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三下午。会议室里空调嗡嗡响着，窗外的梧桐叶被八月的太阳晒得打了卷。我坐在全省年轻干部座谈会最后一排的塑料椅子上，手心全是汗。浅蓝色的短袖衬衫黏在后背，领带勒得有点紧——这是为了今天特意买的，一百二十块钱，在商场挑了半天，想着不能给单位丢人。
我叫周明远，三十六岁，刚提了副处级整二十天。江北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科副处长，排名靠后，分管的事情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就是个执行层面的活。今天能来这个座谈会，是因为去年写的一篇关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被省里看中了，点名让我作为基层代表发言。
前面几个发言的我都认真听了。省财政厅的一个副处长讲了减税降费，省农业农村厅的一个年轻科长讲了乡村振兴，都很好，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轮到我的时候，主持人念到我名字，我站起来，腿肚子有点发软。
"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是江北市发改委的周明远。"
会议室很安静，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空气中微微发颤。目光扫过去，第一排坐着省委钱书记，六十岁出头的样子，头发花白，戴一副金边眼镜，正低头看手里的材料。旁边是省委组织部赵部长，省直机关工委的王书记，还有其他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领导。
我咽了口唾沫，翻开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但目光落在稿纸上那些黑字上时，脑子里忽然闪过昨晚熬夜改稿子的画面。老婆李梅端了碗银耳汤放在桌上，说你别熬太晚，明天还要见大领导呢。我嗯了一声，继续改。改了七遍，逐字逐句地推敲，生怕哪句话说错了。但现在坐在这里，忽然觉得那些精心雕琢的句子都离我很远。
"我今天想说的，可能跟前面几位同志的角度不太一样。"这句话没在稿子上，它自己从嘴里跑了出来。我看见前排的钱书记抬起了头，眼镜片后面的目光落在我脸上。
"我在江北市发改委工作八年了，基本都在固定资产投资科。这个科室做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看项目、批项目、管项目。我们每天接触的，是全市各个县区报上来的申请材料，工业园区的，交通设施的，学校医院的，各种各样。每一份材料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地方，一群具体的人。"
"去年我跑了江北市下辖的七个县区，去了三十多个乡镇。坦白说，有些东西是坐在办公室里想象不出来的。"
我顿了顿，想起去年夏天去青川县调研的场景。那是全市最偏远的一个县，山路绕了四个小时才到。去的是一家小型农产品加工厂，申请了一笔技改资金，材料写得漂亮极了，工艺流程、市场前景、带动就业，条条在理。但实地一看，车间里机器是十年前的旧款，锈迹斑斑，工人们蹲在地上手工分拣山货。厂长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拉着我的手说，周科长，我们这地方招不来技术工，年轻人全出去了，这笔钱要是能批下来，我们想换两条新生产线，但更想拿一部分出来搞个培训，让留下的这些人学点真本事。
"我们做项目审批的，过去习惯看数字看表格，投资额多少，预期收益多少，回收周期多长。但数字背后的人呢？他们的困惑、他们的期待、他们愿意留下来做事的决心，这些都不在表格里。"
"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不只是看项目能不能批，能不能通过，而是多想一步，这个项目能给当地留下什么。留下一批熟练工，留下一套运转起来的产业链，留下一个老百姓觉得日子有奔头的盼头。"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余光瞥见钱书记放下了手里的材料，身体微微前倾。旁边的赵部长也在看我，表情说不上来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这个想法可能还不成熟。"我笑了笑，试图让气氛轻松一点，"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发言结束了。我坐下，发现后背的衬衫全湿了。旁边坐着的省发改委的小张冲我竖了个大拇指，我勉强咧了咧嘴。接下来还有两个人发言，我基本没听进去，脑子里反复回放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越想越觉得有些地方措辞不够严谨，有些例子举得太具体可能会让相关单位不舒服。
散会的时候是下午五点半。大家陆续往外走，我夹在人群里，想着赶紧回酒店换件衣服，晚上约了江北市驻省办的同事吃饭。走到会议室门口的时候，一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拦住了我。
"周处长，您好。我是省委办公厅的小刘。钱书记想请您过去一趟。"
我愣了一下。周围几个正往外走的干部脚步明显慢了半拍，有人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像有人拿锤子在敲。
"现在？"
"现在。请跟我来。"
我跟着小刘穿过走廊，拐了两个弯，在一扇深棕色的木门前停下。小刘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声"请进"。
推开门，是一间不大的会客室。沙发是深蓝色的布艺款，茶几上放着一杯茶，还冒着热气。钱书记坐在单人沙发上，正摘下眼镜擦镜片，看见我进来，指了指对面的沙发。
"坐。小周是吧？"
"是，钱书记您好。"我半边屁股坐在沙发沿上，腰挺得笔直。
钱书记笑了笑，把眼镜重新戴上。近距离看他，比电视上显老一些，眼角的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
"你刚才的发言我听了。江北市的？在发改委干了八年？"
"是，零八年大学毕业考进来的，一直在发改委。"
"八年没动过地方？"
"中间借调到省发改委半年，后来又回去了。"
钱书记点点头，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说得对，我们做决策的人，离基层太远了。坐在楼里看材料，什么都好，下去一看，差距大得很。"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点头。
"你那篇调研报告我看过，写得实。县域经济发展最大的瓶颈不是钱，是人，是留不住人。你能看到这一层，说明是用了心的。"
"谢谢书记肯定。"
钱书记把茶杯放下，看了我一会儿。那目光不锐利，但很沉，像一潭很深的水，让人看不透底。
"小周，我问你个事。你愿不愿意来省委，给我当秘书？"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会议室里那些话又翻涌上来——省委书记的秘书，这是什么概念？全省多少年轻干部挤破了头想往省委大院里钻，多少人熬白了头发也够不到这个门槛。而我现在，一个刚提副处二十天的人，坐在这个房间里，听见这句话从省委书记嘴里说出来。
"书记，我……"我张了张嘴，嗓子有点干。
钱书记摆摆手。"你不用现在回答我。回去想想，跟家里人商量商量。这不是小事。但我跟你说清楚，来我这里，不是享福的。我工作节奏快，要求严，你跟不上是要吃苦头的。而且你现在的副处是地方上的，到了省委这边，职级不变，但干的活完全不一样。你愿意来，就踏实干；不愿意，也正常，回去好好干你的本职工作，一样有前途。"
他说完站起来，冲我伸出手。"行了，回去考虑吧。想好了让小刘告诉我。"
我稀里糊涂地站起来，握了握他的手。他的手很干燥，力道适中。等我走出那间会客室，站在走廊里的时候，才发现手里还攥着发言稿，纸都被汗浸软了。
小刘送我到电梯口，笑着说："周处长，书记平时很少直接问人这个的。您好好考虑。"
我嗯了一声，进了电梯。电梯往下走的时候，我看着楼层数字一格一格跳动，脑子里一片空白。
回到住的酒店，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李梅打电话。电话响了三声就接了。
"怎么样？发言还顺利吗？"她的声音带着一贯的爽利，背景里有女儿朵朵在喊妈妈我要看电视。
"顺利。"我顿了顿，"但有个事，梅子，你坐下听我说。"
"什么事啊，神神秘秘的。"
"省委钱书记问我，愿不愿意来给他当秘书。"
电话那头忽然安静了。连朵朵喊电视的声音都远了。过了好几秒，李梅才说话，声音低了很多："你说什么？"
我重复了一遍。然后又重复了一遍。李梅半天没出声，最后说了句："你等我一会儿。"
她把电话挂了。大概过了五分钟，又打过来，这次背景很安静，应该是进了卧室关了门。
"周明远，你跟我说实话，这是真的？你没跟我开玩笑？"
"真的。刚从他办公室出来。"
"他为什么找你？你俩以前认识？"
"不认识。可能是我今天发言说得还行，加上去年那篇调研报告他看过。"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我能想象李梅现在的表情——她这个人，高兴和紧张的时候都是一个样子，眉毛拧着，嘴角抿着，半天不说话。
"你答应了吗？"
"我说回来考虑。"
"考虑什么考虑！"李梅的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省委书记的秘书！周明远你是不是傻，这种好事还用考虑？你知道咱们单位老王家的儿子在省里给厅长当秘书，他爸吹了多久？你这直接跟省委书记，你……"
"梅子，你听我说。"我打断她，"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钱书记说了，去了以后职级不变，还是副处。但干的活完全不一样，工作节奏快，要求严。我在发改委这些年，跑项目看现场，跟基层打交道，我有我自己的一套节奏。去了省委大院，坐在楼里写材料开会，我怕我适应不了。"
"适应不了就学！"李梅急了，"你当年考公务员的时候不也是从头学的？你在发改委不也是从跑腿干起的？周明远我告诉你，你别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这么好的机会你要是不抓住，你以后别后悔。"
