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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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呼和浩特地区地名特点鲜明，地名的形成及演变过程直观地反映了明清以来蒙古、汉、满、回等多民族共同开发和建设北疆的历史。明代蒙古土默特部的活动和板升人口的发展，形成了本区域蒙古、汉两种地名共存的格局，“呼和浩特”一词作为蒙古语地名产生于明代，明廷赐名“归化城”，二者均成为区域性指代名称。清代时期，呼和浩特地区迎来建村高峰，大量的蒙古语、汉语地名及与满、回等族百姓活动有关的地名，反映出清代编设蒙旗、移民开发、戍守边疆等历史活动，见证了北疆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实。近代以来地名的演变具有自身发展规律，主要有改名、演绎、简称等形式，地名的演变直观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呼和浩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民族心理的变化。
［关键词］明清；呼和浩特；北疆地区；地名文化
明清以来，呼和浩特地区独具特色的地名文化保留着四百余年来历史演变与人群迁徙的印迹，同时也成为当下研究和丰富北疆地名文化的重要素材。探讨不同时期的地名面貌，既可以梳理出一条地名演变的脉络，又可从历史背景角度入手解析地名原意，进而探讨北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情况。本文论述的呼和浩特地区主要指今呼和浩特市行政区划范围，包括新城区、回民区、玉泉区、赛罕区、土默特左旗、武川县、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9个旗（县、区），并在具体问题上会适当向周边地区延伸。
有关呼和浩特地区地名的研究，前辈学者已积累了可观的成果。在基础资料方面，晚清民国时期一些有关的地方志书籍如《古丰识略》《归绥道志》《和林格尔县志草》等已注重地名的收录，有的还对蒙古语地名进行了释义。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丛书的相继问世，为研究地名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涉及今呼和浩特地区地名的有《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呼和浩特市分册》和《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兰察布盟分册》两册。此外，部分旗县区也分别编写了地名志，如《呼和浩特市郊区地名志》《托克托县地名志》等。2003年，《呼和浩特市城镇乡村》一书出版，该书系20世纪末呼和浩特市行政区划调整后，以新的城乡行政区划为框架编写而成的，涉及地名的内容，除大部分转引自上述地名志以外，也提供了一些有关地名由来的新资料。2016年，呼和浩特市启动二轮续志工作以后，又新近编印出一批市级及旗县区地名志。较有代表性的如2020年编辑出版的《呼和浩特市地名志》和2021年呼和浩特市民政局编印的《呼和浩特市蒙古语地名》。
研究文章及著作方面，也有不少的成果。以苏若、忒莫勒为代表的学者都撰写过相关的地名考证文章，也有少数学位论文涉及呼和浩特地区的地名研究。另外，20世纪80年代创刊的《内蒙古地名》和近年来发行的《内蒙古蒙古语地名文化研究》等杂志，也刊发了不少的研究文章。专著方面，目前专门针对呼和浩特地区地名研究的专著较少，如乌力吉陶格陶《呼和浩特蒙古语地名释读》，相关研究多数包含在内蒙古地名研究的著作中，如李树新《内蒙古地名文化》、刘忠和《“走西口”历史研究》、李俊义《内蒙古盟旗名称研究》等。
以往学者多聚焦具体地名释义、考证或分类研究，而针对地名所反映的历史演进情况揭示较少，也少有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视角对呼和浩特地区地名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本文拟在对呼和浩特地区明清以来地名进行归类的基础上，以时代为序，分别对蒙古语、汉语及与满、回等族活动有关的地名进行研究，并对近代以来地名演变的几种形式进行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明代地名考述
呼和浩特地区现有地名中，能够直接上溯到明代的并不多。“呼和浩特”作为蒙古语地名本身而言，是在明代产生并流传至今。此外，“脱脱城”一名也产生于明代，清代时被译作“托克托”。汉语地名仅有“大青山”“昭君墓”“归化城”等少数标志性地名流传了下来。其他一些见诸文献记载的地名多数已不再使用，只是作为既往历史的见证，这类地名往往需要加以考述，才能透过地名本身反映出彼时呼和浩特地区人群活动的历史情况。
（一）蒙古语地名
明代的呼和浩特地区长期作为蒙古土默特部的政治中心，在这片区域里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蒙古语地名。探讨呼和浩特地区明代蒙古语地名的情况，首先需要索以文献记载中明代土默特部活动范围内的相关地名，尽管这个范围远远超出现今呼和浩特市行政区划，但对于探讨呼和浩特地区的蒙古语地名仍然大有裨益。
