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往事：追忆与史树青先生的“师生情”|中国历史博物馆|先生|史树青|启功|文博|文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南开大学校园里，偶尔会见到一位六旬先生，拎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他从北京带来的各种书籍、杂志。只要见到自己的学生，老人定会从袋子里拿出几本送给他们。

有时先生会在课上兴致勃勃地给学生讲起一本好书，说下次一定要给大家带来看。也许台下的学生课后早就忘了这茬儿，而先生等到再上课时却真的把书带来了。

有时先生会直接带着学生到天津古文化街的旧书店淘书，而且出手十分大方，只要是好书，他会同时买上好几本，只是买完以后他一本也不会留，而是全都送给学生。“寻书忘岁月，莫笑人蹉跎”胡妍妍还记得先生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诗。

这位真诚、质朴的先生就是史树青，八十年代时虽然已经是誉满国内文博界的名家，但他却说：“在南开大学执教才是我博物馆教育事业真正的开始。”

南开大学历史系于1980年首开文物博物馆专业，与世界史、中国史专业并行成为历史系的三大专业。新设专业之初从校外聘请了多位文博界教授，助力南开文博学科建设和学生培养，史树青先生即是其中的一。

作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的史树青，助力于南开大学的文博专业教学，主要是在研究生教育方面。自1981年—1987年，他共带了5位硕士研究生，并且同时给本科生上课。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之下，南开文博学子不仅形成了敏而好学、脚踏实地的学风，还在日后纷纷投入到了文博事业、教育出版事业中。

8月16日下午，南开大学文博校友会组织了一场座谈会，曾受教于史树青门下的南开大学校友们齐聚一堂，共同纪念史树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分享在校学习以及日后工作中与先生有关的点滴往事，同时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史树青，了解他真实不假修饰的人生。

北京座谈会现场与会嘉宾合照，左起：

潘守永、胡健、吴十洲、孙彦、朱凤瀚、陈烈、胡妍妍、雷虹霁

天津座谈会现场与会嘉宾合照，左起：

黄春雨、卢永琇、杨东明、施琪

入学要记5000个人名

他是一部活的“资料库”

跟着史树青做学问，无疑是件“较劲”的事情。因为史树青要求学书画的同学入门第一步就是记5000个人名。不光是人名，还有字、号、别号、斋号、祖籍、师承、社会关系等等都要烂熟于心、张口便来。不少学生听到这个“严苛”要求后，学书画的积极性瞬间“打对折”，有的甚至被直接“闪退”。

尽管如此，史树青却十分坚定：“这是搞鉴定的基本功，记不住5000个人名，就做不了鉴定工作。”

史树青与南开师友合照，左起：

朱凤瀚、郑克晟、王敦书、史树青、冯承柏、傅同钦、黄春雨及南开学生

作为史树青的学生，现任中国嘉德拍卖董事总裁、南开大学文博校友会会长的胡妍妍，在1982年刚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读研的她也被老师的“入学要求”吓到了。

“一开学，史先生就给我买了一本画家辞典，里面有2万个人名，让我记5000个。还有字、号、别号、斋号、祖籍、家世、师徒传承、社会关系等等都要烂熟于心、信手拈来。当然，我没自我考试过，想来我是没有记住5000个名字。但还是尽量向老师的要求‘靠拢’”。

胡妍妍在日后从事书画拍卖的征集、鉴定工作，也深刻体会到老师的要求至关重要，每天的日常工作确实离不开与这些古今书画家的作品打交道，有“人名基本功” 才能够应对和完成工作。

北京座谈会现场胡妍妍

史树青常引用孟子的话来说记人名有多重要，孟子有言：“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史树青说：“我们在鉴定工作中，也应熟知相关的历史人物，不然你打开一幅画，连作画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还怎么鉴定真伪呢？如果你能看明白是谁作的，知道这个画家的生平、画风特点，对鉴赏这幅画就太重要了。”

据曾跟着史树青一起去博物馆、古玩商店鉴定书画的学生回忆：“先生看画时的反应极快，很多时候字画还没完全打开，就能迅速做出判断：‘卷起！假的。’”

