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第七篇·进攻/第七章·进攻会战）
1914年7月28日爆发的一战战事无疑是一场灾难，然而对于那些早就预见到这一状况发生、并为之早就精心准备的军事家们来说，又是一个绝佳的契机，那些尘封已久的战争计划终于能够付诸实施，在实践中获得检验。
德国在战争还未开始，各国外交官还在做最后努力，紧张斡旋之时就已经开始秘密动员（普遍认为德国在8月1日才正式下达动员令）。
德军遵照战前制定的计划，在8月2日占领卢森堡，3日进入中立国比利时，并开始进攻比利时的列日要塞。比利时不得不以12万军队和320门火炮迎击在2900门火炮支援下的94万德军士兵。
此时在比利时佛兰德平原上，并行前进着5支德军，他们作为早已在地图上无数次推演后的主力，将穿越整个比利时，进入法国东北部，而后转向南方。这当中最北边的一支德军——共计约58万人、1700门火炮的第1、2集团军将是负责最主要打击的核心主力。
两支集团军在德军中的位置，是右翼兵团。
正当德军在西线大举进攻时，其东线正面临俄军进攻的威胁。
俄国的对德作战计划，战前就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制定出来。方案要求一旦德军在西线进攻法国，俄军就要在东部尽快开辟战场，从而逼迫德军不得不分散兵力，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
8月下旬，发生在德国东普鲁士的坦能堡之战是一战初期东线最重要，影响力最大、最深远的一场战役。这场会战从之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具有多重重要的意义，不但成为几乎所有军事院校此后都会提及的经典战例，而且在技术、政治上都具有特殊影响。
坦能堡战役被一些军事/战争史学者称之为“现代的坎尼之战”——将其比作公元前216年8月2日发生在意大利半岛南部坎尼的一场著名会战。
古罗马在共和国时代与北非强国迦太基为争夺地中海霸权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战争（前268—前146），史称“布匿战争”（Punic War）。（“布匿“一词的由来源于罗马人对迦太基的蔑称“Punicus”（无耻之徒）。因此后世便依据战争的最终胜利者罗马人的称谓延续下来。）布匿战争先后分三大阶段（三次布匿战争），尤其以第二次布匿战争（前219—前202）最为重要。正是在此期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Hannibal）统帅一支构成复杂、兵力有限的佣兵（据记载估算最初约5.9万人）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翻越阿尔卑斯山脉，进入意大利（该称谓起源于古希腊）。此后汉尼拔接连在三次会战中击败罗马军队，罗马则因连续惨败而产生严重政治危机。为挽回不利局面，费边（Fabius）被推选为新统帅。费边深知汉尼拔具有的彼时之战略优势，于是采取避其锋芒的持久战略，以拖延争取时间，积蓄力量。他的这一战略被后世称为“费边战略”（Fabian strategy）。他本人更因此获得了“拖延者”（cunctator）的绰号。虽然费边的战略能够暂时稳定局面，但无法迅速消除汉尼拔的威胁。所以很快引起普遍不满。因此，费边任职期满后，罗马元老院又推选了两位新执政官，贵族出身的保卢斯（Paulus）、平民出身的瓦罗（Varro）来指挥战争。
坎尼平原双方列阵绘画
公元前216年6月，汉尼拔为解决补给问题，率部进攻坎尼，罗马军队不久后赶到，在附近设置营垒监视汉尼拔军队。此时罗马军兵力约有8.6万，其中骑兵约6千。迦太基军共有约5万，包括1万骑兵。罗马军队虽然兵力占优，但骑兵力量处于下风。保卢斯深知这一点，加之坎尼地区地势平坦，因此主张慎重出战。但瓦罗则一心寻求速战速决，多数军队官兵也渴望速战，并斥责保卢斯怯懦。当时规定保卢斯和瓦罗轮流负责指挥军队。8月2日，是瓦罗轮值。当天拂晓，瓦罗留下一支警戒部队（估计约1万）守卫大营，其余人马行进到奥菲杜斯河左岸附近，面对南方摆开传统的罗马方阵，骑兵居于两翼。汉尼拔早有准备，留下至少5千人防守大营，其余三万多步兵和1万骑兵排列成一个前凸的弧形阵。迦太基军的两翼也是由骑兵占据，尤其是右翼来自北非努米底亚的骑兵——这些战士几乎赤裸，左臂披一块豹皮或狮皮作为防护，手持标枪和剑作战，他们虽然仅有约2500人，却是整个迦太基军中最具战斗力的部分。瓦罗企图通过缩短阵型正面宽度，加大纵深的方式增加己方的冲击力。