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18卷本)
2. 许广平:《鲁迅与海婴》,载《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61年)
3.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
4.《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5. 许寿裳:《怀旧》,载《许寿裳文集》(北京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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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27日,上海,天刚蒙蒙亮。

福民医院(即今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的走廊里,一根烟燃到尽头,又点上了下一根。

那个反复在走廊里踱步的男人,头发灰白,身形消瘦,额头还发着烧——他从前一天傍晚就开始守在这里,到这个时候,已经将近二十八个小时没有合眼了。

里面那个女人,是他愿意用命去换的人。

不久前,医生曾经走出来找过他,问了一个他这辈子做梦也没有想过会遇到的问题。

他给出的答案只有两个字,没有丝毫的犹豫。

结果是好的。母子平安。

护士把孩子抱出来,一团皱皱的、红彤彤的小东西,哭声震天。

这个年近五十、写文章能把人怼到无话可说的男人,低下头,看了那孩子一眼,嘴里说出了一句让周围人全都愣住的话。

那句话,听起来像是骂人,却又句句都不像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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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铁了心不生孩子的"民国丁克"】

要彻底弄清楚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得先从头说说鲁迅为什么不想要孩子。

这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心血来潮说说而已,是他认认真真写进信里、白纸黑字表过态的事。

1927年,鲁迅在给学生李秉中的回信里说得明明白白:"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

这段话写于1927年。

那时候鲁迅46岁,和许广平已经在上海虹口区横浜路景云里23号同居安定下来。

整条景云里住着茅盾、叶圣陶、周建人等一批文化人,是当时上海颇有文人气息的石库门弄堂。

那是个"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生孩子、延续香火早已是刻进中国人骨子里的天经地义,但鲁迅偏偏在信里把想要丁克的态度写得一清二楚,还写出了自己的道理。

他说,不信死后灵魂,也不靠孩子养老,没有孩子反而更省心、更自在。

这些话,说起来简单,背后是一整套经过认真思考的理由。

第一,那些年他东奔西跑,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广州,再从广州到上海,行囊里装着几箱书,颠沛流离,连书箱都嫌沉。

他在同一封信里说,孩子和那几只书箱"同觉笨重"。

书箱不会生病,不会哭闹,不需要人时时操心,孩子比书箱难伺候得多。

第二,当时的处境极为不稳。

1927年10月鲁迅和许广平抵达上海时,正是国内时局动荡、白色恐怖笼罩的年月。

鲁迅的名字已经上了当局的黑名单,随时可能有人上门,日子过得朝不保夕。

他在后来给李秉中的另一封信里还说:"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

这段话写于海婴出生之后,是回头看时说的话,但当初不打算生孩子的那份顾虑,在这段话里看得很清楚。

第三,他在1919年就写过《我们怎样做父亲》,明确提出"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

他早就知道,真正的父亲责任有多重,不是随便说说就能承担的。

在那个动荡年代,把一个新生命带进这个世界,父亲能给孩子什么保障?他没有把握。

所以,和许广平同居之后,两人商议好,不要孩子。

当时鲁迅对避孕的知识了解得还算认真,据资料所载,家里这方面的准备并不缺乏。

两人都是新思想、新文化的人,在这件事上默契一致,算是当时上海相当少见的"丁克"组合。

然而,命运偏偏不按计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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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场"疏忽",打乱了所有盘算】

1928年底,许广平发现自己怀孕了。

周海婴后来在《鲁迅与我七十年》开篇第一句写道:"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

就这么直白,就这么平静,一句话,说尽了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全部缘由。

消息出来的时候,鲁迅写信给朋友,说了一句此后被无数人引用的话:"求子者日夜祝祷而无功,不欲者稍不经意而辄妊,此人间之所以多苦恼欤。"

这是纯正的文人牢骚腔,说的是天底下事情偏偏不如人意:那些跑去庙里磕头烧香、天天盼着老天赐个儿子的,偏偏生不出来;我们两个压根不想要,稍微一疏忽,倒妊了。

这世道,苦恼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这段话流传很广,有些人读了觉得鲁迅是在抱怨,实际上这句话背后的情绪复杂得多。

他是真的发过牢骚,但牢骚之后,两人并没有轻率地处置这件事。

对于要不要留下这个孩子,鲁迅和许广平认真商量了。

考虑的都是实际问题:许广平那一年已经三十多岁,属于高龄产妇,风险不小;鲁迅当时身体状况也算不上好,常年熬夜写作,加上吸烟,肺部已经有些隐患;当时生活在上海虹口的景云里,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保障,全靠稿费和版税;更重要的是,政治形势随时都可能有变数,人身安全无法保证。

这些考量都是真实的,不是推辞。

但最终,两人决定:留下。

既然来了,就生下来。

做了决定之后,鲁迅在行动上悄悄有了一些变化。

1929年5月,鲁迅特意从上海去北平探望老母亲,把消息带给了家里。

据资料记载,那次探亲,许广平已有五个月的身孕,鲁迅趁着这趟北平之行,陆续向亲友透露了两人的关系和即将为人父的消息。

许广平怀孕的事,使鲁迅在北京的母亲很高兴,从那以后,两人同居的生活终于在家人那里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孩子出生的日期,渐渐逼近。