明代土默特部游牧的范围较广，根据约成书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之后不久的《三云筹俎考》记载，阿勒坦汗“在大同边外大青山、昭君墓、丰州滩驻牧，西至河套，东至宣府洗马林一带”。这只是阿勒坦汗时期土默特部的基本活动区域，即西至河套，东至张家口以北一线，在今天内蒙古中西部地区范围之内，包括锡林郭勒盟中部以西、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包头、巴彦淖尔等市的大部分区域。据《三云筹俎考》等汉文史籍记载，明代土默特部自东向西有以下蒙古语地名：擦哈猱儿、五克儿菊儿克、歹颜那失机、垛兰我肯、克儿、一克菊力革、擦哈把剌哈素、哈郎兀、委兀儿趁、哈套察汗敖剌、没纳河收等。
根据蒙古文《阿勒坦汗传》记载，明代土默特蒙古地方有Höhe qota（呼和浩特）、Dalan terigün（达兰特里衮）、
从上述地名可以看出，明代的蒙古语地名涉及山川、河流、湖泊、城镇等，既有单纯的自然类地名，如čaγan naγur，即汉文史籍中的“擦哈猱儿”，也意译作“白海子”，指含有盐碱较多、湖岸呈白色的湖。也有与人物有关的地名，如Qatun mören，字面意思为“皇后河”，是蒙古人对黄河的专有称呼。大青山蒙古语称呼有两种，一作Dalan terigün，意指“七十个山头”，是根据大青山东西延绵较长、山峰众多的特征命名的；一作Qaraγun-a qan，即汉文史籍中的“哈郎兀”，字面意思有“黑山”之意。城镇有Höhe qota（青城）、擦哈把剌哈素(čaγan balγasun，白城），以颜色冠于城之前作为名称。“擦哈把剌哈素”系阿勒坦汗孙哈木把都儿的驻牧地，据《北虏风俗》记载，其位置在明代偏头关（今山西忻州市偏关县城区偏关古城）“西北边外一百六七十里”，《三云筹俎考》则将其驻牧地记作“黄河塞”，综合二者推断，当在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沿黄河一带。今呼和浩特市赛罕区的八拜村，村东有汉代古城遗址，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呼和浩特市分册》所载，村名由来的一种是当地蒙古语称古城遗址为“八拜”，“八拜”应是由Balγasun音变而来。Bayan
（二）明代板升及相关地名
呼和浩特地区现有大量的板升地名，据相关地名志记载，这些地名多数形成于清代（参见表1）。鉴于“板升”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清代时继续使用，并在一定情况下可当作“村落”的代称。故此，现今的地名中究竟有哪些与明代的板升有关，则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
“板升”一词最早出现于明代嘉靖年间，是对从明朝出逃到土默特蒙古地方汉人居地的称呼，最初是对蒙古语词“城”（balγasun）的音译。据嘉靖三十九年（1560）《明世宗实录》载：“有地曰丰州，崇山环合，水草甘美，中国叛人丘富、赵全、李自馨等居之，筑城建墩，构宫殿甚宏丽，开良田数千顷，接于东胜川，虏人号曰板升，板升者，华言城也。”可见板升的最初形态就是带有城堡、墩台的聚落。
根据文献记载，明代土默特地区作为城堡形态出现的“板升”大概有30多处。据《皇明修文备史·云中考略》记载：“今大同塞外俺答部窃焉，置土堡三十余所，名之曰板升。”又据隆庆四年（1570），阿勒坦汗与明朝议和后，明朝审问蒙古送交的叛人赵全等人形成的《赵全谳牍》，赵全自己住在大板升，另外还有小板升32处，小板升头领中既有汉人也有部分蒙古人。在送还叛逃到蒙古地方的板升头领后，阿勒坦汗将板升人口交给自己的孙子把汉那吉管理，并让义子恰台吉辅助他管理板升。板升成为当时土默特部一支重要的力量，从而成为贵族上层争夺的对象。据天启年间刊行的《涌幢小品》记载，万历十一年（1583）把汉那吉去世后，阿勒坦汗夫人三娘子想要将板升人口收归到自己的手里，便让自己的儿子不塔失礼娶把汉那吉遗孀大成比妓为妻，遭到恰台吉的反对，双方爆发了大板升之战。在战争爆发后，板升头领中诸如丘富、赵全的儿子，曾带领少数板升人口打算投归明朝，被明朝守将拒绝后，为蒙古方面所杀。即便如此，直到十七世纪初，板升人口仍有数万之众，“而板升之地富强甲于诸部矣”。
据明万历八年（1580）《俺答汗进贡图》所绘，在归化城、昭君墓以西至黄河地带的沿大黑河两岸，绘有14处题名为板升的群落。其中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带有高大围墙的土堡，在土堡中未画出其他建筑；第二种是土堡前面带有土房；第三种是建有高大墩台的土房村落，这之中有一处被标作“大板升”；第四种是不带墩台的土房村落。尽管这14处板升并不代表当时板升的实际数量，但对于不同类型板升的描绘则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的。土堡代表了板升最初的形态，如据《赵全谳牍》记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赵全与李自馨“驱使被掳汉人各修筑土堡一座，全周回五里，李自馨周围二里，各自城守”。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苏卜盖村有两座相距不远的土城，当地百姓分别称作“北堡子”和“南堡子”，其中北堡子的周长约为1000米，南堡子的周长约为500米，据当地人说过去也将北堡子称作“大板升”，现北堡子中仍有较为高大的墩台。
