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前任警备司令两亿元修了两座砖碉堡，新市长八百亿修了啥？|傅作义|司令|城防|陈长捷

解放天津战役只打了二十九个小时，陈长捷、林伟俦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市长”杜建时全被生擒活捉，陈长捷于1959年第一批特赦，林伟俦、杜建时于1961年第三批特赦，这三个被老蒋委以重任的天津“大人物”同一天被俘，这种搞笑事情，估计过几百年连网文作者写的时候也会有点心里打鼓。

说到心里打鼓，笔者在查阅相关史料的时候，也对一件事十分诧异：1946年的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从市政府要了两亿经费，最后只修了两座红砖碉堡，连钢筋水泥都偷工减料了——当年的两亿是哪种货币？那两座碉堡是怎么验收的？

要回答这两个搞笑的问题，我们还真不能不聊一聊那位大家更熟悉的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此人原名吴景中，“天津城防图”的泄露可能跟他也有一点点关系，豆腐渣工程不堪一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天津战役的攻城总指挥刘亚楼在1959年天津解放十周年之际对地下工作者提出了表扬：“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和地下党共同打下来的，在天津战役开始前，我们拿到一张详细的敌人城防图，对各条街道在什么位置，敌人在哪，碉堡在哪，天津周围的情况等，了如指掌，这样仗就好打了，地下党对天津战役的贡献是很大的。”

读者诸君现在去平津战役纪念馆，还能看到当年被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等人视若命根子的城防图，在那张发黄的图纸上，清晰地标注着天津的街道、城内外的碉堡、重要设施和各种工事。

笔者汇总各方面资料，发现当年地下党至少弄到了八份《天津城防堡垒化防御体系图》，并通过不同渠道送到了城外解放军指挥部：当时天津守军的布防情况，刘亚楼可能比陈长捷还清楚——陈长捷和杜建时、林伟俦都写了关于天津战役的回忆文章，从那些文章中，我们能看出这三个天津守城者，真是既不知彼也不知己，手上都是一堆烂账，那场仗他们输得迅速，也输得糊涂，以至于陈长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转不过弯儿来。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了一本《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那里面有津塘防守区中将副总司令、天津警备总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兼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陈长捷写的《我防守天津的经过》，原六十二军中将军长、天津防守副司令林伟俦写的《天津战役纪实》，原北宁路护路司令部中将司令、天津市长杜建时写的《抢修城防终徒劳——天津战役国民党军覆灭经过》——这三篇文章都曾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虽然刊发日期和标题不尽相同，但正文基本是一致的，笔者要强调的，是他们在刊发文章时署名中的职务标注，就是上面那样的，有些词条与这些当了政协委员、文史专员回忆文章的介绍对不上号。

不管怎么说，这三个中将级的守将，对天津城防工事的豆腐渣程度，都不是十分了解，其中最了解内情的，可能就要数杜建时了。

陈长捷原本不在天津，他是从外地调来的傅作义嫡系，这一点陈长捷也承认：“一九四八年六月，傅作义将我从兰州（当时我任第八补给区司令）调到天津，给我以‘警备司令’的名义，负天津基地之责，改建并增强天津的城防工事（原是第十一战区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同天津市长杜建时一年前所筑），为设堡强固阵地。”

蒋家父子对陈长捷不太放心，就任命属于小蒋一系的杜建时为市长，把小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吴敬（景）中从军统（保密局）东北区区长兼北满站站长的位置上调到天津当站长并兼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处长，所以吴敬中也是要为天津城防图泄密负很大责任的。

陈长捷对天津的城防情况盲目乐观：“周沿城防工事线，达九十华里，设成三带阵地，配以临时野战工事，已经基本是设堡的坚固阵地。以为来攻者若非经很长时间构成攻城工事，步步逼近，付出很大的代价，是不可能攻破的，更不可能以强攻急袭摧毁的。”

