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由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主持，在南京颐和路“主席官邸”召开了汪伪高层会议。在一片恐慌、内讧和混乱之中，会议决定伪政府，至此 ,历时5年多的汪伪政权彻底垮台。同一天,伪满洲国皇帝溥仪面无表情地念了一遍《 伪满洲国皇帝退位诏书》 , 在日本侵略者卵翼之下苟延残喘了13年的伪满洲国也终于曲终人散，卖国汉奸们也随之步入了他们的黄泉末路。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老蒋的手下在沦陷区开始逮捕汉奸,汪伪巨奸纷纷落网，那时逮捕这些汉奸高官，分别采取几种方法，一是诱捕。那时正值中秋佳节，便以这名义向那些汪伪要员发出请柬 , 邀请他们出席中秋赏月晚宴，搞搞团圆联欢晚会什么的，比如周佛海、缪斌、丁默邨等高官就是这样落入法网的；二是追捕。有些汉奸如惊弓之鸟，比如梅思平、凌霄、倪道烺等均抓捕归案；三是举报。比如梁鸿志被列为便藏匿于苏州。不巧的是他新娶的姨太太去上海料理私事时被人发现 , 那人跟踪尾随找到了梁鸿志，幽巷深隐中的苏州私宅,便向国民政府举报。于是 , 梁鸿志在苏州被捕。
四是引渡。比如陈公博、林柏生、莫国康等人就是乘飞机逃到日本，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将陈公博、林柏生等人引渡回国。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陈公博、林柏生等一行7人遂于1945年10月3日引渡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五是被外国逮捕移交的，比如被苏联红军逮捕的溥仪、张景惠、臧式毅等人，被蒙古国逮捕的李守信等人。当然，还有解放之后被我军抓获并获刑的，比如温世珍、张焕相、赵欣伯等人也受到应有的惩罚。
当然，也有极少数漏网之鱼，比如曹汝霖、胡兰成、邹平凡等，搞偷渡流亡海外，虽说暂时逃避了制裁，但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过，也有大汉奸在日本投降后安然无事的，不仅立刻脱身，跳出国民政府抓捕圈，还主动跟我地下组织联系，主动提前起义反正，掌握可供核实的立功记录，这是后来免于清算的核心依据。直接进入我军苏北根据地，随部队辗转苏北、鲁南，解放后由于有几件事情有立功表现，符合先进组织既往立功抵附逆旧罪的处置逻辑，得到了宽大处理，而且还任命为省级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属于厅级干部序列，他也因此成为汪伪少数高级伪省长里唯一全程未受司法惩处的汉奸，此人名叫高冠吾，那么，他究竟做了什么呢？
高冠吾，原名高愈，江苏太仓州崇明县城桥镇（今属上海）人，他15岁入南京江苏陆军小学、陆军四中，前后5年，期间参加同盟会，后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在徐树铮（北洋政府段祺瑞麾下重臣）边防军任参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吕子人部任参谋长，但为时甚短。大部分时间在上海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先在民权、民主两报社任记者，这两种报纸停办后，到湖州旅沪工学任教，并在上海、劳动、南方、文治、群治、中国公学等校任教，讲授文字学的“小学”课程。
