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新疆史学家穆萨·赛拉米著《伊米德史》、《清史稿》、《左文襄公全集》、《大清律例》刑律、光绪朝奏折档案、《左宗棠年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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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年(1877年)腊月,天山南麓的喀什噶尔城外,朔风顺着戈壁滩的走向横扫过来,把黄沙打在每个人脸上,像是细针密集地刺。

这座城池,已经让阿古柏盘踞了整整十三年。

城墙上的旗帜在寒风中拍打着,发出沉闷的声响,城门外横七竖八地倒着残兵的尸体,有些已经僵硬成奇怪的姿势,靴子上还沾着未干的血迹。

刘锦棠麾下的西征军前锋破门而入,城内的守军或逃或降,已呈溃散之势。

清军士卒按照命令分头清查,逐院搜索,收缴兵械,登记人口。

街道上还飘着硝烟的气味,和着深冬干冷的风,一股一股地往鼻孔里钻。

就在城中一处高墙深院里,一名清军什长撬开了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

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长期积压在密闭空间里的气息——潮湿、柴灰、廉价油脂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说不清楚是什么,但辨得出来是很久没有透过新鲜空气的地方特有的那种沉闷。

阳光从高处的一扇小窗斜斜照进来,在院子里落出一块窄窄的亮斑。

亮斑的边缘,蜷缩着数十名妇女。

有的侧卧在草席上,有的靠着墙坐着,有的抱着膝盖,把头埋在两臂之间。

一听到门响,所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把头转了过来。

那是一种警觉与麻木混合在一起的神情,像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囚禁之后,已经忘记了除恐惧之外还有别的情绪可以表达。

她们是汉族女子,还有回族女子,从中原和甘陕各地被劫掠而来,在这座异族宫苑里困了多少年。

有的是被土匪卖给阿古柏的部下,辗转几道手才进了这里;

有的是在战乱中与家人离散,被人裹挟着押送过来;

有的甚至连自己是怎么进来的都已经说不清楚了,只记得有一天突然被带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

清军士卒们愣在原地,谁也没有第一时间说话。

消息层层传报,沿着军报的渠道一级一级往上走,最终汇集到了坐镇甘肃肃州的钦差大臣左宗棠的案头。

这些女子,依照《大清律例》的条文,身份极为复杂。

她们曾被逆贼纳入后宫,按律当属"从逆缘坐"之列,等待她们的,依照旧例,可以是发配为奴,也可以是更严苛的处置。

各路官员幕僚纷纷呈报意见,对这些女子的去向争论了数日,始终没有定论。

就在各方意见僵持不下之时,左宗棠批下了一道令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军令,争论就此戛然而止,那些深院里的女子,从此走上了一条与《大清律例》的刀口背道而驰的路。

而就在这道军令送达的同一时刻,喀什噶尔的牢房里,还关押着阿古柏的骨肉子孙,以及那个在历史上说不清道不明的叛将何步云——

他们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悬在大清律法的刀口之上,等着左宗棠这一手落定。

当左宗棠这道令的全部内容被彻底呈现出来的那一刻,它所触发的连锁反应,远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深远,也都要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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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舞童,怎么占据了半个新疆

阿古柏,全名穆罕默德·雅霍甫,大约生于1820年,出生在中亚浩罕汗国境内一个叫匹斯坎特的小镇。

他的身世说起来极其卑微,有记载说他父亲是个小官僚,家道中落;

也有说他跟着母亲改嫁给了一个卖肉的屠夫,靠着屠夫家糊口。

不管哪个版本,结局都一样——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流落街头,成了一个彻底靠自己挣扎求生的孩子。

幸亏他生了一副好皮囊,眉目端正,被一个流浪的草台戏班子收留,专门训练成男扮女装的舞童,在浩罕汗国各地的集市上卖艺换饭吃。

这类舞童在中亚地区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巴特恰",地位低贱,却胜在能混个温饱。