1628年，蒙古末代大汗林丹汗受到后金西扩的压迫，在向西奔逃的过程中对土默特部进行了袭扰，占领了归化城，这时板升也被林丹汗所控制。鉴于板升对蒙古地区的重要作用，后金军队西征蒙古地区时曾一度将丰州地区的板升烧毁。崇祯五年（1632），“大清兵将各板升房屋俱烧毁，止存银佛一寺”，此举对在蒙古地区存在了近八十年的板升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根据前文所引文献记载，明代呼和浩特地区有板升城堡30余处。今呼和浩特地名中，仍有一些带“堡”字的地名，如土默特左旗的后朱堡、杨家堡、四德堡等，这些村落的得名与前代废堡或墩台有一定的关系，且均处于呼和浩特平原腹地沿河地带，拥有较为便利的灌溉条件，十分适合农业垦种，似乎与明代板升村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另据同治十二年（1873）《重修毕齐格齐城隍庙碑记》：“毕齐克齐盖归化城西鄙巨镇，往来冲区也，其故地曰聚安堡。”毕克齐镇原名“聚安堡”，按范昭逵《从西纪略》记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已有毕克齐之名，范昭奎记作“毕七庆”，并言“有小楼可登”，该处“小楼”可能是明代板升附建的带有墩台的望楼，可知“聚安堡”应是明代板升名称的孑遗。在今呼和浩特市东郊大青山脚下的苏木沁村东小桥山顶，有明万历四年（1576）摆腰台吉所建华严寺旧址，寺庙外围建有夯土围墙，俗名“堡子庙”，该土堡应是明代土默特部贵族仿造板升城堡建造的。
此外，清水河县南部尚有一些同类地名，如北堡、南堡、新堡等，则属于明代长城沿线兴建的边堡，这些地方原属明朝辖境。如北堡乡川峁上村曾出土明万历六年（1578）“镇远”门额刻石，该村为明代红门市堡，红门市堡始建于隆庆五年（1571），是隆庆和议后，首批开放的6处明蒙互市地点之一的水泉营市场。此外，北堡乡五眼井村也保存有万历二十五年（1597）“新建龙王庙碑记”石碑。在清水河、和林格尔县南部一带，多有此类明代古堡，似乎在明中后期废弃后也为蒙古土默特部所据。据《三云筹俎考·威远路参将分属图》云石堡外靠近长城地带有“宋银儿板升等部落”，位置大约在今和林格尔县新店子镇至羊群沟乡一带。
除上述与“堡”有关的地名外，呼和浩特地区现有村名中，尚有少量地名与文献记载的明代板升有一定的关系。据宣大总督王崇古《散逆党说》记载：
查丰州滩，自东山而西，至黄河约三百余里，自沙岭儿北，至青山约二百余里，滩内有名板升，若俺答、李自馨、黄台吉、邱富、赵全、宋银儿、老汉鱼不剌、五奴骨计、土骨气、大汉笔写契、五呵计、小厮虎喇哈气、杨木匠、周元、罗鉴、锁合儿、仝掇、刘四、郭大医、赵景库、计龙、王道科、王绣匠、哑秃气等二十余处，咸有庐舍，或修堡，或筑墙，或筑墩台以自卫，人口共约三万计，皆服属俺答。
又据《赵全谳牍》记载的小板升头目有：
东打儿汉、火力赤、张榜势、毛榜势、打儿汉、小则火同智、海（伐）［代］首领、俺黑儿器、长腰儿、火里智，（了）［丫］头计、大笔写气、力郎、小则磨毒气、打儿汉、刘栋、锁合儿、韩侯儿、王铣秃、舌兀八儿党、小则红眼子、（小）则徐先儿、李自荣、火（刀）［力］赤老汉、代锁合儿、冯通、小则火里智老汉、五合器、李只害、萧牌子、高洪、马洪······
以上文献所列板升中，个别名称与今天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境内的村名较为接近，如“土骨气”与“讨合气”较为接近，“大汉笔写契”“大笔写气”与“大毕斜气”（今大旗村）接近，“虎喇哈气”与“忽拉格气”接近，“锁合儿”与“锁号”（当地方言读“锁合儿”）接近，“磨毒气”则与新城区村名“卯独沁”接近，以上板升名称似乎与今天呼和浩特地名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抑或基于蒙古语相同的命名规则而产生的。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月，康熙在归化城西南的“达尔汉拜尚”（即土默特左旗浑津桥村，原名“达尔汗板申”）驻跸。该村位于大黑河南岸，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在大黑河流域设置粮庄之处，“新设御庄正当此路，田多耕之不尽，诸塞之外，未见有如此地之平广者”，这里显然是处于明代板升开发的核心地带。据《赵全谳牍》提到明代小板升中，有“东打儿汉”和另外两处同名的“打儿汉”，“达尔汉拜尚”当属其中的一处小板升。
上述文献中提到的“笔写契（气）”，是蒙古语对识汉字的知识分子的称呼。据《万历武功录》记载：“自馨易夷名曰把汉笔写契······前此胡中向无一笔写契，（笔）写契者，皆中国识字之人也。”另据《云中处降录》：“李自馨、周元为必邪气，华言秀才也。”今土默特左旗有多个与之相关的地名，如毕克齐（当地人读作“毕斜气”）、王毕克齐和大旗（大毕克齐）。清康熙年间范昭逵《从西纪略》将毕克齐记作“毕七沁”，并解释道：“犹华言能书者，传言元太后命汉官写经，年久不归，安土于此，今人皆其后，蒙古以物名地率多类此。”可见清初蒙古人认为“毕七沁”仍是汉人，而“元太后”则应是对明代哈屯的民间记忆。这个信息透露出，毕克齐应是明代遗留下来的一处板升，康熙年间仍有明代板升的后人在此生活。
