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的伊朗首都德黑兰,街道上挤满了前来悼念的民众。城市核心区域实施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地铁全天不间断运行,所有公共交通免费向民众开放。沿街建筑上悬挂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画像,大批安保人员在各个路口值守,医疗急救车辆在指定区域随时待命。

这一天,推迟了四个多月的哈梅内伊官方悼念仪式正式启动,这场覆盖两个国家、多座城市的国葬,从筹备阶段就牵动着整个中东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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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伊朗官方公布的完整日程,整个悼念和安葬活动会持续一周时间。7月3日首先举行有外国代表团出席的官方告别仪式,7月4日到5日是面向普通民众的公开悼念,7月6日在德黑兰举行全城送葬游行;7月7日移师伊朗圣城库姆举行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的请求,7月8日会在伊拉克的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两座什叶派圣城举行悼念活动;最终在7月9日,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陵安葬。

伊朗官方预计,仅德黑兰一地,参与悼念的民众就可能超过1500万,全程参与的总人数还会更多。伊朗外交部确认,共有约100个国家派出了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代表或知名人士出席,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国外长和部长级官员。

但在这场规格极高、规模空前的国家级仪式上,一个最该出现的人却不会公开现身——他就是今年3月刚刚接任伊朗最高领袖的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也就是已故领袖哈梅内伊的次子。7月2日,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埃拉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证实了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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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穆杰塔巴本人非常希望出席父亲的葬礼,亲自送父亲最后一程,但伊朗安全部门经过全面评估后,坚决不允许他在公开场合露面。做出这个决定的直接原因,是以色列方面在葬礼前夕放出的公开死亡威胁。

时间倒回四个多月前的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动空袭,哈梅内伊在自己的办公室内遇难。同时在空袭中身亡的,还有哈梅内伊的多名家属,以及当时的伊朗国防部长、革命卫队总司令等多名核心军政高层。当时穆杰塔巴也在现场,在空袭中受伤。

事件发生后,伊朗立刻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全国公共机构关闭7天。按照伊斯兰教的传统习俗,逝者应该在去世后尽快入土为安,但当时伊以冲突持续升级,伊朗境内安全局势不稳定,大规模聚集的悼念活动很容易成为打击目标,因此国葬只能一再推迟。

空袭发生十天后,也就是3月8日,伊朗专家会议正式推举穆杰塔巴担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任最高领袖。从接任到国葬举办,近四个月的时间里,穆杰塔巴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露过面。他只通过书面声明的方式发布过几次公开讲话,所有公务安排都通过线下信使或者内部保密渠道传达。

伊朗官方曾多次对外表示,穆杰塔巴身体状况良好,正在正常行使最高领袖的全部职权,但长达四个月的隐身状态,还是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有观点认为他在空袭中受伤严重,无法支撑公开活动;也有分析认为伊朗内部权力交接存在分歧,不同派系之间还在博弈。

也正因为如此,这场推迟了四个多月的国葬,对伊朗来说有着超出悼念本身的多重意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公开发出呼吁,希望所有不同民族、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的伊朗民众都来参与这场葬礼。他明确表示,民众的大规模参与,就是对恐怖主义、暴力和霸凌逻辑的决定性回应,也是向世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伊朗人民在捍卫国家独立和尊严方面是团结一致的。

简单来说,伊朗希望通过这场千万人级别的国葬,对内凝聚全社会的共识,证明国家体系仍然完整、正常运转;对外完成权力交接的公开背书,打破外界关于伊朗内部混乱的猜测,向地区和全球展示伊朗的稳定状态。

就在伊朗紧锣密鼓筹备葬礼、试图借仪式稳住内外局面的时候,以色列方面选择在最关键的时间点放出了直接威胁。6月29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记者问及如何看待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他没有使用任何外交辞令,直接给出了明确回应:穆杰塔巴已经被列入死亡名单。

卡茨同时补充称,以色列军队已经处于全面警戒状态,做好了独立打击伊朗境内目标的全部准备,相关军事行动不需要等待其他国家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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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这番表态,不能简单地当成普通的外交恐吓。过去十几年里,以色列多次在伊朗境内实施定点清除行动,有着成熟的执行路径和大量的实战案例。从核领域科研人员到军方高级将领,不少伊朗高层人物都在以色列的袭击中身亡。2020年,伊朗核计划负责人法赫里扎德在德黑兰郊外遭遇遥控武器袭击身亡;2025年,以色列一次专项行动就造成多名伊朗核领域核心人员死亡。

