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安德烈·奇卡提罗》词条、维基百科《安德烈·齐卡提洛》条目、《苏俄史上十大连环杀手》、《12年53条人命，他被称为俄罗斯版"开膛手杰克"》、豆瓣影评《公民X》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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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22日，傍晚，苏联罗斯托夫州沙赫特市，格鲁舍夫卡河边。
气温在零度以下，河面结了一层薄冰，芦苇丛被寒风压弯了腰。
傍晚五点多，天色昏暗，路灯次第亮起，街道上的行人脚步匆匆，都想在寒气更重之前赶回家里。
9岁的叶蕾娜·扎科特诺娃（Yelena Zakotnova）没有回家。
她的母亲等到天完全黑透，出门去寻，问遍了周围的邻居，没有人见过她。
两天后，人们在格鲁舍夫卡河岸边发现了这个孩子的尸体。
法医检查的结论写得很直接：刀伤加溺水。孩子被扔进河里的时候，还活着。
当天有一个目击者，一个叫斯维塔娜·格伦科娃（Svetana Gurenkova）的女孩，她曾告诉警方，在叶蕾娜失踪前，她在公交车站附近看见过后者——旁边站着一个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两人朝着河边方向走去。
警察根据这份证词制作了嫌疑人画像，调查了附近几个有前科的男性，顺带也问过了一个叫安德烈·奇卡提罗的男人。
他的妻子法伊娜出具了不在场证明，说两人当晚都在家里。
证据不足，无法扣押，警察只能走人。
他就这样过了第一道关。
没有人知道，这只是一场持续12年、横跨苏联南北的噩梦的第一天。
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1990年11月20日他被正式逮捕，他在苏联各地留下了至少53名经司法机关确认的遇难者遗体，本人供认了56起。最小的受害者，7岁。
12年，53条命。
把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看，就足够让人沉默了。
【一】一个"不可能存在"的凶手
要理解这个案件为什么拖了整整12年都没能告破，必须先搞清楚苏联当时的刑侦认知体系里藏着什么样的根本性盲区。
苏联官方的标准立场是：连环杀手这种东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
道理说得很清楚——西方社会物质至上、道德败坏、贫富悬殊，才会催生出这种扭曲的个体；而苏联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有集体主义的精神纽带，有互帮互助的社会氛围，这种人根本没有滋生的条件。
这话不只是口号，是真实写进刑警培训体系里的认知前提。
当这个前提存在时，所有不符合这个框架的线索，都会被本能地过滤掉。
地方警察不会把连续出现的类似案件主动串联成一个系列，因为那意味着承认"苏联出了连环杀手"；上级官员不愿意如实上报受害人数量，因为数字太难看会引来问责；各辖区之间遇到跨地区案件，相互推诿，没人愿意出头承认自己管辖范围内有重大遗漏。
真正推动这个案件持续往前走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有极少数。
法证专家维克多·布拉科夫（Victor Burakov）是其中之一。
他从1983年接手开始，就认定这是同一个人作案。
但他的判断，需要面对一层又一层的体制阻力，才能勉强往前推进一步。
这是整个案件最荒诞的底色：不是凶手太聪明，而是体制太封闭。
1978年叶蕾娜案发生后，警方迅速把目光锁定在有犯罪记录的人身上，找到了一个叫亚历山大·克拉夫琴科（Alexandr Kravchenko）的男子——他曾因奸杀一名17岁女孩被判入狱服刑。
没有直接证据指向他杀害了叶蕾娜，但苏联审讯的一贯做法是：反复施压，直到对方认罪。
克拉夫琴科在极度压力下，在认罪书上签了名。
1983年7月，克拉夫琴科被处决。
他是无辜的。
那时候，真正的凶手已经在外面杀了好几个人了，还在继续。
这个冤案在奇卡提洛落网之后彻底证实。