这样的出身,放在浩罕汗国任何一个上流人物的眼里,都是最底层的存在。

但阿古柏偏偏不信命。

他在戏班子里翻滚了几年,长到青年时候,凭着一双锐利的眼睛看准了乱世里每一个可以往上爬的缝隙。

他投身军旅,在汗国军队里摸爬滚打,靠着骁勇和手段逐渐立足,做到了阿克麦吉特要塞(今哈萨克斯坦克孜勒奥尔达)的指挥官。

手里有了兵权,眼界就跟着宽了,野心自然也随之膨胀。

同治三年(1864年),清朝刚刚从太平天国的焦土里喘过一口气,西北边疆的管控大幅松弛。

新疆天山南北相继爆发动乱,原本各自为政的割据势力你争我夺,形势一片混乱。

南疆喀什噶尔一带的势力独木难支,派人越过天山,去浩罕汗国求援。

浩罕摄政王毛拉阿里木库里抓住机会,于同治四年(1865年)命阿古柏率五十名骑兵,护送所谓拥有"圣裔"身份的布素鲁克进入喀什噶尔。

表面上是去"帮忙",实则是带着在新疆建立政权、扩张势力的秘密使命。

阿古柏一进喀什噶尔,首先把布素鲁克架空,让他做傀儡,自己掌握实权。

随后以武力一城一城地扩张:同治四年(1865年)拿下喀什噶尔,同治六年(1867年)正式宣布自立为"埃米尔",废掉傀儡,建立"毕杜勒特汗国",也就是俗称的"洪福汗国"。

此后继续蚕食,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库车、阿克苏、乌什相继落入他手。

到了同治九年(1870年),他的势力更越过天山,占领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一带,把整个北疆也笼罩在了他的阴影之下。

短短六年时间,最初只带着五十名骑兵入疆的外来者,已把新疆大部分土地攥进了掌心。

他的背后,有英国和沙俄同时撑腰。

英国从印度方向给他输送军火,派驻军事顾问,甚至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亲笔修书致意;沙俄承认他的政权,与之签订通商条约,同年还出兵侵占了伊犁。

两个列强各怀鬼胎,都想借阿古柏这颗棋子在中亚的棋盘上落下更多的钉子。

阿古柏盘踞新疆的十三年,给各族百姓带来的是一笔沉重的账单。

新疆史学家穆萨·赛拉米在《伊米德史》里详细记录了阿古柏治下的种种苛政。

税目繁多,名目令人窒息:乌守儿、扎喀提、塔纳甫、撒满普尔、哈拉吉、库那列乌、卡甫散,各种宗教税、土地税、军需税、附加捐,层出不穷,叠加起来压在每个农牧民的肩上。

农民交完赋税之后,往往只剩下收获的四分之一,有时甚至更少。

交不起税的,被迫变卖土地、牲畜,乃至家里锅碗瓢盆都搬出去抵税。

税吏登门催收,甚至规定"白天应交的不准拖到晚上,晚上应交的不准拖到天亮",把百姓逼得喘不过气来。

当地人愤恨至极,骂他"把七层地皮都卖光了"。

柯尔克孜族人把他比作"黑色的猫头鹰"和"灰色的野狼",说的正是这十三年里他对各族百姓的盘剥与掠夺。

阿古柏还在喀什噶尔搞出所谓"新娘巴扎"——规定所有在喀什噶尔逗留三天以上的外来人口必须在当地迎娶一个女人,女子来源包括负债无力还款的家庭的女儿、战争中劫掠来的他族妇女,以及曾支持清朝的家庭中的成员。

而他本人的后宫,据《伊米德史》明确记载,强掠了六百名来自各族的少女充作妻妾,其中包括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在南疆七城各地都设有后宫。

阿古柏本人就蓄有姬妾数百、奴隶三千。

他每次出征打仗,还要带上十余名妻妾随行,装在移动木屋里一同行军,发泄过后便将这些女子赏赐给部下将领,把活生生的人当成可以随意转让的战利品——赛拉米本人作为穆斯林对此记录时,都不禁在书中愤慨质问,是哪一条教义允许他这样做。

六百名女子。

这六百个人的背后,是六百个被强行扯断的家庭,是六百段被迫在他乡度过的岁月。

她们的父兄有人因为抗拒而被打死,她们的丈夫有人死在了反抗阿古柏的战场上。

【二】海防还是塞防,大清朝堂上一场改变走向的大争论

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到光绪元年(1875年)初,清廷内部爆发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争论,核心只有一个问题:国库里的钱,该往哪儿花?