但是这并不是武断轻率，史树青的这份自信从容是建立在对浩如烟海的古代书画的熟知了解上。成千上万书画家的名字、别号、斋号、称谓及简单生平，他都烂熟于心；历代书画的纸张绢品特征、名家印章布白、署名落款的字体和风格习惯，他也如数家珍。

除了“人名学”，史树青对学生还有自己的一套“书皮学”。嗜书如命的史树青在读书方面涉猎极广，除了对书画、碑帖和古籍版本的研究颇深外，在历史、考古、石刻、碑帖、青铜杂项等方面也都有研究。因此，他的博闻强记在熟人中是出了名的，他的好友、学生都把他称为活的“资料库”。

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是史树青住了40年的家，这不大的平房藏了他多年积累下来的3万多本书，几乎成为了他的个人图书馆。他个人生活非常节俭简单，但买书却相当大方，有限的工资都让他用在了买书上。

对于史树青买书、送书这件事，天津博物馆、天津文博院研究馆员刘渤回忆道：“史先生虽然是全国知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一点没有架子，平易近人，与我们谈他过往的鉴定经历，谈古论今，娓娓道来。周日还带我们几个男生到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淘书，他认为的好书，一次买5到10本，不只是自己看，还常常送人，我们帮他提到馆里。”

史树青在东堂子胡同老宅

史树青经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在做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多读书才能清楚地知道该查哪种书，往哪个方向使劲儿。有次，学生周美芬（现任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文化参赞）在写论文时遇到疑问，向史树青请教。

可谁知周美芬刚说出自己的问题，史树青张口便说：“可以去历史博物馆资料室找某杂志某一期上的文章作为参考，里面可能有你想要找的答案。”半信半疑的周美芬按照老师提示的线索，果然找到了。而此事也让她对老师的学识、记忆力敬佩至极。

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天津美术馆副馆长卢永琇说：“在南开大四实习时史先生给我们上课，后来在工作中对我们进行指导，体现出读书破万卷、博物通达的大家风范，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治学态度和作风令人印象深刻。”

天津座谈会现场卢永琇

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专业首批学生之一、现为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的涂小元也说：“我毕业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毕业实习，亲眼看到史先生对新征集来的一批青铜器进行鉴定工作。史先生旁征博引，对这批青铜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鉴定，其渊博的知识让人叹为观止。”

史树青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杨东明说：“大道至简的文化追求，大爱无疆的人文情怀，大智若愚的生活智慧是史先生留给同学们一生的精神财富。”

天津座谈会现场杨东明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物与博物馆硕士教育中心主任吴十洲教授所言：“尽管史老师学识渊博，但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学者，他始终坚持‘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的确，史树青虽然一生编著过许多大部头的书籍，却很少自己写书，更多的是继承前人留下的学问，这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呢？

“博物馆的工作面对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不论是田野考古的成果，还是传世文物，到了博物馆，第一关是定名，要断代，要断事物，要断人物。初次定名后不是一劳永逸，还要长期研究，不断发掘文物内涵。温故知新，不断更新补充对文物的认知是博物馆学术工作的要义。与院校科研机构的学术风格有点区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史树青先生的学术理念，应该也是源自他长期的博物馆实践工作。”胡妍妍补充道。

史树青著作以及纪念文集

从南开历史系毕业后，史树青的高足们也先后投入到了国家文博事业中。而身为长者的史树青，对于后学的提携和帮助，让这些后辈们在数十年后依旧念念不忘。

史树青与学生合影

1983年，吴十洲成为了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第一批文博系统专业培训班的学员，专门学习书画创作。有时他会将自己的临摹、创作，拿给老师请教。

北京座谈会现场吴十洲

史树青欣赏虚心好学的年轻后辈，不但对吴十洲表示肯定，在画作上为他题诗，还鼓励他把画拿给启功先生看，启功也为吴十洲题了引首以表鼓励。如今吴十洲依旧保存着这件四十年前的满含老师殷切期待和鼓励的作品。

