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仅用于叙事呈现！
民政局门口，罗家兴扯着嗓子喊：“刘年你个灾星！我姐要不是嫁给你，早发财了！”
我没回头。罗婵站在台阶上，声音不大：“刘年，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再拖累我了。”
我没说话，抱着纸箱子走了。
三年后，省政府会议室门口。我整理着汇报材料，门开了。
罗婵站在那儿，手里提着公文包，整个人像被钉在地上。
我没停，推门进去，对副省长说：“领导，我们开始吧。”
手机震动了整整三个小时。
38条信息。我一条没回。
01
离婚那天是腊月二十三。
天冷得要命，民政局大厅的暖气片呼呼响，可我还是觉得从脚底往上冒凉气。
罗家兴不知道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一大早就堵在门口。他穿着件皮夹克，脖子上挂着根金链子，看见我跟看见仇人似的。
“刘年，你还有脸来？”
我没吭声，往大厅里走。
他追上来，拽住我袖子：“我姐嫁给你五年，你看看你混成啥样了？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够干啥的？”
我甩开他的手，继续走。
罗婵已经坐在里面了。她穿了件黑色羽绒服，头发扎得利利索索，看着比结婚那天还精神。桌上摆着两份离婚协议，签好的名字工工整整。
“来了？”她没抬头。
“嗯。”
我坐下来，拿起笔。笔尖碰到纸的那一刻，手指有点僵。
工作人员看了我们一眼：“想好了？”
“想好了。”罗婵先开口。
我没说话，签了字。
出了大厅，罗家兴还在那儿等着。这次他没喊，就是站在台阶上，声音不大不小，但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刘年，你就是个灾星。我姐跟你结婚，生意一直起不来。你看离婚这才多久，她新店都开了两家了。”
我抱着纸箱子，从他身边走过去。
罗婵站在台阶上，说了那句话。
“刘年，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再拖累我了。”
我停了一下，没回头，继续走了。
那天下着小雪。
纸箱子里装的是我办公室的东西——一个旧水杯，几本书，还有一张结婚照。
照片上罗婵笑得挺好看，我穿着件旧西装，头发梳得油亮。
我蹲在路边，把照片抽出来。
看了半天，塞回去了。
结婚五年，我在省政府上班的事，从来没跟罗婵说过。
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
我爸走得早，我妈种地供我读大学。考上公务员那天，她在电话里哭了半宿。后来分配到省政府，从科员做起，工资不高。
罗婵那会儿刚开始做生意，开了一家小超市。她问我在哪儿上班，我说在普通单位。她说多大单位，我说还行吧。
后来她生意越做越好，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有几次她问起来，我都含糊过去了。
不是想骗她。
是她那会儿有多骄傲，我就有多自卑。
她那些朋友，开店的，做生意的，个个拎着好包，开着好车。我一个拿死工资的科员，说出去怕她丢人。
想着等升职了再说。
可一等就是五年。
五年里，我从科员升到副主任科员，又升到主任科员。但这些话，我从来没跟罗婵说过。
她问过我一次：“刘年，你就没想过换个工作？”
我说：“挺好的。”
她没再问。
那个眼神我记得。失望的，凉凉的，像冬天的风灌进领口。
02
离婚后第三天，扶贫办的调令下来了。
我被派到全省最偏远的山区县，挂职扶贫。期限三年。
走的那天，我妈给我打电话。
“年啊，听说你跟小罗离了？”
“为啥啊？”
“没为啥，不合适。”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妈叹了口气：“你要好好的。”
“妈，我挺好的。”
我妈又说：“那姑娘，我看着挺好的。”
我没说话。
到了地方，才发现比我想的还苦。县城到镇上两个小时山路，镇上到村里还得走。第一天下车，脚踩进泥里，拔出来时鞋跟没了。
村支书姓王，五十多岁，黑瘦黑瘦的，看见我直叹气：“小刘啊，你这城里娃，咋来这儿了？”
我说：“组织安排。”
他摇摇头：“住我家吧。”
