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青,四川南充人。

高考出分那天,我坐在网吧里,手心全是汗。

577。

屏幕上跳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在发抖。

隔壁机位是个不认识的男生,正跟他兄弟连麦打游戏,吼得震天响。我盯着那三个数字看了整整五分钟,眼泪啪嗒啪嗒掉在键盘上。

网吧老板叼着烟走过来,瞥了一眼我的屏幕,说了句“可以啊妹子”,然后继续晃悠走了。

我冲出网吧,在街上给妈打电话。

“妈!577!我考了577!”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传来我妈带着哭腔的声音:“真的?青青你没看错?”

“没看错!577!”

我妈在电话里哭得说不出话,我爸在旁边抢过手机,声音都在抖:“好,好,好,我闺女出息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在出租屋里吃了一顿好的。我爸专门去菜市场买了半只鸡,我妈炒了三个菜,还开了一瓶可乐。我们住在南充顺庆区一个老小区的出租房里,我爸在建筑工地干活,我妈在超市当收银员。客厅的灯泡坏了一个,只剩一个亮着,昏黄的光照在饭桌上,照在我爸黝黑的脸和我妈花白的头发上。

但我们那天笑得比谁都开心。

577分,超了一本线将近三十分。

我的第一志愿填了成都理工大学,第二志愿四川师范大学。我爸说成都好,离家近,他工地上的活干完了可以坐大巴去看我。

填志愿那天,班主任王老师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李青你这个分数报成都理工稳了,专业选土木工程或者工程造价,将来好就业。王老师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教了三十年的数学,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每句话都让人觉得踏实。

我点点头,在志愿表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成都理工大学。

那段时间,是我十八年来最开心的日子。

我爸在工地上跟工友吹牛,说我闺女是大学生了,将来要当工程师的。我妈在超市里逢人就说,收银台旁边卖酸奶的大姐都听烦了,说刘姐你闺女高考的事你已经说了八百遍了。我妈笑着说那怎么了,我高兴。

我也高兴。

六月的南充热得像蒸笼,但我每天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同学家玩,去逛五星花园,去嘉陵江边看夜景,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亮的。

直到七月十二号那天。

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吹着风扇看电视,手机响了。

是个座机号码,我不认识。

“喂,你好,请问是李青同学吗?”

“是我。”

“我是南充市教育局招生办的,我姓张。李青同学,关于你的高考成绩,我们需要你明天上午来教育局一趟,做一个复查核实。”

我愣了一下:“复查?为什么要复查?”

电话里那个男人顿了顿,说:“按规定程序,我们会对部分考生的成绩进行抽查复核,请你明天上午九点带上身份证和准考证过来。”

“是所有考生都要复查吗?”

“不是,是抽检。你被抽中了。”

我当时没多想,就觉得运气不好,还要跑一趟。挂了电话我跟我妈说了,我妈有点紧张,说是不是成绩出问题了。我说不会,577是我自己查的,白纸黑字,能有什么问题。

我妈还是不放心,第二天非要请假陪我去。

教育局在老城区,一栋灰扑扑的办公楼,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我们到的时候是早上八点五十,太阳已经毒辣辣地照着,我妈撑着一把褪色的遮阳伞,我们俩站在门口等开门。

九点整,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走出来,自我介绍说就是昨天打电话的张老师。他领我们上了三楼,进了一间小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经坐着两个人。

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短发,表情严肃,面前放着一个文件夹。另一个是个年轻点的男的,拿着笔和本子,像是做记录的。

张老师让我们坐下,然后关上了门。

气氛有点不对劲。

那个短发女人开口了:“李青同学,我是教育局纪检组的,我姓周。今天叫你来,是因为我们在复核高考成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需要核实的情况。”

我妈立刻攥紧了我的手。

我心跳开始加速,但还算镇定,问:“什么情况?”

周组长打开面前的文件夹,抽出一张纸,推到桌子中间。

我低头一看,是一张成绩单的复印件。

考生姓名:李青。准考证号:51512103xxxx。

语文:118。数学:97。英语:103。理综:259。

总分:577。

“这是你的成绩,对吗?”周组长问。

“对。”

“你确认每一科的分数都没问题?”

“没问题,我自己查的,就是这个分。”

周组长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同样推到桌子中间。

“这也是你的成绩单,李青同学,你看看。”

我低头看第二张纸。

同样的名字,同样的准考证号。

语文:82。数学:65。英语:71。理综:148。

总分:366。

我脑子嗡的一声。

“这……这不是我的。”我脱口而出,“这是谁的成绩单?搞错了吧?”

周组长没说话,只是盯着我看。

我妈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刷地白了:“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可能?我女儿考了577的,这是哪里来的成绩?”

张老师在旁边说:“刘女士,你先别激动,我们正在核实情况。”

“核实什么?”我妈声音尖了起来,“我女儿的成绩是577,你们拿一个366的出来是什么意思?”

