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阿多尼兹奥：悲惨童年的哀歌跟随一生丨诗人读诗|小说家|童年|童话|诗人|诗歌|阿多尼兹奥

金·阿多尼兹奥，美国诗人、小说家，1954年生于华盛顿。诗集《告诉我》入围200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短名单。曾获古根海姆艺术基金、两次“手推车奖”、两次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奖等奖项。

本期诗歌

一个童年作者：金·阿多尼兹奥译者：梁余晶我们的饮料与纸伞一起送到。母亲穿上白网球服。父亲去了酒吧，像往常一样。母亲穿上白网球服。哥哥把我摔到墙上，像往常一样。我相信我的守护天使。哥哥把母亲摔到墙上。我在梦中行走。我相信我的守护天使。我醒来，已远离那座房子。我在梦中行走。母亲为我读童话，唱歌。我醒来，已远离那座房子。母亲已老。父亲已死。母亲为我读童话，唱歌。父亲和哥哥冲进门来。母亲已老，父亲已死。我相信我的守护天使。父亲和哥哥冲进门来。我去了酒吧，连同我的守护天使，我们的饮料与纸伞一起送到。

诗歌细读

母亲是著名网球运动员，曾夺过温网女单冠军和全美网球冠军，父亲是《华盛顿邮报》知名体育记者，有四个哥哥，唯一的女孩金·阿多尼兹奥后来成了诗人。含着金汤勺来到人间，生长在美国这样一个家庭，想必会拥有幸福的一生。见过金·阿多尼兹奥的照片，浅褐色头发披在肩上，眼睛很大，很多时候都在笑，笑靥迷人。但就是这样一个写诗的女性，却被人称作是“美国最具挑衅、最尖锐的诗人之一”“穿太阳裙的布考斯基”。

布考斯基何许人也？美国诗人、小说家，做过洗碗工、卡车司机、邮差、仓库管理员等工作，以粗粝直白的底层书写闻名，诗作虽然充满颓废绝望、酒精和女人，却是底层美国人真实生活的写照。他死后，被《时代》杂志誉为“美国底层的桂冠诗人”。布考斯基的父亲曾是德裔美国军人，一战结束后，全家从德国移民美国，这位父亲因失业而家暴不断，经常对儿子和他的母亲肆无忌惮地辱骂并拳脚相加；小布考斯基又因自己的德国口音常遭邻居孩子的霸凌。毋庸置疑，这些充满伤害、屈辱的经历对他以后的创作造成深远的影响。而金·阿多尼兹奥，又有什么样的早期经历？我们可以从这首并不难懂的《一个童年》一窥究竟。

图源/unsplash

家里人需要的饮料和伞都送到了，预示这个家庭的日常按照生活秩序进行着。她的母亲换上网球服，看样子是要出门打球。父亲呢，去了酒吧买醉。“像往常一样”，这句话点明，在这个家里父母各自有自己想做的事，跟孩子们的关系并不像其他一些家庭那样亲近。果然，当父母都走出家门后，“哥哥把我摔到墙上，/像往常一样。”

据说阿多尼兹奥的长兄性格暴躁，有暴力倾向，趁父母不在家把她摔在墙上的哥哥或许就是他。“像往常一样”，显然她不止一次被哥哥殴打。更惊悚的是接下来的一段：

哥哥把母亲摔到墙上。

我在梦中行走。

我相信我的守护天使。

我醒来，已远离那座房子。

家中的暴徒不仅仅殴打妹妹，连妈妈也未能幸免。光鲜的门外，掩盖不了门内的悲惨，屋子里的女性已经沦落成暴力的牺牲品，以至于只能以“在梦中行走”的麻木恍惚来抵御身体疼痛与精神恐惧。小阿多尼兹奥也许在那个时候真的相信会有“守护天使”庇佑她和妈妈。终有一天她发现，没有什么能将她从这样一个可怕的家庭拯救出来，只有自己远远逃离那座噩梦一样的房子。而彼时，“母亲已老，父亲已死”，一切都太晚了。