与“笔写契”相对应的是，据《三云筹俎考》会写蒙古文的知识分子被称为“榜实”，前文所引小板升头目中的“张榜势”“毛榜势”即属此类。《阿勒坦汗传》中有蒙古人名为Sadai baγsi（撒岱巴格什），珠荣嘎在注中认为此即汉文史籍中的“撒袋榜实”。在藏传佛教中，精通佛经的僧人也被尊称作巴格什。据乌云毕力格统计，明人记载里有公实把实、公木儿把实、大都把实、黄金把实、铁暨把实、哈儿见把实、山根把实等喇嘛人名。今土默特左旗有把什村，蒙古语原作Baγsi （把什板申），《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呼和浩特市分册》认为该村于康熙年间形成，因住过一位著名的教书先生而得名。该村曾建有颇具规模的藏传佛教寺院一所，名为“公和寺”，始建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在村北侧大青山狮子山南麓有天然山洞一处，名为“喇嘛洞”，洞内及洞口凿刻有佛像二尊，其中洞口的一尊为米拉热巴造像，与白塔山摩崖石刻遗址的同类造像类似，应是明末清初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遗存。可见，把什村也经历了由喇嘛窟居修行发展到建立寺庙的过程，村名的由来应与此有关。
土默特左旗有村名为“参将”，该村内残存有夯土墩台一座，据当地人传说该墩台在清初走西口移民形成村落时即已存在。参将是明代长城沿线军镇下辖的官职名称，是驻守边城的统兵官，位次于总兵、副总兵，官秩正三品。据《万历武功录》，山西偏关老营堡戍卒刘四（刘天麒）叛逃出边后，阿勒坦汗称呼他为“刘参将”。清代亦曾在绿营中沿袭设置参将，在长城沿线的重要关隘城堡，设参将分守。但清代该地区属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地方，并无绿营兵镇守，则参将之名及墩台应为明代板升遗留。
在呼和浩特市部分村落的建村传说中，也保留了一些与明代板升有关的内容。如土默特左旗台阁牧镇的沙家营村，据传明朝后期，一家姓李的由山西省定襄县来此定居，以钉锅为生；又有河北省河间县（今河间市）迁来一家姓刘的，他们是“白莲教”的教徒，为逃避明廷对他们的镇压，被迫迁到本村。无独有偶，土默特左旗白庙子镇的吉牙图村，也有类似的传说。相传，明代三娘子修筑归化城墙时，有一位陈先生被聘为施工小头领，由于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甚得监工蒙古族头领赏识，于是将其女许配给陈氏，并将那里的土地划赠给他。陈氏深感这是缘分，故立村后取名“吉牙图村”，意为“有缘之人”。应该注意的是，以上传说仅是民间流传并记述下来的对于明代板升的口传资料，在没有文献资料的支撑下，其可信度是有限的，仅作为一定程度的参考。
二、清代地名的演变
呼和浩特地区保留至今的诸多地名，绝大多数是清代产生的，这些地名反映了清代编设蒙旗、移民开发及多民族共生的历史景象，而且地名本身也存在相互影响、因时演变的特征。下面逐一进行论述。
（一）“走西口”移民前的村落地名
从相关地名志书所反映的呼和浩特地区清代村落形成的年代来看，大部分村落是在康熙年间之后形成的。这里便引出一个问题，在清初设土默特两翼旗到康熙年间，呼和浩特地区的村落形成情况是如何的？1636年编设土默特两翼旗为20个佐领时，应是划分了各自的驻牧地，当时是否形成了村落，尚未见到相关资料。距此二十年后的顺治十三年（1656），俄国人巴依柯夫出使中国途经归化城时，提到“城的周围全是耕地”。这里似乎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一部分板升人口保留并加入土默特两翼旗；第二种是土默特两翼旗接纳内地的汉人在原板升旧垦地区耕种。这里似乎第一种可能性较大，据前引《崇祯长编》1632年清军烧绝板升之前，“插部蟒阿儿正倘不浪至丰州滩各板升，分付（咐）住牧诸人，仍前安住本部人马”，可见，即便是在察哈尔部占据呼和浩特地区之时，板升人口仍然存在。清兵烧毁板升房屋后，这部分人口流向有多种可能：或为清兵所俘，或随察哈尔西走，或随土默特部分蒙古人口避难到大青山各沟谷（这部分人成为后来归附后金、编设土默特两翼旗的基本人口），或逃回明朝关内地区。
今土默特左旗西北部的大青山内，有沟名为“万家沟”，可能与明末广宁兵备道总兵万有孚有关。清顺治五年（1648）冬，原降清的明代大同总兵姜瓖起兵反清，据《清世祖实录》：“戊戌，和硕英亲王阿济格等奏：十二月初三日，大同总督、司道、饷司、知府各官出城验草。大同总兵官姜瓖闭门叛，其收验粮草之钟古等，俱被陷。”清廷派兵围剿，顺治六年（1649）十月，被围困数月的大同城粮尽援绝，守将杨振威斩杀姜瓖后献城投降。大概在这之后，参与姜瓖反清事件的万有孚携家眷逃到大青山进行避难、垦种。据《偏关志》载：“难发，万氏子孙相率逃至口外大清（青）山，山故多煤，夜梦大司马冠带坐其上，旦日挖之，果然，遂家焉。其后椒聊蕃衍，聚族而居，名万家沟云。”今万家沟内有地名账房塔、大火烧、焦城坡等，传说均与万氏有关，可见第二种情况也是存在的。
鉴于此，康熙二十二年（1683）曾下禁留令，规定内地民人到蒙古地区贸易耕种不得携家带口，不得娶蒙古女子为妻，不得盖房久居，种田需春出秋归。“禁留令”背后恰恰反映了当时在蒙古地区已有不少内地的商人和农民留居。据康熙二十七年(1688)钱良择《出塞纪略》记载，归化城“城中有瓦房一所，砖壁坚致，官设粮仓也。余者土室而已。空地居半。城南民房稠密，数倍于城内，驼马如林，间有驴骡。其屋皆以土覆顶，贴对皆汉字，窗户精好。”盖土屋居住、民房稠密、贴对联皆汉字、有驼马驴骡等力畜表明归化城外有大量的汉族商人和农民居住。
