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爸爸黄永玉摔了，刚做完打骨水泥的手术，得知妈妈在香港去世，当时我不可能离开北京，爸爸劝我写篇文章讲讲妈妈的事。也一直没下笔，一晃六年过去了。 ——题记
妈妈到底属什么呢？1963年我上小学，学会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的排列，立即回家问：“妈妈，你属什么的？”妈妈说：“我可能属猪。”我说：“你属猪的话，比爸爸大一岁啊。”妈妈有点诧异地回答：“这样啊，比老鼠小两岁的是……老虎，那就老虎吧。”
1970年哥哥和我去广州看外婆，住在桂香街31号的二楼，与外婆同住一屋的是外公的嫂子，她年轻守寡，没有孩子，我们叫她婆婆。当时正在学广东话的我经常坐在失明的外婆或婆婆床边聊天。一日我问婆婆：“我妈妈属什么呢？”婆婆往四围张望一番，保证旁边没有闲杂人，才悄声说道：“你妈妈属狗啊。”掐指一算，狗比老鼠大两年。回到北京，我把这个最新消息告诉了爸爸。爸爸表情诡秘地笑了：“我早就知道，你妈的弟弟，你五舅跟我同年，属鼠的。”虚岁的应用妈妈自如得很，只不过是往小里虚。
爸爸经常提及妈妈是我们家学历最高的，华南文艺学院文学系毕业，师从欧阳山。她从南方来到北京，没能全身心投入自己的事业，而那个蹲班几次都没上完初中的爸爸却开始教大学生了。妈妈不是没有尝试：1958年也随组织下乡摘柿子，记得那时住在大雅宝甲二号，带了几个没熟的柿子回来，她还带着我参加过一个新闻或文学界女性的冷餐聚会，主人是位着旗袍、戴金丝眼镜、不很年轻的女士，我们进去时她正滔滔不绝呢。我近年记起此事问爸爸，他说那位女士当年也是个风云人物，四十年代在报纸上评论过鲁迅先生的文章。
妈妈写《在森林中》和《好猎人》期间，找了位阿姨看着我，也做饭，我叫她嬢嬢，时间并不长。再后来的1961年，我家来了一位名叫曹玉茹的阿姨，她还带着缝纫机，给我们做棉袄罩衣什么的。妈妈就腾出时间写了《绿色的回忆》，1964年曹玉茹阿姨跟陈叔叔结婚一走，妈妈就被打回原形，做饭洗衣，生炉子，摇煤球，砸煤块，买蜂窝煤，骑自行车去给亲戚朋友打针……南方人到北方，有人很快被同化了，我的妈妈却不，夏天她穿木屐，还让广州的舅舅给爸爸、哥哥和我买了托人带来，夏天一到，我们全家都穿着木屐，噼里啪啦的，走到哪儿响到哪儿。一天中午，上小学三年级的哥哥到点未归，妈妈拉着我就去米市大街小学找他，从美院宿舍沿煤渣胡同步行五分钟，进到小学三年级教研室，只见哥哥站在里头。
“黄黑蛮为什么留班？”妈妈问肖老师。
肖老师说，黄黑蛮上学穿木拖鞋，怎么上体育课。望家长今后注意。
妈妈相当不满，说：“夏天我们广东人都是穿木屐的。天气那么热，不穿木屐穿什么啊？”（可也是啊，塑料产品那时尚未登场）。妈妈脚蹬木屐，理直气壮。我看看自己脚上也穿着上了红漆、画着花儿的木屐。
妈妈炒菜做饭又快又好吃，但她不会用搓板洗衣服，只会手搓，院子里就一个水龙头，原本四家人用，之后变成八家，刷牙，洗菜，洗衣服都是敞着的，手搓床单很难洗得均匀，洗完晾在铁丝上。小绿她妈就评论了：床单手搓怎么能干净呢，你看这一块那一块的。妈妈满不在乎，笑云：“我就是不会用搓板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穿裙子，梳马尾，加上普通话有口音，不管什么时候都开开心心的人不多，我的妈妈就是这么个样子。哥哥回家转述，他的同学闫小雨说：“你妈是华侨。”华侨一词在当时不是褒义的。有天妈妈拉着我经过红星电影院门口，碰到了闫小雨，妈妈一把抓住闫小雨的胳膊，激动地说： “小雨啊，你怎么能说我是华侨呢。”
妈妈长得漂亮，喜欢穿好看的衣服，即使非常时期，干部服里头也总露出点领子的颜色，七八十岁的她在香港拿了个爷爷婆婆乘地铁的优惠卡很是得意，穿着高跟鞋快步刷卡进入地铁，往前奔去，不意被一青年地铁工作人员盯上了，看这女士的背影、步伐及打扮都不似七十岁以上，于是飞跑过去截住此女，要求查看身份证，并引起围观。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气哼哼回到家的妈妈直述的，我们听了大乐，爸爸说，你应该高兴才对啊，七八十岁的人活出个六十来岁的样子。妈妈恍然，开心地笑了。
妈妈喜诗词和古文，功底远在爸爸之上，有天晚上爸爸醒来，发现妈妈在梦中背白居易的《琵琶行》，用的是广东话，爸爸坐起来听着，妈妈一字不差地背完翻身睡去。爸爸次日跟我们讲起，见到朋友就再讲。近年跟我说起，仍是神往。
按照妈妈的推理，属虎的她比爸爸小两岁，今年整百。想起她总是快乐，凡事往好里想的态度，我觉得有这样一位妈妈很值得告诉大家。
原标题：《黑妮：妈妈的加减乘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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