周组长很冷静,指着两张成绩单说:“李青同学,这两份成绩单,来自同一个准考证号,同一个考生。一份是省考试院系统里的原始成绩,一份是……公示成绩。”

我完全懵了。

“什么叫原始成绩?什么叫公示成绩?”

“原始成绩,是你实际考试所得的分数。公示成绩,是最终对外公布、用于录取的分数。”周组长一字一顿地说,“李青同学,我们发现你的公示成绩比原始成绩高出了211分。”

211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空调嗡嗡地响着,窗外有知了在叫。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可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不可能,我自己考的,每一分都是我自己考的,什么原始成绩公示成绩,我听不懂。”

周组长把两张成绩单并排放在一起,用手指点了点:“你看,每一科都不一样。语文差了36分,数学差了32分,英语差了32分,理综差了111分。总分差了211分。李青同学,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妈的手在发抖,她紧紧攥着我的胳膊,指甲都快掐进我肉里了。

“你们的意思是,”我妈的声音在抖,“我女儿的成绩是假的?”

周组长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所以我们请李青同学过来,配合我们做一个调查。”

“调查什么?”我猛地站起来,“我没有作弊!我高考那天连手机都没带!你们可以去查监控!可以去问监考老师!”

张老师赶紧说:“李青同学,你别激动,坐下慢慢说。我们今天叫你来,不是说你作弊了,而是这个成绩差异确实存在,我们需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不管什么原始成绩公示成绩!”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辛辛苦苦读了三年,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背书,晚上十一点才睡,我考的每一分都是我自己挣来的!你们凭什么说我的成绩有问题?”

周组长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等我说完,才慢慢开口:“李青同学,我理解你的情绪。但请你冷静下来,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咬着嘴唇,重新坐下。

“第一个问题,”周组长看着我的眼睛,“高考之前,有没有人跟你提过,可以帮你提高成绩?”

“没有。”

“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只要配合做某些事情,就能拿到一个比你实际水平高得多的分数?”

“没有。”

“你的父母有没有在这方面跟你谈过什么?”

“没有!”

我妈在旁边急了:“周老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家从来都是老老实实做人,我跟他爸都没读过多少书,高考的事我们根本不懂,怎么可能去搞这些东西?”

周组长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什么,然后抬头看我:“第二个问题,李青同学,你平时在学校里的成绩,大概在什么水平?”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因为我平时的成绩,从来没有上过五百分。

高三这一年,月考、模拟考、诊断考试,我的分数基本在三百八到四百三之间徘徊。最好的时候考过四百六,最差的时候三百五。

班主任王老师每次拿到成绩单,都会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李青你得加把劲,你这个分数二本都悬。

我每次都说好,但每次考出来还是那个样子。

不是我不努力。数学的大题我就是做不出来,理综的物理计算题我看到就头疼,英语的阅读理解我永远选不对那个最佳选项。

我拼了命地学,但成绩就是上不去。

这件事,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妈我爸也清楚。

所以当577这个数字出现在屏幕上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狂喜,第二反应是——老天爷开眼了。

我把这归结为超常发挥。

高考前那两个月,我像疯了一样刷题,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吃饭都在背公式。我想着,也许就是那两个月起了作用,也许就是考试那天状态特别好,也许就是题刚好对胃口。

我一直这么告诉自己,也这么告诉我妈我爸。

但现在,面对周组长的目光,我忽然说不出话了。

“大概……四百多分。”我小声说。

“四百多多少?”

“四百……四五十吧。”

周组长又在本子上记了一笔,然后抬头:“你最好的成绩是多少?”

“四百六。”

“最差的呢?”

“……三百五。”

会议室里又安静了。

我妈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不是责怪,是一种慢慢浮现的、像是明白了什么又不敢相信的神情。

“所以,”周组长合上本子,“李青同学,你平时最高分四百六,高考考了五百七十七,超常发挥了一百一十七分。这种情况,在统计学上是极其罕见的。”

“可是我努力了啊!”我喊出来,“我最后两个月拼命学,我考试那天状态特别好,不行吗?你们凭什么就因为这个怀疑我?”

“我们没有怀疑你。”周组长说,“我们只是在核实一个事实——你的成绩为什么会被修改。”

“修改?”

“是的,修改。”周组长指着第二张成绩单,“这份366分的成绩,是你真实的考试成绩。而这份577分的成绩,是被人为修改过的。我们目前不知道是谁修改的,怎么修改的,为什么要修改。但事实是,你的成绩被改了。”

我感觉整个世界在旋转。

“我不信。”我说,“我不信。你们在骗我。”

周组长叹了口气,从文件夹里又抽出一张纸。

“这是省考试院服务器里的成绩修改记录。你看这一行——六月二十三号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你的各科成绩被逐一修改,操作IP地址来自……南充市本地。”

我盯着那张纸,上面密密麻麻的代码和数字,我根本看不懂。

但我看到了自己的准考证号。

看到了修改前后的分数。

看到了那个时间戳。

六月二十三号,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

高考成绩是六月二十三号晚上十点公布的。

也就是说,在成绩公布之后不到两个小时,有人登录了省考试院的服务器,把我的成绩从366改成了577。

而我,在网吧里查到的,是那个被修改之后的成绩。

我忽然觉得浑身发冷。

“谁……谁改的?”我的声音在发抖。

周组长看着我,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李青同学,你真的不知道是谁改的吗?”