康熙三十一年（1692），因西北噶尔丹的叛乱，曾派户部尚书马齐、兵部尚书索诺和等大臣到山西右卫和归化城勘查驻兵之处，他们查勘归化城后提出：“归化城小，地荒田卤，难以耕种。归化城西南三十余里外，有浑津村。村南十里外，有浑津巴尔哈孙旧城基址，城北有大土尔根河，周围三里余，宜展此基址，一面三里，筑土为城，造房驻扎官兵，城之四围所有田地，可取以给官兵耕种。”经议政王大臣等议认为，“归化城之浑津巴尔哈孙无城，右卫见有城，且近归化城，大宜驻兵”，于是选定了右卫驻兵。
康熙三十四年（1695），曾在原明代板升核心区域的归化城南大黑河流域设粮庄十三处，今土默特左旗大黑河沿岸有东刘庄、西刘庄、东王庄、西王庄、杜庄、潘庄、赵庄、张庄等以庄命名的村落，均是清朝设立粮庄形成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皇帝出巡时在呼和浩特地区驻跸的地名有“白塔”（今赛罕区白塔村）、“归化城”、“衣赫图尔根郭尔之南”（大黑河南）、“达尔汉拜尚”（今土默特左旗浑津桥村）、“丽苏”（今土默特左旗里素村）、“湖滩河朔”（今托克托县河口村）。
此外，在康熙年间，从山西出杀虎口外的驿道沿线，已有不少固定村落。据清代范昭逵《从西纪略》记载，其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四月十五日出杀虎口，午间行至佛爷沟（今和林格尔县新店子镇佛爷沟村），“土人进奶茶，此后所履皆属蒙古地。盖归化城南间有山陕人杂处，而归化以北更无华民矣”。根据该书所记路线，出杀虎口依次停歇的今呼和浩特地区的村落有：佛爷沟、新店（今和林格尔县新店子镇新店子村）、乌孙土鲁（今和林格尔县城关镇武松村）、二十家（今和林格尔县城关镇）、土城（今和林格尔县盛乐镇上土城村）、萨里沁（今土默特左旗沙尔沁镇沙尔沁村）、舍勒乌孙（今土默特左旗沙尔沁镇西什拉乌素村）、青冢（今玉泉区昭君墓）、归化城、台罕木（今土默特左旗台阁牧镇台阁牧村）、毕七沁（今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插苏（返程中记作“插苏气”，今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托西贺（今土默特左旗敕勒川镇陶思浩村）等。这些地方“已见土房村落，鸡犬闲闲，系归化城所辖之土默特。虽属蒙古，而气象大殊”。以上途经的村落，仅是行进途中停歇的地方，可见那时呼和浩特地区的村落密度已初具规模。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西巡以后，见到西北内地民稠地窄，土地贫瘠，而蒙古地区却有不少可垦种的肥沃土地，加上征讨噶尔丹的清军及驻守蒙古地区的军队需要大量的军粮，于是便正式废除了禁留令。刘忠和将这一年视作“走西口”移民潮的开端。
（二）蒙古语地名
从前文分析的一些明代蒙古语地名来看，清代的很多蒙古语地名的命名方式与之相同，诸如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动植物以及人工形成的地物如水井、建筑等。这类地名更加具有传统意味，既是对元明以来蒙古语地名传统命名方式的继承，也与汉语同类地名的命名方式类似。（见表2）
呼和浩特蒙古语地名中，尚有一类是以人名命名的。具体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直接以姓名命名的，如生盖营（新城区）、乌兰巴图（玉泉区）、达尔架（土默特左旗）、吉牙图（土默特左旗）、恼木汗（土默特左旗）、铁帽（土默特左旗）、巴独户（土默特左旗）、白只户（土默特左旗）、毛脑亥（土默特左旗）、什力邓（托克托县）、什力圪图（托克托县）、丹岱（和林格尔县）、巴尔旦营（和林格尔县）等；第二种是以官职、爵位命名的，如章盖营（玉泉区、赛罕区、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东甲兰营（玉泉区）、台基营（和林格尔县）、台几（和林格尔县）、北台基（托克托县）、栽生（土默特左旗）、栽生沟（和林格尔县）等；第三种是以宗教职位或喇嘛名称命名的，如古尔丹巴（土默特左旗）、圪什贵（土默特左旗）、西达赖营（赛罕区）、喇嘛营（土默特左旗）、善友喇嘛（和林格尔县）、班定营（玉泉区）、伍把什（托克托县）等。
呼和浩特蒙古语地名中，以职业或社会分工命名的村庄较多。这类地名以“齐（气）”或“沁（庆）”为后缀，意指不同职业的匠人。如赛罕区的苏木沁（筑庙者）、什不斜气（养小鸟者），土默特左旗的察素齐（造纸者）、毕克齐（文书）、什报气（养鹰人）、讨合气（伙夫）、小瓦窑（系“小瓦窑圪沁”简称，“瓦窑圪沁”意为造碗匠）、沙尔沁（挤奶的人）、雨施格气（毡匠）、点什气（绳匠）、祝拉庆（画匠），托克托县的祝乐沁（画匠）等。以职业名作为人名是土默特蒙古社会中比较有特点的命名方式，根据档案文献资料，清代归化城土默特蒙古社会中有将匠人名称直接作为人名使用的，如察素齐、讨合气、齐老齐等，这应是对明代板升头目中同类名称命名传统的直接继承。
这类由人名演变为村名的，其地名最早均应为小地名名称，也就是小块土地所有者的名称。在内地百姓前来租种土地进而形成村落的历史进程中，最初定居的小地名名称便成为村落名称。该类以人名命名地名的方式，是呼和浩特地区地名中较为普遍的现象，突出地反映了由土地开垦租赁进而建村的历史进程。
呼和浩特地区的清代蒙古语地名中，尚有少数是以蒙汉语复合式地名出现的，多用蒙古语名作为前缀，加上汉语表示地形或代表村落的词，如土默特左旗的哈达沟、托克托县的塔布峁、苏日坪等，也有汉语作为前缀，加蒙古语后缀的，如土默特左旗的牌楼板。