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派认为,新疆地广人稀、土地贫瘠,自乾隆年间耗费巨资打下来,一百多年间每年仍要往里砸数百万两白银,实属沉重包袱。

况且东南沿海的局势同样危急——日本正虎视眈眈,西洋军舰随时可能叩关。

与其把有限的财力投进新疆这个无底洞,不如停拨塞防军饷,全力经营海防。

这套说辞,在朝堂上颇有市场。

支持者中,有为自身利益盘算的沿海督抚,有不愿拨付西征军饷的中央官员,还有大批李鸿章的门生故吏。

眼看着天平渐渐向"海防"一侧倾斜,新疆就此放弃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定论。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左宗棠递上了一道道奏折,把这套说辞逐条驳了个体无完肤。

他说:若不收复新疆,陕甘的驻军并不能因此裁减,因为边境的威胁依然存在,兵饷照样要出;

可若西征成功,边患平定,不仅新疆稳固,连带着内地的压力也能大大减轻,海防与塞防并非非此即彼,而是相辅相成。

他又说,新疆一旦失去,蒙古屏障随之洞开,那时候需要的兵力,比现在西征所费,只多不少。

朝廷反复权衡,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最终下定决心,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赋予他筹兵、筹饷、指挥的全部权力。

这一年,左宗棠已经六十三岁了。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前路有多难。

新疆离关内数千里之遥,大军从兰州出发到哈密就有一千七百里路,穿越莫贺延碛大沙漠时流沙绵延数百里,大队人马行军时水源奇缺,连千人百骑一日的饮水都难以保证,只能分批分期进发。

粮草辎重要靠马、骡、骆驼驮运,从甘肃一路送往前线,消耗的代价可想而知。

于是他做了一件当时很多人看不懂的事:不急着出兵,先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到极致。

他在甘肃、陕西各处屯积粮草数百万石,在兰州建立"甘肃制造局",调来广州、浙江的军械专家和熟练工人,仿造德国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还改造了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给西征军配备了当时中国军队中相当先进的武器装备。

向外国银行借款充作军饷,前后筹措了约一千万两白银。

整顿军队时,连自己的湘军嫡系也一律汰弱留强,剔除空额,不愿出关的一律给资遣回,不加强留——留下来的,都是自愿西征的精兵。

光绪二年(1876年)三月,左宗棠从兰州出发,四月初抵达肃州(今酒泉),将大本营设于此地。

出发时,队伍前头抬着一口棺材。

这口棺材,是左宗棠专门备下给自己用的。

所有人都看明白了这个动作的含义:这位花甲老人,打算死在新疆,绝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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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缓进急战",一场让阿古柏彻底绝望的军事行动

左宗棠定下的作战方针,后来被史家称作"缓进急战、先北后南"。

"缓进"是在出关之前把一切准备到位,宁可多花时间备战,绝不打无准备之仗。

"急战"是一旦大军开动,便以最快速度决出胜负,速战速决,减少消耗。

"先北后南"则是基于对地形和敌情的判断——阿古柏的主力集中于南疆,北疆相对薄弱,先取北疆,再挥师南下,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战略主动权,同时断绝阿古柏与沙俄伊犁之间的联络。

前线总指挥是刘锦棠,时年三十余岁,是左宗棠一手提拔的悍将,左宗棠评价他"英锐果敏、才气无双",将前敌指挥之权全权交托此人。

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底,刘锦棠率湘军二十五个营从肃州出发,分批入疆,走北路直奔哈密,再由哈密西进。