"我没说不抓……"
"你就是这个意思！我还不了解你？你这个人，什么事情都要想清楚了才动，可有些机会就是想清楚了就没了。人家省委书记让你去给他当秘书，这是看得起你，你还考虑，考虑什么考虑？"
电话那头传来朵朵的哭声，大概是吵着要看电视没人理。李梅叹了口气："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朵朵哭了。你今晚好好想想，但我先把话放这儿——你要是拒绝，我跟你没完。"
电话挂了。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酒店在省城最繁华的一条街上，楼下是川流不息的车灯和霓虹，我忽然觉得自己离那些光都很远。
手机又响了。是驻省办的老陈，打电话问我到了没，晚上订了位子。我说有点累，今晚就不去了。老陈在电话里说那行，你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我送你去车站。我说好。
晚上我一个人在酒店楼下的面馆吃了碗牛肉面，回来洗了个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就一件事——去，还是不去。
去的好处摆在明面上。省委书记的秘书，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一张通行证。跟着大领导，眼界不一样，格局不一样，接触的人和事都是省级层面的。干好了，前途不可限量。李梅说得对，全省多少年轻干部排着队等这个机会，我凭什么往外推。
可我心里有个声音一直在响——你真的适合吗？
我在江北市发改委八年，从科员干到副处长，最熟悉的是项目、工地、基层干部、老百姓。我知道一个工业园区从申报到落地要跑多少手续，知道一个县的财政吃紧到什么程度才会上报项目来争取资金，知道乡镇干部为了一个几百万元的项目能跑多少趟市里。这些经验，在省委大院里用得上吗？
给省委书记当秘书，核心工作是办文办会办事。写材料是第一位的，各种讲话稿、汇报材料、调研报告，文字上要精雕细琢，立意上要高屋建瓴，措辞上要滴水不漏。我自认文字功底还行，但跟那些省委大院里浸淫多年的笔杆子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还有待人接物，迎来送往，跟各个部门各个层级打交道，这里面的人情世故、分寸拿捏，我这种从基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真的玩得转吗？
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人骨子里有点轴。在发改委这些年，因为坚持某个项目的审批原则，跟县里拍过桌子；因为觉得某个数据造假，在内部讨论时跟上司顶过嘴。领导说我原则性强，换个角度看就是不会变通。在省委大院那种地方，需要的恐怕不是一个轴的秘书。
我翻了个身，想起钱书记说的那句"你愿意来，就踏实干；不愿意，也正常"。这话说得客气，但我心里明白，这世上没有那么多"正常"。一个省委书记开口让你去当秘书，你说不去，回头在别人眼里就成了不识抬举。即便我回江北老老实实干我的副处长，以后的路恐怕也不会太好走。
可如果是为了面子或者怕得罪人而勉强去了，干不好，最后灰溜溜地出来，那就更难看。
第二天早上坐大巴回江北，三个小时的车程，我一直在想这个事。窗外的景色从省城的高楼大厦逐渐变成城乡结合部的厂房，再到一望无际的农田。车过一个叫柳树镇的地方时，我忽然想起去年在这附近调研时遇到的一个事。
那是个养猪场。规模不大，年出栏五千头，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姓张。她的场子要扩建，申请了一笔补贴。我去实地看的时候，她拉着我在猪圈旁边站了半个钟头，讲她怎么从一头母猪养起，怎么遇到猪瘟差点血本无归，怎么又咬牙撑下来。她说周科长，我不瞒你，我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年挣十几万，劝我把场子关了去深圳帮他带孩子。我说我不去，我这一辈子就会养猪，我就想把猪养好。
后来她的补贴批下来了，我去青川县调研的时候还特意去看了她一次。新猪舍盖起来了，自动喂料线装上了，她站在门口冲我笑，说周科长，今年效益好，我给我儿子打电话说你别在深圳干了，回来跟我养猪。儿子没回来，但寄了五万块钱回来给场里添设备。
当时我站在那个养猪场门口，看着她脸上的笑，忽然觉得我们天天在办公室里算投资回报率、算项目周期，算来算去，算不出一个人的一辈子想做什么、不想做什么。
车到江北车站的时候，李梅带着朵朵在出站口等我。朵朵今年五岁，扎两个小辫子，看见我就跑过来抱住我的腿。我弯腰把她抱起来，李梅接过我的包，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上了车，李梅一边开车一边问："想好了吗？"
我说："还没。"
"那你还想什么？"
"想一些别的事。"
李梅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朵朵在后座叽叽喳喳地讲幼儿园的事，说今天老师表扬她画的太阳特别圆。我听着她说话，心里软了一下。去省城工作的话，以后就不能天天见到朵朵了。每周回来一趟？还是把她们娘俩接过去？李梅在江北市税务局工作，工作安稳，调去省城难度不小。这些问题都得想。
回到家，李梅做了几个菜，红烧排骨、清炒时蔬、西红柿蛋汤。饭桌上她没再提秘书的事，跟我说单位的事，说楼下超市的鸡蛋又涨价了，说朵朵下个月幼儿园要交秋季学期的费用。吃完饭我刷碗，她在客厅陪朵朵看动画片。水流冲在手上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这个场景特别真实、特别安心。如果去了省城，每天晚上洗碗、周末陪朵朵看动画片的日子就没了。得到一些东西，必然要失去一些东西，这个世界从来公平得很。
晚上朵朵睡了，李梅坐在床头叠衣服，终于开口了："你今天一天都在想什么？跟我说说。"
我在她旁边坐下，把心里的那些顾虑一五一十说了。工作节奏的问题、能力匹配的问题、性格特点的问题，还有家庭的问题。李梅一边听一边叠衣服，叠完最后一件袜子，拍了拍手，转过头看着我。
"周明远，我问你个事。你怕什么？"
"我怕干不好。"
"干不好会怎么样？被退回来？"
"那倒不至于。但给省委书记当秘书，干不好整个人的前途就……"
"就什么？"李梅打断我，"你就回不来发改委了？你就不能在别的岗位上干了？周明远，你今年三十六，就算去省委干两年干得不顺心，回来也才三十八，你怕什么？"
我看着她的眼睛，没说话。
"你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想太多。"李梅站起来，把叠好的衣服往柜子里放，"你觉得你性格轴，不适合在机关里混，可你想过没有，钱书记在省里这么多年，什么样的秘书没见过？他主动开口要你，他看上的就是你这股轴劲。你要是八面玲珑长袖善舞的那种人，他在会上听完你发言，顶多点点头说讲得不错，怎么会让人把你叫过去？"
我愣住了。
"你老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圆滑，不会来事。可你有没有想过，你身上那些你觉得是缺点的地方，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优点？你在发改委不肯通融的那些事，你跑到乡镇去看项目的那些事，你写调研报告的时候把老百姓的话原原本本写进去的那些事——你自己觉得是轴、是笨，钱书记看上的可能就是这些。"
"你觉得你做不了那份工作，可谁是一开始就会的？你当年刚进发改委的时候不也什么都不会？你跟着老科长跑工地，跑了一年才弄明白一个项目从立项到竣工要经过多少环节。学呗，怕什么。"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一边说一边把叠好的袜子放进抽屉。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往我心里钻。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还在乡镇挂职锻炼的时候，一个老村支书跟我说过的话。他说小周啊，你们在机关里待久了，什么事都先算利弊，算来算去把自己算糊涂了。有时候人这一辈子，碰上个机会，别想那么多，先干了再说。干成了是本事，干不成也不丢人，至少你试过。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一上班，我给省委办公厅的小刘回了电话，说我想好了，愿意去。小刘说好，他跟书记汇报，后续手续会有人联系我。电话挂断之后，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江北市灰蒙蒙的天，心里忽然很平静。
一个月后，我正式到省委报到。手续办得很快，我的编制从江北市发改委调到省委办公厅，职级还是副处级，岗位是省委书记秘书。办公厅秘书处的处长姓孙，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话不多，把我领到一间小办公室里，交代了几项基本工作，留下一沓材料让我先熟悉情况就走了。
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一台电脑。窗户朝北，看出去是省委大院里的一棵老槐树，叶子已经有些黄了。我坐在那把椅子上，把孙处长留下的材料翻开，第一份是钱书记未来一个月的日程安排。密密麻麻的字，每一天从早上八点排到晚上九点，中间除了吃饭基本没有空档。我看了十分钟，头上开始冒汗。
跟我之前想的一样，这份工作不好干。
第一个星期我基本在适应节奏。每天早七点到办公室，先把当天所有的文件和材料过一遍，分类整理好放在钱书记桌上。八点半钱书记到办公室，我进去汇报当天日程，他一边听一边批文件，偶尔抬头问两句。问的问题都很简单："这个会的材料准备好了吗？""上次调研的那个县，后续有没有反馈？"可每一个问题后面都有深意，我得打起十二分精神才能接住。
最要命的是写材料。第一次给钱书记写一篇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稿，我熬了三个晚上，改了十几遍，自认为已经写得足够好了。交上去之后，钱书记看了一眼，放在一边，说："小周，你这个稿子，内容扎实，但站位不够。你站在一个发改委副处长的角度想问题，可这个会是全省的会，下面坐着的是各市州的书记市长，你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他们想听什么，他们回去以后能落实什么。回去再想想。"