那份让克拉夫琴科丢了性命的认罪书，是逼出来的。没有任何实质证据，只有压力之下写下的文字。
这是整个案件12年里，最先付出代价的一条无辜的命。
【二】这个人，看起来太普通了
安德烈·罗曼诺维奇·奇卡提罗，1936年10月16日出生于乌克兰苏梅州亚布卢奇内村（Yablochnoe）。
他出生的年代，正赶上了乌克兰大饥荒最惨烈的时期。
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强制推行，农民口粮被大规模征收，乌克兰这片被称作"欧洲粮仓"的土地，在1932年到1933年之间因饥荒死去了数以百万计的人。
仅在基辅州，1933年春天就记录了超过一百起人相食事件，整个苏联档案馆里留存有大量吞吃亲生子女的案例。
奇卡提罗的哥哥斯特凡（Stefan），在1931年失踪了。
年仅幼小便从村子里消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父母坚信——斯特凡是被饥饿的邻居绑走吃掉了。
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证实这件事，但在那个真实发生过人吃人惨剧的年代，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是无法想象的事。
关键在于：这个说法在奇卡提罗从懂事起，就被反复讲给他听。
一个年幼的孩子，一边听着哥哥被邻居吃掉的故事，一边生活在真实的饥荒现实里。
那些描述在他脑中留下了什么，后来他在供述中曾坦承：那个故事从未真正离开过他，他时常会想象哥哥究竟经历了什么。
1941年，5岁的奇卡提罗亲历了德军对乌克兰的入侵。
家里的房子毁于炮火，他和母亲躲在地窖和壕沟里。
他的父亲当年应征入伍，1943年在战斗中被俘入狱，战后虽然生还，却因为"被俘"而在苏联的政治逻辑下被认定为通敌叛徒。
父亲带着"叛国者"的帽子回到家，全家从此在村子里遭受歧视。
有这顶帽子压着，成绩优秀的奇卡提罗一次次在升学关口被卡住，最终只能通过函授拿到文凭，在新沙赫京斯克的一所职业学校做了语言和文学教师。
他性格极度内向，同学从小嘲笑他，邻居歧视他，他一声不吭，把一切压在心里。
做了教师之后，他在宿舍管理员的职位上，利用职务之便猥亵男学生。
被发现之后，学校为了保全颜面没有报警，只是开除了他。
1981年，因为学校教师名额缩减，他在职业学校的工作也没了，最终进了一家工厂做采购员。
采购员要出差，要坐火车，在苏联南部各城市的交通枢纽之间穿行。
这对他来说，是一扇敞开的门。
他的外形：身材高大，接近一米九三，戴着厚底眼镜，说话文质彬彬，穿着中规中矩。
如果在街上擦肩而过，任何人都不会多看他一眼。
他有妻子、有孩子、有工作，每次出差回来给孩子带外地的小礼物。邻居对他的评价是安静、老实、从不惹事。
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里，在苏联各地留下了53名遇难者遗体。
【三】尸体越来越多，追查越来越乱
1978年12月22日，第一起案件。受害者叶蕾娜·扎科特诺娃，9岁，沙赫特市。
1981年9月3日，第二起。
17岁的拉瑞萨·特卡琴科（Larisa Tkachenko），在顿河边的树林里遇害，身上有被棍棒殴打的痕迹和大量刀伤。
1982年6月12日，第三起。13岁的女孩柳博芙·伯约克（Lyuba Biryuk），在东斯科伊附近遇害。
杀了伯约克之后，奇卡提罗停不下来了。
1982年7月到9月，他连续作案至少5起：7月25日，14岁的少女柳博芙·沃洛布耶娃（Lyubov Volobuyeva）在克拉斯诺达尔遇害。
8月13日，9岁男童奥列格·波日达耶夫（Oleg Pozhidayev）遇害，其遗体至今未被寻回。
8月16日，16岁少女奥莉加·库普林娜（Olga Kuprina）遇害。
9月8日，19岁的伊琳娜·卡拉别利尼科娃（Irina Karabelnikova）遇害。
9月15日，15岁少年谢尔盖·库兹明（Sergey Kuzmin）遇害。
12月11日，10岁女童奥尔加·斯塔尔马琴诺克（Olga Stalmachenok）遇害。
每一起案件，地点都在车站或铁路站附近，遗体都出现在附近的树林或河边。
受害者都是被引诱离开人群之后，在偏僻地带遇害。
1983年夏天，7岁的伊戈尔·古德科夫（Igor Gudkov）在一个公园里遇害——这是53名受害者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同年，15岁少女劳拉·萨尔基相（Laura Sarkisyan）遇害，遗体至今未找到。
