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谢才萍"词条、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09)刑事判决书、新华网重庆扫黑除恶专项报道、《重庆晚报》谢才萍涉黑案跟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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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的走廊里,脚步声和低语声交织在一起,回荡在冷硬的水泥墙壁之间。

旁听席上坐满了人。

记者、律师、普通市民,每个人的目光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被告席。

那一天,被告席上坐着十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格外显眼。

她姓罗,名璇,身高一米八二,坐在那一排人里,像是被人特意拔高了几寸。

庭审开始之前,有旁听的市民悄声说了一句:"那个高的,就是谢才萍身边那个。"

旁边的人没有接话,只是把视线往被告席上移了移。

这场审判,是2009年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案件之一。

谢才萍涉黑案,涉案人员众多,罪名繁杂,每一个走上被告席的人背后,都有一段深陷其中的经历。

而罗璇,是这段经历里,离核心最近的那一个。

庭审结束,判决落定。

罗璇以开设赌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法槌落下的那一声,在法庭的空气里震了一下,然后消散。

坐在被告席上的罗璇,低着头,手放在腿上,一动不动。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她脑子里转过了什么,而等待她的,是一段漫长岁月的悄然开启,而这段岁月最终将她引向了一条,远比她当初所能预料的更为漫长曲折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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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赌场里的那些年

重庆的夜,来得比别的城市更热闹一些。

霓虹灯在湿漉漉的街面上打出一片片光晕,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混在一起,变成一种说不清来源的嗡嗡声。

山城的夜晚有一种特别的黏稠感,空气里带着潮气,带着烟火气,带着这座城市独有的市井温度。

然而,在这座城市某处不那么显眼的楼层里,一扇厚实的门后面,却是另一番景象。

灯光昏黄,烟雾弥漫,麻将碰撞的声音和骰子落台的声音此起彼伏。

进进出出的人,各自带着各自的目的,谁也不会多看别人一眼,谁也不会多问一句不该问的话。

这里是谢才萍团伙运营的地下赌场之一。

坐在靠里位置的女人抬起头,环视了一圈屋子,开口问旁边的人:"今晚的账,核好了没有?"

"核好了,比昨晚多了不少。"

"放好,明天一早送过去,一分不能少。"

这种对话,对罗璇来说,已经是再日常不过的事情。

她在谢才萍手下的那些年里,最核心的职责,就是管着赌场这一摊子事。

账目、人手、场子里每天的运转——这些事情,落在了她手上。

她不是那种站在门口负责望风的角色,也不是专门处理突发纠纷的人,她的位置,在这个运作体系的更里面一层。

赌场要能正常运转,需要有人管着里面的秩序,需要有人清点每一天进出的钱,需要有人协调人手的安排,需要有人在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做出判断。

这些事情,谢才萍不可能每一件都亲自盯着,她需要一个可以真正信得过的人来承担这些。

罗璇,就是这个人。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上下级。

在那个圈子里待过的人都知道,谢才萍和罗璇之间,情分要比一般的合作关系深得多。

这种情感上的联结,和罗璇在团伙中实际承担的管理职能交织在一起,使得她在整个团伙里的地位,有一种复杂的、难以简单定性的特殊性。

有一次,赌场里新来的一个管账的人,在结算的时候少报了一笔数目,数额不算小,被罗璇当场发现。

"这笔钱去哪了?"罗璇把账本推到那个人面前,声音不高,语速不快,但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东西,像是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下来,让人无处回避。

那个人支支吾吾,说了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

"你自己想清楚再开口。"

罗璇把账本重新拿回来,合上,放到一边,"把这两天的账全部重新核一遍,今晚给我结果。"

没过多久,谢才萍知道了这件事,把那个人单独叫去谈了一次。谈话的内容,没有外传。但那之后,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在赌场里出现过。

这件事在当时的圈子里没有掀起什么波澜,没人提,也没人追问。

但所有人都从这件事里读到了同一个信息——罗璇说的话,在这里和谢才萍说的话,分量是一样的。

这种分量,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

在谢才萍的团伙运转体系里,罗璇的位置,是在长时间的磨合和信任积累中慢慢固定下来的。

她处理事情的方式,她对赌场各个环节的熟悉程度,她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力,这些都在一点一点地强化着她在谢才萍心目中的位置。

她不是一个只负责传话的人,也不是一个只在台前露面的摆设。

她掌握着赌场运营最核心的那些信息,知道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知道场子里的每一个环节是怎么运转的,知道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种了解的深度,在那段时间里,是她在这个团伙中安身立命的资本。

然而,也正是这种了解的深度,在2009年司法机关展开调查之后,成为了她无法自辩的实证。

赌场的账目、人员的调配记录、资金的流转路径——这些信息,在调查人员面前,拼出了一幅关于罗璇在团伙中所扮演角色的完整图景。而在这幅图景里,她的位置,清晰而具体,无法模糊,也无法回避。

那些年在赌场里积累起来的每一个细节,到了2009年,都成了司法认定的依据。

在赌场里的那些年,罗璇的生活有一种表面上的稳定感。

圈子是固定的,关系是熟悉的,每天做的事情是重复的。

这种重复里,有一种特殊的安全感——只要场子在运转,只要谢才萍在,一切就都在她所熟悉的轨道上运行。

然而在那种表面稳定之下,隐隐有一种东西,是没有办法视而不见的。

在某个深夜,赌场散场之后,她和谢才萍坐在一起,屋子里只剩她们两个人,外面的动静渐渐安静下去。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下去,最后会怎样?"