那天我抱着稿子回办公室，坐了一个小时没动。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站位不够。这四个字像一盆冷水，把我浇了个透心凉。
我想起李梅说的话——学呗，怕什么。于是重新翻材料，把之前半年的省委文件、钱书记的讲话稿、各市州的汇报材料全部翻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看。看了两天，终于稍微摸到一点门道。重新写，再交，这次钱书记看完点了点头，说比上一稿好多了，但第三部分的措辞还可以再打磨一下。
一个稿子改了七遍。最后定稿的时候，我坐在电脑前，眼睛酸得快睁不开了，但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踏实。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每天早出晚归，中午基本在办公室吃盒饭，晚上能赶上末班地铁回家就算早的。李梅和朵朵在江北，我一个人在省城租了个小房子，一室一厅，月租三千二，除了睡觉基本没在屋里待过。周末回江北，朵朵每次都扑上来抱着我不撒手，说我不要爸爸走。李梅在旁边看着，不说话，但眼神里的东西我能读懂。
有天晚上加班到十一点，写完一个第二天一早要用的材料，我靠在椅子上发了会儿呆。手机响了，是李梅发来的微信，一张朵朵画画的照片，画上是三个人，两个大一个小，手拉手站在一栋楼前面，楼顶上写着"家"字。下面一行字："朵朵说想你了，下周能早点回来吗？"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揉了揉眼睛。窗外的省城灯火通明，远处的电视塔闪着彩色的光。这座城市很大，大到我每天在里面穿梭却依然觉得陌生。我想起江北，想起那些跑过的乡镇、看过的项目、见过的人。张老板的养猪场不知道今年效益怎么样，青川县那个小加工厂的新生产线装上了没有，柳树镇那个想搞培训的厂长有没有招到技术工。
那些曾经离我很近的人和事，忽然都变得很远了。
但我知道回不去了。至少在现阶段回不去。选择了这条路就要走下去，人不能什么都想要。
第二年春天，钱书记要去江北市调研县域经济发展情况。行程安排下来的时候，我负责起草调研方案，写到具体的调研点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青川县那个农产品加工厂和柳树镇那个养猪场写进了备选方案。
报上去的时候孙处长看了，说这两个点规模太小，怕是代表性不够。我说规模不大，但很有代表性——一个是产业升级与人才培养结合的典型，一个是传统农业转型中个体坚持与政府扶持结合的样本。孙处长想了想，没再说什么，直接报给了钱书记。
钱书记看了方案，圈了这两个点。
调研那天是四月，油菜花开得正好。车队从省城出发，走高速转省道再转县道，四个多小时到青川县。那个加工厂比我去年来的时候好了一些，新生产线果然装上了，车间里干净了不少，工人们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在流水线上操作。厂长还是那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头发白了些，但精气神很足，领着钱书记看生产流程，讲去年的产值、今年的订单，声音洪亮。
钱书记从头到尾看得很仔细，不时停下来问几句。走到车间后面的培训教室时，里面正在上课，十几个年轻人在学设备操作。厂长说这是去年拿了资金之后办的培训班，已经办了四期，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钱书记看了很久，出来的时候跟我说了句："小周，这个点选得好。"
下午去柳树镇，张老板的猪场比去年又扩大了一些。她看见我的时候愣了两秒，然后一下子笑了，说周科长你怎么来了。我说我现在在省委工作，陪书记来看看你。她搓了搓手，说哎呀大领导来了，我这猪圈里一股味儿，别熏着领导。钱书记哈哈大笑，说我在农村待过，什么味儿没闻过，走，带我看看你的猪。
张老板领着我们在猪舍里走了一圈，讲她的自动喂料线、粪污处理系统，讲去年的出栏量、今年的价格。讲到最后，她忽然眼眶有点红，说前两年猪瘟的时候差点没撑住，亏了三十多万，银行都要来收房子了。后来市里给了补贴，又联系了省里的技术专家来指导，才算缓过来。现在好了，去年还了债，还剩下十几万，准备今年再建一个种猪繁育场。
钱书记听得认真，问她："你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让你撑下来的？"
张老板想了想，说："我这辈子就会养猪。别的不会，也不想会。我就想着把猪养好，对得起自己这些年受的苦。"
那天回去的路上，钱书记坐在车里没怎么说话。车窗外是连绵的青山和星星点点的油菜花田，阳光从树缝里漏下来，在路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闭着眼睛靠在座椅上，像是睡着了。
但我知道他没睡。
车队在高速服务区停下来休息的时候，钱书记下了车，走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根冰棍，撕开包装咬了一口，冲我招招手。
我走过去，他递了根冰棍给我，说："小周，你当初从发改委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心里犯过嘀咕？"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有一点。"
"现在呢？"
我想了想，说："现在习惯了。"
钱书记笑了笑，咬了口冰棍，看着远处的高速公路。"你今天选的那两个点很好。有些东西，坐在楼里是想不出来的。你身上最难得的，就是能想到去下面看，能把下面看到的东西带回来。"
我没说话，陪他站在那儿把冰棍吃完。四月的风从田野那边吹过来，暖洋洋的，带着油菜花的味道。
调研结束回省城的路上，我收到李梅的微信，问调研顺利吗，晚饭想吃什么。我说顺利，晚上想吃你做的红烧排骨。李梅回了个翻白眼的表情，说想得美，你回来都几点了，给你热碗剩饭就不错了。紧接着又发了一条：朵朵说想你了，等你回来再睡。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几行字，嘴角不自觉地翘起来。车窗外夕阳把天边烧成一片橘红，远处的村庄升起炊烟。我想起去年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走进钱书记办公室的那个下午，紧张得手心冒汗。一年的时间，很多东西都变了。
我也变了。
回到省城的房子，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我忽然想通了一件事。人生里有很多选择，当初觉得是悬崖峭壁，走过去才发现是另一片天地。但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一样——当初觉得是康庄大道，走着走着也可能遇到沟沟坎坎。重要的不是你选了哪条路，而是你选了之后，怎么走。
我把钥匙拔出来，推开门，换鞋，洗手，从冰箱里拿出剩饭热了热，坐在那张小小的餐桌前一口一口吃完。窗外万家灯火，每一盏灯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我的故事写到了新的一章，后面还有很长很长。
有些事现在看起来重要，放长远了看也许只是一段插曲。可正是这一段一段的插曲，串起来就成了一个人的一辈子。没有什么选择是完美的，也没有哪条路是好走的。但只要你走着，路就在脚下。
我吃完饭，洗了碗，关了灯，躺在那张不大不小的床上，听见窗外的车声远远地传过来。明天还有明天的事，但现在这一刻，我很清楚地知道，那个坐在江北市发改委办公室里改项目材料、跑基层看工地的周明远，和现在这个在省委大院里写材料、陪书记下乡的周明远，是一个人，没有变过。
手机亮了，李梅发了张照片过来——朵朵睡着了，怀里抱着我上次回去给她买的毛绒兔子。被子踢了一半，小脚丫露在外面。
我回了一句：下周我早点回去。
那边秒回了一个字：好。
日子像省城秋天路边的梧桐叶子，一片接一片地落下来，还没来得及数清楚就铺了一地。
转眼我到省委办公厅已经两年了。两年时间不算长，但我跟刚来那时候比，像是换了个人。写材料不再那么费劲了，钱书记的讲话风格、用词习惯、思维逻辑，我慢慢摸到了些门道。日程安排也越发顺手，什么会是重点、什么人要提前沟通、什么材料要提前三天放上去，心里有了一本账。
两年来，我跟着钱书记跑了全省十一个市州，去过三十多个县，进过厂房、下过矿井、站在田埂上看过插秧、坐在村卫生室里跟赤脚医生聊过天。每一趟下去，我都把看到听到的东西记下来，回来整理成简报或者参阅材料。钱书记有时候会在我整理的材料上批几个字，有时候什么也不写，但我知道他看了。
两年间，朵朵从幼儿园大班升到了小学一年级。她第一次背上小书包那天，我特意请了半天假回江北送她。她穿着新校服，扎着两个羊角辫，站在学校门口冲我摆手说爸爸再见，我忽然眼眶有点热。李梅在旁边轻轻捏了捏我的手，说行了别矫情了，快回去吧，别耽误下午上班。我嗯了一声，蹲下来亲了亲朵朵的脸蛋，转身走了。走出去十几步又忍不住回头，看见朵朵已经牵着同学的手往教学楼里走了，小小的背影在人堆里一闪就找不着了。
那趟回省城的大巴上，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飞速后退的田野和村庄，心里想的是日子过得真快。两年前的这时候，我还在江北市发改委那个旧办公室里坐着，面前堆着一沓沓项目审批材料，想的是怎么把青川县那个加工厂的补贴快点儿批下来。如今那座加工厂已经上了省里的典型经验材料，张老板的养猪场也成了柳树镇的一张名片。很多事情都在变，都在往前走，推着我也跟着往前。
十月的一天，钱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份文件，说："小周，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一看，是省里关于选派年轻干部到县里挂职锻炼的通知。要求副处级以上、四十周岁以下、在省直机关工作满三年，到县里挂任副县长，任期两年。
我抬起头，钱书记正看着我，眼镜片后面的目光很平和。"你在省委待了两年了，文字上的活基本过关了，但要说独当一面，还差一点火候。下去干两年，到县里实实在在主抓几摊事，回来以后再看，格局就不一样了。"