这一年，莫斯科警方终于坐不住了。
连续出现的儿童凶杀案传到了上面，米哈伊尔·费季索夫（Mikhail Fetisov）被派往罗斯托夫主持调查，同时安排法证专家维克多·布拉科夫（Victor Burakov）协助排查。
费季索夫到达后，把调查范围锁定在沙赫特一带有精神病史或性犯罪前科的人员身上。
这个方向是对的——奇卡提罗当时就住在沙赫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有性犯罪前科，只是学校为了颜面没有上报。
1983年9月，警察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一个正在反复向陌生女性和孩子搭讪的男子，截停盘查，从其携带的公文包里发现了绳索和刀具，当场将其控制。
但那时候，没有人把眼前这个穿着体面的中年采购员与正在调查的连环凶杀案联系起来。
警察只把他当成可疑人员登记在册，随即押送关押，按照偷窃嫌疑处理了3个月，因无法举证重大刑事罪行，随后释放。
放走他的那天，附近的调查人员还在努力锁定凶手。
那个人，刚走出了警察局的大门。
从1983年底到1984年初，罗斯托夫全州进入高压戒备状态。
车站附近到处是巡逻警察，便衣遍布各个出入口。
警方在极大的结案压力下大肆抓捕有前科人员严刑审讯，期间有一名年幼的嫌疑人因承受不住逼供压力，在警察局里自杀身亡。
这个细节后来被记录进了案卷，成为整个追捕过程中最令人窒息的注脚——在追凶的路上，先死了一个无辜的孩子。
然而凶案没有停止。
1983年10月到1984年9月之间，奇卡提罗又杀害了15人：10月27日，19岁少女薇拉·舍夫昆（Vera Shevkun）遇害。
12月27日，14岁少年谢尔盖·马尔科夫（Sergey Markov）遇害。
1984年1月9日，17岁少女娜塔莉亚·沙拉皮尼娜（Natalya Shalapinina）遇害。
2月21日，45岁女子玛塔·里亚边科（Marta Ryabenko）遇害。
3月24日，10岁男童德米特里·普塔什尼科夫（Dmitriy Ptashnikov）遇害。
5月25日，32岁女子塔季扬娜·彼得罗相（Tatyana Petrosyan）与其11岁女儿斯韦特兰娜·彼得罗相（Svetlana Petrosyan）在同一地点遇害……
名单还在继续延长。
每一具新出现的尸体，都让布拉科夫更加确信这是同一个人所为。
但他的判断在当时的体制氛围里处于边缘位置——因为承认这是连环杀手，就意味着承认苏联出了连环杀手。
增派人手，意味着向上级承认本地警力不足；向外部寻求协助，等于承认自己技术水平有限；向公众公开案情，就是在全苏联范围内承认这件事存在。
每一条路，都需要有人承担政治上的代价。
没有人愿意承担。
【四】女警做诱饵：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
1984年，案件的压力传到了最高层。
根据后来解密的部分档案记载，消息通过内部渠道上达，高层的反应是：不惜一切，把这个人找出来。
无论上面的具体指令是什么，有一件事确定发生了：1984年前后，内务部（MVD）对罗斯托夫地区的警务部署进行了大规模加强，并授权实施了一项在当时来看极其大胆的方案。
方案的核心，是"诱饵行动"。
根据多年来对案发规律的梳理，凶手的行动模式已经相当清晰：他专门在火车站和公共汽车站附近游荡，挑选落单的目标，以带路、提供零食、声称能帮忙找工作等方式，把对方引到附近的树林或偏僻地带。
受害者里，有离家出走的少年，有在车站等车的旅客，有找不到住处的流浪者——共同点只有一个：落单，没有防备，容易被搭讪。
既然凶手来找猎物，那就用猎物来引他。
一批经过挑选的女警察被部署到凶手最常出没的地区。
她们打扮成普通落单女性，或乔装成流浪者，在车站附近的街道和公园游荡，等待凶手主动靠近。
周围隐蔽位置有便衣男警察盯守，只要目标接近诱饵，立刻上前截停。
人流较少的小站和公园，则主要依赖这些女警分散驻守。
这个计划的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女警察本身就是潜在的受害者候选人，如果便衣的协调出了问题，如果凶手的动作比预想的快，后果无法保证。
没有哪个方案能做到万无一失。
但当时没有别的选择了。