“我不知道!”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人跟你说过,你的成绩不用担心?有没有人在高考前后,对你特别关心,问过你的准考证号之类的信息?”

我拼命摇头,摇到一半,忽然停住了。

一个画面从我脑子里闪过。

高考前三天,六月四号。

那天下午,我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水,碰到了教务处主任刘建国。

刘主任五十出头,胖胖的,平时管学生纪律,凶得很,我们都怕他。但那天他笑眯眯的,叫住了我。

“李青,准备得怎么样了?”

“还行吧,刘主任。”

“准考证拿到了吧?”

“拿到了。”

“我看看,别搞丢了。”

我从书包里翻出准考证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看,然后还给我,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好考,别有压力。”

就这么一个小插曲,我当时完全没放在心上。

但现在想起来,他为什么要看我的准考证?

准考证上有我的准考证号,有我的身份证号,有我的照片和条形码。

他看了大概十几秒钟。

十几秒钟,足够记住一串数字了。

我浑身开始发抖,抖得停不下来。

“我……我不知道是谁改的。”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刘主任的名字。

因为我没有任何证据。

只是一个教务处主任看了一眼我的准考证,这算什么证据?

周组长看了我一会儿,合上了文件夹。

“李青同学,今天的谈话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调查这件事。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你的577分暂时冻结,不能用于录取。”

“什么?!”我妈猛地站起来,“冻结?那录取怎么办?志愿都填了!”

“刘女士,如果调查证实成绩确实被非法修改,那么李青同学的真实成绩是366分,这个分数……达不到任何一所本科院校的录取线。”

我妈的脸白得像纸。

“如果调查发现李青同学与成绩修改无关,”周组长继续说,“那么我们会恢复577分的有效性。但在此之前,录取工作暂停。”

“那要调查多久?”我妈问。

“不好说,可能一周,可能一个月。”

“一个月?黄花菜都凉了!”我妈的声音带着哭腔,“录取就那么几天,等你们调查完,什么都晚了!”

周组长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规定就是规定。”

从教育局出来的时候,太阳正毒。

我妈撑着那把褪色的遮阳伞,我们俩站在街边,谁都没说话。

过了很久,我妈开口了:“青青,你跟妈说实话,你到底考了多少分?”

我张了张嘴,眼泪先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我说,“妈,我真的不知道了。我以为我考了577,我查到的就是577,我……”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妈没再问,她拉着我的手,在街边站了很久,然后说:“走,回家。”

回到家,我爸已经从工地赶回来了。

他光着膀子坐在客厅里,脸上全是汗水和水泥灰,一看就是从工地上直接跑回来的。

我妈把教育局的事跟他说了。

我爸听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问我:“闺女,你跟爸说实话,你觉得自己能考多少分?”

我看着我爸的眼睛,那双眼睛浑浊、疲惫,眼角全是皱纹。

“我不知道。”我哭着说,“爸,我真的不知道。”

我爸没再问了。

他站起来,走到阳台上,点了一根烟。

那根烟他抽了很久,烟灰掉了一地,他都没弹。

接下来三天,我们家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我妈请了假没去上班,我爸也没去工地。我们三个人窝在出租屋里,电视不开,话也不多说。

我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回放高考那两天。

六月七号,上午语文,下午数学。

六月八号,上午理综,下午英语。

我努力回忆每一场考试的感觉。

语文的作文我写的什么?好像是关于坚持的。

数学的大题我做了几道?最后两道好像只写了公式。

理综的物理计算题我算出来了吗?好像算了一半。

英语的阅读理解我选了什么?记不清了。

我越想越模糊。

平时模拟考的感觉和高考的感觉混在一起,我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记忆,哪些是我自己脑补出来的。

366分。

577分。

两个数字在我脑子里打架。

如果366是我真实的成绩,那我查到的577是怎么回事?

如果577是我真实的成绩,那教育局说的修改记录又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第四天早上,班主任王老师给我打了电话。

“李青,你的事我听说了。”王老师的声音很低沉,“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考了多少分?”

我对王老师一直很敬重,我不想骗他。

“王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我查分的时候看到的是577,但教育局说我的原始成绩是366……”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366……”王老师慢慢重复了这个数字,“李青,你平时的水平,差不多就是这个分数。”

我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

“王老师,你也觉得我只能考366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王老师叹了口气,“我是说,你的实际水平在四百左右,高考如果发挥不好,三百六是有可能的。但五百七十七……李青,你知道全校最高分是多少吗?”

“多少?”