晚上睡他家的木板床，铺的是稻草，盖的被子硬邦邦的，一股霉味。我躺在那儿，盯着黑漆漆的房梁，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罗婵那句话。
“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再拖累我了。”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
下乡第三天，我去了最远的一个村。路上遇见塌方，碎石堵了半边路。司机说开不过去了，我下车，背着包走了两个小时。
到的时候天快黑了，鞋底磨穿了，脚上全是水泡。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何玉雅。
她是县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在那儿做贫困户摸底。扎着个马尾辫，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棉袄，蹲在院子里跟一个老太太说话。
我走过去，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是省里来的？”
“扶贫办的？”
她站起来，拍拍手上的灰：“刘年？”
“你怎么知道？”
“昨天县里通知了，说省里来了个科长。”她笑了笑，“走吧，我带你去看看那几家贫困户。”
那一路走了三个村，十几个组。何玉雅走得比我快，在那些弯弯绕绕的山路上，她就像走平地一样。
我跟在后面，喘得跟拉风箱似的。
“你没事吧？”她回头看我。
“没事。”我弯着腰，两手撑着膝盖。
她笑了笑，从兜里掏出瓶水递过来：“喝点。”
“谢谢。”
“你这城里娃，来这儿受这罪干啥？”
我想了想：“总得有人来。”
她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那天晚上回到镇里，我累得瘫在床上。手机响了，是何玉雅发来的消息：“明天我陪你走西边的村。”
我回了两个字：“好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会儿何玉雅也刚离婚，带着个五岁的儿子。她主动申请来扶贫工作组帮忙，说是想换个环境。
我问她为啥离婚。
她说：“他家嫌弃我是农村的。”
我愣了一下。
她又说：“你呢？你为啥离？”
我没回答。
过了很久，我说：“她嫌弃我没出息。”
何玉雅看着远处的山，好一会儿才说：“出息这事儿，谁说了也不算。”
那段时间，我白天走村入户，晚上写材料。山里的夜特别黑，黑得什么都看不见。我坐在村支部门口的石阶上，点根烟，看远处的山影。
何玉雅有时候会过来，陪我坐一会儿。
她不爱说话，我也不是话多的人。两个人就那么坐着，你抽根烟，我喝口水，偶尔说两句工作上的事。
有天下雨，她带着伞过来。雨打在瓦檐上，噼里啪啦的。她突然问我：“你还想你前妻不？”
她又说：“我觉得你心里有事。”
我说：“谁心里没事呢。”
她笑了笑，把伞收了，进屋去了。
03
罗婵的生意确实做起来了。
离婚后第一年，她又开了两家超市。第三年，连锁店开到了七个县，年营业额过了千万。县里的招商会上，她坐在主桌上，旁边坐的都是领导。
罗家兴更是风光了。
他辞了原来那家厂子的工作，跟着姐姐干。罗婵给他挂了个“市场部经理”的衔，其实啥也不干，就是每天开着车到处转，喝酒吹牛。
在镇上，罗家兴逢人就说：“我姐，那是有本事的人！以前跟那个灾星在一块，钱都让他吸走了。你看离了婚，我姐这生意，噌噌往上涨！”
有人问：“你姐夫干啥的？”
罗家兴一摆手：“啥也不是！一个月挣那点钱，够买啥的？饭钱都不够！”
“那他是干啥的？”
“听说是普通单位上班的，具体干啥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出息。”
有人不信：“你姐当初咋嫁他的？”
罗家兴喝口酒：“我那会儿年轻呗，不懂事。要搁现在，我肯定拦着她。”
这些话传来传去，传到了我耳朵里。
那天在镇上办事，碰见一个认识罗家兴的人。他看见我，嘿嘿一笑：“刘年，你小舅子可说了，你是个灾星。”
我没说话，拿着材料走了。
说不难受是假的。
谁愿意被人这么骂？谁愿意被人说成一文不值？
可我能说什么呢？
说我在省政府上班？说我是正科级干部？说我来这儿是组织派的任务？
说了又能怎样？罗家兴会信吗？就算信了，他又会怎么传？
