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罗章龙
罗章龙（1896年11月30日—1995年2月3日），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曾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并和李大钊发起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创建时的党员之一。在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期间，先后组织领导了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及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他组织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二省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1931年1月被开除出党。1934年起，任河南大学、西北大学等校经济学系教授。建国后，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先后被选为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起，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1995年2月3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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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一九七八年四月——九月）
罗章龙
注：本文节选自《回忆党的创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的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一）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
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现在既然用惯了，为了称呼方便起见，我们仍旧用这个名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范围在北京，北方区委那是以后的事。现在谈小组产生的情况。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内部许多事情还没有就绪，远东还有白俄捣乱，赤塔还未解决，因此中苏关系没有解决，中苏之间无来往。
一九一九年三月第三国际成立，中苏关系也开始有了往来。共产国际是支持远东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同时俄国革命胜利后，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之申，因此他们也需要找同盟军。一九二〇年五月第三国际的使者维金斯基来到北京。
那时听说维金斯基来北京是通过日本来中国，又有人说他是直接来中国的。维金斯基来北京之后，首先见到了李大钊同志。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以后，在国际上有了一些声望，当时欧洲一些国家，渐渐与北大有往来。一是图书的交换，二是北大的同学出国留学，只要由北大出一个证明，证明学习过什么课程，国外都承认有效，而其他学校则没有此种地位。
李大钊先生是北大教授兼图书馆馆长，他在当时写了不少水平很高、语言精彩的文章。《新青年》上宣传马列的文章就数他的最多，因此在那时，享有很高的名望。所以外国人到北大找李大钊先生是很自然的事。
维金斯基访问李大钊先生，不是盲目而来，而是事先做了准备工作的。首先维金斯基了解到李大钊先生是赞成十月革命的。维金斯基同李大钊见面谈了一席话之后，然后维金斯基要求见见参加过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同学。这样大钊先生就找了几个同学，人数不多，有十个八个的同维金斯基见面。其中有刘仁静、邓中夏、李梅羹、张国焘、罗章龙等。在这些成员中，有一部分人就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我们同维金斯基见面的座谈会是在图书馆开的。在会上他首先介绍了十月革命，宣传了马列主义。他还带来一些书刊，如《国际》刊物。他为了便利不懂俄文的人也能看，除带了俄文版本外，还带有英文、德文版本。除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书籍。我记得其中有一本书是一个英国记者用英文写的介绍十月革命的书，书名是《震撼世界的十天》。其次在座谈会上，维金斯基还详细介绍了苏联的各项政策、法令，如土地法令，工业、矿山、银行等等收归国有的政策，工厂实行工人监督与管理，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苏联成立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管理全国工业的制度，列宁提出的电气化的宏伟规划，还讲到了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种种困难，为了解决困难，苏联在那时不得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余粮征集制等等。这次谈话内容很多，谈了若干次才谈完。我们当时很想了解十月革命，了解苏联，他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耳目一新，我们非常感兴趣。
它使我们对苏联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文化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看到了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轮廓。
维金斯基这个人工作很细致。他来了之后，除了开座谈会，介绍苏联情况，了解中国情况之外，还找人个别谈话，通过个别谈话，把座谈会中不易了解的情况了解了。当年维金斯基有四十多岁，是一个有知识，有工作经验的人，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他也能给恰如其份的回答。他的英文很好，能用英文直接与同学谈话。再一个他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问题很有研究。关于五四运动，他问得很细，对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相互勾结的情况看得很清楚，对五四运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的历史也很熟。
维金斯基是好的，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维金斯基这个人有学问，又有斗争经验，看问题比较客观。他同李大钊先生谈话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会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苏联十月革命，正因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我们认为他谈的这些话，很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个人体会，通过他谈话，对共产主义远景，对十月革命，对苏联都有信心了，对世界革命也有信心了。
维金斯基在北京期间，同我们这些人，相处得很熟。他离京去沪之前，还开了一次座谈会。在这次座谈基础上，其中一部分人，即李大钊、张国焘、刘仁静、李梅羹、罗章龙五人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以后很快又有一些人参加。