这样却让各单位（中队）之间间隔过近，丧失了弹性机动力。瓦罗下令开始进攻后，当罗马军迫近迦太基军阵地后，后者战线先是由凸变直，继而后撤变为凹形。越来越多的罗马士兵向战线中心区域涌入，挤做一团，甚至很多人都很难挥动武器。此时，双方两翼骑兵早已交手。罗马骑兵人数虽多，但很快败下阵来，大部分被包抄后路遭到屠戮，少数得以幸免。解决掉罗马骑兵后，迦太基骑兵转而从背后攻击已经陷入圈套的罗马军团步兵。这些罗马步兵已经处于不利境地，却依然奋力拼杀，但最终还是被迦太基军的人墙不断分割包围，一群群倒下。到夜幕低垂之时，杀戮才停止下来。罗马军团自保卢斯以下，有80名元老院成员阵亡，48名军官中29人战死。据罗马历史学家后来估算，罗马军团共战死约4万步兵、4千左右的骑兵，约3千至4千5百人在战场被俘。驻守营地的1万罗马军在第二天向汉尼拔投降。有历史学家估计罗马军团在此战总损失或许超过7万人。迦太基一方，战死约6千人（大部分为高卢士兵，其余为伊比利亚和北非士兵），1万余人不同程度负伤。坎尼之战被誉为是“前所未有的指挥艺术典范”，因此不仅仅在古罗马军事历史，更在西方之后两千年的军事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汉尼拔在会战过程中采用的双重包抄、钳形战术影响了之后几乎所有西方军事家——从腓特烈到拿破仑、从毛奇到艾森豪威尔，无不渴望复制坎尼的成功——将对手完全包围且彻底歼灭。“坎尼”已经成为完胜的代名词。
汉尼拔进军意大利半岛行军路线图
坎尼会战旧址，远处可见亚得里亚海海岸线。坎尼战场遗址位于今天意大利半岛东南部，濒临亚德里亚海的巴列塔附近奥凡托河入海口一带。奥凡托河就是古罗马时代的奥菲杜斯河。坎尼在那场战役前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村镇，会战结束后，成为罗马的一座公民城。罗马帝国覆灭后，那里还有许多并不知名但数量很大的遗迹存在。进入中世纪后，坎尼被纳入天主教区管辖。这座因战争而知名的小城最终于13世纪70年代消失。
汉尼拔·巴卡（前247—前183）迦太基军事家。从小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跟随身为名将的父亲哈米尔卡（前275—前228）作战。在父亲临终前发誓“终身与罗马为敌”。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率领一支由不同民族、部落组成，相互语言不通的大军连续翻越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之后在意大利半岛连续作战十四年，期间多次击败罗马军团。尤其在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16年的特雷比亚河战役、特拉西梅诺湖战役和坎尼连续击败罗马人，三战将相当于8个军团的罗马军队歼灭，让罗马五分之一的17岁以上公民损失殆尽，几乎每个罗马公民家庭至少有一个男丁死于与迦太基军的交战。因此，罗马人对他是又怕又恨。为了组建新的军队对抗汉尼拔，罗马历史上破天荒首次将奴隶和囚犯武装起来，并许诺会在战后给予自由。公元前202年10月19日被迫退回迦太基的汉尼拔与罗马名将西庇阿（Scipio）在扎马平原进行了一场决战。此战汉尼拔虽然步兵稍占优势（约5万），但骑兵（约4千）比罗马军（约步兵4万、骑兵4千）少，最重要的是他的军队中只有约两万是跟随多年、身经百战的老兵。而曾与汉尼拔并肩作战多年、精锐的努米底亚骑兵也有一大部分站到了罗马人一边——最终正是这些努米底亚骑兵成为了战场终结者。扎马战役最终以迦太基军战死约两万、被俘两万人的结局落幕（另一说2.5万人战死、8500人被俘）。罗马军队战死约2500人，努米底亚人战死约2500人。罗马人终于在多年后，在迦太基人的家门口报了坎尼之战的大仇。西庇阿也因此在凯旋后被元老院授予"非洲征服者"（Africanus）的称号。汉尼拔在之后担任迦太基的执政官，帮助国家从战争中逐渐恢复。公元前195年，在罗马人不断施压下被迫离开迦太基，流亡到塞琉西王国，此后一直遭到罗马人追杀。公元前183年，他在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今土耳其北部）被迫服毒自尽。汉尼拔作为一名战争最终的失败者，身后获得了历史学家、军事家的一致赞誉，被奉为西方世界的“战略之父”。讽刺的是，击败他的西庇阿却被后世绝大多数人所遗忘。
坎尼之战的名气之大，影响之深远，被后世无数研究者和军事家奉为圭臬。
汉尼拔在坎尼使用的战术被称为“两面包围”。