他顿了顿，又说："当然，你要是不想去，也可以继续在办公厅干。但我建议你去。你身上最大的优势是知道下面是怎么回事，但知道归知道，亲手干是另一回事。"
我拿着那份文件回了办公室，坐在椅子上看了半天。挂职副县长，到县里干两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今天这个写材料、排日程、陪调研的秘书岗位，变成一个真真切切要拍板、要担责、要面对成千上万老百姓实际问题的基层领导。干的活完全不一样了，压力也完全不一样了。
可我心里有个声音说，这不就是你当初在发改委做过的那些事吗？跑项目、看现场、跟老百姓聊天、想方设法把钱花在刀刃上。只不过以前你只是个执行层面的副科长副处长，现在让你去主政一方，让你说了算。
手机响了，是李梅。她这个点一般不打电话，接了才知道是朵朵在学校摔了一跤，膝盖蹭破了皮，老师打电话让她去接。李梅说电话里听朵朵哭得哇哇的，应该问题不大，但估计得请半天假。我说你赶紧去，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回椅子上，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要是我去县里挂职，离江北就更远了。现在好歹每周末能回去，到了县里，工作忙起来，怕是一个月都回不了一次。
晚上我给李梅打视频，朵朵已经没事了，膝盖上贴了个创可贴，坐在沙发上看动画片。我跟李梅说了挂职的事。
李梅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去哪儿？"
"还没定。省里统一安排，可能省内，也可能外省对口交流。"
"去几年？"
"两年。"
李梅没接话。视频那头能听见电视里动画片的声音，朵朵在笑，笑得咯咯的。过了好一会儿，李梅才说："你今年三十八了。"
"我知道。"
"三十八到四十，这两年干好了，回来可能就提正处了。干不好……"
"干不好回来继续干老本行。"我笑了笑，"你以前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吗？"
李梅也笑了，那笑容在手机屏幕里有点模糊。"我就怕你把我说的话当圣旨。你自己怎么想的？"
我想了想，说："我想去。"
"那就去。"李梅干脆利落，"家里有我在，朵朵有我。你在外面好好干，别操心我们。"
视频挂了之后，我坐在床沿上，手机屏幕暗下去了。窗外的省城夜景还是那样，霓虹闪烁、车水马龙。我忽然想，两年前那个夏天我坐在这里犹豫要不要来省委的时候，李梅说的那些话。她说你怕什么？学呗。两年过去了，我确实学了不少东西。现在要换一个赛道了，又得从头学。这种从头学起的感觉让人既紧张又兴奋，像回到了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半个月后，通知下来了。我去的是本省南边的安远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长，分管工业经济和招商引资。安远县我跟着钱书记去过一次，是个山区县，经济在全省排名靠后，但有资源、有空间，缺的是项目和资金。
临走前，钱书记又把我叫去谈了一次。他说安远县的情况你多少了解一些，底子薄、基础差，但正因为这样才大有可为。你去了不要急于求成，头三个月先摸情况，把县里的家底搞清楚，把干部队伍情况摸透，然后再想怎么干。遇到拿不准的事，可以打电话回来问。但大部分事情你要自己拿主意，当副县长跟当秘书是两码事，没人替你做决定，出了事你得自己兜着。
我说我记住了。
钱书记又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笑，说："小周，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选你吗？"
我摇头。
"那天的座谈会，前面几个人发言都很好，但说的都是工作。只有你，说的是人。你说那个加工厂的厂长想给工人搞培训，你说那个养猪的妇女不想去深圳带孩子就想养猪。这些事别人看到了可能觉得是小事，你把他们当回事了。当干部最怕的不是能力不够，是眼里没有人。你眼里有人，这点比什么都强。"
那天从钱书记办公室出来，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秋天上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砖上投下一块一块的光斑。我踩着一块光斑往前走，觉得脚步比平时沉了一些，但很稳。
安远县离省城开车要五个多小时，没有高速，走国道和省道，中间要翻两座山。我到任那天是十一月初，山里的树叶红了一大半，车在山路上绕来绕去的时候，能看见谷底的溪水清清亮亮地流着。开车的司机姓刘，是县里派来接我的，四十多岁，话不多，但车开得好，盘山路上一把方向一把方向地打，稳得像在平地上走。
到了县城，比我想象的还要小一些。主街就一条，从头走到尾用不了半个小时。县政府大院在街中间，一栋五层的老楼，外墙贴着白色瓷砖，有些地方已经剥落了。院子里种了几棵桂花树，这个季节花已经谢了，但叶子还绿着。
县里的班子给我开了个简短的欢迎会。县委书记姓陈，五十岁，本地人，干了十几年基层，脸上有风霜的痕迹，说话声音很大。县长姓何，比我大几岁，从市里下来的，戴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还有几个副县长，一个个跟我握手，笑容很客气，但我能感觉到那笑容背后有些东西——大概是一个从省里空降下来的年轻人，能干什么？会不会来镀两年金就走？是不是省里某个领导的亲信，得罪不起但也靠不上？
这些我都猜得到，也没什么好说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头三个月，我按照钱书记说的，不急于上手，先摸情况。白天往各个局办跑，晚上翻材料，周末往乡镇跑。安远县下辖十二个乡镇，我两个月跑了八个，最远的一个在省界边上，开车过去要三个小时，路全是土路，颠得人骨架都快散了。
跑下来之后我大概心里有数了。安远县最大的问题是产业空心化。以前有个国有林场和一个小型水泥厂，九十年代陆续倒闭之后，剩下的就是些零零星星的小作坊。全县没有像样的工业园区，没有龙头企业，财政吃紧得厉害，干部发工资都经常要借钱周转。
但也有优势。安远县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好，有一片野生油茶林面积不小，品质也好。当地的土蜂蜜和中药材也有点名气，但都是散户分散经营，没形成规模。还有一个优势是区位——安远县虽然偏，但离省城不算太远，翻过两座山就是高速入口，物流成本不算高。
我把这些情况整理成一份报告，给县委陈书记和何县长各送了一份，又给钱书记寄了一份。陈书记看了之后把我叫去，说你这个报告写得实在，县里的情况就是你说的这样，藏不住也瞒不住。他问我有啥想法，我说想把油茶产业和中药材加工做起来，先搞一个示范基地，把散户拢到一起，再想办法招个龙头企业进来带动。
陈书记说想法是好，但县里没钱，拿什么搞示范基地？
我说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
从那天开始，我真正忙起来了。先跑市里，找分管工业的副市长和市发改委，软磨硬泡要来了两百万的产业扶持资金。这点钱说起来不多，但对安远县来说已经是笔大钱了。然后跑省里，找之前在发改委的熟人，又争取到了省里的一个农业产业化项目试点名额，能拿到一些政策上的倾斜。
钱有了，接下来是落地。选示范基地的位置我跑了七八个地方，最后定在靠省界那个最远的乡镇，叫枫树坪镇。那个地方油茶林最集中，老百姓有种植基础，缺的就是组织和技术。我跟镇上的干部开了三次会，把方案定了下来——县里出资金搞基础设施建设，镇上负责组织农户加入合作社，省里来的技术专家负责指导种植和加工。
可是事情做起来没我想的那么容易。
头一关是老百姓不配合。油茶是个见效慢的产业，种下去至少三四年才有收益，很多农户不愿意把地拿出来搞什么示范基地，说我祖祖辈辈种苞谷种水稻，你让种油茶就种油茶？万一卖不出去你负责？我跑去村里开了两次院坝会，坐在村委会门口的条凳上，跟几十个村民面对面讲政策讲前景。有个六十多岁的老汉站起来说，你是上面来的领导，坐几年就走了，你拍拍屁股走人了我们怎么办？油茶树又不能当饭吃。
这话说得我心里一紧。他说得没错，我干两年就走了，可这片油茶林要是搞起来了，是他们祖祖辈辈要守着的东西。我不能只是画个饼，得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于是我把方案改了。示范基地的收益前五年全部归农户，合作社只收运营成本，不收任何分成。县里投进去的钱算基础设施投入，不参与利润分配。这个方案报给陈书记的时候，他看了半天，说县里投进去两百万，前五年一分钱不往回拿，县财政本来就紧张，你这方案通不过。
我说陈书记，咱们想长远的。前五年农户拿了收益，有了积极性，油茶林管护得好，五六年进入盛果期之后产量上来了，到时候再谈分成比例。现在要是把农户的利益算得太死，他们不配合，基地搞不起来，那两百万就等于扔在水里了。
陈书记抽了根烟，想了半天，最后说行，按你说的办，但出了事你负责。
我说我负责。
方案敲定之后，我几乎每周都要往枫树坪镇跑一趟。从县城开车过去三个小时，早上七点出发，到镇上十点，下午四点往回赶，回到县城天都黑了。有时候赶上雨季，山路塌方，车过不去，我就坐镇上的摩托车往里走。有一回摩托车在半路上滑进了沟里，我摔了一身泥，膝盖蹭破了皮，爬起来拍了拍照上的泥继续走。
镇上的干部一开始对我客气但疏远，觉得我就是一个下来镀金的省里干部，搞不出什么名堂。可我一趟一趟地跑，摔了泥也不吭声，方案改了一遍又一遍，他们渐渐不怎么说了。镇党委书记姓刘，四十出头，本地人，开始主动跟我讨论种植技术、市场销路、合作社管理方式。他说周县长，我干了十几年乡镇，没见过省里来的领导像你这么跑法的。
我说刘书记，我本来就在基层干过，没啥架子，咱们把事情干成比什么都重要。
示范基地的油茶苗是第二年春天种下去的。那天下着小雨，我跟镇上的干部、合作社的农户一起在坡地上挖坑、放苗、培土。雨不大，但把人淋得湿漉漉的。我蹲在地上用泥巴把树苗的根压实，旁边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递了条毛巾给我，说领导你擦擦，别着凉了。我接过来擦了把脸，看见她笑呵呵的样子，忽然觉得很踏实。
除了油茶产业，中药材加工和招商引资那边也没闲着。我通过之前发改委的老关系，联系上了一家省里做中药饮片的企业，带着他们的人来安远考察了两次。对方看上了当地的野生黄精和天麻资源，初步有意向在县里投资建设一个初加工基地，但条件是要县里配套一部分基础设施，还要解决用地指标。