“六百二十三。理科火箭班的陈浩。第二名是五百九十一。你要是考了五百七十七,你就是全校第三名。”

全校第三名。

我从来没进过全校前一百。

“李青,”王老师的声音很严肃,“这件事很严重。如果成绩真的是被改的,那改成绩的人是要坐牢的。你要想清楚,你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都要跟教育局说清楚。”

挂了电话,我又开始哭。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就是控制不住。

第五天,教育局又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去一趟。

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去。

还是那间会议室,还是周组长和张老师,但多了一个人——一个穿警服的男的,三十多岁,坐在角落里,不说话。

周组长开门见山:“李青同学,我们的调查有进展了。”

我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汗。

“我们追踪了修改成绩的IP地址,锁定了具体的设备和地点。”周组长看着我,“操作者使用的是一台注册在南充市第三中学教务处办公室的电脑。”

南充市第三中学。

我的学校。

教务处办公室。

我脑子里又闪过刘建国主任看我校考证的画面。

“六月二十三号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有人用那台电脑登录了省考试院的成绩管理系统,输入了你的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逐一修改了你的四科成绩。”周组长说,“操作者使用的账号,是教务处主任刘建国的账号。”

我的心跳停了半拍。

“刘主任?”我声音发干。

“对。刘建国的账号,密码只有他自己知道。而且,根据学校的监控记录,六月二十三号晚上十一点半到十二点之间,刘建国确实在教务处办公室里。”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滴水声。

“我们已经找刘建国谈过话了。”周组长说。

我猛地抬头:“他怎么说?”

周组长看了我一眼,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是一份谈话记录。

“刘建国承认,六月二十三号晚上,他确实在教务处办公室,确实登录了成绩管理系统,也确实修改了你的成绩。”

我整个人愣住了。

他承认了?

就这么承认了?

“为什么?”我脱口而出,“他为什么要改我的成绩?”

周组长没有回答,而是继续看着那份记录:“刘建国说,他修改你的成绩,是受人委托。”

“受谁委托?”

周组长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

“他说,是你父亲委托他的。”

我脑子里像炸开了一颗雷。

“不可能!”我猛地站起来,“我爸不可能做这种事!我爸连电脑都不会用!他连微信都不会发!他怎么可能委托刘建国改成绩?”

那个穿警服的男人终于开口了,声音很平静:“李青同学,你先坐下。”

我浑身发抖地坐回椅子上。

“我们已经找你父亲谈过了。”周组长说,“今天早上,你父亲李建军主动来到教育局,向我们承认了全部事实。”

我瞪大了眼睛。

“你父亲说,高考前一个月,他通过一个工友认识了刘建国。刘建国告诉他,可以帮忙在高考成绩上做手脚,费用是十五万。你父亲先付了五万定金,剩下的十万约定成绩出来之后再付。”

十五万。

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我爸在建筑工地干活,一个月挣四千多块钱。我妈在超市收银,一个月两千八。我们家租的房子一个月六百。

十五万。

他们从哪里弄来十五万?

“你父亲说,六月二十三号晚上成绩公布后,他查到你的真实成绩是366分,就立刻联系了刘建国。刘建国当晚就去学校操作了修改,把你的成绩改成了577分。之后你父亲把剩下的十万付给了刘建国。”

周组长说完,合上了文件夹。

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

我坐在椅子上,感觉自己像沉在水底,所有的声音都变得遥远而模糊。

“我爸……他现在在哪?”我听见自己问。

“在公安局。”那个警察说,“刘建国也在公安局。这件事已经立案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教育局的。

外面的太阳还是那么毒,街上的人还是那么多,公交车还是按部就班地到站离站。

但我的世界已经塌了。

我站在街边,拿出手机,想给我爸打电话,然后想起来他在公安局。

我给我妈打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妈……”

“青青,”我妈的声音哑得像砂纸,“你都知道了吧。”

“妈,爸他……”

“你爸是为了你。”我妈在电话里哭了起来,“他说他不能让你跟他一样,一辈子在工地上搬砖。他说你只要上了大学,就能坐办公室,就能过好日子。他说他就算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上大学……”

“妈,那十五万是从哪来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爸把老家的房子卖了。”

老家的房子。

我爷爷奶奶留下的那套老房子,在南部县的乡下,青瓦白墙,门口有一棵核桃树。小时候每年暑假我都在那里过,奶奶在灶台上烙饼,爷爷在院子里劈柴。

那是我爸长大的地方,是我们家唯一的根。

我爸把它卖了。

为了给我买一个假的分数。

我蹲在街边,哭得像个傻子。

旁边有个卖凉粉的大妈看着我,递过来一张纸巾,说妹子别哭了,什么事都能过去的。

我接过纸巾,擦了眼泪,但新的眼泪又涌出来。

我哭了好久,哭到眼睛肿了,嗓子哑了,才站起来,坐公交车回家。

回到家,我妈坐在客厅里,眼睛也是肿的。

茶几上放着一张存折,翻开摊在那里。

我拿起来看。

存折上原本有十二万多,是我爸我妈这些年的积蓄。现在余额只剩下一千多块。

旁边还有一张纸,是卖房子的合同,上面有我爸妈的签名和手印。

卖价八万。

十二万积蓄,加上八万卖房款,一共二十万。

十五万给了刘建国,剩下五万,大概是我爸预留给我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把存折和合同放下,坐在我妈旁边。

“妈,爸会不会坐牢?”