（三）汉语地名
汉语地名方面，从时间上来看，多数地名是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废除蒙古地区“禁留令”后，大量山西、陕西籍农民移居到呼和浩特地区垦荒建村形成的。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是呼和浩特地区村落形成的高峰期。为了便于管理定居口外的汉族百姓，乾隆六年（1741）设归绥道，下辖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萨拉齐等协理通判（后改称“厅”），这些衙门机构的设立，进一步刺激了移民涌入的规模。在地名产生的过程中，既有主要以标示土地权属问题的人名类地名，也有较多的自然类地名。
在汉语地名中以人名或姓氏命名仍是最主要的方式，这些地名多为复合地形，如沟、圪旦、圪洞、坪等，或代表村落的营、庄、窑等。直接用人名或人名复合的如周家明（土默特左旗）、刘保圪旦（土默特左旗）、吴朋圪堆（土默特左旗）、张宗圐圙（托克托县）、柴六营（和林格尔县）、高茂泉窑（清水河县）、韩庆坝（清水河县）等，这类地名数量不多。多数是以姓氏进行复合的，如董家营（和林格尔县、土默特左旗、托克托县）、郭家滩（和林格尔县）、侯家梁（和林格尔县）、徐家窑（托克托县）、杜家壕（托克托县）、段家园（和林格尔县）、兰家房（和林格尔县）、祁家沟（清水河县）、马家圪堵（托克托县）等。
汉语自然类地名与前文所述的蒙古语同类地名有一定的相似性（见表2）。在汉语地名中，表示人工地物的地名更加丰富，体现出农村社会生产活动的需求。如与生产生活设施有关的地名就有：水磨（新城区、土默特左旗）、碾子沟（托克托县）、北槽碾（槽碾为带槽的碾米工具，清水河县）、双碾儿（清水河县）、碓臼沟（清水河县）、碓臼坪（清水河县）等。此外，也有一定数量反映商铺作坊或匠人的村名，如面铺窑（新城区）、南茶坊（玉泉区）、大豆铺（武川县）、腊铺（土默特左旗）、银匠房（土默特左旗）、饭铺营（土默特左旗）、缸房（土默特左旗）、油坊沟（和林格尔县）、张家当铺梁（托克托县）、石匠营（托克托县）、毡匠营（托克托县）等。还有是反映建村时合作进行农业开发的，如以“犋牛”和“火盘”命名的地名。“犋牛”命名的地名原指建村时拥有的牛犋数量，牛犋是指两条耕牛拉动一张犁组成的生产单位，这类地名有五犋窑（赛罕区）、六犋牛（赛罕区、土默特左旗、和林格尔县）、八犋牛营（土默特左旗）、什犋窑（赛罕区）、十二犋牛营（土默特左旗）等。“火盘”亦作“伙盘”，是指合伙开垦种地，据《河套图志》载：“边外所谓伙盘者，民人出口种地，春出冬归，暂时伙聚盘居之名，犹内地之村庄也。”由此可见，“伙盘”原义与“雁行”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据《呼和浩特市地名志》载，托克托县南火盘村由来，系“清咸丰年间，山西几户人家来此垦荒种地，合伙做饭，定居成村后，得名南伙盘，后演变为南火盘。”呼和浩特地区以火盘命名的地名尚有西火盘（托克托县）、辛家火盘（托克托县）、西鲁家火盘（托克托县）、火盘沟（和林格尔县）、小火盘（清水河县）、新火盘（清水河县）、后火盘（清水河县）等。
汉语地名中，尚有一些能反映由牧转农的历史进程的，如以“帐房”命名的地名即有帐房（土默特左旗）、帐房坪（托克托县）、丈房沟（和林格尔县）、帐房湾（清水河县）等。帐房是对毡帐类建筑的称呼，在上述地名中则是指清代建村时当地有蒙古族居住的蒙古包。据《托克托县地名志》关于该县帐房坪村的由来，清乾隆年间，该地是蒙古人放牧的平滩草地，牧民在蒙古包居住。后有山西郭、樊姓氏汉人迁此居住，逐步形成村庄，因称蒙古包为帐房，草地为草坪，故得名“帐房坪”。
（四）与满族、回族有关的地名
呼和浩特地区尚有一些地名与清代以来满、回等族百姓活动有关，这类地名体现出北疆地区系由多民族共同开发的历史事实。
清代呼和浩特地区满族活动主要集中于绥远城、公主府、驿站及官设粮庄等处，与满族有关的地名也与上述内容有关。
绥远城是雍正十三年（1735）至乾隆四年（1739），在归化城东北5华里处新建的一座城，该城建成后，清廷调山西右卫“建威将军”来此驻防，改称“绥远城将军”，故将此城定名为“绥远城”。为区别两座城，民间将归化城称作“旧城”，将绥远城称作“新城”，这便是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命名的由来。
公主府位于归化城西北扎达海河西岸，康熙四十二年（1703）动工兴建，康熙四十四年（1705）建成。该府是康熙皇帝六女儿固伦恪靖公主（1679—1735）的府邸。清朝实行满蒙联姻，康熙三十六年（1697），固伦恪靖公主嫁给喀尔喀郡王敦多布多尔济，因当时蒙古地区受噶尔丹叛乱影响，局面未稳，因此公主并未前往喀尔喀部居住。先是在清水河县境内居住，该县北堡乡口子上村、老牛湾镇老牛湾村、宏河镇岔河口村等地均有四公主德政碑（固伦恪靖公主齿序为四公主），口子上村四公主德政碑文记载有“幸蒙四公主千岁悯万姓之疾苦，请旨开种边外草地”，老牛湾村四公主德政碑署名为“老牛湾阖属耕种草地人等公举”，可见，清水河南部原明长城两边之间的大片土地在清初已成为“边外草地”。另据韭菜庄乡乾隆十二年（1747）《碓臼沟新建三圣寺碑记》所载：“即如七敦口外有碓臼沟村，幸于康熙五十四年，圣主仁皇帝举沿边地亩敕赐四公主，以为食禄之田，复诏各柜口募民承种，开垦草地。”卜英姿根据《四公主德政碑》等六通相关石碑铭文，指出清水河的公主养赡地涉及的村落有五眼井口、老牛湾、喇嘛湾、栅稍墕、城嘴梁、岔河口、朝天壕、清水河、脑包梁、榆树湾等，反映了养赡地的大概范围，至今清水河地区还大多沿用了这些地名。尽管这些土地经丈放以后划归了地方管辖，但这些地名及遗存的碑刻，对研究公主赐地仍有重要的价值。
