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关注国际新闻，对这样的场景一定不陌生：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遇袭身亡，
黎巴嫩真主党纳斯鲁拉遭以色列空袭身亡，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等军政要员被相继被以色列斩首，
这样的新闻还很多，死于暗杀和斩首的名单还很长......
美国更是警告伊朗，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的高级谈判代表。
每一次，以色列要么沉默以对，要么就发出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誓言；
在这个国家，暗杀似乎不是秘密行动，而是一种国家意志。
为什么以色列如此热衷于暗杀？
- 集体恐怖主义的基因
《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大量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地区。
围绕土地、水源、就业等争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暴力冲突日益频繁。
为了应对阿拉伯人的敌视和冲突，犹太人成立了准军事组织“哈加纳”，用以保护犹太定居点。这支部队后来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和核心。
1937年，被广泛认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专业恐怖组织“伊尔贡”由犹太人组建，它主张对英国人和阿拉伯人采取强硬的攻击性行动，依靠军事力量建立犹太国家。
该组织先后制造海法阿拉伯水果市场爆炸案、大卫王饭店爆炸案、炸毁英国驻罗马大使馆、代尔亚辛村大屠杀......
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更是公然枪杀了曾经从纳粹手中解救数千犹太人的联合国调停员贝纳多特伯爵。
可以说，恐怖主义深植于以色列的建国基因里。
- 非对称因素下的选择
以色列国土狭小、缺乏纵深、人口基数少，无法承受长期大规模地面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和经济失血。
加沙地面行动以来，以军伤亡数字不断攀升，国内经济持续承压，再次印证了这种结构性的脆弱。
而以色列面对的哈马斯、真主党等非传统武装，发扬“光脚不怕穿鞋”的精髓，通过地道网络、城市游击和廉价火箭弹，将每一次冲突整成对以色列的代价高昂的消耗战。
正面对决，还会在平民伤亡、国际舆论层面付出沉重的代价。
相比之下，斩首行动成本极低、执行隐蔽，能够凭借以色列强悍的情报机构精准摧毁敌方关键节点。
一枚导弹或一次远程遥控爆炸，便能迅速瘫痪对手的指挥链条、破坏其组织协调能力，而不必卷入无休止的地面缠斗。
对于以色列而言，几乎是在非对称因素下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 先发制人的国家战略
犹太人大规模迁入巴勒斯坦及建国以来，便始终处于被敌对势力包围之中，便形成“在威胁形成前，必须先行将其消灭”的国防学说。
以色列绝不愿等敌人打上门来，从而获得道义上的优势；而是选择将战线推到对方领土，将威胁扼杀在萌芽中。
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及针对伊朗核科学家的系列暗杀活动，无不是其国防学说的深刻实践。
一次次精准“收割”，可以不断打乱对方筹划下一次袭击的节奏，为以色列赢得相对、动态的安全窗口。
- 国内政治的舞台表演
在右翼和极右翼联盟主政的格局下，以色列对“安全”有着近乎极端的追求。
定居点群体、宗教民族主义者构成了右翼的选票基本盘，他们要求政府对任何威胁都报以最冷酷的还击。
在这种政治生态中，每一次成功的暗杀，都会被包装成守护犹太民族的英雄史诗，迎合民众强烈的复仇情绪，转移公众对社会撕裂、经济困境和司法改革争议。
作为以色列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尤其精于此道。
面对自身司法腐败指控引发的社会大裂痕，以及加沙战争久拖不决、人质问题带来的政治压力，“斩首战绩”几乎成了他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和权力护身符。
对以色列政客来说，暗杀不仅是威慑对手的手段，更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政治表演。
而摩萨德、辛贝特等情报机构通过一次次成功的暗杀，证明了自身不可或缺的价值，从而持续获得巨额预算和政治授权，形成一种斩首文化的路径依赖。
以色列对暗杀和斩首的“偏爱”，本质上是一个身处敌意海洋中的国家，在极度渴求绝对安全走上的极端之路。
然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终究在于思想、制度与组织能力等层面的长期较量。
杀戮，可以让对手害怕，却很难让对手心服；可以消灭一个人的肉体，但是不能杀死一种思想。
哈尼亚被杀，哈马斯没有消失；纳斯鲁拉被杀，真主党的火箭弹仍在发射；
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越境斩首，每一枚在他国首都引爆的炸弹，都是一种羞辱，尤其是在主权国家的首都，定点清除其最高领导人及邀请的客人。
这种羞辱种下的，是更为极端的仇恨，让和解和共存的可能变得越来越渺茫；
以色列几乎赢得了每一次战术胜利，但是新闻里依然满是遭遇火箭弹袭击和路边炸弹；
安全，似乎成了一种永无止境的追逐，
真正的和平，终究不能建立在暗杀与武力之上，
而必须回到那片复杂的土地，去寻找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共存的可能，
毕竟，总不能把异族异教徒全部杀光、全部赶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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