今年2月的联合空袭,更是直接造成伊朗最高领袖在内的多名顶层人物遇难。这些过往的事实都说明,以色列的定点清除不是口头威胁,而是具备实际执行能力的常态化操作。

对穆杰塔巴来说,出席父亲的国葬本来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作为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他需要在这样的国家级仪式上公开亮相,完成自己的宗教与政治权威背书,让普通民众、宗教阶层和各个权力派系都直观看到他的存在。尤其是在他已经隐身四个月的背景下,这场全国乃至全球关注的国葬,本来是他公开露面、打消外界所有疑虑的最好机会。但以色列的公开威胁,让这个原本理所当然的选择,变成了一道很难权衡的难题。

如果选择公开露面,国葬仪式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和公开的行进路线,上千万民众聚集的现场人员复杂,会给以色列的侦察和打击提供非常明确的目标。现代侦察技术可以通过人脸识别、电子信号定位、行程预判等多种方式锁定目标,一旦出现安全意外,不只是穆杰塔巴个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整个伊朗的最高权力体系都会出现断层,甚至可能引发全国性的动荡。

但如果选择缺席,代价也同样明显。作为儿子,缺席父亲的葬礼不符合传统伦理;作为最高领袖,缺席国家级的悼念仪式,会进一步放大外界对他身体状况、掌控能力的质疑,直接折损他的政治权威。

面对以色列的威胁,伊朗没有选择推迟葬礼或者缩小活动规模,反而进一步强化了现场的安保部署和社会动员力度。整个德黑兰的安保工作由伊朗革命卫队全权负责,核心悼念区域实施完全封闭管理,沿途布置了多层防空和地面安保力量。伊朗武装部队也公开发出强硬警告,明确要求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不得在葬礼期间对伊朗进行任何形式的威胁或者军事行动,否则伊朗会立刻采取对等的报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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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也在外交层面做足了准备。通过前期的外交沟通,共有约100个国家确认派代表出席葬礼,伊朗用广泛的国际参与度,证明自身的外交地位和国际认可度。中国也派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作为代表出席葬礼,中方在吊唁的同时也明确表态,希望伊朗在穆杰塔巴最高领袖的领导下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同时呼吁各方落实停火成果,保持理性克制,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分歧。

从实际操作层面看,以色列未必真的打算在有上千万民众、上百国外交官在场的国葬现场发动袭击。一旦动手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和外交人员伤亡,以色列会面临极大的国际舆论压力,甚至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地区冲突。

以色列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放出威胁,核心目的不是实施一次斩首行动,而是达成心理层面的威慑效果。只要穆杰塔巴最终选择缺席葬礼,以色列不用付出任何实际的军事代价,就能达成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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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标就是直接打击伊朗新政权的合法性与公信力。外界会直观地看到,伊朗可以组织起上千万人的送葬队伍,可以请来上百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却不能保证自己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安全。

这个结果对内会让民众和各个权力派系产生更多疑虑,削弱新领袖的权威;对外会降低伊朗的地区威慑力,让外界觉得伊朗的领导层处于脆弱状态。以色列的重点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直指伊朗新权力中枢的公信力,用持续的死亡威胁打乱伊朗新领导层的节奏,消耗伊朗的内部士气。

这件事更值得警惕的地方,是中东地区默认的安全规则正在被一步步打破。在过去的国际关系和地区交往中,国家葬礼、大型宗教仪式、官方哀悼活动,通常被各方默认为不应该被军事威胁干扰的场合,这是地区之间为数不多的安全缓冲和底线共识。但现在,以色列直接把国葬期间当成了施加军事威慑的窗口,公开点名威胁对方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意味着,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地区安全缓冲空间,又被压缩了一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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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公开的政治活动、宗教集会都可能成为定点打击的目标时,各方之间的误判概率会大大提高,正常的外交沟通和谈判空间也会进一步缩小。各方都觉得自己是在防守,都在采取更激进的手段保障自身安全,最终的结果就是局势持续升级,冲突的风险不断累积。而中东地区是全球重要的能源产地,霍尔木兹海峡承担着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一旦地区局势失控,能源价格、航运安全都会受到直接冲击,全球很多国家的经济都会受到牵连,大国在地区的博弈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从目前的局面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在这场国葬的博弈中,都没有占到绝对的优势,也都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以色列用公开威胁迫使伊朗新领袖缺席,达成了心理威慑的效果,但也进一步打破了地区安全的底线,让双方的对抗越来越没有规则约束,未来爆发更严重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升高。

伊朗用大规模的民众参与和广泛的国际出席,撑住了国家的整体形象,稳住了基本的内外局面,但新领袖缺席带来的权威损耗,也是实实在在的,后续还需要更多动作来弥补。

这场本来应该为前一个时代收尾的国葬,最终没有成为局势缓和的节点,反而成了新一轮对抗的起点。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说,更重要的是推动地区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反对用刺杀和军事升级的方式处理国家间的矛盾。只有各方重新遵守基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回到谈判桌前沟通分歧,中东地区才能真正走向长期的稳定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