算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村口的石头上，一瓶啤酒喝到半夜。
山里的风冷，吹得脸生疼。我裹着棉袄，看山脚下几盏稀稀疏疏的灯光。
手机震了一下，是何玉雅发的：“睡了吗？”
我没回。
她又发了一条：“我今天听说你前小舅子的事了。你别往心里去。”
过了五分钟，又来了：“想说说话就给我打电话。”
我把手机摁灭，没回。
有些事，说了也没用。
就在那段时间，罗婵的公司出了件小事。
她贷款开了第四家店，装修、进货、招人，投了大几百万进去。结果开业才三个月，门口那条路开始修，一修就是大半年。
店里的生意惨淡得很，一天流水不到两千块。
罗婵急得嘴上起了泡。她托人找关系，想跟银行再贷点款，但人家看了她的流水，摇了摇头。
那会儿我还在山上，这事儿是后来听说的。
那天晚上，罗婵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对着账本发呆。罗家兴推门进来：“姐，不行就先关了吧。”
罗婵没说话。
罗家兴又说：“当初我就说别开这么快，你偏不听。”
罗婵瞪了他一眼：“当时你不是也挺支持的吗？”
罗家兴没吭声。
那个晚上，罗婵坐在办公室里，把账本翻了一遍又一遍。
她突然想起一件事。
离婚前的那段时间，我有一天晚上回来，拿了份材料在客厅看。她问我在看什么，我说帮朋友看个项目。
她没在意。
现在想想，那材料好像不是私人的。
上面的抬头，好像跟省里有关。
她摇摇头，觉得是自己想多了。
04
扶贫工作第二年，出了一件事。
县里有个项目，需要跟省里对接。主管副县长找到我：“小刘，你以前在省里待过，帮我问问呗。”
我说好，打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我以前的老领导，现在升了副处长。他说：“刘年啊，你在那边干得不错嘛，省里都听说了。”
我说：“都是领导栽培。”
他笑了：“行，明天我让人把材料发过去。”
挂了电话，副县长看着我的眼神有点不一样了：“刘年，你这关系挺硬啊。”
我说：“以前的老同事。”
副县长点点头，没多问。
但这事儿不知道怎么传出去了。有人说，那个省里来的扶贫干部，好像有点门路。
这话传到罗家兴耳朵里，他正在酒桌上吹牛。
“省里来的？咱县扶贫的就那几个人，我都认识。啥门路？能有我姐门路大？”
同桌的有人说：“听说叫刘年。”
“刘年？”罗家兴愣了一下，“哪个刘年？”
“就省里来的那个科长，听说挺年轻的。”
罗家兴酒醒了一半。他拿着酒杯，半天没说话。
同桌的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
那天晚上，罗家兴回到家，怎么想都不对劲。
刘年，省里，扶贫。
这三个词连在一起，他脑子里嗡嗡的。
他给罗婵打了个电话：“姐，那个刘年……是不是在你的扶贫办？”
罗婵莫名其妙：“啥扶贫办？”
“就那个……省里来的，叫刘年的。”
罗婵手里的笔掉了：“你听谁说的？”
“听人说的。”罗家兴声音有点虚，“说省里来了个科长，叫刘年，在咱县扶贫。”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姐？姐？”
“别瞎说。”罗婵挂了电话。
她坐在沙发上，手机握在手里，手心全是汗。
刘年？扶贫？省里？
不可能。
她摇摇头。他就是一个普通单位的普通员工，一个月挣那几千块钱，怎么可能在省里？
可罗家兴也不会编这种话。
她拿起手机，翻了翻通讯录。
刘年的名字还在，没有删。她点进去，看到聊天记录的最后一句话，是三年前发的。
“明天去民政局。”
罗婵看了很久，退出去了。
她没有打那个电话。
同一时间，我正在村里开会。
何玉雅的短信来了：“我调回省里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回事？”
“人事调动，调到省政府食堂了。下周报到。”
“恭喜。”
“你什么时候调回来？”
“不知道，看组织安排。”
过了好一会儿，她回了：“那我等你回来。”
我看着那行字，笑了笑，把手机揣进兜里。
05
第三年的春天，调令终于下来了。
我被提拔为副处长，调回省政府报到。
走的那天，村子里来了好多人。王支书拉着我的手不放：“小刘啊，你可算熬出来了。”
我说：“王支书，以后有事找我。”
他摆摆手：“你好好干，别老想着我们。”
何玉雅站在人群后面，没过来。
我走过去：“我要回省里了。”
“知道了。”
“你……你在省里等我。”
她低着头，耳朵红了：“嗯。”