我妈没说话,又开始哭。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去了嘉陵江边。

江风吹过来,带着水腥味。对岸的灯光倒映在水面上,碎成一片一片的。

我趴在栏杆上,看着黑漆漆的江水,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

我爸是帮凶,刘建国是主犯。

但归根结底,这一切是因为我。

因为我成绩不好。

因为我考不上大学。

因为我让我爸觉得,只有作弊才能改变我的命运。

如果我平时能考五百分,如果我高考能凭自己本事上二本,我爸就不用去求人,不用卖房子,不用犯罪。

但我考不了五百分。

我拼了命也只能考四百多分。

数学我就是学不会,物理我就是算不出来,英语阅读我就是选不对。

我努力了,我真的努力了。

但努力不等于成绩。

这个道理,我花了十八年才真正明白。

我在江边站了很久,久到手机没电了,久到江边的宵夜摊都收摊了。

然后我走回家。

我妈还没睡,坐在客厅里等我。

“妈,”我坐在她旁边,“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

“我去公安局,跟他们说,这件事我知道,是我让我爸去找刘建国的。”

我妈猛地抬头:“你说什么?”

“如果是我主使的,我爸就是从犯,罪会轻一点。”我说,“我未成年,又是学生,最多就是档案上记一笔。我爸不一样,他有前科的话,以后连工地都不要他了。”

我妈愣住了,看着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青青,你……”

“妈,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很平静,“反正我的成绩已经没了,大学也上不了了。我无所谓了。但我爸不能坐牢。”

我妈又开始哭,哭得比白天还厉害。

她抱着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不行不行,妈不能让你去顶罪。

我说妈,这不是顶罪,这是事实。如果不是我成绩差,爸不会走这条路。根子在我身上。

我妈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一个人去了公安局。

接待我的是昨天那个穿警服的男的,姓陈,是经侦支队的。

我说我有情况要交代。

陈警官把我带进一间审讯室,给我倒了杯水,然后坐在我对面。

“说吧。”

我深吸一口气。

“高考前一个月,我听说教务处刘主任可以帮忙改成绩,就让我爸去联系他。我爸一开始不同意,是我一直求他,他才答应的。钱也是我让我爸出的,房子也是我让我爸卖的。整件事是我主使的,我爸只是听我的话。”

陈警官听完,看了我很久。

“李青,你说的这些,跟你爸说的不一样。”

“我爸怎么说的?”

“你爸说,整件事是他自己决定的,你完全不知情。他是在你查到577分之后才告诉你的。”

我愣住了。

“你爸还说,”陈警官继续道,“你一直以为自己考了577,直到教育局找你谈话,你才知道真相。他让我们不要追究你的责任,说你是无辜的。”

我的眼泪又涌了出来。

“你和你爸,”陈警官叹了口气,“都在替对方扛。”

我没说话,只是哭。

陈警官把笔录合上,说:“李青,你回去吧。这件事我们会依法处理。你爸的态度很好,主动交代,积极配合,而且确实是初犯,法官会考虑的。”

“那刘建国呢?”

“刘建国的问题比你爸严重得多。”陈警官的脸色严肃起来,“他利用职务之便,擅自修改高考成绩,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受贿罪。而且,我们调查发现,他不止改了你一个人的成绩。”

我猛地抬头:“不止我一个?”

陈警官犹豫了一下,说:“目前还在调查中,我不方便透露太多。但初步掌握的情况,刘建国在过去三年里,至少修改了十几名考生的成绩,每人收费十万到二十万不等。”

十几名考生。

我的脑子嗡嗡响。

“那些考生……都知道吗?”

“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像你这种情况,家长瞒着孩子操作的,有好几例。也有的是家长和孩子都知情,一起操作的。”

我忽然想起高考前,有一次我在走廊上听到两个男生聊天,一个说“我爸说只要我正常考就行,其他的不用管”,另一个笑了笑说“我也是”。

当时我以为他们在说报志愿的事。

现在回想起来,后背一阵发凉。

从公安局出来,我没有回家。

我去了学校。

放暑假了,学校里空荡荡的。保安认识我,让我进去了。

我走到教务处办公室门口。

门锁着。

我透过窗户往里看,看到了那台电脑。

就是那台电脑,六月二十三号晚上十一点四十七分,刘建国坐在里面,登录系统,把我的成绩从366改成了577。

他改的时候在想什么?

是不是轻车熟路地点几下鼠标,像改一份普通的文件一样?

他有没有想过,这几个数字的改变,会毁掉一个家庭?

我在教务处门口站了很久,然后转身离开。

走到校门口的时候,碰到了门卫大爷。

大爷姓赵,六十多岁,在学校看了二十多年的大门。

“李青?你怎么来学校了?”赵大爷有点意外。

“没事,就过来看看。”

赵大爷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你的事我听说了。闺女,别太难过了。”

我点点头,准备走。

赵大爷忽然叫住我:“李青,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什么事?”