鲁迅在这段时间里的状态,和他平时严肃、清峻的形象有些微妙的落差。

许广平临产前,他在上海的住所把家里重新收拾了一遍,按照育婴的要求把家具重新布置过,处处安排得清洁整齐。

平常这类琐事,他是从不留意的。还特意为房间装了火炉取暖,为了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来,这个素来把"累赘"和"笨重"挂在嘴边的男人,其实早早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那个年代,上海景云里石库门里弄的屋子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煤气,秋冬之际寒气逼人,为了刚出生的婴儿不受寒,他在临产前就把炉子安置好了。

这些细节,都是许广平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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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长夜】

1929年9月25日夜里,鲁迅刚因为长期工作过度,有些发热,但仍照常在灯下写东西。

许广平在1939年写的《鲁迅与海婴》里,详细记录了那段经历。

她写道:"1929年9月25日夜,鲁迅先生因为工作过度之后有些发热,但仍然照常工作。

到睡的时候已经不算早,他刚睡熟不久,正是26日晨三时,那腹中的小生命不安静起来了,有规律地阵痛,预示了他的将要'来到人间',我忍耐着痛楚,咬住牙齿不使他惊醒,直到上午十时才告诉他,事情是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冒着发热,他同我去办妥住医院的一切手续。"

这一段话,值得放慢来读。

许广平在凌晨三点就开始阵痛了,却一直忍了七个多小时,硬撑到了上午十时才叫醒鲁迅。

她在回忆里说,是"忍耐着痛楚,咬住牙齿不使他惊醒",因为鲁迅在发烧,又写作到很晚才睡,她不忍心打扰。

这个细节,往往被读者忽略,但它比后来发生的任何事都更能说明这两个人之间是什么关系。

鲁迅得知消息,当天冒着发热,陪着许广平去福民医院办好了入院手续。

护士告诉他马上要生产了,预备好了小床、浴盆、热水。

鲁迅从那一刻开始守在医院,许广平在回忆里写道:"一次又一次,除了回家吃饭,他没有片刻离开我。"

然后是等。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五个小时,十个小时……

阵痛持续了二十七八个小时,孩子迟迟没有降生。

因为许广平年龄偏大,属于高龄产妇,加上阵痛一直没能逐渐加强、有规律地递进,分娩进行得极为缓慢。

到后来,医生发现了难产的迹象,必须准备用产钳将孩子取出。

在动手之前,医生走出来,找到了在走廊里守候的鲁迅。

医生问了那个问题: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许广平后来在回忆里写,她迷迷糊糊听见医生和鲁迅商定了什么,然后有人告诉她:"不要紧,拿出来就好了。"

这一句"不要紧",是那个在走廊里等了快三十个小时的男人,在那一刻能说出的最平静的话。

鲁迅给出的答案,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记得清楚,那两个字是:"留大人。"

幸运的是,医生技术娴熟,最终母子均安。

周海婴生下来的时候,头被产钳夹扁了,全身红通通的,哭声响彻整条走廊。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自我调侃:"有人说难产的孩子脑子笨,不知道这对我后来的智力有没有影响?"

1929年9月27日的清晨,那个守了快三十个小时的男人,终于等到了孩子的第一声啼哭。

许广平在《鲁迅与海婴》里记下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终于赤红的小身体出来了,呱呱的哭声向这人间报了到。之后,鲁迅先生带着欣慰的口吻说……"

她写到这里,留下了鲁迅当时说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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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那句话,说出来的那一刻】

那是1929年9月27日的清晨,上海福民医院的走廊。

护士把孩子抱出来,一团红彤彤的、皱皱巴巴的小东西,身上还带着刚刚挣扎着来到人世的痕迹,头被产钳夹过,形状还带着变形,哭声震天,吵得整条走廊都知道有个孩子来了。

鲁迅站在那里。他发着烧,守了将近三十个小时,刚刚经历了那个"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天大抉择,刚刚一遍遍在走廊里踱步,等待着里面那个房间的动静。

他低下头,看着那个孩子。

走廊里的护士等着。

里面那间病房的许广平,刚刚经历了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筋疲力竭地躺着,也在等。

这个用文章把无数人怼得哑口无言的男人,这个在信里把孩子说成"累赘"、把生育称作"偶失注意"的人,沉默了片刻,然后开口了。

许广平把那一刻郑重地写进了1939年的回忆文章《鲁迅与海婴》里。

几十年来,读到这段记录的人,盯着那句原话,往往会愣一愣。

有的人看到这里笑了,觉得这话太鲁迅了。

有的人看到这里,却眼眶一热,红了。

那几个字,落在那二十七八个小时的守候之后,落在"留大人"两个字的沉重之后,落在发着烧却一步不离的背影之后,说出来,轻巧得像是在骂人,但凡多想一秒,就知道那骂的背后,藏着多少藏不住的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