用地指标是个大问题。安远县是山区，耕地本来就少，工业用地指标每年就那么多，要挤出来给一个还没完全敲定的项目，难度不小。我跟国土局、发改局开了好几次协调会，又找何县长谈了几次。何县长是个稳健的人，说招商引资是好事，但用地指标紧张，万一企业最后不来了，指标浪费了怎么办。
我说何县长，指标放那里不用也是浪费。咱们先把地征出来，把基础设施搞上去，企业来不来是后话。就算这家不来，地在那里，路在那里，以后别的企业也能用。何县长考虑了几天，最后同意了我的方案。征地过程中出了些波折，有几户农户不愿意签字，我跟镇村干部一家一家上门做工作，磨了一个多月才全部谈下来。
忙起来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快。有时候周末加班赶不回去，李梅就带着朵朵坐五个小时的大巴来看我。朵朵第一次来的时候，下了车看着县政府大院门口那条窄窄的街，说爸爸你就在这儿上班呀，怎么比我们家那边还小。我哈哈大笑，说爸爸在这儿种树呢，等树长大了你再来看看。
朵朵问我种什么树，我说油茶树，能结油茶果，榨出来的油可香了。朵朵说那我能吃吗？我说当然能，等树结果了，爸爸给你榨最新鲜的油带回去。
李梅站在旁边看着我俩说话，嘴角带着笑，但我注意到她的眼角多了些细纹，头发里面也夹了几根白的。两年时间，我在安远跑上跑下，她在江北上班带朵朵，各有各的辛苦，谁也没比谁轻松。
挂职第一年过完的时候，示范基地的油茶树长势不错，成活率超过了九成。合作社已经发展了七十多户农户加入，那片山坡上齐整整的油茶苗在风里摇摇晃晃，看着特别像回事。中药饮片企业的投资意向也签了框架协议，用地指标解决了，基建也动工了。县里还招来了两个小规模的农产品加工项目，虽然投资额不大，但好歹打破了这几年招商引资零的记录。
到了第二年春天，省里组织挂职干部中期考核，考核组来安远待了三天，看了我的示范基地、看了中药材加工基地的建设工地、跟县里几个班子成员分别谈了话。临走的时候考核组组长跟我说，小周同志，你在安远干得不错，钱书记一直关注着你呢，让我带句话给你——踏踏实实干，不要急。
我听到钱书记还记着我，心里热了一下。但转念一想，离挂职结束还有一年，事情才开了个头，后面的路还长。
果然，事情很快就来了。
第二年夏天，安远县连下了半个月的雨。油茶基地那片山坡是黄泥土质，雨水泡久了容易滑坡。我跟刘书记连夜往枫树坪镇赶，路上遇到两处塌方，车过不去了，我们俩打着手电筒徒步走了两个小时才到镇上。到了之后天已经蒙蒙亮了，我顾不上歇，直接往基地跑。
到了山坡上一看，心凉了半截。靠近山脚的那一片梯田式的油茶地，有十几亩被滑坡下来的泥土盖住了大半，刚种了一年多的油茶树东倒西歪地埋在泥里。合作社的几个农户站在雨里看着那片地，有个妇女直接坐在地上哭了起来。那批树苗是他们一棵一棵亲手种下去的，每天浇水施肥看着长大，就这么毁了。
我站在雨里看着那片狼藉的地，脑子里嗡嗡响。第一反应是完了，一年多的心血白费了。紧接着第二个念头冒出来——不能慌，我是副县长，这时候我慌了下面的人怎么办。
我深吸一口气，让刘书记赶紧组织人先转移山坡上其他的树苗，能救一棵是一棵。又给县里打电话，让应急办派人来支援，同时协调农技站的技术员过来评估损失和补救方案。电话打完，我脱了外套卷起裤腿，跟着农户们一起蹚进泥水里挖树苗。
那天在泥水里干了整整一天，雨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身上湿了干干了湿，到最后整个人像从泥里捞出来的。晚上回到镇上的招待所，躺在床上浑身骨头都是疼的。手机响了，李梅发消息来问周末能不能回去，说朵朵要参加学校的一个朗诵比赛，想让我去看。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那几个字，喉咙发紧。这次基地受灾，后续恢复至少要忙一两个月，周末肯定是回不去了。我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只回了一句：最近忙，回不去，帮我跟朵朵说对不起。
李梅隔了五分钟才回：没事，我跟她说。你注意身体。
我关了手机，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上有股潮乎乎的霉味，窗外还在下雨，淅淅沥沥的，听久了心里特别空。
接下来一个月我基本住在枫树坪镇。滑坡清理了，能救的树苗重新栽了回去，补种的苗子也到了。县里紧急拨了一笔救灾资金下来，省里也给了些支持。我把所有程序都尽量简化，钱到账当天就安排发放到受灾农户手里，不让他们等。
在这个过程中，有件事让我印象很深。那个坐在泥地里哭的妇女，姓王，家里两亩多地全种了油茶，这次淹了一半。补种的苗子到位之后，我跟刘书记去她家走访，她正在院子里给新苗浇水，看见我来赶紧站起来擦手，说要泡茶给我喝。我说王大姐你别忙活，我就是来看看你家苗子补得怎么样了。她拉着我到院子里看那些刚栽下去的小苗，说周县长你放心，这次我把排水沟挖深了半米，再下雨也不怕了。我说那就好。她又说，苗子是政府免费补的，化肥也是镇上送来的，她一分钱没花，心里过意不去，等明年结了果，头一批油她非要给我送一瓶。
我笑了笑说行，我等着。
从她家出来的时候，太阳出来了。连续一个月的雨终于停了，阳光照在那片山坡上的油茶林里，新栽的苗子和老苗子站在一起，绿油油的，看不出被淹过的痕迹。我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心里那口堵了一个月的气终于慢慢散开了。
挂职第二年进入下半年的时候，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油茶基地恢复了，合作社农户增加到了一百多户。中药材加工基地建成了，那家企业已经开始试生产，招了三十多个本地工人。招商引资也有了新突破，一个做竹制品加工的外省企业有意向来安远投资，正在洽谈中。
这时省里来了通知，挂职期满的考核工作要提前启动。我算了算时间，距离挂职结束还有五个月。这五个月要把手头的事情收尾好，尤其是竹制品加工那个项目，如果能在我走之前谈下来，对安远是个长久的好处。
于是我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在那个项目上。对方是浙江的一家企业，做竹地板和竹制工艺品，看中了安远县丰富的毛竹资源。我带着招商局的同志去了浙江两次，参观了对方的工厂，谈了合作条件。来回拉锯了三个多月，终于在我挂职期满前一个月把合同签了。
签约那天晚上，陈书记在县里最好的饭店请客，一桌人喝了不少酒。陈书记端着酒杯跟我说，小周，你来安远这两年，我一开始觉得你就是来镀金的，现在我收回这句话。你干的事，县里老百姓都看在眼里，枫树坪那片油茶林就是你的成绩单。他跟我碰杯，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县里能帮的一定帮。
何县长也跟我喝了杯酒，说这两年辛苦你了，回省里之后常回来看看。
我端着酒杯站起来，看着桌子周围的这些人——陈书记、何县长、刘书记、招商局的同志、合作社的负责人，一张张脸在酒气和灯光里都有些模糊。我说这两年我在安远学了很多东西，以前在发改委看材料，在省委写材料，但真的到了一线拍板做事，才明白什么叫不容易。感谢大家这两年对我的照顾和支持，安远是我的第二故乡，以后一定常回来。
那晚喝得有点多，回到县招待所的房间，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吊灯，脑子晕乎乎的，但心里很清明。两年时间过得真快，刚来的时候那片荒山坡现在已经是满山油茶了，开工时打地基的那片地现在已经建起了厂房。很多事情从无到有，从不可能到一点点变成可能。这中间有泥水里的狼狈、有被百姓质疑的委屈、有跟县里班子磨嘴皮的艰难，但站在现在往回看，一切都值了。
挂职期满的前一周，李梅带着朵朵来了安远。朵朵上二年级了，个子长高了不少，扎着马尾辫，背着个粉色的小书包。她下了车四处张望，然后跟我说，爸爸，你说的那片油茶林在哪儿？我想去看。
我带她去枫树坪。三个小时的山路，她在后座上叽叽喳喳问了一路，说油茶果是长什么样的呀、什么时候能摘呀、榨出来的油是不是跟姥姥家炒菜的那个油一样。我一一回答她，心里忽然又柔软又酸涩——这两年陪她的时间太少了，错过了她换牙、错过了她第一次考双百、错过了她学会骑自行车，这些事李梅在视频里跟我说过无数次，可亲眼看到她又长高了一截，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到了枫树坪，刘书记在镇上等着，领我们上山。秋天了，油茶树上挂满了青色的果子，再过一个月就能摘了。山坡上一片绿油油的，比去年刚受灾的时候好了不知多少。朵朵在树中间跑来跑去，喊爸爸快来看这个果子好大，爸爸这个树叶上有虫子在爬。
李梅站在山坡上往下看，风吹着她的头发，她转头看着我，笑了笑，说这两年你没白干。
我也笑了笑，心里想的是，值了。
回省城的路上，我跟李梅说了接下来的打算。挂职结束回省委办公厅，职级应该能提正处了。但具体干什么还不一定，听组织安排。李梅说不管去哪儿，只要别再那么远就行。我说尽量。
其实我心里在想另一件事。两年前我离开省委去安远的时候，钱书记说独当一面还差火候。现在两年过去了，我不知道钱书记觉得我火候到了没有。但我知道自己变了。不再是那个坐在会议室后排紧张得手心出汗的年轻副处长，也不再是那个对着稿子反复打磨却总是"站位不够"的新秘书。我在泥水里摸爬滚打了一千多天，真正知道了什么叫说了算、什么叫担责任、什么叫一个决定下去背后是多少户人家的生计。
这些事，坐在办公室里写多少材料都想不出来。
车出了安远县界，翻过最后一道山梁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片渐行渐远的青山。太阳正往山后面落下去，把天边烧成一片暖融融的橘色。朵朵在后座上睡着了，脑袋靠在李梅肩膀上，嘴角微微翘着，不知道梦见了什么。
前方的路还长，但我知道怎么走了。
回省委报到那天是个周一，九月的省城秋高气爽，大院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落。
孙处长在楼梯口等我，见到我先是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笑着伸手拍了拍我肩膀："黑了，也瘦了，精神头倒比以前足了。"我说山里日头大、路跑得多，自然就黑了。孙处长领我去见了办公厅主任，简单谈了谈。主任说这两年你在下面干得不错，省里考核组的报告写得清楚，钱书记也打过招呼了，你先休整几天，下周一正式上班，岗位的事到时候再定。
我没想到钱书记还记挂着我的归期。从主任办公室出来，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想是不是该去钱书记那儿报个到。正犹豫着，小刘从走廊那头走过来，看见我笑了，说周处长你回来了，钱书记正好这会儿有空，让你过去一趟。