我们组织起来以后，就开始搞工人运动，搞青年团的工作。李大钊先生是我们的召集人，是我们的领导。这时候，我们这些人都有些工作，但没有什么明确的分工，谁做什么都是根据当时的需要。
（二）
从五四运动开始，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同学，自发地组织起来，做些宣传、翻译工作，同时也有一些行动。由于这些工作，发展到经常在李犬钊办公室集会、碰头。大家不止一次地、自然而然地谈到需要建立一个组织。我记得李大钊先生常常说起：“我们组织要扩大，要吸收很多人，事业要求我们这样做。”下边许多同学向往苏联十月革命，向往苏共组织，也迫切想建立共产觉的组织。我们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人。
不止在一个地方酝酿这个问题，但真正组织起小组，还是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到北京来，在李大钊办公室召集了几次座谈会之后。维金斯基同我们谈话中，启示我们在中国应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我们听后更迫切地希望这一次能解决建党问题，真是“人同此心”！维金斯基还说：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虽然还未开党代会，未经共产国际承认正式形成，但看得出来已有自发性的雏形组织。你们想组织起来，你们的意思很好，我把你们的意思向上面（指共产国际）反映。
共产国际代表还给我们一些零零星星的任务。所以，我们共同认为我们的想法、做法已得到国际代表的承认。婴儿已诞生，组织问题落实了。此外，共产国际代表还找了一些同学个别谈话。
维金斯基是一个非常细致的，有学问、有经验的人。在座谈会上，他说欢迎在座的同学找我个别谈话。那时他住在东城王府井外国公寓处。我也去谈过，谈话没有翻译，有一次记得比较清楚。我坐下来之后，他像谈家常一样，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湖南人。”他找了张地图看了看，说：“这离北京很远吧。”他还说：“你们同学中间，南方人不少，家离这里都很远。”然后他又问，你们是如何学习的，从前读过一些什么书，现在在读什么书，学校里现在教些什么，学些什么。我就把学习的情况，看过的书刊，一一向他谈了。同时把我们学习中存在问题和困难也跟他说了。我说，现在我们学习的书很少。他就把北大地址、个人名字及通讯处都记下来，并答应回去以后寄些读物来。除此以外，他还同我谈了一些青年的理想、前途的事。他还说，俄国在革命以前是非常落后的。维金斯基是学统计学的，他列出一些数字，说明在革命胜利之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这些成就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对中国的事，他也谈，谈得非常广泛，他知道一些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从义利团谈起，一直谈到当时的革命。他说，俄国革命已经走在前面，中国革命的前途定会好起来，当然困难是会很多的。那时，我们把他当做老师和朋友。他搞过工人运动，因此他也很自然地同我们谈起他的工作经历。他很热悉美国的工人运动。我同他谈过话之后，心里欢天喜地。临走时，他说，我们见了面，谈了话，这不是老生常谈。意思是说，以后会有结果的。
参加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至少有李大钊、李梅羹、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等人。后来发展更多的人，再后就有几十个人。
关于无政府主义者是否参加了维金斯基的座谈？是否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又退小组？这个事我没有印象。
当时我们北大无政府主义者不少，有区声白、陈德荣、黄凌霜……随便一说就有十来个。我们当时已明确几点：第一，我们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我们是拥护苏联十月革命的；
第三，我们是要搞工人运动的。在这三点上，当时我们与无政府主义是有很不同的看法的。举例说，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一九二一年曾经出席过伊尔库茨克的东方少数民族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是由北京、上海的中共组织办的，中共当时也有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另外还吸收了黄凌霜等七、八个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他直到出席这次会议回来之后，才表示自己现在相信苏联革命是正确的，宣布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他的表态文章曾经在《新青年》上登过，这证明他去开会之前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参加这次会议回来之后，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了党，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没有参加党，黄凌霜虽然发表过声明，但最后仍然没有参加党。
当时，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作中不分彼此，但是在党外合作。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党后再退出，记不清有这回事。后来发展到北方区委时，无政府主义者在党外同我们合作得仍然很自然很亲密的。现在我有这样一些印象，何孟雄的爱人缪伯英比他先参加党。何开始是无政府主义者，最初他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可我们想争取他。那时他已结婚，缪伯英是女师大的，我们通过她去做何孟雄的工作。最初何孟雄表示想不通。他说，他不相信十月革命，经过很长时间，我们同他展开辩论，敞开了同他谈，最后他表示，我的问题你们已经给我解决了（这时已有共产主义小组），现在我可以搞工人运动了。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的十九人中有他，那时正是我们争取他的时候。还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我们做他的工作，最后还是不成，如朱清矜，我们通过他的爱人杨默端一起做他的工作，后来他说不要做了，我不跟你们一道。
在五四运动的行动小组中间，有七、八个人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七、八个人和我们一起搞斗争，是没有界限的，是亲密无间的，但一到屋子里谈问题，他们就想不通。我这个说法，以后可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
一九二〇年五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五、六个人，没有名义，李守常是小组的负责人，对外活动是他以个人名字向国际或地方发信。
李大钊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但他没有门户之见，他对别的学生会组织也是联系的。如周总理的觉悟社与北京往来活动的情况，我是从李大钊先生口里第一次知道的。李先生说这个社的青年是非常好的，他同他们有往来。觉悟社的人来京，就找李先生。五四运动、六三运动，周总理出国之前，和李大钊先生之间常有往来。通过这些活动，我们进一步认识了觉悟社的同志，如周总理、邓颖超、马骏，郭隆真，李振澸（河北人）、谌小岑、李峙山（女）。觉悟社还有一个剧团，到北京来演出过。
（一九七八年九月四目、九月十一日，张德钟记录整理，经罗章龙本人审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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