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上市公司浙商中拓发布公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溧阳宝润钢铁有限公司、溧阳瑞达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溧阳龙跃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三家公司向浙商中拓退还货款并支付利息损失合计约16.3亿元。
判决书同时写明，戴国芳、戴笠、黄荷琴对这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杭州中院于2026年5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戴国芳是父亲，戴笠是儿子，黄荷琴是妻子。一家三口，又一次被推到了还债的最前线。
这不是戴国芳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局面。上一次是2004年，铁本钢铁因为把大项目拆分成22个小项目分别报批，撞上了国家宏观调控的枪口。
2009年4月17日，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判处戴国芳有期徒刑五年。从2004年4月19日被刑拘到宣判那天，正好五年整。
判完，人也就自由了。
1963年出生的戴国芳是江苏常州武进区人。初二辍学，先做泥瓦匠，后来跟着父亲收废铁。收废铁让他摸清了钢铁行业的门道，先是承包小钢铁厂，后来直接收购，赶上了大基建和房地产的红利期。1996年他正式创办铁本。那时候他喊出过“3年超宝钢、5年赶浦项”的口号。
五年牢坐完，戴国芳没有认命。2010年他在距离老家三百多公里外的盐城响水重新注册了一家公司，叫江苏德龙镍业。这次他学乖了，走到幕后，让儿子戴笠和黄荷琴站在台前。
戴国芳本人没有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德龙镍业由戴笠持股60%、黄荷琴持股40%。但他依然是实际控制人，是那个拍板的人。
戴国芳瞄准的是不锈钢上游的镍铁合金。他在国内建起了19条RKEF生产线。在印尼，他和中国一重集团、厦门象屿集团携手，在苏拉威西岛建起了德龙工业园，累计投资超过300亿元。
到2023年，德龙镍业的营收做到了1695亿元，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排第47位。德龙镍业成了仅次于青山集团的全球第二大不锈钢供应商。
看起来比第一次成功多了。但隐患早就埋下了。
戴国芳成立了30多家公司，搞多元化，涉及贸易、冶炼、海外矿产、不动产。钱从哪里来？大部分是借的。
支撑他扩张的财务结构极其脆弱：资产规模不小，但银行贷款只有30多亿元，绝大多数资金依赖地方政府平台、供应链金融和融资性贸易。
年化利率高达13%，远超行业正常水平。更关键的是，每一次借钱，戴国芳一家三口都在担保合同上签了字。成功的概率被无限放大，失败的风险也被无限放大。
2021年之后，不锈钢行业的周期变了。房地产低迷，基建放缓，不锈钢和镍价几乎腰斩。印尼项目因为疫情延期、管理失控，亏了几十个亿。现金流直接转负。
按理说这时候应该收缩，但戴国芳的选择恰恰相反，印尼和国内的园区还在继续扩张。他的逻辑可能是赌周期会很快反弹，赌印尼项目投产后能覆盖之前的债务。他看懂了周期，但他赌周期会反转。这次他赌输了。
2024年7月，响水县财政局实控的4家企业申请德龙及3家关联公司破产重整。2024年8月1日，响水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江苏德龙镍业的重整申请。
2024年10月30日，法院裁定对德龙镍业等28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2025年4月28日，法院又将重整范围扩大到了30家公司。
申报的债权总额高达717.63亿元，而可重整资产只有104.92亿元。波及的债权人达1774家。2026年3月24日，响水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了重整计划。
但重整计划批准，不代表戴国芳一家就能脱身。因为那几家溧阳项目的公司没有被纳入合并重整名单。
浙商中拓那16.3亿元的货款纠纷，对应的恰恰就是溧阳宝润、溧阳瑞达、溧阳龙跃这三家公司。这三家不在重整范围之内，所以浙商中拓可以单独起诉。判决下来，戴国芳、戴笠、黄荷琴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连带清偿责任是什么意思？就是债权人不光可以找那三家公司要钱，还可以直接找戴国芳一家三口要。公司的资产不够还，就拿个人的资产来抵。德龙镍业的资产已经被重整程序处置了，但戴国芳家族的个人资产还在。这一纸判决，意味着他们名下的房产、存款、股权，都要被拿去还债。
戴国芳第一次失败和第二次失败，性质完全不同。第一次是违规，项目拆分报批、违规贷款、非法占地，核心问题是和政策正面碰撞。第二次是失控，多元化的摊子铺得太大，印尼项目工期延误、成本抬升、管理失控带来巨额亏损。
第一次是“闯红灯被拍了”，第二次是“车自己失控了”。把两次混在一起说“都是看不懂周期”，其实掩盖了本质差异。
更值得琢磨的是他那个“全家押上”的担保模式。民营企业里这种做法不罕见，但戴国芳把它做到了极致。公司做到千亿级别，个人担保的无限责任和公司经营的有限责任之间的边界已经完全消失。成功了是传奇，失败了就是灭门式的清零。
2024年8月浙商中拓首次披露诉讼的时候，就把戴国芳、戴笠、黄荷琴一起列为了被告。2026年1月28日法院准许撤回对部分被告的起诉，但戴国芳一家三口始终在名单上。
浙商中拓在这场官司里的角色也值得留意。这家上市公司2025年营收2355亿元，但归母净利润只有2.23亿元。16.3亿元的判决金额，对于它的利润表来说分量不轻。但浙商中拓已经不只是个讨债的债权人。
2026年1月，浙商中拓公告旗下子公司报名参与德龙等30家公司的实质合并重整，被确定为部分资产的重整投资人。
换句话说，浙商中拓一边在法院打官司追债，一边在重整程序里当投资人买资产。这场官司的真正目的，与其说是逼债，不如说是确权。在破产重整中，债权金额是谈判的筹码。
戴国芳的故事放在更大的背景下看，也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2021年以来，中国钢铁行业经历了漫长的下行周期。2024年国内粗钢表需8.94亿吨，供给过剩1.13亿吨。
德龙镍业的倒下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个行业周期淘汰过剩产能的残酷注脚。同期还有大量中小钢企在挣扎或倒闭。
戴国芳的特别之处不在于他失败了，而在于他失败得足够大、足够戏剧性从收废铁到千亿帝国再到二次清零，这个剧本太有冲击力了。
戴国芳身上那种“不信命”的劲头蹲了五年监狱出来，五十多岁了还能从头再来，把一家企业做到1695亿营收这本身就是企业家精神的极端体现。
问题在于，这种精神一旦脱离了风险控制的缰绳，就成了自我毁灭的加速器。戴国芳的故事真正的教训不是“不要跟周期作对”，而是冒险之前要想好输了怎么办。他两次创业都只想了怎么赢，没想过输了能不能扛住。
第一次输了，进去了五年。第二次输了，全家一起背上连带责任。
戴国芳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但这个结局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提醒：当一个人把身家性命和公司绑在一起的时候，他走的每一步，都没有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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