赵大爷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说:“高考前一天晚上,我值夜班。大概半夜两点多,我看到刘主任的车开进学校。他一个人进了办公楼,待了大概半个小时才出来。”

高考前一天晚上。

半夜两点多。

“我当时觉得奇怪,但也没多想。”赵大爷说,“后来出了你这事,我才觉得不对味。”

“赵大爷,这事你跟警察说了吗?”

“还没有。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线索。”

“算。”我说,“你一定要告诉警察。”

赵大爷点点头。

我走出校门,回头看了一眼这所我待了三年的学校。

灰色的教学楼,绿色的操场,旗杆上飘扬的国旗。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正常,那么平静。

但在这平静的表面下,有些东西已经烂掉了。

回到家,我妈告诉我,王老师来过。

“王老师说什么了?”

“他说,让你不要放弃。366分虽然上不了本科,但可以上个好一点的专科。他说你底子不差,上了专科还可以专升本,将来一样有出路。”

我听了,没说话。

我妈看着我,小心翼翼地说:“青青,要不……咱们复读一年?”

复读。

这个词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

我高三这一年,每天早上六点起,晚上十一点睡,刷了无数道题,背了无数个公式,最后还是只考了366分。

再复读一年,我能提高多少?

四十分?五十分?

就算我拼了命考到四百五,也还是够不上一本线。

而且,复读要钱。

我们家现在,还剩多少钱?

存折上那一千多块。

我爸在看守所里,我妈一个月两千八的工资。

房租六百,水电煤气两百,吃饭最少也要一千。

哪里还有钱让我复读?

“不读了。”我说。

我妈愣住了。

“青青,你说什么?”

“我说不读了。”我的声音很平静,“我去打工。”

“不行!”我妈一下子急了,“你才十八岁,打什么工?你必须读书!”

“妈,我们家还有钱吗?”

我妈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妈,”我看着她,“爸在看守所里,不知道要判多久。你一个月两千八,养你自己都勉强。我再读一年书,学费、资料费、生活费,加起来最少一万多。我们拿不出来。”

“我可以去借!找你舅舅借,找你姨妈借……”

“妈,舅舅和姨妈都是种地的,他们能有多少钱?而且,借了要还,我们拿什么还?”

我妈不说话了,眼泪又开始掉。

“我去成都打工。”我说,“成都离家近,我可以经常回来看你。我一个月挣三千,留一千自己花,两千寄给你。等爸出来了,我们再慢慢攒钱,把老家的房子买回来。”

我妈哭得说不出话。

我抱着她,说:“妈,没事的。我不怪爸,也不怪你。你们是为了我好。只是这条路走错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十八岁。

我的人生,在十八岁这年拐了一个大弯。

我以为我会像所有同学一样,拖着行李箱走进大学校门,在宿舍里认识新朋友,在食堂里吐槽饭菜难吃,在图书馆里熬夜备考。

我以为我会穿着学士服拍毕业照,拿到一张本科文凭,找一份坐办公室的工作,让我爸不用再去工地搬砖。

但现在,这些都成了泡影。

366分。

这个数字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

但奇怪的是,想通了之后,我反而没那么难受了。

366就是我的真实水平。我接受。

我不能接受的是那个虚假的577,那个用我爸的犯罪和我家的破产换来的577。

如果我真的用那个577上了大学,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

我会永远记得,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是用我爸的自由和我家的房子换来的。

那样的大学,我读不下去。

第二天,我开始在手机上找工作。

十八岁,高中学历,女生,能做什么?

餐厅服务员,超市收银员,工厂流水线工人,奶茶店店员。

我在招聘网站上翻了很久,最后锁定了成都的一家连锁奶茶店。

包住不包吃,底薪两千八加提成,一个月休四天。

我打了电话过去,对方让我下周一去面试。

我又翻了一遍招聘信息,看到一个电子厂的招工广告。

富士康成都厂区,普工,包吃住,底薪两千二,加班另算,综合工资四千到五千。

四千到五千。

这个数字让我心动了。

但我妈不同意我去电子厂。

“流水线太累了,你受不了的。”她说,“你先去奶茶店试试,不行再换。”

我点点头。

七月二十号,我坐上了去成都的大巴。

我妈送我到车站,往我兜里塞了五百块钱。

“到了给妈打电话。”她眼睛红红的。

“嗯。”

大巴开动了,我妈站在车站门口,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影子。

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和村庄。

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以前是去成都玩,心里是兴奋和期待。

这一次,是去打工,心里是沉甸甸的。

到了成都,我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奶茶店。

在春熙路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店面不大,门口排着队。

我走进去,说我是来面试的。

店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的,姓方,扎着马尾,说话很快。

她问了我几个问题——年龄,学历,有没有工作经验,能不能吃苦。

我都如实回答了。

“试用期三天,过了就正式入职。”方店长说,“底薪两千八,卖出去的奶茶有提成,一杯提五毛。一个月休四天,周末不能休。能接受吗?”