大军行经莫贺延碛大沙漠时,水源极度匮乏,左宗棠事先下令将全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以确保沿途有限的水源够用,不致因缺水而造成非战斗减员。

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刘锦棠部从阜康出发,直扑乌鲁木齐东北方向的古牧地(今米泉)。

守将白彦虎放出消息,说黄田重兵把守,企图诱使清军走五十里无水的戈壁大道,让人马陷入困境。

刘锦棠将计就计,佯装走大道,暗中绕道突袭黄田,打了守军一个措手不及。

双方在古牧地城下鏖战五昼夜,清军以伤亡六百人的代价歼敌六千余人,攻破城池。

随即乘胜追击,白彦虎弃城西逃,清军兵不血刃收复乌鲁木齐(史称迪化)。

此后金顺进占昌吉,玛纳斯城也相继克复,北疆全境宣告荡平。

整个北路战事,从出兵到结束,前后不过三个月。

玛纳斯之战是北路最艰苦的一仗,史料记载清军一共牺牲了六名总兵,被后世称作"绞肉机"式的惨胜,伤亡之重在清史上实属罕见。

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大军休整完毕,南路攻势全面展开。

左宗棠部署了三路并进的方案: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下,主攻达坂城;张曜部由哈密西进,攻击吐鲁番;徐占彪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配合张曜会攻吐鲁番。

达坂城是进入南疆的咽喉,险要之极,阿古柏在此集结了重兵,以山险为屏障准备死守。

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十七日凌晨,刘锦棠部悄然推进,天明时分已将达坂城四面合围。

城内的维吾尔族群众在清军包围圈形成之前,冒着生命危险偷偷送出情报,告知守军有弃城逃跑的计划,刘锦棠据此坚定了强攻决心。

四月二十日,德制后膛炮集中炮击,轰塌城墙一处缺口,各路清军从缺口蜂拥攻入,毙敌数千,生俘阿古柏心腹爱伊德尔·胡里以下一千二百余人。

此战清军仅伤亡百余人,打出了整个南路战役中最漂亮的一仗。

达坂城克复,消息传到托克逊,守军瞬间崩溃。

四月二十四日夜,刘锦棠冒着严寒连夜挥师进击,托克逊守军闻风而逃,据史料记载部众两万余人于四月二十六日投降,不战而克。

与此同时,张曜、徐占彪部完成会师,吐鲁番城中守军听闻消息,主动出城归降。

南疆的大门,就此洞开。

阿古柏的精锐部队在这一连串打击之下折损大半。

他退守喀拉沙尔,把幼子留下驻守库尔勒作为后卫,自己带着残部惶惶而逃。

阿古柏在最后那段时日里精神已经崩溃,日夜哭泣,心腹部下也相继离心离德。

光绪三年(1877年)五月二十九日,阿古柏猝死于喀拉沙尔。

关于他的死因,《清史稿》记载是饮毒酒自杀;也有说是被手下毒死;甚至有英国人的记载说他是酒后与一名小官吏扭打时死去的。

各种说法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这个祸害新疆十三年的人就此倒下,是确凿的事实。

阿古柏一死,他留下的几个儿子立刻为争夺汗位大打出手,内耗不止。

次子伯克·胡里最终夺得控制权,率残部继续对抗清军,但大势已去,形同螳臂当车。

光绪三年(1877年)八月下旬,清军再度向西横扫,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相继克复。

十月间,大军挥师向西四城进发,十二月十七日收复喀什噶尔,十八日克叶尔羌(今莎车),二十四日英吉沙尔告克。

伯克·胡里与白彦虎率残部仓皇越境,逃入俄境。

光绪四年(1878年)一月二日,和田(今和田)最终克复,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宣告全面胜利。

从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出兵肃州,到光绪四年(1878年)一月战事结束,整个过程历时一年九个月。

被阿古柏盘踞的所有土地,重归大清版图,只剩下沙俄侵占的伊犁仍旧孤悬在外,等待此后的外交谈判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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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破之后,一道谁都没预料到的难题摆在了案头