不过，在通常情况下，任何一名指挥官除非拥有巨大优势，否则绝对不会使用这种包围。如果没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通常也很难获得成功。
《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这段论述很明白：用兵的一般法则，当兵力十倍于敌人时就坚决包围消灭之；当兵力五倍于敌人时，要大胆地进攻；当兵力倍数对手时，要设法分散而后各个击破；当兵力与敌人相当时，应该敢于与其交战；当兵力少于敌人时，就要主动退却；当兵力太弱，对比悬殊时，要避免与敌人接触。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第六篇、第二十五章）中也曾说：“较弱的方面不宜对敌人采取向心的行动。”
拿破仑更是指出：“较弱的兵力是不宜两翼包围的”。
尽管有如此多的关于兵力使用经典论述，但坎尼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比对手弱小却完成了包围并歼灭。
究其原因，有多重因素。其中与汉尼拔的指挥艺术密不可分，他对战机的把握，各兵种的协同配合，都成为“军事指挥艺术”这一词汇的完美注脚。坎尼模式就像一块充满魔力的磁石，吸引着后世军事家们的目光，尤其是史里芬，更是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1833—1913）德国军事理论家、陆军元帅、陆军总参谋长、伯爵。出生于柏林一个普鲁士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陆军少校。他在西里西亚的家族庄园长大，后前往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此时的他对参军毫无兴趣。1853年作为志愿者进入禁卫枪骑兵团服役一年。1854年12月作为军官候补生正式开始了长达53年的军旅生涯。1858年，被推荐进入战争学院深造，186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865年进入总参谋部。第二年以第1骑兵团参谋身份参加对奥地利的战争。7月3日，他参加了决定性的克尼格雷茨战役（另译：萨多瓦战役）。这一战例给史里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为他以后的军事理论研究和制定战略计划打下了基础，“包围战”从此成为他最关注的课题。1868年他迎娶了自己的表妹安娜。1870年，他以总参谋部军官身份参加普法战争，在他所崇拜的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领导下工作。普法战争进一步丰富了他的参谋业务知识，尤其是“集中兵力、速战速决”为后来他的军事理论提供了重要实践依据。他先后在总参谋部军史、地形部门任职，相关战史和军事地理学的工作对他的军事理论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期间还曾担任一支骑兵团指挥官。1872年，他的妻子安娜在生下第二个女儿后不久去世。1886年晋升少将，两年后晋升中将，任总参谋部军需总监，成为总参谋长瓦德西元帅的副手。1891年，接任总参谋长，成为德意志帝国时代第三任陆军总参谋长。1900年，他曾反对与清国开战。1904年在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殖民地，德军与当地部族发生大规模冲突，史里芬赞成镇压的必要性，但质疑之后开始的种族灭绝行为，并认为这种行为会损害德国的形象。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已经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积极准备向外扩张。对于这种政策，他本人原则上并不赞成，但出发点是认为这会让海军和殖民地抢夺本应分配给陆军的资源。在史里芬和军界其他要人推动下，德国国会于1893年批准了一项军事法案，完成德军新的军备、编制扩充。史里芬还主张加强军官指挥素质的训练，并加大以当时先进的技术武装部队。史里芬自妻子身故后，全身心致力于参谋业务和战略、战史研究之中，除此之外他再没有任何消遣与爱好。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唯一放松自己的方式是为两个女儿朗读军事历史。