罗璇问过这样一句话,声音不大,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谢才萍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想那么多干嘛,现在不是好好的。"

"好好的?"罗璇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没有继续说下去。

谢才萍没有接话,两个人就这样在沉默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各自散了。

那个问题,在那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被提起过。

直到2009年,它用另一种方式,用一份司法判决书的形式,给出了它的答案。

事实上,在重庆的那几年里,不是没有信号出现过。

偶尔会听说,哪个地方的场子被查了,谁谁谁被带走了,某某某出事了。

每次听到这类消息,圈子里的人都会沉默一阵,压低声音说几句,然后各自散去,继续做手头的事情,像是刚才那些话从没有说过一样。

没有人真的停下来想一想,那些消息和自己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近,近到什么程度。

那种心理上的距离感,让人觉得那些事情离自己总还有一段缓冲,那些落网的人,是运气不够好,是做事不够谨慎,总之,不会轮到自己这里。

这种想法,给了很多在那条路上走着的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罗璇也不例外。

直到2009年,这种虚幻的缓冲,被一举击穿,再无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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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与庭审的来临

2009年,重庆打黑除恶专项行动正式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司法机关对谢才萍团伙的调查,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在正式收网之前,调查人员已经对团伙的运作方式、人员构成、资金流向以及各个参与者所扮演的具体角色,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梳理和掌握。

证据的收集,是一个缜密而系统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反复的核实和固定。

当所有必要的证据被固定之后,收网行动才正式展开。

行动展开的那一天,对于团伙里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

哪怕此前已经隐约感知到了某种不对劲,哪怕心里那根弦已经绷得比平时紧一些,但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所有人还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罗璇被带走问话的时候,她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头发整齐,脸上看不出明显的慌乱。

但和她一起被带走的人事后回忆,她在那天说话的声音,比平时低了很多,语速也慢了很多。

在问询室里,两个调查人员坐在桌子对面,把一份材料放在罗璇面前。

"这些账目,你认识吗?"

罗璇低头看了一眼,没有立刻开口,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认识。"

"这些钱,是从赌场里来的?"

"……是。"

"你在赌场里负责什么?"

这个问题,让罗璇停顿了比之前更长的时间。

"就是帮着做一些杂事,没有什么具体的职责。"

调查人员翻了翻面前的材料,没有立刻回应她这句话,而是继续问下去:"你和谢才萍是什么关系?"

"普通朋友。"

"只是普通朋友?"

"对,普通朋友。"

调查人员把另一份材料推到她面前,指了指上面的某一段内容,说:"你再看看这个。"

那份材料上的内容,是关于赌场资金流转的具体记录,涉及到了若干次有罗璇参与的决策和操作。

每一条记录,旁边都标注着时间、金额和相关人员。

罗璇看着那份材料,没有说话。

问询持续了很长时间。

她在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反复使用了一些措辞上的迂回——她试图把自己在赌场里的角色描述得更边缘一些,把具体的操作说成是被动配合而非主动承担,把她与谢才萍之间的关系定性得更普通一些。

但调查人员手里的材料,并不支持这种描述。

账目记录、人员证词、资金流转的具体路径、多名相关人员对罗璇在赌场中所扮演角色的一致陈述——这些证据,把罗璇在赌场运营中实际承担的管理角色,描绘得相当清晰,清晰到她的迂回措辞,很难在这些具体的证据面前站住脚。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庭审开始了。

2009年的庭审,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庭审过程中涉及的证据材料和证人陈述,数量庞大,内容繁杂。

在庭审过程中,谢才萍在陈述自己的案情时,多次提到了罗璇。

她的意图很明确——她想替罗璇减轻一些在法庭上的罪责认定,想让法庭相信罗璇在整个事情里的介入程度,没有检方所认定的那么深。

"她就是帮我做了一些杂事,核心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她不知道那么多细节。"谢才萍在庭上陈述道。

但检察官随后拿出的一系列证据,把这句话的说服力,消解了大半。

面对这些证据,罗璇在庭上也做了自己的陈述。

"我和谢才萍是普通朋友,我在场子里做的那些事,只是帮着跑跑腿,算不上管理,也不算核心参与。"

法庭对这个陈述进行了仔细审查,并结合所有相关证据进行了综合判断。

最终,法庭没有采信罗璇在庭上的这一陈述。

大量的物证和证人证词,共同指向了同一个方向:罗璇在谢才萍团伙的赌场运营中,承担的是实质性的管理角色,她对赌场的日常运转、资金流转和人员调配,有着具体的、持续的、有实际职能的参与,而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边缘人员。

