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陆勇在无锡做生意，日子过得还行，不料查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医生给他开了格列卫这种药，一盒就要两万三，一年下来得花二十七万多，他自己没有医保，两年时间就把积蓄全用光了，最后连工厂也卖了，可还是撑不住这个开销。
他最初没有救人念头，只想自己活命，2004年前后听病友群说印度有仿制药，药效接近正版，价钱只有六分之一，他就先试药再找人检测，确认安全后才开始帮别人买。
他一点钱都没赚到，原本每盒要三千块，被他压到两百块，还自己出钱跑流程，为了方便转账，他用了三张别人的信用卡，只用来收钱付款，不套现也不分红，到2013年为止，他已经帮了上千个病人，范围遍及全国。
2013年，湖南警方在调查信用卡黑产案件时，顺着线索发现他的账户频繁进行跨境转账，根据当时《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没有获得批文的进口药就属于假药，使用他人银行卡收款的行为，构成了妨碍信用卡管理的罪名，虽然证据确凿，但他确实没有从中牟利，也没有欺骗任何人。
检方心里明白这个人没有恶意，可是法律条文写得明明白白，法院要是判他有罪，这完全合法，但是上千人等着他做的药救命，他却可能因此坐牢，这事让人想不通，舆论渐渐起来了，大家都觉得这条法律太死板。
2015年，一千多位病友联名写信，实名证明陆勇没有赚钱，印度药厂也出面说明，他不仅没有扰乱市场，反而帮助收集中国患者的用药反馈，甚至自己出钱带病人去印度交流，最终检察院撤诉，陆勇没有被判刑。
这件事还没结束，2018年格列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病人自己出的钱少了很多，同一年进口抗癌药的关税从百分之五降到零，好几种靶向药价格直接砍半，2019年药品管理法做了修改，不再把没有批文就直接算作假药，特别补充说明，出于互助目的且不赚钱的行为可以不当作犯罪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区分了销售假药与帮助病友代购药品的行为，这为司法实践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路径，而这些变化正是源于本案的推动。
疫情期间，这位朋友再次行动起来，他主动联系国外的渠道，采购口罩和防护服，免费送到医院里，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后，很多人称他为“药神”，但他不太接受这个称呼，只说自己是病人，不想被当成英雄。
他没有拿过政府奖项，也没接过广告，现在他还在默默帮助罕见病患者互助，有时会发消息问问谁需要药品，2026年CAR-T和PD-1这些新疗法陆续进入医保，病人一年花费从几十万降到几万，这背后走的是2019年修法铺好的路。
当年抓他的警察，可能不是坏人，制定法律条文的人，也没想故意为难病人，问题在于，规则在设立时，很少考虑到有人会为了一剂药，不惜卖房卖厂去争取，法律本来应该保护人们的底线，结果却先让那些急需活命的人感到被卡住了。
陆勇没有推翻什么,他只是站在裂缝中,让后来的人看到光亮。
后来光线充足起来，那些裂缝就渐渐合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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