高压布控产生了效果——奇卡提罗感受到了危险，在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近一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新的案件出现。
警方一度以为压力奏效了，案件或许接近尾声。
然后是1984年9月13日。
那天，便衣警察在罗斯托夫的某一个车站附近发现了一个可疑男子，将其截停拘押。
随身搜出绳子和刀具，以偷窃嫌疑为由关押，但同样无法将他与连环凶杀案挂钩。
血样被采集，做了血型比对，结论是：血型与现场证据不符。
他被关了3个月，随后再次释放。
这是第三次。
警方放走他，不是因为粗心，而是因为那个最致命的技术缺陷：他的真实血型是AB型，但B抗原体有时显现极不明显，在当时的检验条件下，血液检测结果显示为A型，与现场遗留体液证据的检测结果不一致。
当时苏联根本没有识别这种罕见生理特殊性的手段。
就是这样一个医学上概率极低的异常，让他三次从警察手里走脱。
1985年8月，等到警方以为案件暂告平息，放松了高压布控，他再次出现了——在莫斯科，杀害了18岁少女纳塔莉亚·波赫利斯托娃（Natalya Pokhlistova）。
同月，又有少女伊琳娜·古利亚耶娃（Irina Gulyayeva）遇害。
之前将近一年的封控努力，只是让他短暂停手，并没有让他消失。
1985年8月，伊萨·科斯托耶夫（Issa Kostoyev）接替费季索夫，主持后续调查。
他把精神科医生亚历山大·布卡诺夫斯基（Alexandr Bukhanovsky）请进了案件。布卡诺夫斯基根据所有案发材料，写出了一份长达65页的心理分析报告，核心判断是：凶手是一个表面普通的中年有家庭男性，受过一定教育，工作稳定，行为高度隐蔽，性心理存在严重障碍。
报告上报之后，回应依然冷淡。
科斯托耶夫甚至暗示可以向FBI寻求协助，被明确拒绝——向FBI求助，等于承认苏联刑侦水平不如美国。
那份65页的报告被锁进了文件柜。
它在文件柜里等了整整6年，才等来了真正被用到的那一天。
而在这6年里，奇卡提罗的名单继续增长。
1987年，他在乌拉山脉地区列夫达杀害13岁男童奥列格·马卡连科夫（Oleg Makarenkov），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杀害12岁男童，在列宁格勒杀害16岁少年尤里·切列肖诺克（Yuri Tereshonok）。
1988年，在红苏林杀害一名身份无法确认的女子，在乌克兰伊洛瓦伊斯克杀害9岁男童阿列克谢·沃龙科（Alexey Voronko），在乌克兰杀害15岁少年叶夫根尼·穆拉托夫（Yevgeniy Muratov）。
每一个名字，都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
1989年3月到8月，又有5人遇害，其中包括8月29日遇害的10岁男童阿列克谢·霍博托夫（Alexey Khobotov）——这个孩子的遗体直到1990年奇卡提罗被捕后才被找到，家属等了一年多，才知道孩子已经不在了。
1990年，杀戮继续。
1月14日，11岁男童安德烈·克拉夫琴科遇害。之后数月，又有多人相继遇害。
受害者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是1990年11月6日。
那一天，奇卡提罗在Donleskhoz火车站附近的树林里，杀害并肢解了22岁女子斯维特拉娜·科罗斯蒂克（Svetlana Korostik）。
那也是他最后一次走进树林。
那一天结束时，从树林里出来的他，手上和脸上有污迹，穿着格格不入的卡其色西服，手里提着一只脏兮兮的尼龙袋。
在Donleskhoz车站执行便衣巡逻的警察注意到了他，上前盘查，记下了他的证件信息，放他走了。
没有搜查那只尼龙袋。
几天后，树林里发现了科罗斯蒂克的残缺遗体。
法医确认的死亡时间，与那份便衣登记记录上的日期完全吻合。
调查员翻出那份记录，对照名字，再翻出1983年的另一份记录。
同一个人，已经出现了第三次。
当那份沉甸甸的档案被摆在案头，当调查员们对着那个反复出现的名字沉默了很久，没有人开口，但所有人都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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