在总参谋部，他给下属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冷漠、甚至有些孤僻，经常讥讽下属的过失。但他严守作为一名参谋军官应有的纪律，一直牢记父亲的遗言：“始终不渝地勤奋工作，矢志不移地忠于职守”，并以此要求自己和其他人。在他担任总参谋长的16年时间里，没有像他的前任毛奇那样指挥过战役，获得赫赫战功。但是他适应德国对外扩张的需要，遵从德皇威廉二世的旨意，致力于德军的组织建设和军事训练，为德国将要进行的战争作了尽可能充分的战略和战术准备。然而史里芬也并非完人，他对于政治问题关心不足，以至于后来有人认为他的计划缺乏现实考虑。1905年8月，72岁的史里芬在与同伴骑马时被踢伤，健康状况受到很大影响，他因此在1906年元旦正式退休。1911年史里芬被晋升为陆军元帅，这是对他53年军旅服务的最高奖励。1913年1月4日去世，享年79岁。史里芬有句颇为自负的名言：“统帅不是来自任命，而是天生”。这句话或许是他对自己军旅生涯的总结。
史里芬任总参谋长期间，深入研究了与法国和俄国两线作战中的战略问题，从1891年起，经过10多年的酝酿、修改、完善，终于制定出“史里芬计划”，对德国未来在欧洲进行的战争，以及在这场战争中应采取的战术原则作了预测和部署。这是他在德国军事史上获得自身地位的最重要功绩。
1906年，史里芬正式退休，他的继任者本来有可能是戈尔茨中将，但是皇帝不喜欢他。而帝国首任总参谋长毛奇元帅的侄子小毛奇深得皇帝信赖，因此成为史里芬的继任者。2月，史里芬将凝聚了自己半生心血的计划以备忘录形式交给小毛奇。
退休后的史里芬依然没有放下他的计划，之后的很多年时间里他依然在认真修改完善。他最后关于自己计划的补充备忘录提交于1912年12月28日，距离他去世仅有一周时间。
史里芬早在普法战争后就意识到，如果法国在与德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建立军事要塞以重兵防卫，德国将在可能爆发的战争中无法从正面迅速将其击败。同时，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法国与俄国越走越近，将会在未来结盟（1907年）（关于法俄结盟的相关情况可参考本公号另一篇文章：熄灭的灯火——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争中的人们）。如果一旦开战，德国将面临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因此，史里芬认为德国必须设法迅速击败法国，而后将军队利用德国发达的铁路网迅速调往东线迎击俄国。之所以优先考虑西线，是基于法俄两国的动员速度。俄国由于疆域辽阔、军队过于庞大，加之其铁路系统比较落后，故而其军队动员、集结速度据估算需要至少一个月以上；而法军只需要一周时间即可完成动员，加之法国领土不具备足够的纵深，因此德军可以在精心准备下以最短时间击败法国。史里芬认为：“敌人正面不是主要目标，最重要的是粉碎敌人的侧翼，攻击后方以消灭敌人”。于是史里芬计划选择从一侧包抄的战法。左翼德法边境的部队将会相对较弱，用于吸引法军进攻。与此同时，集结重兵于右翼，取道比利时攻入法国。而后直取巴黎，包抄法军后方，从而完成对法军主力的迂回大包围。在计划中史里芬全然不顾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各大国与比利时签订的承认其中立地位的条约，不允许该国的中立成为德国进攻法国的障碍。计划中还要求保证比利时弱小的军队不会以武力反抗。当然，史里芬还预计到了英国会因德国入侵比利时而参战，所以德军右翼将会大范围延展到法国里尔附近，其强大的右翼将在英军参战产生的影响前，迅速将法军歼灭。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必须在右翼展开最大的兵力。计划中德军将会用六周时间击垮法国，在此期间会以较小兵力在东线对俄国进行牵制阻击，争取时间。
史里芬去世后葬于柏林荣军公墓