当然，也并非没有片刻的温馨记忆，“母亲为我读童话，唱歌”。仿佛连这瞬间的回忆都要被夺走，紧接着“父亲和哥哥冲进门来。”——这简直是地狱般的生活。家中的男人对女人动辄殴打欺辱，活一天都是折磨。尽管母亲已老、父亲已死，但阿多尼兹奥想起来的童年大都是这样的情形。就像一支心碎的回旋曲，这首诗的每一节，都沿用了上一节的一句话，从“像往常一样”到“我相信我的守护天使”“母亲已老，父亲已死”“父亲和哥哥冲进门来”，直至最后轮到“我去了酒吧”，“我们的饮料与纸伞一起送到”，与本诗开头形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闭环。这首诗的一些诗句循环反复，符合批评家们对阿多尼兹奥在诗歌技艺中对于音乐性的高超把握，即使是在这样一首令人悲伤的诗中。

图源/unsplash

心理史学家劳埃德·德莫斯曾说：“人类大部分暴力与痛苦，都源于历史上从未停止的‘儿童大屠杀’：数十亿孩子被父母常态化地殴打、虐待，长大后成为情感残缺、随时复仇的‘定时炸弹’，把创伤重演为战争与暴力。”原生家庭的创伤，最终使备受家暴摧残的阿多尼兹奥逃进了酒吧——她并不想成为暴力的复仇者，尽管她比布考斯基受到更多一层伤害——因为是女孩而在父亲和哥哥的拳头下抱头呻吟，只能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时，诗歌这最后的、清白的拯救力量来到了她身边。

经历了这么多家暴的人，还会相信宗教言说中的守护天使和上帝吗？还会相信忍耐就是美德吗？阿多尼兹奥在另一首诗中用略带谩骂的语气，表达了她对此的否定。

她当然也暗自劝说过自己，不要纠缠于黑暗的过去，但是——

我告诉我的心

忍一下，快乐会回来，

但它不想听。

很少有孩子没在童年遭受过或大或小的暴力凌辱，尤其在“不打不成器”“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文化氛围中，打骂孩子成了一种常见的惩罚手段。在一个糟糕的家庭或小环境里，对肉体的施暴甚至不是教育的借口，仅仅是用力量威胁、强迫儿童顺从的手段，任何一位精神心理医生都会告诉你在童年经常遭受身体和精神暴力会给一生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直言：“童年期的创伤，尤其是来自父母家人的暴力与羞辱，是成年后焦虑、抑郁、强迫、癔症的最深层原因。被压抑的童年痛苦不会消失，它只会潜伏，然后在成年后以症状、暴怒或自我毁灭的方式爆发。”由此我们当然能够理解，为什么布考斯基和阿多尼兹奥的诗中会有那么多惨痛，只有铁石心肠的人才看不出他们诗中隐藏的温柔和对爱的极度渴望。

阿多尼兹奥从不避讳将家庭和私人生活作为写作素材，她直面伤害，写叛逆的诗，写爱的伤痛，写醉酒的诗；她喜欢从惠特曼到艾伦·金斯堡口语诗传统的狂放与自由。当有人把她归为“自白派”时，她却说“自白”像个诅咒。无论是布考斯基还是阿多尼兹奥，若有人劝他们放弃写粗粝绝望但真诚的诗，那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自己去体验一次他们的人生。尽管布考斯基死后被很多人研究和推崇，但据说在他生前，美国学院派的批评家也曾对其不感兴趣。想必某些在书斋里研究体面学问的学者认为阿多尼兹奥这些大胆无畏的诗是“直接把生活搬到纸上”，但他们可否想过，诗歌若不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只去迷恋所谓“高雅、含蓄”的词语，那人活着又有何意义？我们无法否认，阿多尼兹奥这些大胆泼辣、温柔幽默、愤怒和坚强并存的诗句，打动了许许多多能够与她共情的读者。普利策奖得主、诗人比利·柯林斯就说：“它们吟唱着爱情的悲欢、酒精的诱惑和失落。然而无论主题为何，金·阿多尼兹奥的诗都如冷峻的自我审视的镜子，她凝视其中，目光毫不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