我整了整衣领，深吸一口气，往那间熟悉的办公室走去。两年没进这扇门了，木门还是原来那个颜色，只是门把手上多了道细小的划痕。敲了门，里面传来一声"请进"，和两年前一模一样的语调。
钱书记坐在那张深蓝色布艺沙发上，手里拿着份材料，看见我进来抬了抬手示意我坐。他比两年前老了一些，头发白得更明显了，但眼睛还是那样亮。
"回来了？安远那边交接清楚了？"
"清楚了，书记。"
"油茶基地怎么样？听说去年夏天受灾了？"
我心里微微一惊，没想到这点事他都记着。"受灾了，山坡滑坡埋了十几亩，但后来补种的都活了，今年能挂果了。合作社发展到一百多户，老百姓的积极性很高。"
钱书记点点头，把手里的材料放下来，看着我。"小周，这两年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以前在下面跑，看的是单个的人和事。到了安远之后，看的是一个县，一个系统，一个整体怎么运转起来。有的事情你干成了，有的事情你干砸了，但不管干成干砸，都得自己兜着，没有人替你兜。"
"还有呢？"
"还有一个是耐心。很多事情急不来。油茶树要三年才能挂果，招商引资谈一个项目要半年一年，老百姓的观念转变比什么都慢。以前我总觉得事情推不动是自己能力不够，后来发现有些事情就是得用时间去磨，磨到那个点上自然就成了。"
钱书记听完，靠在沙发背上，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你这两年的变化比我预想的要大。"他说，"当初让你去挂职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些拿不准的。你的长处是接地气、眼里有人，但弱点是缺少全局视野和抗压能力。在安远这两年，这两块短板补上来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下周一你正式上班之后，先到综合处帮一段时间忙。办公厅内部明年会有一批老同志退下来，到时候怎么安排，看你这几个月表现。我的意见是，你既然下去过了，又上来了，视野跟以前不一样了，要把这种不一样用到新的工作里去。不该再只是写材料排日程了，该让你带队伍了。"
从钱书记办公室出来，我的脚步比进去的时候沉了几分，但心里很踏实。带队伍这三个字从省委书记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这意味着我被看见了，被认可了，同时也意味着肩膀上的担子会更重。
回家路上我买了条鱼和一把青菜，晚上给自己做了顿饭。租的那个小房子还是老样子，一室一厅，一张桌子一张床，两个月没人住，桌上落了一层薄灰。我一边擦桌子一边想，是该换个地方住了。李梅和朵朵还在江北，聚少离多的日子过了三年，总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可现在接她们来省城也不现实，我租房子住，孩子在哪儿上学都是问题。
李梅在视频那头听说我下周一正式上班，问岗位定了没。我说先到综合处帮几个月忙，后面再看。李梅说综合处是干什么的？我说基本上是办公厅内部的中枢部门，协调各处室的工作安排、督促进度、汇总情况，说起来不算特别大的官，但接触的面广，上下左右都要打交道。
"那比副处长高了？"
"职级应该要动一动了，但还没正式下文，我没问。"
李梅在视频那头笑了，眉眼弯弯的。"周明远，你想想三年前你在江北那个小办公室里批项目材料的样子，再看看现在。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命好？"
我说不是命好，是遇到好领导了。李梅说你这个人就是不肯承认自己也有本事。不跟你说了，朵朵要写作业，我去辅导她。挂了视频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发了会儿呆，脑子里把这几年的路从前往后捋了一遍。江北、省城、安远县、再回省城，像是画了一个圈，又像是爬了一段螺旋上升的楼梯，每走一圈都在更高的地方。
周一正式上班，综合处的办公室在四楼走廊尽头，比原来那间秘书办公室大一些，多了两张桌子和一个铁皮文件柜。处里连我一共四个人，一个处长、两个副处长外加一个刚来不久的小年轻。处长姓吴，五十出头，待人客气温和，把处里的工作跟我大体交代了一遍，说你刚从下面回来，综合处的事情不复杂，先熟悉几天，不着急。
综合处的工作确实跟秘书处不一样。秘书处是围着领导转，办文办会办具体事项。综合处是围着办公厅内部转，各处室报上来的工作计划、进度简报、问题清单，汇总之后整理成表，该催办的催办、该协调的协调、该上报的上报。说起来简单，做起来琐碎，但好处是能第一时间掌握全厅上下的动态，谁在干什么、干了多少、卡在哪儿了，心里有本账。
我在综合处干了一个多月，渐渐把各处室的情况摸清楚了。有一天开处务会的时候，吴处长说年底厅里要起草明年的全省党建工作要点，综合处负责统筹协调，各处室分头起草相关部分。他看了我一眼说，周明远你在安远干过基层党建，这一块你牵头怎么样？
我说行，牵头可以，但我一个人干不完，得从各处室借调人手。吴处长说借人的事他去协调。
那段时间我开始带着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小组干活，一共五个人，都是从不同处室抽来的年轻人。最大的比我小两岁，最小的刚参加工作一年，都挺能干，就是缺乏统筹经验。我把任务分解成十来个模块分给他们，定了时间节点和相互衔接的标准，每周开两次碰头会拉进度。
带人干活跟自己干完全不是一回事。自己干的时候，熬几个晚上把材料写出来就完了。带人干的时候，你得时刻关注每个人手里的进度，谁卡住了要帮着想办法，谁赶不上了要调整安排，谁干的活质量不够要耐着性子返工。有一回一个从研究室借来的小伙子交上来的稿子，洋洋洒洒八千字，但核心观点模糊，逻辑也不够清晰。我看了一晚上，第二天把他叫过来，用了一上午的时间带着他重新梳理框架、捋清脉络、精简文字。改完之后他说周处，我以前交稿子从来没人这么带着我改过，这半天比我上三个月班学到的东西都多。
我笑了笑说，我以前写材料也没人这么带我改过，都是自己一遍一遍磨出来的。我带你走一遍捷径，省得你多走弯路。
稿子最终交上去的时候，吴处长看了很满意，在处务会上提了一句，说这次综合处的统筹协调做得不错，周明远发挥了骨干作用。我没说什么，但心里知道这活儿干得漂亮，不仅是内容本身过关，更重要的是带出来那几个人干活的方法和标准，以后到了各自岗位上都能用。
过了元旦，办公厅的人事调整方案下来了。我被任命为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正式从副处提到了正处。拿到任命文件的那天下午，我给李梅发了张照片，文件上盖着红彤彤的公章。李梅回了个大哭的表情，紧接着又发了一条：朵朵说爸爸真厉害，你晚上回来吃饭吗？
那天是周五，我坐了最后一班回江北的大巴。到家的时候快十点了，李梅在客厅看电视等我，朵朵已经在卧室睡着了。我轻手轻脚地换了鞋，李梅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伸手帮我理了理外套的领子，动作很轻很自然。她没说什么恭喜的话，只是看着我的眼睛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辛苦了这么多年的终于松了一口气的味道。
我忽然觉得鼻子有些酸。
正处级的综合处处长，放在省城不算多大的官，但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清晰的刻度。从江北市发改委副科长，到省委书记秘书，到安远县挂职副县长，再到现在的办公厅综合处处长，七年的路一步一步走过来，每一段都没白走。
可日子还得接着过。正处级意味着更多的工作和责任，综合处的摊子越铺越大，年底年初的各种文件和会议堆得像小山一样。我开始频繁加班，有时候周末也回不了江北。李梅嘴上不说，但视频的时候眉眼之间的疲惫藏不住，朵朵在电话里越来越频繁地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每次都说过几天，可过了好几个几天还是回不去。
三月份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到九点多，刚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接到了李梅的电话。她声音有点哑，说朵朵发烧了，烧到三十九度五，她刚带去医院看了急诊，现在在输液。我说我马上回去，挂了电话就往车站跑。到江北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朵朵躺在病床上睡着了，手上扎着留置针，小脸烧得红扑扑的。李梅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眼睛熬得通红，看见我来了嘴唇动了动，没说话，把脸别了过去。
我在她旁边坐下，伸手揽了揽她的肩膀。她没躲，也没靠过来，就那么僵着坐了一会儿，才低声说了一句："周明远，咱们这样下去不是个事。"
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她一个人在江北上班带朵朵，我在省城忙得脚不沾地，孩子生病了她一个人跑医院，我赶回来的时候事情都处理完了。我不是不想回来，是回不来。省城到江北三个小时的路，看起来不远，可工作一压上来，这三个小时就跟天堑一样。
那天晚上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想了很久。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第二天朵朵退烧了，我陪着她们娘俩回了家。安顿好朵朵午睡之后，我跟李梅坐在客厅里认认真真谈了一次。我说梅子，我知道这些年辛苦你了。我现在综合处处长干了大半年，局面基本稳住了，下一步我想跟组织上申请调到江北去工作。省城的机会是多，但咱们不能为了机会把家拆散了。
李梅看着我，眼圈又红了，但这次她没忍着，眼泪啪嗒啪嗒掉在茶几上。她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周明远你说的是真的？你可别是为了哄我才这么说的。
我说不是哄你，是真的想清楚了。我这几年从副处到正处，从秘书到挂职到综合处长，该经历的也经历了，该证明的也证明了。接下来不管在哪儿干，只要踏踏实实做事，对得起老百姓对得起自己良心，在省城和在江北区别不大。但朵朵一天天大了，不能总让她觉得爸爸是个周末才出现的人。
李梅哭了一会儿又不哭了，抽了张纸巾擦了擦脸，说那你想好怎么跟钱书记开口了吗？