公主府建成后，固伦恪靖公主迁居今呼和浩特市公主府。据《公主府志·陵墓编》记载，呼和浩特市东郊的美岱尔（今赛罕区美岱村）、太平庄（今赛罕区太平庄村）、新庄子（今赛罕区辛庄子村）、黑昌图（今赛罕区黑沙图村）等大黑河流域“四村水地”属公主府所有，该四村都有公主府先人坟墓。此外，因公主府建成年代较早，故而其周边在走西口移民潮影响下形成村落时，个别村落的命名与之有关，如新城区的府兴营、回民区的小府等，均是因毗邻公主府而得名。此外，回民区一间房村系最早有公主董姓随从在公主府北3千米处盖了一间房居住而得名。
上述公主府“四村水地”的“太平庄”和“新庄子”命名应与公主府开垦有关。呼和浩特地区以“庄”命名的地名多与官设粮庄有关。除前文所述的康熙三十四年在大黑河沿岸设置的十三处粮庄外，雍正年间从土默特旗划拨了近万顷土地作为山西右卫驻防满蒙汉八旗官兵的马厂地。今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境内即有不少土地属于八旗马厂地。其中，有些地名更是直观地反映了这一点，如和林格尔县的兰其峁（蓝旗峁）、白其口（白旗口），清水河县的白旗窑、兰其口（蓝旗口）等。
根据民国时期《和林格尔县志草》记载，直至民国前期，和林格尔县尚有20个以庄命名的村落，其中隶属右卫驻防八旗马场地的即有镶红旗的裕宁庄、广裕庄，正红旗的广盛庄、太平庄，正黄旗的丰泰庄、丰裕庄，镶黄旗的万裕庄、万安庄、万宁庄和正蓝旗的新安庄、新惠庄、新盛庄等12个官设粮庄。另有兴旺庄（四里米地）、永安庄（十二里米地）、太平庄、石家庄、府平庄、丰盛庄、八里庄、兴旺庄等以庄命名的村庄，可能是受到官设粮庄影响而命名的。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民国时期大量放垦土地，这些以庄命名的地名在今和林格尔县绝大多数已不再使用。
除上述地名外，尚有一些地名与满族百姓活动有关。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有旗下营村，清初为驿站地，当地人称满族人为“旗下哥儿家”，故得名旗下营。土默特左旗沙尔沁镇大阿哥村和小阿哥村，传说均因居住过满族的阿哥而命名。据《绥远通志稿·民族》关于呼和浩特满族语言称谓的记载：“今称父曰阿玛，称母曰额呢，称他人之子侄曰阿哥。”可见，“阿哥”在满族中是比较常见的称谓。新城区有街道名为西落凤街，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呼和浩特市分册》载，清道光年间，慈禧太后的父亲惠徵曾任归绥道台，因此在慈禧当了太后之后，人们将这条街改名为落凤街。
呼和浩特地区现生活着数量较多的回族。据《绥远通志搞·民族》关于呼和浩特回族由来，“自清乾隆间平定准部，回族随军东来，居住归化城者，不及千人。乾、嘉以还，休养生息，人口渐增。迨至民国，已达三千六百余户，男女二万四千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成立了归绥市回民自治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城市少数民族自治城区。1955年，被正式命名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呼和浩特地区的回族主要聚居在城市地区，据《绥远通志稿·民族》记载的回族居住地，“非其邻不宅，穆民忌野居，野近愚，城近智，先邻而后宅”。今回民区、托克托县双河镇、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武川县可可以力更镇均有回族聚居区，并建有清真寺。此外，武川县北部的大以克村也建有清真寺，有回族居住。
清代时，今赛罕区八拜村附近有“回回营子”，有回族聚居，并建有清真寺，后该村回族陆续迁入归化城。据土默特历史档案，道光年间，八拜村回民马成恩控告杨根福吞占其户口地，马成恩自称：“伊祖马文魁，原籍哈密国的回子。乾隆年间因本族分家，奉旨发在斯地都统大人属下为民，拨给回回营子八拜村户口地四块。”白贞认为，八拜村回回营子最初的移民，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回族，而是维吾尔族，并在之后融入到呼和浩特回族之中。
三、近代以来地名的演变
近代以来，随着清末放垦土地，呼和浩特地区再一次迎来建村高峰，并形成了很多与之相关的地名。
（一）垦务运动与放号地
如前文所述，雍正年间在今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境内划拨了大量土地作为右卫驻防八旗的马厂地。乾隆年间，兴建绥远城，右卫八旗驻防大部分移驻绥远城后，在今武川境内的大青山后的土默特旗辖地，重新划拨了马厂地。清末放垦绥远土地时，这两个区域的八旗马场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放垦，形成了很多以“号”命名的村庄。如和林格尔县的十一号、三十号、郑家三号、张家四十一号等，清水河县的三十一号、刘家十三号、党家八号等，武川县的七号、九号、巨字号、盈字号、充字号等。据吴欣研究，和林格尔县境内以一顷（一百亩）土地为一个号。而据《呼和浩特城镇乡村》关于武川县七号村的介绍，则以方圆一里为一个号。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名志·乌兰察布盟分册》，武川县西北部的二份子乡，清代属于达尔罕旗游牧地。光绪二十五年（1900），百灵庙垦务放地，以方圆一里地为一份，划分为十份地，汉族来此耕种居住，建村于第二份地，故名“二份子”。据《呼和浩特城镇乡村》，二份子及其周围的五份子、白彦花等村的土地，当地百姓仍俗称“百灵地”。