2009年11月3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正式宣读。

法庭里,所有的声音在那一刻都静了下来。

审判长的声音在法庭里回响:"被告人罗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判决宣读完毕,法庭里短暂地沉默了一下,然后重新开始有了人声和走动声。

坐在被告席上的罗璇,听完判决,没有当场说什么,也没有当场做出任何激烈的反应。

她的手放在腿上,没有动,眼睛朝前看着,就这样坐着,等待着接下来的程序继续推进。

旁听席上有人小声说了句什么,被旁边的人用眼神制止了。

法庭里,一切都按照既定的程序在运转。

那年,罗璇三十多岁,而等待她的,是四年六个月,是一段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漫长岁月,是一段她当时还没有办法完整预见其影响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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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墙之内的四年六个月

判决生效之后,罗璇正式进入服刑阶段。

进入服刑状态之后,她的生活节奏,被彻底重构了。

固定的作息,有限的活动空间,与外部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日常——这是服刑环境的基本样貌,也是她接下来四年六个月里所需要适应的全部现实。

在外面的时候,她的日子是按着赌场的节奏走的:夜里热闹,白天补觉,人来人往,不得消停,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每天都有要做决策的时刻。

进来之后,这一切都没有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度规律的、几乎没有意外的、日复一日的单调。

服刑的头一段时间,罗璇不太说话。

和她关押在同一处的人后来回忆,罗璇刚进来的时候,话很少,整个人看起来很内敛,每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主动跟人搭话,也不显得特别难过或者激动,就是平静地、一天一天地往下过。

"你是重庆来的?"有人问过她。

"嗯。"

"做什么的?"

"做生意的。"她说,没有展开。

对方也没有追问,在那个环境里,大家都有各自的来路,谁也不会把自己的故事主动摊开来给别人看,也不会没事去刨根问底别人的事情。

这种相处方式,反而给了罗璇一段相对安静的适应时间。

时间一长,她渐渐和周围的人有了一些日常的来往。

不是深交,就是日常相处中那种互相熟悉的状态——知道彼此的名字,知道彼此大概的习惯,偶尔说几句话,如此而已。

有一次,有人聊起外面的事情,说重庆现在变化很大,哪里修了新路,哪里拆了老街,哪里又开了新商场。

罗璇坐在一旁听着,没有怎么搭腔。

"你不想知道外面怎样了?"那个人扭头问她。

"知道又怎样。"罗璇说,"又出不去。"

这话说得很平淡,不是在抱怨,也不是在诉苦,就是在陈述一个当下的事实。

那个人笑了笑,没有再说下去。

在服刑的这段时间里,外部世界并没有停下来等她。

2009年到2014年,这五年间,外面的世界在快速变化。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智能手机成为了普通人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子支付开始逐渐渗透进各种消费场景,城市的面貌在持续更新,各地的发展节奏都在加快。

这些变化,在那道高墙里面,感知不到。

罗璇所能接触到的外部信息,是有限的、经过筛选的,和一个在外面正常生活的人所能接收到的信息量,根本不在同一个量级上。

那个已经在快速变化的世界,和她之间,隔着一道厚厚的墙,时间在两侧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流逝着。

服刑进入中段的时候,罗璇开始认真想一些关于出去之后的事情。

她想过回重庆。

那里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是她熟悉的街道和气候,是她此前所有生活记忆的容纳地。

但每次认真想下去,都会在脑子里撞上同一堵无形的墙——那里有太多认识她的人,太多知道她来历的目光,太多与谢才萍那段历史相关的记忆。

那些目光不一定是恶意的,有些甚至出于好奇,有些是带着某种说不清楚的复杂情绪的关注,但对于一个需要重新开始的人来说,每一种都是一种压力。

她不想在压力下开始新的生活,她想找一个可以相对干净地重新出发的地方。

"出去了想去哪?"有一次,同一处关押的人闲聊,问到了这个问题。

"南边。"罗璇说。

"广州?深圳?"

"深圳可能。"

她没有说得特别肯定,但那个方向,在她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却越来越清晰的轮廓。

距离,是她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深圳离重庆够远,远到那些认识她的人,大概率不会频繁出现在她的日常视野里。

同时,那是一座足够大、足够开放的城市,外来人口在那里是绝对的主体,几乎每一个在那里生活的人都是从别处来的,大家各自忙着各自的事情,不太有闲工夫去追究一个陌生人的来历和过去。

这种特质,对于一个需要切断过去、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重建生活的人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服刑快结束的那段时间,罗璇开始把这个想法想得更具体一些。

去深圳,先找个能维持生计的工作,一步一步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

这个计划,简单,务实,没有任何宏大的色彩,也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期待。

就是一个很朴素的打算——出去了,好好过日子,不走回头路。

然而,当2014年前后那道门真正在她面前打开,当外面的阳光真实地落在她脸上的那一刻。

迎面而来的现实,比她在高墙里构想的任何版本,都要复杂得多,沉重得多,也真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