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停止投简历
陈默在便利店门口站了四分钟。自动门开了关,关了开,冷气裹着关东煮的味道扑出来又缩回去,像试探似的。他最后还是转身走了,裤兜里的硬币撞着硬币,丁零当啷。
他住的地方在浦东一片老小区里,六楼没电梯,房租一个月三千二,占了失业金的全部。楼道里贴满了疏通下水道和开锁的小广告,有一张写了半年多了,边角卷起来,被风一吹就哗哗响。他每天上下楼都会经过那张纸,从来没打过上面的电话。他觉得自己还没到那个地步。
那是失业的第七百零三天。
两年前他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年薪税前四十五万,每天早上七号线转二号线,在南京西路站挤成照片出闸。他记得最后一个项目是做一款宠物社交APP,开会时老板说“下沉市场大有可为”,他连夜写了一份七十二页的PPT论证可行性。提案会上讲到第三十七页,HR进来叫停了会议——整个部门裁撤,赔偿N+1,下午五点前收拾东西离开。
他抱着纸箱走出写字楼时,手机弹出推送:当天上海二手房均价每平六万二。他笑了一下,纸箱歪了,咖啡杯滚出来摔在地上,深褐色的液体洇进地砖缝里,像一块洗不掉的疤。
第一年他还挺体面。每天西装革履去咖啡馆“办公”,投简历,做笔试,接面试电话。猎头一开始很热情,“陈先生您这个背景很好找的”,后来变成“市场行情您也知道”,再后来就没消息了。他把简历改了十九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更卑微一些——从“主导千万级项目”改成“参与”,从“团队管理”改成“协助”,最后把期望薪资从五万降到两万五。
还是没人要。
第二年他开始躲。白天不出门,窗帘拉得死死的,手机调到静音。前同事约饭一概推掉,同学群里有人@他假装没看见。母亲每周打一次电话过来,问“最近忙不忙”,他说“忙,刚开完会”。挂了电话他把脸埋进枕头里,窒息到眼前发白才翻过来喘气。
冰箱空了三天他都没察觉。那天晚上胃疼得睡不着,翻遍厨房只找到半包过期的挂面。煮面的时候他看着锅里翻滚的白水,忽然觉得这锅水像自己——烧开了两年,热气全散了,只剩一锅寡淡的白水,连根面条都挂不住。
第二天早上,他鬼使神差地又走到了那家便利店。这回他进去了,买了一瓶矿泉水,站在货架前面慢慢喝。收银台旁边贴着张手写的告示:招聘兼职夜班,晚十点到早六点,时薪二十五。
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两年前他审批下属的加班费,时薪是按三倍工资算的。二十五块,他上个月才拒绝了一个外包岗,日薪八百,嫌低。
“要人的话我可以试试。”他对收银员说。
收银员是个染了粉头发的姑娘,嘴里嚼着泡泡糖,打量了他一下:“你多大?”
“三十二。”
“哦,年纪大了点,不过夜班反正没人来,你今晚能上吗?”
他当晚就上了。凌晨两点,便利店像一座孤岛漂浮在城市的黑暗里,偶尔有代驾小哥进来买红牛,有醉酒的白领抱着马桶吐在门口,有外卖骑手靠着冰柜睡十分钟然后接着跑单。陈默穿着印了便利店logo的马甲,给关东煮添汤,擦货架,整理过期便当。
第三天的凌晨四点半,一个老太太踉跄着走进来,脸色惨白,扶着腰,嘴唇发青。陈默过去扶她,老太太攥着他的胳膊说:“小伙子,我低血糖,有糖吗?”
他给她拿了颗棒棒糖。老太太剥开糖纸手一直抖,糖掉在地上,她又捡起来吹了吹塞进嘴里。坐了一会儿缓过来,老太太从随身的布兜里掏出一把艾草,扎成一小捆一小捆的,摆在地上。
“卖这个?”陈默问。
老太太点点头:“端午了,老小区门口好卖。一块钱一捆,一天能卖百来块钱。”
陈默看着她把艾草捆得整整齐齐,每一捆都用红绳系三道,系得一模一样。他想起自己写简历时也这样,字体间距行距调了又调,像系红绳一样虔诚。
“阿姨,”他说,“您这艾草从哪进的?”
老太太抬头看他,眼角都是皱纹,笑起来像核桃:“我自己地头种的。崇明岛,每个礼拜回去收一趟。”
那天早上六点下班,陈默没回去睡觉。他算了笔账:一捆艾草成本三毛,卖一块,利润率百分之两百三。端午前后一周,上海上千个老小区,只要铺开二十个点位,一天流水就能过万。他蹲在便利店门口的路牙子上,用手机备忘录打字,打了三个小时,做了一份方案——不是给老板看的PPT,是给自己看的。
他给老太太打了个电话,说想合作,帮她扩大卖。老太太在电话那头笑:“小伙子,我就种了两分地,扩大啥呀。”
“我帮您找地。”
第二天他坐了两个小时船去崇明。岛上风大,吹得他头发乱七八糟。老太太姓王,一个人住三间平房,后院确实只有两分地的艾草,绿油油的,风吹过来像一片小小的海。王阿姨给他下面条,卧了个荷包蛋,汤里放了虾皮,鲜得他眼眶发热。
“年轻人,”王阿姨坐在门槛上剥豆子,“你怎么想到来做这个?”