吴十洲《白描丝路唐俑廿品》启功引首，史树青题跋

199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方接受毛泽东主席秘书田家英“小莽苍苍斋”的捐赠，这些作品共104件，有条幅、手卷、对联，具有很高的学术、艺术价值。

馆方觉得有必要把包括这批捐赠在内的一系列书法作品结集出版，因此当时的馆长俞伟超考虑到史树青精通古代书画、碑帖拓本，对重要器铭写过大量题跋，学术功底有口皆碑，于是就请史树青担任主编，由史树青的学生陈烈等人协助编写。

但编写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想象中多得多，由于古人书法识读困难，尤其是书札作品，书写随意性大，涉及到的内容冷僻复杂，有时连句读都是个问题，往往在这个时候，编写小组的成员第一选择就是去请教史树青。史树青常常脱口而出。编写成员之后再查证资料，其所言大多都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史树青对编写成员提出的高质量要求，也是摆在陈烈和同事面前的一个“挑战”。

现已为国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中国国家博物研究馆员的陈烈回忆：“在编写过程中，史先生要求我们每一位撰写具体词条的成员都要对所写作品追根溯源，检阅详实，一一写清楚作品的款识，尤其是对作品的上款更要认真查阅，查找出处，做好卡片。这个要求，在当时没有电脑搜索引擎的年代，简直称得上‘苛刻’至极。因此除了上班，我剩余的时间都泡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一查便是一天，一干便是几年。现在想起来，那几年的锻炼于我而言受益良多。”

北京座谈会现场陈烈

事实证明，只要用心做事，过程虽然艰难但终会得到满意的结果。1995年，《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的出版，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也受到热爱书法艺术的普通读者的欢迎。

《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书影

作为史树青的学生，现任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编审的孙彦并未从事文博方向的工作，一直在出版界。但因为一次国家项目，再次与老师有了联系。

2001年，年届八旬的史树青被邀请参加国家图书馆主持的中华再造善本试制品专家评议会。会上，史树青对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弘扬传统文化、使古籍化身千百服务社会的做法深表赞同。

北京座谈会现场孙彦

就在众人看得津津有味时，史树青对于一些书籍的书名文字、印刷用纸以及装帧形式等方面出现的问题，直率地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认为古籍影印一是要尊重传统，符合“再造”的宗旨；二是要尽量节省资金，为国家省钱。

后来出版社接受了史树青及各位专家的意见，最后采用朴素大方的宣纸印刷、传统线装并蓝色函套装帧。2002年史树青受邀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批图书发布会，看到正式影印出版的成品，史树青很高兴。

尽管多年不见，孙彦觉得老师并没有变，还是那么真实。在他的身上依旧能见到中国传统学者的样子。

北京座谈会现场雷虹霁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雷虹霁也说：“史先生特别反对浪费，当他看到别人只用过一面的复印纸，他就挑出来然后用背面写东西。这大概就是老一辈学者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吧，真实且没有架子。”

解开成吉思汗画像 “谜底”

书画鉴定要三个“结合”

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的朱凤瀚说：“史先生对于青铜、瓷器、玉器等都有研究。但我认为他最精的还是书画。”史树青对于书画事业的热爱几乎无人不知。而这种热爱在年少时就已埋下了种子。

史树青的父亲史思齐喜欢收藏，会经常带着儿子到琉璃厂的古玩店溜达。当父亲和古玩店的掌柜、伙计谈论字画时，史树青就在旁边竖耳听，有时遇到不懂的还会问上几句。因此，敏而好学的史树青无论是看字画的眼力还是知识的积累都长进得很快。