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设立大本营、亲任陆海军大元帅，高冠吾随即投奔南方，曾任大本营咨议，广州江防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航政局监督。随后，他受命到贵州，成为贵州军务督办王天培的参谋长，北伐王元培任命为第十军军长，高冠吾任副军长，所部由湘西出洞庭，先后攻下安庆、徐州，占领鲁南。高冠吾曾任徐州警备司令。1927年7月，津浦线上战事逆转，孙传芳、张宗昌的联军反攻，致临城、徐州相继失陷，王元培部以疲惫之师，反攻失败，后老蒋罗列他：“不听指挥，贻误战机；隐兵不报，图谋不轨；克扣军饷，动摇军心“三条罪名秘密处决。
王天培处决后高冠吾觉得自己跟着老蒋没有前途，干脆辞职躲去上海当寓公，先是以卖字鬻文为生，还办过学校，做过实业，开过餐馆等以维持生计。一直蛰伏等待机会。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老蒋 “不抵抗”致东三省陷于日本铁蹄，激起举国震怒。高冠吾觉得将他一军的机会来了，于是联络35位在野将校，发布了一篇题为《十可战》的通电，敦促老蒋 “奋起一战，以死中求生”。通电中这样写道：今日之事，为历史争荣辱，为民族争生死，为国家争存亡，望全国民众投袂而起，全国军人以御侮为荣，以苟安为耻。通电署名“高冠吾、洪忠恺……等同敬叩”。这事在当时还引起了一些反响。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说明他的言行不一。抗日战争爆发，南京沦陷后，高冠吾是第一个公开跳出来投降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直接出任伪南京市政督办，也就是南京沦陷后的第一任伪市长。据说有部名叫《南京照相馆》的电影，描述了一名当翻译官的汉奸王广海，其原型就是高冠吾，首先他是一名乱世中的投机者，哪里有好处哪里上，其次摇摆不定，内心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一方面为日军工作，另一方面又试图给自己留条后路，这种“半睡半醒”的状态让他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同时始终不承认自己是汉奸，强调自己是曲线救国。
也正如电影中描述这名汉奸的穿戴一样，中式上衣+日军军帽+不像军人的身材、长相、或做派，中式上衣代表他是中国人，至少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还是相当认同，只是被时代洪流裹挟，为了谋一条活路，戴着日军军帽证明他已经完全背叛自己的国家，身材、长相、做派体现这个人不是军人编制，不用严格遵守军纪军法和一些条条框框。
这一点，高冠吾在当伪南京市政督时，做了一件事情被人认为良知没有完全泯灭的事情，据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今井正刚在《文艺春秋特辑:我在那里一目击者的证言》中记载，1938年底，时任日伪南京市政公署督办的高冠吾，得知茆山、马鞍、灵谷寺等地尚有大屠杀遗尸，经调查连同残骨有三千余具，命日伪卫生局派掩埋队，收集中山门外灵谷寺至马群一带安葬于灵谷寺之东，立“无主孤魂之碑”。
随后，他自己亲书碑文如下：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余奉命董京市。惟时去南京事变将及一载,城、丛莽、山巅、水溪有遗骨焉。余既收残骸于城上,得二十有六,而瘗之。越二月,村民来告山、马群、马鞍、灵谷寺诸地遗尸尤多,乞尽瘗之。乃下其事于卫生局,选夫治具,悉收残骨得三千余具,葬于灵谷寺之 东，深埋以远狐兔,厚封以识其处,立无主孤魂之碑,且使执事夏元芝以豚蹄、只鸡、酒饭奠之,俾妥幽魄。呜乎!诸君遭时丧乱,膏血肉于荒原，寄骸骨于丘陇,为军为民,为男为妇,为老为稚,有后无后,举莫能知。人生憯痛,莫大于生无所养,死无所丧,况暴骨无依如诸君者。虽然死生有命,修短有数,淘如达人之论,彭殇可齐,随化俱尽。盖人之所争者,不在久暂之岁月,而在不朽之德业与精神也。余既怜而瘗诸君,又以为诸君告。二十八年一月,督办南京市政高冠吾记。