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1832—1904）德国陆军元帅、伯爵。出生于波茨坦一个显赫贵族家庭，祖父是安哈尔特亲王的私生子，先祖曾是普鲁士元帅，父亲与外公都是普军高级将领。军校毕业后，进入炮兵部队服役。后以普鲁士亲王副官身份参加与奥地利的战争。战后被派至陆军总参谋部。1870年，任驻法国使馆武官。普法战争中，他对法国陆军的分析获得认可，并作为参谋军官参加后续作战。战后继续派驻巴黎。1871年底被任命为驻汉诺威骑兵部队指挥官，后担任该地区驻军参谋长。1882年，获任陆军军需总监，成为总参谋长毛奇助手。1888年，接替毛奇出任德意志帝国第二任陆军总参谋长。1891年，被解除参谋总长职务，任第9军团指挥官。1900年，晋升元帅。之后被任命为远征清国军队（八国联军）最高指挥官。不过，他在10月抵达北京时，主要战事已经结束。之后他指挥德军进攻山西和清剿北京周边的义和团，期间导致数千平民遇害。这导致他被后世历史学家所诟病。1901年回到德国，担任陆军监察长，在任上故去。他对德皇威廉二世评价较低，曾在日记中写道：“陛下想自兼陆军总参谋长，愿上帝保佑德国。”
科尔马·冯·德·戈尔茨（1843—1916）德国陆军元帅、军事历史学家、男爵。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落魄贵族家庭。1861年参军，在步兵团服役，后进入柏林军事学院深造。此后参与军事地形学方面的研究，被任命为军校讲师。之后进入总参谋部，撰写多部战史。1878年被任命为柏林军事学院历史讲师，获得专业高级职称，期间出版多部著作。1883年被派驻土耳其，为奥斯曼帝国训练军官。他在这期间获得高度赞誉，获得帕夏荣誉头衔和土军元帅衔。1895年返回德国，被任命为步兵师指挥官。1898年获任防御工事监察长。1900年晋升步兵上将。1902年被任命为第一军军长。他对日本、清国等东方国家看法比较客观，反对所谓“黄祸论”，主张加强了解交流。他一直与土耳其年轻一代军官保持联系，并支持他们推动变革。1907年被任命为陆军监察长。1911年晋升陆军元帅。同年参与建立德国青年联盟。1913年退休。一战爆发后，被召回担任德军驻比利时军事长官，任上无情压制当地反抗。之后再度被任命为驻土耳其军事顾问，参与指挥土军在中东战事，与英国军队作战。这期间他反对奥斯曼帝国驱逐亚美尼亚人的行动，并利用自身影响力暂缓类似的迫害。1916年4月在巴格达去世，官方公布原因是因伤寒，但有人怀疑他是被下毒。之后葬于伊斯坦布尔，许多土军军官和民众参加了他的葬礼。
史里芬本人是坎尼会战的狂热“爱好者”。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他对这场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会战真正开始研究是1906年退休以后。而且实际上他的参考资料也并非一手历史记录，而是一本叫做《战争艺术史》的近代历史著作。从学术角度来看，他这样的研究可谓相当肤浅了。然而，作为一名刚刚退休的德国陆军参谋总长，他的这一身份就足以让任何相关论述具有足够的权威。
他之后撰写了多篇关于坎尼的论文，集合在一起，以《坎尼研究》一书出版。在书中，他有诸如：“侧面攻击为全部战争中的精华”、“历史中一切伟大指挥官都是以坎尼模式为其目的”等等论断。
史里芬是一名职业军人，没有受过正规的历史学教育，因此他的研究存在诸如将问题过分简化、主观主义等等问题。不过，他对于坎尼有一段综述却经常被相关人士引用，也确实算得上高屋建瓴了：
“一个完全的坎尼会战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要完成这样的会战，一方面需要一个汉尼拔，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个瓦罗。双方合作始能达到这个伟大目的。
假使不具有数量优势，一个汉尼拔必须知道如何创造此种优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兼有下述的特长：就像沙恩霍斯特那样铸造坚强的陆军，像毛奇那样专对主敌集中兵力，向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那样把主攻指向侧面或后方。最后还需要有良好专业训练的各级指挥官，能够了解高级司令部的行动计划。
所有这些素质很难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历史中的其他将军很少有像汉尼拔那样的天才以及他所拥有的工具。但另一方面，在历史的所有时代中却都会有瓦罗的存在”。
史里芬是一位自视极高的人，他心中未尝不曾以现代汉尼拔自居。但很可惜，他始终不曾获得在战场上一显身手的机会。或许他的史里芬计划就蕴含着他的这份期许。就历史的观点来看，他对坎尼的研究固然不够深入，但就战略的观点来看，他的评论却十分恰当。
有人说他的“史里芬计划”就是放大版的坎尼，当然二者之间有着巨大差别，坎尼时汉尼拔军队的迂回距离仅有几百米，而史里芬的方案中，德军将要完成的运动距离则长达330公里。
