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光透过客厅半开的窗帘打在地板上，满屋子还没散尽的烟酒味和喜字带来的红晕交织在一起，透着一种热闹过后的疲惫与空虚。我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已经放凉的浓茶，茶水苦涩，却远不及我此刻心里的滋味。
茶几上，堆着像小山一样的红包。妻子素琴坐在我对面，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人情簿，正准备和我一起盘点昨天婚礼的“收成”。
昨天是我儿子浩宇大婚的日子。为了这场婚礼，我几乎掏空了半辈子的积蓄，甚至提前透支了不少人情。
我这辈子没别的爱好，就活一个“面子”。在单位里，我是个中层干部，虽然没多大实权，但平时为人热心，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我从来不落空，礼金总是包得比一般人厚实；在亲戚里，我是长子长孙，家里谁遇到难处，我哪怕自己紧衣缩食，也要出钱出力。我总觉得，人这一辈子就是一本账，你存进去多少人情，到你需要的时候，别人自然会连本带利地还给你。
所以，在筹备浩宇的婚礼时，我毫不犹豫地拍板：要在本地最好的星级酒店办，席开四十桌，每桌标准定在六千块。
“老林，六千一桌是不是太夸张了？”素琴当时就劝我，“现在孩子们结婚都讲究简单，浩宇也说旅行结婚挺好，咱们办个十几桌，请最亲近的亲戚朋友聚聚就行了。四十桌，咱们压力太大了。”
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大手一挥，底气十足地说：“你懂什么？我老林在这座城市混了三十年，送出去的份子钱少说也有大几十万了。我儿子结婚，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办大事，能寒酸吗？再说了，我请的那些人，哪一个我没帮过？这四十桌，不仅能坐满，收回来的礼金绝对能把酒席钱盖住，说不定还能给孩子们添辆车。”
浩宇当时也委婉地表达了反对，说他的同学朋友都不喜欢这种繁琐的应酬。但我固执己见，硬是把婚礼搞成了我一个人的“汇报演出”。
六千块一桌的菜品确实硬气：澳龙、帝王蟹、辽参、东星斑，桌上的酒是飞天茅台，烟是硬中华。昨天婚礼现场，灯光璀璨，高朋满座。我穿着定制的西装，站在台上发表致辞的时候，看着台下乌泱泱的人群，听着雷鸣般的掌声，我觉得这辈子的面子都在这一刻挣足了。
敬酒的时候，一声声“林哥”、“林总”、“林伯伯”叫得我心里熨帖极了，每个人都拍着胸脯祝我儿子百年好合，夸我局气、敞亮。
可是，当狂欢的潮水褪去，剩下的只有沙滩上赤裸裸的现实。
“开始记账吧。”素琴叹了口气，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剪开第一个红包。
“这是你表弟建国的。”素琴抽出里面的钱，数了数，声音有些迟疑，“八百。”
我端着茶杯的手猛地一顿，差点打翻。建国是我亲姑姑的儿子。当年他下岗没饭吃，哭着来找我，我托人找关系给他安排了工作；后来他做生意缺本钱，我二话没说借给他五万块，三年后他才还，我连一分钱利息都没要。昨天，他带着老婆、儿子、儿媳妇，还有刚满月的孙子，一家五口浩浩荡荡地来了，占了整整半桌。
一家五口，吃了我半桌三千块钱的酒席，喝了我大半瓶茅台，包了八百块钱。
我咬了咬牙，安慰自己：“没事，建国这两年听说生意也不好做，亲戚嘛，不计较这些。继续拆。”
素琴点点头，又拿起一个稍微薄一点的红包：“这是你单位老赵的，五百。”
老赵？那个和我同在后勤部，上个月他女儿考上大学，我刚去喝了升学宴，包了一千块钱的老赵？他竟然只回了五百？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