我上了车，从后视镜里看到她还站在原地。车子越开越远，她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
那一刻，我心里热乎乎的。
到了省里，报到第一天，老领导看见我直点头：“刘年，长黑了，也壮了。”
我说：“山里的风啊，太硬。”
他笑了：“要的就是这效果。走，带你去见处长。”
分完办公室，开了两个会，一天就过去了。
晚上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三年了。
三年时间，从离婚到扶贫，从科级到副处。我瘦了十五斤，黑了两个色号，脚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可我还是活过来了。
手机亮了，何玉雅发来消息：“食堂明天做红烧肉，你早点来。”
我回：“好。”
就在我来省里报到的前一天，罗婵的公司出事了。
罗家兴的文化公司被税务约谈。起因是他帮人开了一堆假发票，金额不大，但手续不全，被查出来了。
罗婵气得摔了杯子：“你平时吃吃喝喝也就算了，你开假发票干啥？”
罗家兴缩着脖子：“我就是帮朋友……”
“你那个朋友呢？现在人在哪儿？”
“他、他跑了……”
罗婵一巴掌拍在桌上：“你知道这个要是查下来，你姐姐的公司也得受影响！”
罗家兴不敢说话了。
罗婵烦躁地点了根烟。她平时不抽烟，今天是真急了。
抽了两口，她突然想起一件事。
“家兴，你上次说的那个刘年……扶贫的事，你查清楚了没？”
罗家兴摇摇头：“没敢查。”
“你个废物！”罗婵骂了一句，拿起车钥匙往外走。
“姐，你去哪儿？”
“省里。”
06
罗婵来省政府那天，我正站在会议室门口，手里拿着厚厚一摞材料。
副省长亲自来听汇报，省扶贫办的领导都到了。我作为项目负责人，提前十分钟到会议室检查设备。
投影仪、话筒、PPT，挨个看了一遍。
旁边的工作人员小张说：“刘处，你都检查三遍了。”
我说：“这次汇报很重要。”
小张笑了：“放心吧，你都讲过几十遍了。”
我刚要说话，会议室的门从里面推开了。
一个人走出来。
我愣在当场。
罗婵也愣住了。
她穿着黑色西装套裙，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手里提着公文包。她瘦了，下巴比以前尖了，但眼神还是那么锐利。
她看着我，眼睛瞪得老大。
我西装革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胸前别着党徽。
她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点了点头：“你好。”
然后绕过她，走进会议室。
我把材料放在桌上，打开投影仪。小张在后面喊：“刘处，副省长到了。”
“来了。”
我站在台上，打开PPT第一页。
“各位领导，下面我汇报一下我县三年扶贫工作的成果……”
副省长坐在下面，边上坐着其他领导。
我讲得很顺畅，数据、案例、对比，一样一样说。
说到一半，余光扫到门口。
罗婵还站在那里，像钉在那儿一样。
我顿了顿，继续说。
汇报结束了，副省长带头鼓掌：“刘年同志，你们这个扶贫经验，值得全省推广。”
我说：“谢谢领导。”
散会后，我收拾材料，准备回办公室。
手机震动了。
第一下，第二下，第三下。
我掏出手机一看，是罗婵。
“你怎么在这？”
“你来省里上班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
“你为什么不说？”
“你一直在省里上班？”
“你当时骗我？”
一连十几条消息，像连珠炮一样炸过来。
我面无表情，把手机揣回兜里。
回到办公室，刚坐下，手机又震了。
我掏出来一看，又是罗婵。
这次她写得更长：“我问清楚了你现在的情况。副处长。省政府。三年扶贫。”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当年我问你在哪儿上班，你为什么一直含糊？”
“你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刘年，你说话啊。”
我盯着屏幕，手指放在键盘上，半天没动。
过了好一会儿，我打了几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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