我说还没想好，但这件事必须做。
回省城之后，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跟钱书记提调动的事。办公厅的事一桩接一桩，钱书记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我不想在忙的时候添乱。就这么拖到了五月，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江北市召开，钱书记要去参会，我作为办公厅的工作人员随行。
出发前一天我整理行程材料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这个机会正好。现场会结束之后有一小段空档时间，如果能把钱书记请到安远县去看看那片油茶林，在他心情放松的时候把调动的事提出来，可能会比在办公室里正式汇报效果好一些。
我连夜给枫树坪镇的刘书记打了电话，问他那片油茶林现在什么情况。刘书记在电话里高兴地说，今年开春以来长势特别好，去年挂的果今年都转熟了，合作社第一拨压榨的油已经出来了，品质上乘，县里正打算推个品牌出来。我问五一期间方便接待吗？刘书记说随时欢迎，老百姓都念叨你呢。
现场会开得很顺利。江北市这几年经济发展不错，几个现场参观点都有模有样，钱书记看了之后心情明显不错。会议结束那天下午，我找了个机会跟他说，书记，这边离安远县不远，开车一个多小时，您上次去是两年前了，要不要顺道去看看？那片油茶林今年出油了。
钱书记看了我一眼，大概猜到了什么，但没说破，只说那就去看看吧。
车子往安远开的时候，我坐在副驾驶上心跳得很快。后视镜里钱书记靠着座椅闭目养神，我拿不准他是不是知道我想干什么。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觉得像是过了一整天。
到枫树坪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刘书记带着合作社的几个农户在山脚下等着，一看见车队就迎了上来。钱书记下了车，环顾了一圈那片山坡——两年前还只是齐腰高的小苗，现在已经长成一人多高的油茶林了，满山绿油油的，枝头上挂着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山风吹过来，整片林子哗啦啦地响，像是在说话。
合作社的王大姐也在人群里，看见我来了老远就招手，走到近前递了一瓶油给我，说周县长，这是去年第一批榨的，我一直给你留着。我说我现在不是县长了，回省里了。王大姐说那我不管，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个蹲在泥地里帮我挖树苗的周县长。
钱书记在旁边听见了，笑了笑，接过那瓶油看了看，说小周，你在这里干的事没白干。
我们沿着山坡往上走，钱书记走得不算快，在一棵油茶树旁边停下来，伸手摸了摸树干上的疤，那是去年滑坡的时候留下的痕迹。"那片滑坡的地在哪儿？"他问。我指了指坡下靠近山脚的那一片，说就在那儿，当时埋了十几亩，后来都补种了。钱书记站在坡上往下看了好一会儿，没说话。
继续往上走的时候，我跟在他后面，心里一直在打鼓。眼看就要走到山顶了，再不开口就没机会了。我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说："书记，我有个事想跟您汇报。"
钱书记脚步没停，边走边说："你说。"
"我想申请调到江北市去工作。家里人都在江北，孩子上学、家里老人生病，照顾不过来。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跑，家里全靠我爱人一个人撑着。我想到市里或县里干点实际工作，离家人近一些，也好有个照应。"
钱书记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前走。走到山顶的时候才停下来，转过身看着我。山风很大，吹得他花白的头发有些乱，他伸手拢了拢，看着我的眼睛问："你考虑清楚了？综合处处长这个位置是多少人想坐的，你才坐了一年多就要走？"
我说考虑清楚了。再好的位子，家里稳不住，心里就不踏实。不踏实就干不好活。
钱书记看了我很久，那目光还是跟三年前一样，很沉很平静，像一潭看不透的深水。然后他忽然笑了，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挤在了一起，说我当初选你当秘书的时候，看上的就是你这份实在。这些年你长进了不少，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好事。
他转身往山下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调动的事回去再说，你先把眼前的工作交接好。江北那边我会让人打声招呼，具体去市里还是县里、干什么岗位，到时候组织上会研究。但我先把话放这儿——你在哪儿干都是干，不要觉得从省城下去就是退步。你在安远干的那两年我看在眼里，那种实干劲比什么位子都值钱。"
那天从安远回省城的路上，车里很安静。我看着窗外黑下来的天，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可另一块石头又悬了起来。调动的事钱书记松了口，接下来就是具体操作了。从省城到市里，从正处级综合处处长到市里某个岗位，别人看起来可能是降了格，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主动的选择，选了就不后悔。
车到省城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下了车，站在省委大院门口给李梅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我说："梅子，我跟钱书记提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李梅的声音传过来，带着抑制不住的颤："他怎么说？"
"他说好。"
李梅在电话那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那口气舒了很久，像是压在她心口好几年的东西终于松开了。然后她笑了，声音又清又亮，说："周明远，你总算想通了。"
我站在路灯底下，看着自己的影子被灯光拉得长长的。九月的风从大街上吹过来，带着一点点桂花的甜味。远处电视塔上的彩灯一闪一闪的，跟无数个加完班走出来的夜晚一模一样。可今晚不一样，今晚我知道路要拐个弯了，那个弯的尽头是家里的灯光、是李梅做好的饭菜、是朵朵写完作业跑过来喊爸爸的脚步声。
值了。
调动的手续比我想象中要快。钱书记打过招呼之后，省委组织部和江北市委组织部对接了两次，前后不到两个月就定了下来。我去的岗位是江北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正处级平调，但市委常委的分量比省直机关的正处长更重，算是往前走了半步。
八月末的一个下午，我在省委办公厅综合处的办公室里收拾东西。桌上的文件都归了档，电脑里的资料拷贝给了接手的同事，柜子里的私人物品装了一个纸箱子。吴处长过来跟我道别，说以后常回来看看，我说一定。他又说周明远你在厅里这几年干得不错，到市里去了继续好好干，家里的事也顾上了，两头都不耽误。
我说借您吉言。
下楼的时候碰到了小刘，他现在已经是秘书处的副处长了，看见我抱着纸箱子站在电梯口，快步走过来帮我按了电梯，说周处，以后回省城办事记得找我喝茶。我说好。电梯门合上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省委大院那条长长的走廊。午后阳光从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砖上拖出一道温暖的光带，跟三年前我第一次走进这栋楼时一模一样。
九月初正式到江北报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这个岗位放在市里分量不轻，市四大班子都来人参加了见面会，市委书记姓孙，五十出头，是个从基层一步步干上来的干部，说话直来直去，没有什么官架子。孙书记在会上说，周明远同志从省里下来，熟悉基层情况，在安远县挂职期间干出了实绩，市里非常欢迎。以后市里的日常运转和综合协调工作，就要靠秘书长多费心了。
我站起来跟大家鞠了个躬，说感谢组织的信任，我在江北出生长大、工作多年，对这片土地有感情。回来就是踏踏实实干活的，不搞虚的。
散会之后我从市政府大楼走出来，站在台阶上看了看四周。江北市不算大，但也比安远县城繁华多了，主干道上车来车往，路边的梧桐树被秋风吹得哗啦啦响。我在这个城市待了十几年，从刚毕业的毛头小子到如今鬓角有了几根白发，中间转了一大圈又回来了。走出去多远，根还在这里扎着。
正式上班之后第一件事是找房子。以前在发改委工作的时候我们住在老城区的一套两居室里，房子不大但够住。这些年李梅和朵朵一直住在那里，我回来之后第一个周末就搬了回去。推开家门的时候，李梅已经做好了饭，朵朵从房间里冲出来抱住我的腰，仰着脑袋说爸爸你这次回来还走不走？我说不走了，以后天天在家。朵朵跳起来欢呼了一声，然后跑回房间去拿她画的画给我看，说要给我补上这些年没看的全部作品。
那天晚上吃完饭，我坐在客厅沙发上陪朵朵看动画片，李梅在厨房洗碗。水龙头哗哗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夹杂着她偶尔哼几句歌的调子。我忽然觉得这个画面我盼了很久了。窗外的路灯透过纱帘照进来，茶几上放着一盘切好的西瓜，朵朵靠在我胳膊上看得入神，小腿一晃一晃的。这种平淡的、普通的、日复一日的生活，曾经是我遥不可及的东西，现在终于回来了。
市委秘书长这个活我干起来不算陌生。之前在省委办公厅综合处的那一年多，做的就是统筹协调、综合汇总的活，到了市里，工作内容差不多，但范围更具体了，服务的对象从省委领导变成了市委班子。每天早上的书记办公会我要列席，会议议题怎么定、材料怎么准备、各部门的协调怎么推进，这些流程我门清。各局办报上来的文件到了我这儿要分流批转，重点事项要跟进督办，遇到跨部门扯皮的事情要居中调解。
干了两个月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江北市有好几个重大项目一直推不动，卡在审批和用地环节，有些项目立项两三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我翻出那些项目的材料仔细看了几遍，发现症结跟当年我在发改委的时候遇到的一模一样——各部门各自为政，信息不通，审批流程叠加，一个环节卡住了整个链条就停摆。企业办事的人在各局办之间来回跑，跑断腿也盖不全章。