此外，汉尼拔当年实施的是两翼包围，而史里芬设计的仅为右翼迂回的包围。
史里芬撰写的坎尼会战研究论文集
在1905年之前，他的方案还并非是后来那样被人认为是“孤注一掷”——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越过比利时的大包围作战之上，相反那时候的他还不断提醒部下要慎重。然而，1905年后，他的态度变得空前坚定，计划中东西线的兵力分配达到了1:8的悬殊比例。
有研究者认为是受到了俄国圣彼得堡1月革命的影响。这之后史里芬认为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俄国可以不算一个需要认真提防的对手。后来的战争证明他的判断基本正确，但有一点，德国在东部的盟友奥匈帝国的虚弱成为新的拖累，德军不得不分出很大一部分兵力持续支援，以防这个最重要盟友的崩溃。
史里芬此时的“激进”还体现在西线的兵力配置上，在那里他计划中的兵力分配依然让人瞠目。
只有1/8的兵力在左翼（德法边境）去应对法军有可能发动的攻势，而右翼迂回的兵力则达到7/8。按照计划，整个西线德军的行动路线就像是一扇巨大的旋转门，当法军在左翼（德军）方面愈加深入，德军在右翼方面回旋过来的兵力对法军后背的打击力量就越大。
对于如此计划，史里芬要求执行过程中必须有极高的准确性，整个行动需要像火车时间表一样准确——兵力动员后第17天开始行动，到第36至40天之间结束全部战役。
这一点他与自己最崇敬的前辈老毛奇有很大差异，后者认为“战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系统”。
史里芬的指导思路却是强调思想的统一，他总结说：“各军团司令都必须完全了解最高指挥官的计划，只应有一个思想贯彻于全军之中。”
为此，史里芬曾对下属形象解释自己的方案：“当你们进入法国时，让右翼最后一人的袖子擦过英吉利海峡”。
他确信必须从战争开始就迫使敌人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这样对方就没有选择的自由。
史里芬有时更像是一名学者而非军人，对自己研究的业务精益求精，永不满足。事实上他也很清楚自己的计划更多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概念”，很多地方对现实因素缺乏考虑。他甚至很有自知之明地在一次交谈中形容自己的计划是“纯学术”。他很清楚自己的伟大计划并非是必胜的公式，更像是一种极端冒险的赌博。因此他经常对下属说，对于这样的伟业我们还是太弱了。为此他在总参谋长任上大力推进扩军，但始终未能将兵力增加到最理想的数量。
为了让军队更高效执行方案赋予的任务，他还重点加强对参谋军官团的教育。他认为若没有一个完整的参谋体系，如此复杂的作战行动将无法顺利实施。
然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待战争开始后，他的计划恰恰毁于一位参谋军官之手。
据说史里芬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叮嘱：“不要忘了加强右翼！”
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计划，一种行动。也可以说战略是始于思想而终于行动，在思想与行动之间构成联系者则为计划。所以，凡是在战略思想、战略计划、战略行动三方面的任一方面能有相当成就或贡献的人，就都可以算是战略家。
从古到今，由于在计划方面有特殊成就而跻身一代宗师之列的战略家几乎没有，或许唯一的例外即为史里芬。
利德尔·哈特认为，史里芬的方案能够与拿破仑媲美。拿破仑曾经夸口自己可以预料全部战役从头到尾的过程，但从未拟定过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老毛奇认为：“任何作战计划对超过第一次与敌方主力交手之后的情势，都不可能做精确的预测，只有外行才相信能事先对战役的全部过程作详细计划，并能坚持原始的观念到底而不做任何改变”。
这段论述很有讽刺意味，因为按照此看法，史里芬所坚持的正是“外行”的想法。
但不管怎么讲，史里芬还是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对于一个未来的战役（一整套完整的、决定性的会战）事先拟定一套完整的计划。
他的这套计划不仅空前，而且也几乎绝后。