读此碑文，字里行间虽未直指侵略者之罪，却仍透出一丝沉痛与怜悯之意，在历史的灰暗背景下显得格外复杂而沉重。该碑拓片，在战后审判南京大屠杀战犯谷寿夫时还拿出来出庭作证，现陈列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及“江东门纪念馆”浮雕墙上。可以说，这是高冠吾做过的第一件善事。
随后，高冠吾由南京市长调江苏担任省长，那时江苏的省会是苏州，抗战期间，日机轰炸苏州达130余架次，苏州历史最悠久的古典园林沧浪亭遭到破坏。昔日风格古朴，建筑端庄，庭院深沉，别具一格。崇阜广水，杂花修竹，富于野趣；古树佳石，妙趣天成；亭榭依山临水，形制独特，小巧灵活；漏窗变幻丰富，耐人寻味；碑版石刻品类繁多，尤以五百名贤像碑著称，蔚为大观。碑刻、漏窗、假山并称沧浪亭“三胜”不见了，因“名贤五百，湮没不彰”，高冠吾“爰乃募集巨款，庀工修理”，并“特举行五百名贤祭奠”，有《祭五百名贤祠祝文》。他在《重修沧浪亭记》中说：“历时两月，费三万五千余元，成之日，余与都人士献酬如礼。”
接着，高冠吾又拨款兴工，修缮在战火中幸存的因唐代落榜士子张继七绝《枫桥夜泊》中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而闻名天下的“寒山寺”， 还增建了保护大钟的霜钟阁，并且把陈玄珠宝藏的南宋张樗寮先生手书《金刚经》石刻，施予了寺中，嵌于霜钟阁壁间。高冠吾为召开的重葺寒山寺落成典礼发给大家的请帖云：
“冠吾无似，观政吴中逾稔矣，百凡粗理，爰于今春创议倡修沧浪亭，工即竣，乃续葺寒山寺，兹以本月二十六日，霜钟阁成，思有以落之，适内子无意中购得南宋张樗寮先生手书金刚经石刻，群诧为海内瑰宝。内子不敢自秘，即施寺中，庀工嵌诸阁壁，以重文献。是日，适为辛己重阳节前二日，抚此令辰，宜申佳约，招邀胜侣，小集题襟，列坐群贤，登高作赋，惟荤蔬之不腆，倘篮笋而惠临，踵滕阁之风光，愧无雅望，纵龙山之盛会，肯吝清篇，风雨不愆，特修短柬，江山如画，敬候高轩。高冠吾拜启。”
高冠吾书法
可以说，高冠吾修缮沧浪亭和寒山寺，应该算是保护传统文化的一项善举，特别是从两处古迹后来诗碑完好无损的结果来推断，为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要知道，日军侵占苏州时期，寒山寺殿堂房舍曾一度沦为日军仓库马厩，破坏的程度可想而知。后来，高冠吾还当过伪安徽省主席，至今那时安徽的省会蚌埠有一座南山公园，据当地百姓说这四个字是他写的，当然，字的旁边并没有他名字的落款。可见他是喜欢做这些风雅的好事。
到了抗战末期，由于汪伪集团内，地盘狭小(真正为汪伪所控制的不过江南数省)，伪江苏省主席成为群奸互相争夺的头等肥缺，那时高冠吾这位置成为所有的盯着，所以，尤其是当年的大特务头子李士群最想当这职务，因此，他派众多手下特务搜集的高冠吾贪污舞弊的材料和证据，后来给他列举出十大罪状：不服从“清乡”分会调遣，牵制兵力阻碍“清乡”； 盗卖军械资敌；得钱私放抗日分子；擅自征收田亩捐和营业附加税；代办军米吞吃配给物资；克扣各县行政经费……条条都是死罪，但却没有把他撸下来。直到常州无锡交界处的横林镇发生的“横林事件”，即数千民众抢夺日军军粮和烧毁军米仓库的暴动事件。
横林镇地处京沪线中心，是粮食集散地，日伪在此设有军米采购总站（日商大丸洋行）。那一天8时许突然锣声四起，人声鼎沸，枪声也随之密集起来，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少，头缠黑布，手持大刀、锄头、铁耙，高声叫喊“杀日本鬼子！杀黄狗（伪军）黑狗（伪警察）！抢夺军米！” 冲破“清乡”封锁线，掘断铁轨，击毙和击伤日伪军警，抢去军粮四、五百石，房屋被烧毁数十间。这一事件，引起南京和上海日本军政当局的重视。后经调查认定是“官逼民变”。
报告中称，省长高冠吾纵容属下剥削害民，其下属勾结军米采购商，抑制米价和吞没配给物资（日军收购军米的价格一般较市价低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然后照公定价格配给肥皂、火油、食糖等日用品作为贴补，而配给品都被经手人层层吞没），使农民遭到不堪忍受的剥削，加之不法之徒的煽动，群起反对，激成骤变。并把这事刊登在报纸上，他不得不引咎辞职，后来调到安徽再调到江西，要知道，抗战时期江西全省只南昌、九江仅十几个县被日军占领，这弹丸之地顶多也算个大点的县长，因此，高冠吾觉得越干越小。
