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的那年，刚刚过完六十三岁的生日。在农村，这个年纪正是许多老人放下锄头、含饴弄孙的时候。

村里人听到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的消息，第一反应都是不信。在所有人的印象里，父亲壮得像头牛。他身高一米八，肩膀宽阔，常年干体力活让他两条胳膊上的肌肉像石头一样坚硬。哪怕是到了六十岁，他依然能毫不费力地把半扇猪肉扛在肩上，稳稳当当地走上几百米。

这么一副铁打的身板，怎么说没就没了？

直到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独自坐在他生前住过的老屋里，看着墙角那把磨得刀刃微微向内凹陷的杀猪刀，再回想起在医院走廊里医生对我说的那些话，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像我父亲这样身体硬朗的杀猪匠，几乎都跨不过长寿的那道门槛。

父亲干了一辈子的杀猪匠。从我记事起，我的世界就是伴随着凌晨两三点的响动开始的。

杀猪这门手艺，吃的是人间最苦的饭。为了赶上早市的早市，让肉贩子能在一个天亮前把新鲜的猪肉摆上案板，父亲的生物钟永远定格在凌晨两点。

冬天的北方，凌晨两点是一天中气温最低、寒气最重的时候。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吐口唾沫掉在地上都能结成冰。别人正裹在厚厚的棉被里做着最沉的梦，父亲已经穿着那件厚重的军大衣，蹬上高筒胶鞋，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三轮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出门了。

我曾经在放寒假的时候，跟着他去过一次屠宰场。那是一个四面漏风的棚子，中间架着一口大铁锅，锅里的水沸腾着，白色的蒸汽在冰冷的空气中弥漫，却根本驱散不走周围的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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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猪是个力气活，更是一场人和牲畜之间的生死角力。两三百斤的大肥猪，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挣扎起来的力气是极其恐怖的。父亲和另外两个帮手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用纯粹的爆发力将猪按倒在案板上。我看着父亲额头上的青筋暴起，牙关紧咬，全身的肌肉在那一瞬间紧绷到了极限。

猪的惨叫声震耳欲聋，父亲手起刀落，动作干净利落。鲜血喷涌而出，热气腾腾。紧接着就是褪毛、开膛、分割。在这个过程中，父亲的身上总是会溅上滚烫的猪血和热水，但很快，这些水渍和血迹就会在极低的室温下变得冰凉，甚至结成冰碴子，死死地贴在衣服上。

屠宰场里到处都是水，父亲的那双胶鞋里永远是潮湿的。寒气顺着脚底板一路往上窜，直逼五脏六腑。

后来我上了初中，开始有了微弱的虚荣心。父亲每次干完活回家，身上总带着一股无法洗净的生肉腥味和血腥气。同学们有时会捂着鼻子开玩笑，问我是不是掉进猪圈里了。

那段时间，我开始刻意疏远父亲，不愿让他去学校给我开家长会，甚至在路上碰见他骑着三轮车拉着猪肉，我都会假装没看见，低着头快步走开。

父亲是个心思细腻的人，尽管外表粗犷，但他察觉到了我的嫌弃。他没有责怪我，只是从那以后，他回家的第一件事不再是坐在炕头上抽烟，而是烧一大锅热水，用最粗糙的碱性肥皂死死地搓洗身体。我曾无意中看到他的后背，皮肤被搓得发红甚至破皮，但他依然觉得洗得不够干净。

洗完澡，他会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然后把卖肉换来的一叠零碎钞票，小心翼翼地压在我的书桌上。那些钞票里，有五块的、十块的，偶尔有一两张一百的，边缘因为沾染了肉贩子的手汗而显得油腻，但那却是我整个青春期的学费和生活费。

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家里的开销呈几何倍数增长。父亲比以前更拼命了。以前他一天只杀两三头猪，后来他开始接周围几个村子的活，一天要杀五六头。为了对抗那种常人难以忍受的寒冷和疲惫，父亲养成了两个习惯。

一个是喝酒。他的三轮车车厢里永远放着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着最便宜、度数最高的散装白酒。干活中途歇息的时候，他连下酒菜都不用，拧开盖子，仰起脖子就是咕咚咕咚几大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