陈默蹲在旁边帮她剥,手指笨拙,豆子滚了一地。“阿姨,我以前在写字楼里上班,坐办公室那种。后来……干不下去了。”
王阿姨没追问。她把剥好的豆子倒进碗里,拍了拍手上的泥:“地里的活儿不丢人。我老头子走了十年了,我一个人种这点东西,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但心里踏实。你看这艾草,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不挑土,给点水就活。”
陈默蹲在那片艾草地里,伸手摸了摸草叶,粗糙的,带着一股清苦的香气。他忽然想起两年前那份七十二页的PPT,最后一页他写了四个字:敬畏土地。当时写着玩的,觉得是互联网黑话,现在蹲在真土地边上,这四个字忽然重了,沉甸甸地压在他手心里。
接下来的日子他像换了个人。白天跑崇明,帮王阿姨把地扩到一亩;晚上在便利店上夜班,顺便研究周边老小区的分布。他在闲鱼上发了帖子,招兼职卖艾草的大学生,时薪加提成。第一周只招到两个人,端午前三天涨到十五个。他把点位画了张地图,红色标记是菜市场门口,蓝色是医院后门,绿色是幼儿园接娃的必经路。
王阿姨看着他把一捆捆艾草装进编织袋里码上货拉拉,嘴张了半天:“小伙子,这得卖多少钱啊?”
“阿姨,今天先卖一千捆试试。”
那天他骑着一辆共享单车,从浦东到浦西,挨个点位转。每个点位站半小时,教兼职的大学生怎么吆喝,怎么帮老太太挑艾草,怎么递红绳说吉祥话。太阳晒得他后颈发红,汗沿着脊梁沟往下淌,衬衫湿透了贴在后背上。他骑到第三个点位时停下来买了一瓶矿泉水——就是那家便利店同款,一块五。拧开盖子灌下去半瓶,水顺着下巴流进领口,凉的。
他忽然笑出声来。蹲在路边,拿着瓶矿泉水,笑得肩膀发抖。路过的阿姨看了他一眼,以为他中暑了。
他只是忽然觉得,这瓶水喝出了久违的痛快。两年来他像一锅温吞吞的白水,终于在某个夏日的太阳底下,被煮沸了。
端午那天,一千捆艾草全卖光了。最后一捆是在浦东一个老弄堂口卖掉的,一个爷叔买回去挂门框,多给了五毛钱说不用找。陈默坐在弄堂口的台阶上数钱,一叠皱巴巴的零票子,五块十块二十块,总共一万零三百。他分给兼职的学生,分给王阿姨,最后自己兜里剩了两千一。
加上便利店夜班的工资,这个月他挣了六千四。比他从前年薪的零头还少。可他把钱叠好放进钱包里的时候,手是稳的。
那天深夜他又上夜班。凌晨三点,便利店进来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领带松着,眼睛红红的,买了一桶泡面坐在窗边吃。陈默给他倒了杯热水,年轻人抬头看他:“谢谢哥。”
“加班?”陈默问。
“嗯,通宵赶方案。做宠物社交APP的,老板明天要见投资人。”年轻人咬断面条,含糊不清地说,“这行太卷了,哥你以前做什么的?”
陈默擦着货架,顿了一下。他看着玻璃窗上自己的倒影——穿了两年皱巴巴的卫衣,下巴有胡茬,头发长了没剪,但眼睛里有了点东西。他说不上来是什么,就是不再是那锅温吞吞的白水了。
“我啊,”他笑了笑,“我以前也做这个。现在……”他指指货架上那排矿泉水,“现在卖水。”
年轻人没听懂,继续埋头吃面。陈默也没解释。他走到门口,外面天蒙蒙亮了,东方露出一线鱼肚白。他把便利店的灯关掉,站在晨风里伸了个懒腰。手机响了,王阿姨发来语音:“小陈,下个月艾草又长一茬,你来不来?”
他回了一个字:“来。”
然后他打开备忘录,把昨晚新想的计划打上去:非节日做什么?卖粽叶?卖桂花?他忽然发现满大街都是没被看见的生意——弄堂口修鞋的大爷一个月能挣八千,菜市场代剥毛豆的大姐一小时收费二十,跑腿代排队的人凌晨四点就守在网红店门口。这些路子从来都在,只是他过去坐在四十五万的年薪里,戴着降噪耳机,一个也听不见。
回家的路上,他经过那家贴了半年疏通下水道广告的楼道。他停下来,把那张卷了边的广告纸撕掉了。他想,以后再堵了,自己通。
六楼的门打开,阳光从窗户涌进来,照在落了灰的桌面上。他打开电脑,删掉了第十九版简历。然后新建了一个文档,标题写:陈默,一九九三年生,卖过艾草,守过夜店,觉得上海到处都是钱,只要你肯弯腰捡。
窗外,七号线的地铁轰隆隆驶过。他从前是那车里挤成照片的其中一个,现在他在窗外站着,看见车厢里密密麻麻的人头,看见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一个“赶”字。
他不再赶了。他等着下一茬艾草长起来,然后弯下腰去割。割下来扎成捆,系上红绳,卖给那些需要一把艾草压住门框的人。生活里那些被忽略的小口子,他用一捆一块钱的艾草,慢慢地堵上了。
那天下午他睡了一个踏实的觉。两年以来第一次,没有梦见PPT,没有梦见HR的脸,也没有梦见白水煮挂面。他只梦见一片绿油油的艾草地,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像在喊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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