史树青鉴定书画

史树青鉴别书画的眼力和直觉，第一次真正发挥作用是在他三十岁出头的时候。

众人皆知，成吉思汗生前曾立下了“四不”遗言：不允许别人为他做传记，不允许为他画像，不允许把他的名字刻在任何物体上，以及不允许其死后为他建陵墓。

因此，成吉思汗的模样长期以来都是个“谜”。唯一可以参考的便是清宫南熏殿旧藏明人摹《元代帝像册》中的成吉思汗画像。而将这个“谜底”解开的人正是史树青。

明佚名元太祖成吉思汗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953年9月，史树青从小学同学崔月荣处见到了一幅成吉思汗画像。虽然并非文物鉴定界的“具眼”，但初见到这幅成吉思汗像时的直觉告诉他，此画非同一般，便劝说崔月荣把这幅画像以三块五的价格卖给了历史博物馆。

十年后的一次校验证明了史树青的正确性。

1962年，张珩、谢稚柳、韩慎先先生等鉴定小组专家对馆藏书画作品进行鉴定时，见到这幅画像后立刻抖擞精神。经过几番交流讨论后，从画像的纸地、墨色、人物形象、题签文字和用笔几个方面来看认为这是一幅确凿无疑的元画。

后来内蒙古北方民族文化遗产研究会会长巴拉吉尼玛听闻此作后深入研究后，认为这幅画像是成吉思汗去世50年后才绘制成的，虽然不能完全反映出成吉思汗的原貌，但已经与本人十分接近。

史树青征集的这件成吉思汗画像，不仅突破了当时历史博物馆藏品中成吉思汗文物零的记录，还成为成吉思汗目前已知最早、最标准的肖像，使人们才对“一代天骄”有了具体的形象认识。

元佚名元太祖成吉思汗像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由于长期在博物馆工作，阅“宝”无数，再加上深厚的文献历史知识，让史树青见到东西，就能鉴定真假，并形成了一套自己鉴定书画的理论体系。在史树青看来，鉴定书画一定要做到三个“结合”。

首先是文物要和文献相结合。作为曾有幸跟随史树青鉴定文物的学生，周美芬在多年后回忆当时都不由得感慨：“他（史树青）见过的文物和相关的文献都装在他的脑子里。而他的脑子就像储存文物‘数据库’的电脑，可以随时把眼睛实际看到的和脑子里面的‘数据库’进行比对，并做出迅速且准确的判断。”

这看起来很神奇，实际上就是实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据说当年就连郭沫若都曾写文章称赞史树青的这手考证功夫。

1995年，史树青在中国嘉德春拍中见到了一件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罗聘绘制的红袍长髯，头戴戟冠人物《胡吏》一件。画上仅题写了5个字；扬州罗聘临，并没有说画中的人物究竟是谁，只知道这是一位“胡吏”。

不过，史树青却从画的诗堂上程晋芳、博明、周厚辕三人的题诗中分析出人物线索。这些题诗无一例外地都在褒奖像主政事、文章。

清·罗聘

临耶律楚材像

立轴纸本设色

中国嘉德

1995年春拍·中国书画

程诗中有“吾图撒合里”词，博闻强记的史树青明白这指的就是蒙古语长髯人。接着他又扒疏史料，发现《元史》有“曳刺中书兀图撒罕”之名，“曳刺”中书就是“耶律”中书之另一种翻译，而“兀图撒罕”或译“吾都撒罕”，或译“吾图撒合里”，都是同词多译。史树青认为可能因为楚才多髯且长。才得到这个称号。因此程诗中所提到的“吾图撒合里”就是大名鼎鼎的耶律楚材。

孤证不立，史树青又发现博明诗中提到“少读湛然集，私心切仰止。后拜公祠墓，仪容瞻咫尺”之句。而《湛然集》就是耶律楚材所写的《湛然居士集》。

博明诗中还说“拜公祠墓”也与事实相符，因为楚材祠墓就在京西香山东五里瓮山下，即今天的颐和园内，乾隆时建祠并设塑像。因此就更加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耶律楚材的像多为以明代《三才图会》为底本演变而来的半身像，史树青凭借着自己扎实的史学功底，从画上不起眼的题诗内容入手，考证出像主正是耶律楚材。