“能。”

“行,明天开始上班。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中间休息一个小时。”

就这样,我成了这家奶茶店的店员。

第一天上班,我手忙脚乱。

奶茶的配方有二十多种,每种的比例不一样,糖度不一样,加的小料不一样。我拿着配方表死记硬背,但还是老是出错。

有个顾客点了一杯少糖去冰的杨枝甘露,我做成了全糖加冰的。

顾客喝了一口就皱眉头,说这也太甜了。

方店长赶紧过来道歉,重新做了一杯,然后转头对我说:“李青,用心点。”

我脸红了,低着头说对不起。

那天晚上下班,我的脚疼得不行。站了十一个小时,脚底板像针扎一样。

我回到员工宿舍——一个三室一厅的旧房子,每个房间住两个人,一共住了六个女生。

我的室友叫小周,二十岁,在这家店干了一年多。

小周跟我聊天,问我为什么不上大学。

我说家里出了点事,没钱了。

小周没多问,只是说:“在这好好干吧,方姐人不错,不克扣工资。攒两年钱,你想读书还可以回去读。”

我点点头。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每天早上七点起来,洗漱,吃个包子当早餐,八点到店,开始备料——煮珍珠、切水果、泡茶底。

九点半开始接单,一直忙到下午两点,才能喘口气吃午饭。

下午接着忙,忙到晚上八点打烊,然后收拾店面、清洗设备、倒垃圾,真正下班通常要九点以后。

回到宿舍,洗个澡,躺床上刷会儿手机,就睡着了。

周而复始。

第一个月,我拿到了三千二百块工资。

两千八底薪,加上四百块提成——我卖了大概八百杯奶茶。

我给我妈转了两千块,自己留了一千二。

我妈收到钱,在电话里哭了。

“青青,你自己够不够花?”

“够,包住呢,我就吃饭花点钱。”

“你别太省了,该吃的要吃。”

“知道了妈。”

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的床上,看着手机银行里那一千二百块的余额。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笔工资。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觉得三千块钱不算什么,买个手机都不够。

现在我知道了,三千块钱,是我站了三百多个小时换来的。

第二个月,我爸的案子开庭了。

我请了两天假回南充。

在法庭上,我见到了我爸。

他瘦了很多,胡子拉碴的,穿着看守所的黄马甲,坐在被告席上。

我妈坐在旁听席上,看到我爸就哭了。

我没哭,我使劲忍着。

刘建国也坐在被告席上,他的案子比我爸重。

庭审过程我不太记得了,只记得最后法官宣判的时候,我爸的手在发抖。

刘建国: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李建军:犯行贿罪,鉴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系初犯,且犯罪情节较轻,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缓刑两年。

我爸不用坐牢了。

我妈当场就哭了,我也哭了。

我爸从被告席上被带下来的时候,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神里全是愧疚。

我张了张嘴,想叫一声“爸”,但嗓子像被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庭审结束后,我爸被带到法院的一个房间里,我和我妈可以见他一面。

我爸坐在桌子对面,低着头,不敢看我们。

“建军,”我妈先开口,“缓刑,你不用进去了。”

我爸点点头,还是不说话。

“爸,”我终于叫出来了,“没事了。”

我爸抬起头,眼眶红了。

“青青,”他的声音哑得厉害,“爸对不起你。”

“没有,”我说,“爸,你别这么说。”

“爸害了你一辈子。”我爸的眼泪掉了下来,“你本来可以上大学的,是爸……”

“爸,”我打断他,“凭我自己,也上不了大学。”

我爸愣住了。

“366分,”我说,“那就是我的真实水平。就算不改成绩,我也上不了本科。所以爸,你不用觉得害了我。你没害我,你只是……走错了一步。”

我爸低下头,肩膀在抖。

“青青,”他闷声说,“爸把老家的房子卖了,什么都没给你留下……”

“房子可以再买。”我说,“我在成都打工,攒钱。你也好好干活,攒钱。我们一家人一起攒,总有一天能把房子买回来。”

我爸没说话,只是不停地抹眼泪。

那天从法院出来,我觉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我爸不用坐牢,这是最好的结果。

至于大学,我已经不想了。

我现在想的是,怎么多挣点钱,怎么让我妈过得好一点,怎么让我爸重新振作起来。

我回到成都继续上班。

第三个月,我涨工资了。

方店长说我干得不错,给我涨到了三千底薪。

加上提成,我一个月能拿到三千七八了。

我给我妈转了两千五,自己留了一千三。

我妈在电话里说,我爸也重新去工地干活了。

“你爸现在在嘉陵区的一个工地上,还是干钢筋工,一天两百块。”我妈说,“他说他要攒钱,把老家的房子买回来。”

我听了,心里又酸又暖。

日子就这么过着。

奶茶店的工作很累,但也很简单。不需要动脑子,只需要记住配方,手脚麻利,对顾客笑。

我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

早上起来,上班,做奶茶,下班,睡觉。

没有考试,没有排名,没有压力。

但也没有期待。

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我会想起高三的日子。

那时候虽然累,但心里有盼头。总觉得只要熬过这一年,就能上大学,就能过不一样的生活。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生活是一眼能望到头的。

做奶茶,攒钱,回老家盖房子,结婚,生孩子,继续攒钱。

这就是我接下来的人生。

有时候想着想着,会觉得不甘心。

但更多时候,我告诉自己,认命吧。

十八岁那年,我已经把人生最大的机会用掉了。

用掉了,就没了。

十二月的一天,我在店里上班,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来。

是王老师。

我愣住了。

王老师也愣住了。

“李青?”他推了推眼镜,确认是我,“你怎么在这儿?”