光绪三年(1877年)腊月十七日,喀什噶尔城破。

清军入城之后,各营按照惯例分头行动:一路控制城中仓储,一路搜寻残敌,一路登记户口,一路清查各处院落。

整座城里硝烟尚未散尽,街道上还散落着阿古柏残部出逃时丢下的皮袍、靴子和腰刀,残破的旗帜从城墙上垂下来,被风拍打着,发出低沉的啪啪声。

城中的大院一处接一处地被打开。

有的装着囤积的粮草和皮毛,有的里面关押着被胁迫依附的各地民众,有的则是阿古柏留下的各类人员。

在城中一处院落里,清军推开院门,发现了大批被阿古柏强纳入宫的女子,来自不同族群。

其中就包括从中原和甘陕各地被劫掠而来的汉族女子与回族女子,以及数量更多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女子。

依照新疆史学家穆萨·赛拉米在《伊米德史》中的记载,阿古柏在整个南疆七城共掠夺了六百名各族少女充入后宫。

城破之时,留在喀什噶尔的这部分女子,有的在这里被困了将近十年,有的则是近年才被掳来,无论时间长短,每一个人入宫的方式,都是被逼迫、被买卖、被强迫。

与此同时,清军在阿古柏的宫室之内,搜出了他的四名妻子——这四人,身份非自愿,却挂着"妻"的名头,在律法上属于"逆贼妻妾"一类。

宫室地下室里,清军随后搜出了阿古柏部分子孙:八个子女、两个孙子、两个孙女,以及若干幼龄孩童。

年龄最大的十四岁,最小的才三岁,其中有两个尚在襁褓的孙女因感染风寒、高烧不退,正在发高烧,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另有一个十九岁的儿子引上胡里,被清军从一处地下室里搜出。

被押出来时,他没有惶恐,没有求饶,神情桀骜,全然不像一个落败者,反而连续出口不逊,扬言要替父报仇,为阿古柏复辟。

此外,清军还控制了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物——何步云。

这个人的来历颇为复杂,他本是朝廷委派驻守喀什噶尔汉城的官员,在阿古柏强攻之时与另外两位大臣苦守城池十四个月,却在弹尽粮绝之际开城降了阿古柏,随后其女儿被纳为阿古柏之妻,他本人被赐名"库达来",成了阿古柏政权的一部分。

依照大清律法,这种叛降投敌的行为,株连九族都不为过。

这些人物,全部堆在了清军面前,每一个都是一道说不清楚的难题。

消息汇集成军报,一份一份地从前线递到后方,最终都落在了坐镇肃州的左宗棠案头。

与此同时,刘锦棠大营里,各路幕僚和官员围绕那些被掠妇女的处置,已经吵了好几天,争论始终没有结果。

其中一方援引《大清律例》刑律中的条文,指出谋反大逆案中,正犯之妻妾姊妹,皆可"给付功臣之家为奴",缘坐妇女亦可"发各省驻防给官员兵丁为奴"。

律条明明白白写在那里,依制处置,无可厚非。

另有人认为这些女子留在军中是隐患,主张移交地方官府,先关押起来再说;

还有更极端的声音,认为这些人身份敏感,留着反而麻烦,不如以更直截了当的方式处理。

各执一词,谁也压不过谁,争来争去,最后还是只能等左宗棠从肃州拍板。

左宗棠接到奏报,全部看罢之后,提笔批复。

这道批复写完,以加急军报送往前线。

当回文被宣读出来的那一刻,帐中一片寂静,所有吵了数日的声音都停了下来——

没有一个人事先猜到,这个打了一辈子仗、见惯了刀兵生死的铁骨老帅,在这件事上给出的答案,会是这样的。

而更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是,左宗棠在批下这道令的同时,还另外提笔写了数封措辞异常严峻的奏折,直接送往北京紫禁城——

奏折里涉及的内容,比这道令本身更加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彻底改变了关在牢房里的那批人的命运走向,也将让整个西北大营的人,在接下来的数月里,陷入一种久久无法平静的震惊与沉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