林伟俦在东北被他黄埔四期的同学打得狼狈不堪，到了天津之后，居然有有了底气：“天津市的碉堡工事始于日本侵占天津的时期。日军曾在天津市郊的主要交通要道构筑红砖碉堡，有的高及一丈多，有的低及数尺，大大小小总共有几十个，并在碉堡周围架设一层铁丝网。在一九四五年间，美军接替了日军，加筑一些铁丝网。国民党军接替美军后，更积极修筑碉堡工事。”

林伟俦作为一线指挥官，也不是没看出天津城防有问题：当时蒋家王朝从上到下都没想到他们在东北败得那么快，更没想到东北百万解放军能那么快进关，等天津被围成一个孤立据点的时候，林伟俦才发现没在东北挨过打的陈长捷对东北解放军武器装备炮火力量估计过低，天津所有碉堡大量使用红砖砌成，只在墙壁内填些水泥砂石土——林伟俦在东北知道解放军打锦州的时候动用了多少大口径火炮，但陈长捷以为解放军没有大炮，也攻不破碉堡，还以为有碉堡群和铁甲列车的天津防线固若金汤，却不知道在大口径火炮之下，他的红砖碉堡，跟纸糊的也差不多，更何况前任守将偷工减料，那些红砖碉堡都是豆腐渣。

天津固有防线是陈长捷的前任牟廷芳修的，这方面的事情，当时还是副市长的杜建时十分清楚：“在一九四六年七月间，当时的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以构筑碉堡为名，向市政府要去法币两亿元（杜建时注：当时法币贬值的程度还不太大，两亿元能做不少事情），只在南围堤上修了两个红砖碉堡，不久，他的部队调走了，把钱也带走了。”

牟廷芳这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看过《潜伏》的读者诸君一定记得戴笠到天津处理的“纳妾者杨文泉”，就是牟廷芳的副手——当时牟廷芳是九十四军军长，杨文泉（有的资料写成“杨文瑔”或“杨文湶”）是副军长，被戴笠抓起来后，牟廷芳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一起找到戴笠，说杨文泉是续弦不是纳妾，但戴笠不为所动，一定要将杨文泉法办。

戴笠坠机，杨文泉起复委用为第七十二军军长，并在山东泰安被俘，沈醉在战犯管理所见过他，还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对其进行了很不屑的评价。

牟廷芳和杨文泉在天津大贪特贪，连戴笠都看不过去了，抓杨文泉实际是杀鸡儆猴给牟廷芳看，结果牟廷芳走掉，把烂摊子丢给了陈长捷和林伟俦、杜建时。

杜建时说当时的两亿法币不是一个小数目，笔者查了一下，当年法币确实迅速贬值并被金圆券、银圆券取代，但1946年7月的法币还没有变成废纸，2020元法币能兑换一美元，八月跌至3350元法币兑换一美元。

牟廷芳从天津市政府索取的两亿法币，如果当月就兑换的话，能换十万美元，当年的十万美元，那可是惊人的数字：那一年美军军官的月薪水，少尉 150美元、中尉 166美元、上尉 200美元、少校 250美元、中校 291美元、上校 333美元、准将 500美元、少将 666美元、五星上将1125美元，麦克阿瑟或马歇尔不吃不喝，也得八年才能攒下那么多钱。

牟廷芳拿到能兑换十万美元的法币，居然只修了两座红砖碉堡，然后就溜之大吉，后来的陈长捷居然延续了牟廷芳的做法，继续用红砖修碉堡。

“天津城防构筑委员会”主任杜建时搞到很多钱，又修了一千多座红砖碉堡：“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陆续募得法币共约八百亿元，随募随交财务委员会委托的中国银行储存，城防工程完成时，共用法币六百多亿元，尚余一百多亿元存于中国银行。由市府工务局测量城防线，确定城防工程各种图纸，分段投标召商承包工程。工程自一九四七年四月开始，至十二月基本完成。”

1947年年底一美元大致能兑换三万五到四万法币，按四万计算，杜建时也弄到了大约二百万美元，如果都用来修碉堡挖战壕，那肯定能修出个模样，但杜建时居然没把钱花完，还存了一部分，如此“节约”，造出一堆豆腐渣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