就在高冠吾觉得日军必败，老蒋那块也蹦跶不了几天时，他经旧友王绍鏊(吴江人，建国后任财政部副部长等职)介绍，与我地下组织建立联系，决定弃暗投明。要知道，那年月他还是身居高位的时候呢，此时的反正作用不小，他一是持续向我方传递汪伪军队布防、日军动向、清乡计划等核心情报；二是暗中保护根据地地下工作人员，对沦陷区我方人员网开一面，减少清乡迫害；三是承诺日本投降后完整移交地方伪政权档案、武器物资，拒绝配合国民党接收搜捕先进组织成员。
高冠吾这种行为与一般的普通汉奸本质区别，他不是坐等投降，而是主动提前起义反正，尤其是他把当年特务给他收集的十大罪状列举出来，掌握可供核实的立功记录，这是后来免于清算的核心依据。因此，日本投降第二天，他知道好日子到头了，便立刻潜往上海，化名张天云，销毁全部汪伪任职证件、私人印信，断绝所有伪同僚往来跳出国民政府抓捕圈。果然，逮捕他的名单位列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等伪高官之后，可见他一旦落网是绝对没有活路的。
果然，日本投降第三天，报纸就刊登一则消息：高冠吾捕获。实际上高冠吾从未被捕，人家称他是是雇了个替身到徐州出没以迷惑特务，好为自己创造逃出生天的机会。接着，特务发现那时抓了个假的，只好又自打脸在《中央日报》上发出了对高冠吾的通缉令：并没收他的房产17幢的消息。
接下来，他逃入新四军根据地，彻底脱离特务的抓捕审判体系，随军到苏北、鲁南，解放后我方认定他抗战后期主动提供情报、保护地下人员的立功事实，属于 “战场反正人员”；其附逆行为发生在建国前，且长期在解放区安分工作，无破坏新政权行为；在保护文物方面做了些实事，后来成为我军进行文物鉴定工作，凭借反正功绩获得宽大安置，免予追究汪伪汉奸旧账，还担任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一职，后因病在山东省省立医院病逝，葬于济南市金牛山公墓，墓碑为：“山东省文管会委员张天云之墓”。成为汪伪少数高级伪省长里唯一逃避制裁全程未受司法惩处的汉奸。
高冠吾在汪伪集团先后任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省长，可谓势焰熏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大汉奸，因投机有方，在抗战胜利后不仅一天牢都没坐，还获我军护送，到解放区就任山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而就在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时候，他亲眼见证汪伪山东省省长的唐仰杜在1951年4月29日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不知他作何感想。
后人会问，同样是伪省长，这个唐仰杜在山东任职期间，组建13万伪军、搞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封锁根据地的碉堡公路，以及源源不断从山东输送出去的粮食、矿产和劳工，帮助日军的侵略行动，那时山东是重要的农业省份，战时粮食就是战争资源，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了侵略者，唐仰杜在伪省长任上期间，还写了一本题目为《抱璧堂碑记》作为推行奴化教育的实证，与高冠吾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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