我想起在安远县搞油茶基地时候的经验。当时合作社的农户办手续要跑好几个部门，后来我让镇上的干部统一代办，老百姓只交一次材料，剩下的由干部去跑。这个办法能不能搬到项目审批上来？
我把这个想法跟孙书记汇报了。孙书记听完沉吟了一会儿，说你的意思是搞一个项目审批的并联机制？我说对。现在是串联审批，发改批完了给国土，国土批完了给环保，环保批完了再回发改，一圈下来半年过去了。如果把这些部门拢到一起，集中办公、并联审批，材料共享、同步推进，周期至少能缩短一半。孙书记问具体怎么操作？我说我牵头搞一个项目推进专班，把相关的局办都拉进来，定时间表、定责任人、定期通报进度，谁掉链子谁负责。
孙书记想了想，说你先拿个方案出来，在常委会上讨论。
我花了一个星期写方案，把江北市目前卡壳的项目挨个梳理了一遍，列出了需要并联审批的具体环节和部门，还画了一张流程图，什么环节对应什么部门、什么时候交什么材料、多少天之内必须出结果，写得清清楚楚。方案在常委会上一讨论，常委们有支持的也有担心的，担心的是并联审批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中部门之间扯皮推诿、相互不认对方的审核结果，到时候更乱。
我说这个我考虑过了。专班设在市委办，我直接牵头协调，每个部门派驻专人进专班，审批过程中遇到不同意见在专班内部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到我这儿我来协调。各部门的审核结果在专班内部互相认可，企业只面对专班一个窗口，不让他们来回跑。试运行半年，半年之后评估效果，效果好就制度化，效果不好再调整。
常委会通过了。专班在十二月初挂牌成立，办公地点临时设在市政府二楼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发改、国土、环保、住建、规划五个部门各派了两个人常驻，每周开两次联席会。头一个月鸡飞狗跳，各部门的人坐在一张桌子上互相瞪眼，自己的流程不愿意为别人让步，材料标准各说各话，开联席会的时候动不动就吵起来。我基本每天都泡在专班里，今天协调这个明天撮合那个，甚至把各局的审批规程全翻出来一条一条比对，找出可以统一的地方统一标准，找不出统一的地方就设立一个流转签认机制，让各部门在流转单上签字确认，谁签了谁负责。
到了腊月，情况慢慢顺了。第一个通过专班走完审批流程的是一个冷链物流项目，从提交材料到拿到全部批文只用了四十二天，比过去同类项目缩短了一大半。企业负责人来拿批文的时候握着我的手直说谢谢，说过去跑这个手续跑了两年跑不下来，这次这么快就办成了，简直是奇迹。我说不是奇迹，是流程理顺了。
孙书记知道了很高兴，在市委常委会上专门提了这个事，说秘书长干的这件事解决了江北市多少年的老毛病，营商环境要靠这种实打实的改革来提升。其他常委也纷纷表示肯定，我心里高兴但还是稳住了没怎么表现出来，回来跟李梅说起来的时候她才说，你看你那张脸笑得跟朵花似的还装淡定。
春节前，专班又走通了两个项目，各方面的评价越来越好。省里来调研营商环境的时候江北市把专班的做法报了上去，省里说可以推广试点。我接到省委办公厅老同事的电话说周处你这个经验材料写得不错啊，我说这不是我写的，是干的。
除夕那天我带着李梅和朵朵回了老家，陪父母吃年夜饭。我妈在厨房里忙了一下午做了一大桌子菜，我爸拿出来一瓶存了好些年的酒，说今天高兴，明远这些年不容易，总算回来了，工作也稳定了，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我陪着老爷子喝了两杯，李梅在旁边给朵朵夹菜，电视里放着春晚，窗外有人放烟花，声音嘭嘭嘭地响，五颜六色的光映在玻璃上。
朵朵吃完了饭拉着我去楼下放烟花，她手里攥着一根小呲花，举在胸前转着圈跑，银色的火星在夜色里划出一道道弧线。我站在旁边看着她，忽然想起几年前在安远县那个山坡上，她也跑过，跑的姿势一模一样。那时候她身后是油茶林，现在身后是万家灯火。
年后上班，专班的事情步入正轨之后，我把更多精力放到了日常秘书长的职责上。市委常委班子有十一个人，每个人的性格、关注点、做事风格都不一样，我要把班子内部的事务协调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两个人因为一个议题意见不合在会上顶了起来，散会之后我要分别去沟通做工作。有时候某个常委分管的领域出了事需要市委统筹应对，我要协调各部门资源去支援。这活看着不起眼，但干得细了磨人，干得粗了误事。
三月份的时候，省委钱书记来江北调研，最后一站安排在市里的项目推进专班。钱书记走进那间大会议室的时候，墙上挂着项目进度表和审批流程图，五个部门的人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各忙各的，看见领导进来都站了起来。钱书记摆摆手说你们忙你们的，我就是来看看。他在进度表前面站了一会儿，问那些标红的项目是什么情况，旁边的工作人员解释说红色是已经走完流程进入施工阶段的，绿色是正在审批中的，黄色是遇到卡点需要协调的。钱书记点了点头，转过来对我说，小周你这个办法好，全省都该学学。
那天陪钱书记吃饭的时候，他说在江北干得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工作上顺手，离家也近。钱书记笑了笑说当初你提调动的时候我还有些舍不得，现在看来是对的，人得在一个自己舒服的环境里才能把活干好。我说谢谢书记理解。他又说省里明年可能要调整一批市县的班子，你这段时间好好干，把成绩拿出来，以后有的是机会。
我没接这话，但心里明白他的意思。眼前的事还多着呢，先把现在的工作踏踏实实做好了，以后的事以后再想。
四月的一个下午，我突然接到枫树坪王大姐的电话。她说周县长，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年油茶大丰收，合作社榨了三百多斤油，县里帮我们注册了商标，第一批已经卖出去了，卖得可好了。电话那头吵吵嚷嚷的，好像围了好几个人，她又说我们商量了一下，想给你寄两瓶过去，你别嫌少，这是咱们合作社的一点心意。我拿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窗户前面，鼻子忽然有些酸，我说王大姐油我收下了，钱我一定付，你们刚起步不容易。她说钱我们就不要了，你要给钱以后就不给你寄了。我只好说那行，油我收着，等我哪天回安远看你们，请你们吃饭。
挂了电话我在窗边站了好一会儿。四月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融融的，窗外的梧桐树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抖着。我想起那个山坡上齐整整的油茶林，想起王大姐坐在泥地里哭的样子，想起刘书记半夜打着手电筒跟我走山路去看灾情的那个晚上。那些事情过去两年了，可在我的记忆里还是鲜活的、滚烫的。
晚上回家我把这事跟李梅说了，李梅说人家心里还记着你呢，说明你当初的工作没白做。我说是啊，在安远那两年虽然辛苦，但是值得。李梅说你现在在江北也是干一样的事，慢慢也会有老百姓记住你。我说那不一定，秘书长的工作跟下面接触少，老百姓不一定看得见。李梅说那你就多下去走走，跟以前一样。
她说得对。从那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安排时间往下面跑，每个月至少去两三个县区调研，不光是看成绩，也要看困难。有一次去了一个偏远乡镇的卫生院，屋顶漏水、设备老旧、留不住医生，老百姓看个病要跑几十里路。回来之后我把情况整理了一份报告，在市委常委会上提了出来，建议市里给偏远乡镇卫生院的改造投入专项资金。常委们讨论了几轮，有人提出来钱从哪儿出，我说从预算里挤，或者向上级争取专项转移支付。后来孙书记拍了板，市里拨了八百万，省里配套了一点，十个偏远乡镇卫生院的改造工程陆续启动了。
又有一次我去下面一个工业园区看企业，有个做电子配件的小厂老板跟我诉苦，说招工太难了，年轻人不愿意来，来了也留不住。我问为什么留不住？他说工资是不高，但主要是这里太偏了，没商场没电影院没外卖，年轻人待不住。我回来琢磨了一下，跟分管城建的副市长碰了个头，在园区附近规划了一个小型的生活服务区，招商引入了超市、快餐店和几家像样的小饭馆。那年年底再去的时候，那个小厂老板跟我说周秘书长，今年招工容易多了，新来的几个大学生都愿意签合同了。
这些事听起来不大，放在整个市的工作盘子里面不算什么亮眼的政绩。但我知道对那个乡镇的老百姓、对那个厂子的老板和工人来说，就是实实在在的变化。我在安远学到的道理到现在还管用——做事情不能光盯着大数字大项目，那些角落里的小事、那些不被看见的人，才是工作最要紧的落脚点。
日子一天一天过，工作一件一件干。朵朵上了三年级，成绩不错，李梅工作也顺利，我们一家人的生活终于过上了那种最普通但又最珍贵的日常。每天早上我送朵朵上学，顺路去买豆浆油条，李梅在车上化妆，朵朵在后座背课文。晚上回来三个人围着桌子吃饭，电视开着新闻当背景音，偶尔聊几句今天发生的事。周末要么回老家看父母，要么带朵朵去公园或者图书馆，李梅有时候抱怨说我周末还接工作电话，我就把手机调静音扔到沙发垫子下面。
有天晚上朵朵睡着了，我跟李梅坐在阳台上喝茶。五月的晚风很舒服，楼下能听见虫鸣。李梅忽然说，周明远，你觉得你现在幸福吗？我愣了一下，然后笑着说是挺幸福的。她又说那你还想过回省城去吗？我说不想了，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现在这样挺好。
李梅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嘴角带着笑，没再说话。阳台外面的夜空很干净，星星稀稀疏疏地挂着，像是不小心洒上去的几粒碎米。我靠在椅背上，把杯子里的茶喝完，听见客厅里朵朵说梦话的声音隐隐约约传过来，心里忽然觉得很满很满。
这条路走了很久，从江北到省城，从省城到安远，又从安远回江北，绕了一大圈。一路上有泥水有阳光，有眼泪有笑声，有做出抉择时的忐忑，也有回头看时的坦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都是些普通人过的普通日子，可正是这些普通日子一块一块垒起来，才有了今天这个让我觉得踏实的人生。
夜风吹过来，阳台上的绿萝叶子轻轻晃了晃。我伸手握住李梅放在茶几上的手指，她没抽回去，就那么让我握着。远处城市的灯火明明灭灭，像是这个夜晚平稳的心跳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