在清末放垦时，不少商人参与其中，从政府或发垦方手中认购土地，再转租给农民耕种，成为放地商人。因商人多拥有自己的经商字号，由此其所属的字号往往被命名作地名，这类地名在武川县十分普遍，如大兴昌、三圣泰、万城店、三义元等。此外，呼和浩特市其他地区也有少量的同类地名，如四合兴（回民区）、三和城（土默特左旗）、万全店（托克托县）等。不过后者不同于武川地区的放垦，应是单纯由商业经营而命名。
除上述放垦形成的村落外，有部分村落是由于本地区人口的扩张在清末形成的。如土默特左旗北什轴乡南小营村，位于三两村东南侧，清光绪年间，这里是三两村一大户人家外设的场院。相传，山西石楼县张姓人来此打工看场，逐渐租地耕作，定居于此。后又有山西何、王两姓人家迁居此地，逐渐形成村落。当时称作“野场”，后更名为“南小营”。也有的是民国时期迁移人口形成的村落，如土默特左旗敕勒川镇站村，1922年绥包铁路通车，在此建有陶思浩火车站。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为阻断沿山村落与大青山根据地的联系，将陶思浩车站周围的白只户、妥妥岱、小万家沟、上达赖、白银厂汉、图蛇图、忽日格气、乔庞营、窑子湾等村烧光，强迫村民集中在陶思浩车站周围居住，形成陶思浩车站村，为便于称谓将其叫成了“站村”。
（二）近代以来呼和浩特地名演变的几种形式
地名的形成，是受所处历史环境影响的。因此，地名在形成后，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地名演变的形式主要有改名、演绎、简称等。改名是地名演变中常见的形式，是地名在使用过程中受某种原因的影响而发生的。如托克托县前狼窝壕村，清光绪二十年（1894），因洋人传教士在村南建小洋楼居住，故取名“洋洋壕”。洋人欺侮百姓，乡民极为反感，便借民间“大将怕犯地名”之说，取“狼吃羊（洋）”之意，改名为狼窝壕。也有因事件改变地名的，如土默特左旗平基村，原称“黑村”，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村里出了人命案，归化城官员前来审案时，改为“平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行民族团结政策，很多地名原带有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因素而进行了改名。如清水河县解放村，原名“鞑子沟”，1951年改为现名。也有的是为增进民族团结，添加吉利字词，而改定名称的。如乌兰夫家乡原称塔布子村，蒙古语意为“五”，系最初由蒙古、汉五户人家定居形成村落。1965年，经乌兰夫提议为之更名为“塔布赛”村，“赛”蒙古语意为“好”，新村名意为“五好”。
演绎是地名在使用的过程中，因语音近似而改变名称的情况。这类现象尤其在汉语译写蒙古语地名时较常发生。和林格尔县有村名“武松”，原作“乌素图路”，简称后又经演绎，变成了今名。在汉语村名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如土默特左旗大阳村，因清初曾有兵营，俗称“大营”，后演变成为今名。托克托县豆腐窑村，原为山西河曲窦富迁来开荒种地，筑窑为屋，取名为窦富窑，后谐音转意改为豆腐窑。
简称也是地名使用过程中经常发生的情况，一般是地名写作汉字较长时，在口头上习用简称，有时也上升为改简称为书面地名的情况。如土默特左旗的大旗（原称大毕克齐）、官保（原称官保圐圙）、旧圪太（原称旧圪力圪太）、尔胜（原称袄尔圪渗），和林格尔的台几（原称黄花台吉）等。
在地名演变中，也有以上三种情况中的两种或三种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今土默特左旗铁旦板，原为“扎达盖板申”，意为“凉亭”，因清初建村时有凉亭故名。后演变为“吉太白兴”“鸡旦板申”等。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铁旦板申”，又简称作“铁旦板”。
总而言之，明清以来呼和浩特地区的地名演变见证了这一地区的历史变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地名文化，是北疆地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研究这类地名，不应只从地名分类及语言、语义上去分析，更应该让地名回归历史，既从地名见证历史，又用历史考证地名，从而为解析地名提供科学的视角。
作者：高 鹰
来源：《北疆文化研究》2026年第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江 桐
校对：耿 曈
审订：宋柄燃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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