上次也说是正经生意。”
“这次真的是正经的。”
我妈沉默了会儿，说：“那要多少钱？”
“一万，就一万。”
我妈看了看我爸，我爸低着头吃饭，不吭声。
她又看了看我，说：“玉燕，你那有钱不？”
我抬起头看她：“啥？”
“我说你那有没有钱，先借给你弟做生意，回头赚了还你。”
我放下筷子：“妈，我哪来的钱？”
“你不是换了套大房子吗？房子都换了，一点钱都没有？”
“那房子是拆迁换的，我又没拿到现钱。”
“那你不能把那房子卖了，先给你弟应个急？”
我盯着我妈看了好几秒。
“卖了以后我住哪？”
“你们不是租着房子吗？回来住，家里的房子挤挤还能住人。”
何永康在桌子底下踢了踢我。
我没再说话，碗里的饭也吃不下去了。
那天晚上回家，何永康问我：“你妈要是真让你卖房子，你咋办？”
“她要是闹呢？”
“闹也不卖。”
我坐在床边，把结婚证翻开又合上，合上又翻开。
“我这辈子，已经按照她的意思活了大半了。房子是咱俩一砖一瓦攒下来的，谁也别想拿走。”
何永康没说话，揽住我的肩膀。
“行，你说不卖就不卖。”
那段日子，我弟不知道从哪又借了一笔钱，在县西开了个洗车行。开业那天下雨，我妈打电话让我过去帮忙剪彩。我说我上班，去不了。
我妈在电话里骂我没良心，说一家人不帮一家人。
我挂了电话，继续理菜。
何永康坐在沙发上补鞋，问我：“真不去？”
“你妈肯定又要气好几天。”
“气就气吧，又不是第一天气。”
那段时间，我开始认真考虑买第二套房的事。
手里攒了快两万块，加上第一套房升值后抵押出来的贷款，总共能凑四万多。
我盯上了城南那片新开的楼盘。
位置偏，但是价格便宜，一套八十多平米的只要五万出头。
何永康听说我要再买房，差点没惊掉下巴。
“又买？咱这个月贷款还没还完呢。”
“再买一套，过几年就回本了。”
我给他算了一笔账：手头两万，房子抵押贷款两万，再跟几个信得过的老乡借个万把块，首付就够了。剩下的月供，用工资慢慢还。
何永康听完了，沉默了很久。
“玉燕，你就不怕？”
“怕啥？”
“万一房价跌了，咱就完了。”
“不会跌的，县城要扩建，房价只会涨。”
“你咋知道？”
“我看过规划图了。”
他看着我，好半天才说：“行，信你。”
城南那套房子，我用了三天时间就定下来了。
交首付那天，我站在售楼部外面，看着那个新楼盘的沙盘模型，心里忽然很平静。
我属羊又怎样？
劳碌命又怎样？
我用自己的手，一点一点攥出来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05
生活刚有点盼头，老天爷就给我泼了盆冷水。
2005年冬天，何永康出事了。
那天晚上下着小雨，他开车送一个客人去市里。
回来的路上，一辆大货车弯道超车，把他逼到了路边。
他为了躲那辆货车，猛打方向盘，车翻进了路沟。
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家里给晓雨辅导作业。
电话那头是交警的声音：“你是何永康的家属吗？他出了车祸，在市医院，你赶紧过来一趟。”
我手里的笔“啪”一下掉在地上。
“妈，你咋了？”晓雨问我。
我抱着她，声音都在抖：“没事，妈出去一趟，你在家等着，别乱跑。”
到了医院，我看见何永康躺在急诊室里，腿上全是血。他看见我，咧嘴笑了一下。
“没事，就是腿断了。”
我蹲在床边，抓住他的手，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别哭了，”他伸手给我擦了一下，“哭啥，又没死。”
“你别说死字。”
“好好好，不说不说。”
医生说他左腿骨折，要做手术，术后至少要躺三个月。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走廊长椅上，看着手术室的红灯，心里特别害怕。
不是怕他醒不过来。
是怕这日子好不容易好起来一点，又要被打回原形。
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
何永康躺在医院，我白天去菜市场干活，中午跑回来给他做饭，晚上再去医院陪夜。晓雨送到姥姥家待了一个月，何永康妈帮我接送上学。
一个月下来，我瘦了快十斤。
有天中午我刚到医院，何永康妈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说：“玉燕，你妈今天来了。”
“她来干啥？”
“来看永康的。”
我心里一咯噔，走进去一看，何永康正坐在病床上吃饭。床边放着一袋子水果，还有两盒牛奶。
“那你妈买的，”何永康说，“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她没说啥？”
“说了。说她这几天腰疼，让你回去给她看看。”
我站着没动，看着那袋水果，心里说不上来是啥滋味。
何永康把饭咽下去，看着我说：“玉燕，我现在这样，也帮不了你啥。你自己别太累了。”
我坐在他床边，说：“累点不怕，习惯了。”
他伸手摸了一下我的头发：“你说你一个女的，干那么多活，手都粗成啥样了。”
我没接话，低下头削苹果。
那三个月，我经常半夜睡不着觉。坐在走廊长椅上，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天，想很多事。
想我妈，想我弟，想这套房子，想以后的日子。
有时候想着想着就哭了，哭完了擦干眼泪，又回去睡觉。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大半年。
何永康出院以后，出租车也不能开了，腿还没完全好利索，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我把夏利卖了，还了大部分贷款，手里又剩不了几个钱。
那段时间我又开始接零活。
菜市场的活继续干，晚上还去麻将馆给人端茶倒水。
一晚上站六个小时，脚底板肿得跟馒头似的，回到家泡脚的时候，盆里的水都是红的。
何永康看着我那双脚，红着眼眶不说话。
“没事，就是站久了，”我说，“你赶紧把腿养好，以后咱还得过好日子呢。”
他没说话，转过身去，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2006年，县城的房价涨了。
我那套中心地段的两居室，已经值十几万了。城南那套八十多平米的，也涨到了九万。
我算了算账，把城南那套挂了出去。
房子卖了十二万。
拿着那十二万，我把第一套房子的贷款还清了，还剩六万多。
有了这六万多，我心里踏实多了。
那几年我在菜市场认识了一个大姐，叫肖玉瑛，家里也是搞房地产的。
她告诉我，县城北边要建一个工业园，附近的地价肯定要涨。
她让我有闲钱赶紧买，别等着。
我又动心了。
何永康的腿已经完全好了，又开始跑出租。他听我说又买房，有点怕了。
“玉燕，咱不能再借了。”
“不借，有现钱。”
“那才六万，够买啥？”
“买个小的，够住就行。”
我又跑到北边去看，最后选了一套五十多平米的老房子，带个小院子，六万八。
从那以后，我就像上了发条一样。
白天在菜市场，晚上在麻将馆，周末去工地打零工。
何永康的车队也从一辆变成了两辆，他在外面更拼了。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头牛，一直在拉，一直往前拉，筋都快崩断了。
但我就是停不下来。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我这个属羊的劳碌命，到底能折腾出啥来。
2008年，我弟又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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