待到三十多年后的1940年，纳粹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在对法兰西的作战计划中虽然一开始还是沿用史里芬的方案，但那时候的行动指导思想已经仅限于与敌军主力第一次接触时为止。
甚至后来德军行动方案的拟定者曼施坦因都认为，如果当时采取史里芬的观念，对法国战役的整个过程事先均严密规定，则敦刻尔克的英军也许就不会漏网了。
或许在正常的条件下，史里芬计划也还有成功的机会吧？
然而，在古今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一场战事是在“正常”条件下进行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史里芬计划”被一些现代德国历史学家认为“不过是一项未留任何余地的作战方案，其中尽显纸上谈兵式的官僚们的短浅目光……”
赫尔穆特·格拉夫·冯·毛奇（1800—1891）德国军事思想家、陆军元帅、陆军总参谋长。出生于梅克伦堡-施韦林大公国一个讲丹麦语的家庭，幼时家庭因战乱而穷困。12岁时进入丹麦皇家军事学院学习。18岁时被任命为丹麦国王的中尉副官。21岁离开丹麦，加入普鲁士军队。23岁进入普鲁士军事学院深造，26岁毕业。此后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一所军校担任职务。32岁被借调陆军总参谋部，35岁时前往东南欧旅行考察。38岁被派驻土耳其担任军事顾问。回到德国后，他主持管理德国最早的铁路，并将其纳入军方投资项目。45岁担任普鲁士亨利王子的私人副官。48岁被任命为军团参谋长。55岁担任威廉王子（德意志帝国威廉一世）的私人助理和军事顾问。57岁被任命为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长。此后他负责指挥对丹麦、奥地利、法国的战争，是德意志帝国建立过程中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他在普鲁士-德意志陆军总参谋长任上长达三十年，对陆军的发展、建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的军事思想对德国军事理论体系也影响深远。史里芬就是在他的影响、提携下成长起来。他的90岁生日（10月26日）被宣布为国家假日。他在去世前曾经预言下一场战争或将持续7年（甚至30年）。他能讲流利英文，曾经年轻时为赚钱买马而翻译了历史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大部分，但未能出版。他还曾写作小说并出版。此外他还根据自己旅行考察见闻出版多部地理和历史专著。89岁时，他录制了讲话唱片，因此成为录制声音的人当中出生最早的一位。他没有子嗣，侄子赫尔穆特（与他同名）·路德维希·冯·毛奇（小毛奇）后来接替史里芬担任陆军总参谋长。
1905年俄国由于日俄战争失败和社会矛盾加剧等原因，发生一系列社会动荡。期间暴动、罢工、抗议不断，一直持续到1907年。1905年1月22日在圣彼得堡，约二十万人在东正教神父带领下前往冬宫外和平游行请愿，之后遭到守卫士兵射击，官方宣称96人死亡、333人受伤，外界估计约1000人伤亡。这次事件被称为“血腥星期日”，成为一系列暴力抗争的直接导火索。
巴塞尔·李德哈特（1895—1970）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爵士。出生在巴黎，父亲是牧师，出自农场主家庭。童年时对航空颇为痴迷，先后在伦敦、剑桥就读中学、大学。一战爆发后参军，1915年因炮弹爆炸冲击波引发的伤害离开前线。之后获晋升上尉，并于1916年再度返回前线，参加了索姆河战役首日作战，他所在营几乎全部阵亡。这次经历对他影响深刻，后来担任剑桥地区新兵训练营军官，期间编写多本步兵训练手册。一战后，负责编写新版步兵训练指南。1927年因健康原因退役。此前他曾兼任网球赛事记者。1920年代他撰写一系列军事人物历史著作。此后根据自己在一战期间的经历，提出一系列领先的军事理论（战略、机械化战争、空军）。1930年代末期，成为英国政府的非正式军事顾问，相关理论对英国国防建设有很大影响。二战后，他开始整理德国军事将领在战争期间的资料，并开始撰写相关研究，尤其是他对隆美尔的文件整理、评述影响广泛。1954年，出版个人最重要的著作《战略论》。1966年，被英王册封为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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