其次是传世的文物要跟出土的文物相结合，做比较研究。近年来国内的书画鉴定专家学者对这点愈发重视，逐渐将考古美术的成果运用到书画鉴定之中。

最后便是“眼学”和科学相结合。史树青推崇的“眼学”，就是书画鉴定中经常讲的“经验之学”要凭看画的累积的经验、做比较，多看、多钻研，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鉴定水平。正如史树青所言：“看的东西多了，慢慢就琢磨出门道了，这点有时候连科学检测仪器都不能取代。”

朱凤瀚说：“现在所说的文物鉴别，过去多是靠‘眼力’。史先生除了长年累月练就的‘眼力’之外，有一点是如今所谓的文物鉴定家所缺乏的，那就是读书。史先生读的书确实多，他打开一卷画，张嘴就能说出来，作者的出身、官职，这点是现在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北京座谈会现场朱凤瀚

不过在史树青看来，鉴定只是研究的开始。若是只满足于“真假鉴别”，那就无异于书画古董铺里的伙计。要想成为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必须要在作品真伪的基础上，通过文物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才是真正的学问。

一心为公，光明磊落

一生致力国家文博事业

提起史树青，第一个联想到的关键词便是“国家博物馆”。

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中文系，后入辅仁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陈垣先生研究史学，1947年毕业后25岁史树青进入当时的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做秘书，并兼顾一些文物的保管、登记、研究工作。

等到49年解放，史树青又被调到库房做保管员，并由此正式步入其长达五十五年的文博生涯，直到2002年作为研究馆员从国家博物馆正式退休。

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进入博物馆之前史树青可以说是“专攻文史和书画”，但自从1949年被调到库房做保管员后，史树青开始逐渐接触到了包括陶瓷、玉器、石刻、青铜器、杂件、丝织品等在内的不同门类的文物古器。他不仅要填写总账项目外，还要填写文物鉴定意见、铭记题跋、科学记录摘要和流传经历......

史树青先生多次回忆，在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军管会设文物部，尹达任部长，王冶秋任副部长。在接管北平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身）、故宫博物院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全体工作人员留任。二是清点全部藏品。三是为人民服务，做新的展览重新开放。

史树青深深记得博物馆人应尽之责，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藏品管理制度，即有名的“制度健全、账册清楚、鉴定确切、编目详明、保管妥善、查用方便”24字方针，并被列入了国家文化部颁发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

只要是去过国家博物馆参观的人，大都会去馆内地下一层的“通史陈列”展厅走上一圈。作为国博的重要常设展览，“通史陈列”前前后后持续了六十多年。而展厅的建设以及展览的筹备，有相当一部分功劳都要归于史树青。

1958年8月，国家决定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基础上建设国家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主要负责新馆基本陈列中文物藏品的征集和保管，并担任明清陈列组的副组长。

当时从故宫借调到历史博物馆，负责通史陈列艺术设计的杨伯达曾在文章中回忆往事：“每次在陈列展厅现场见到史树青，他总是忙得满头大汗，在施工现场进进出出，弄的灰尘满身也毫不在意。史树青和同事们加班加点地筹备通史展览，工作非常辛苦却从无怨言，反而乐在其中。如果不是出自对文博事业的衷心热爱是绝对做不到的。”

北京、天津座谈会现场与会嘉宾合影

对于这点，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主任的黄春雨老师也说：“跟着老师在历史博物馆实习的那段时间，一把年纪的史先生给前来参观的学生们作讲解时的认真和热情，仿佛把展柜里的文物讲‘活’了，当时在场的不少学生都深受鼓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如果史先生不在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好多藏品就说不清楚了。因为先生记忆里储存了太多有关中国历史博物馆各个文物的来龙去脉和故事。”

天津座谈会现场黄春雨

经过了紧张筹备，1959年10月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通史陈列”展对外开放，这不仅是建国10年来全国各地考古成果的重要展示，也是中国文博史上第一次系统全面的通史展览，而史树青就是其中默默付出的那个人。

1959年9月19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成为献礼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

正如天津博物馆党委书记、馆长陈卓说：“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都和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先生分不开。是他们把我国的文博事业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