“王老师,”我放下手里的雪克杯,“我在这儿上班。”

王老师走过来,上下打量着我。我穿着奶茶店的绿色围裙,头发扎成丸子头,手上沾着奶茶渍。

“你……没去复读?”王老师问。

“没有。家里没钱了。”

王老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可惜了。”

这三个字,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王老师,你喝什么?我请你。”我岔开话题。

“不用不用,我自己买。”王老师看了看菜单,“来杯珍珠奶茶吧,少糖。”

我给他做了一杯珍珠奶茶,他坚持要付钱,我没拗过他。

王老师接过奶茶,没走,站在柜台旁边看着我。

“李青,你还记得高考前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什么话?”

“我说,你这个分数报成都理工稳了。”

我苦笑了一下:“王老师,那个分数是假的。”

“我知道。”王老师叹了口气,“但我想说的是另一句话。我当时还说了一句——你的底子不差,只要肯学,将来一定有出息。这句话,是真的。”

我没说话。

“李青,”王老师看着我,“十八岁不是终点。你现在打工没问题,但不要让打工成为你人生的全部。你还有机会。”

“什么机会?”

“成人高考,自考,专升本。”王老师说,“路有很多条,只是比普通高考绕远一点。你愿不愿意走?”

我握着雪克杯,没回答。

“你好好想想。”王老师说完,拿着奶茶走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王老师的话在我脑子里转。

成人高考。自考。专升本。

这些词我以前听过,但从来没想过跟自己有什么关系。

我以为高考完了,人生的路就定了。

考得好就上好大学,考不好就打工。

但现在王老师告诉我,还有别的路。

我拿出手机,搜了一下“成人高考”。

百度上跳出来一堆信息。

成人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每年十月份考试,考试科目是语文、数学、英语、专业课。

录取分数线比普通高考低很多。

考上之后可以上成人高校,拿大专或者本科文凭。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然后我又搜了“自考”。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没有入学考试,自己买教材自学,每年四月和十月参加科目考试,所有科目通过之后拿文凭。

更难,但也更灵活。

我把这两个词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松动。

第二天,我给王老师打了电话。

“王老师,我想试试成人高考。”

电话那头,王老师笑了。

“好,我帮你找资料。”

从那天起,我的生活变了。

白天还是在奶茶店上班,晚上回到宿舍,我开始看书。

王老师给我寄了一套成人高考的复习资料——语文、数学、英语三本教材,还有几套历年真题。

他还给我写了一个复习计划,让我每天看两个小时。

宿舍里的其他人都不理解。

小周说:“李青,你白天站一天了,晚上还看书,不累吗?”

“累,”我说,“但我想试试。”

“试什么?考大学?”

“嗯。”

小周沉默了一会儿,说:“加油。”

每天晚上九点半下班,回到宿舍洗完澡,十点。

我坐在床上,打开小台灯,开始看书。

数学看到十一点半,英语看到十二点。

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书扣在脸上,台灯亮到天亮。

但我坚持下来了。

第一个月,我把数学教材看了一遍。

第二个月,我开始做真题。

数学题还是很难,很多公式我忘了,很多题目我算不出来。

但跟高三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没人逼我,是我自己想学。

这种感觉很奇怪。

以前学习是为了考试,为了分数,为了不让爸妈失望。

现在学习是为了自己。

为了从奶茶店走出去。

为了让我爸不用再说“爸对不起你”。

为了证明,366分不是我的终点。

第四个月,我报名了成人高考。

考试时间是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

我请了两天假,加上本来休息的一天,凑了三天。

考场在成都大学。

走进考场的时候,我心跳得厉害。

考场里坐着的什么人都有——有跟我差不多大的,有三四十岁的,有一个头发都白了的大叔。

监考老师发下试卷。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答题。

语文,作文题目是《选择》。

我写了我自己的故事。

写了高考577分的狂喜,写了教育局谈话的震惊,写了366分的绝望,写了奶茶店打工的疲惫,写了重新拿起书本的勇气。

最后我写:人生有很多选择,有的选择会把你打入谷底,有的选择会把你拉回地面。但只要你还在选,你就没有输。

数学,我做了所有我会的题,不会的题就跳过,不纠结。

英语,阅读理解我逐字逐句地看,作文我写了最简单的句子,保证语法不出错。

考完最后一科,走出考场,天已经黑了。

我站在成都大学的校门口,看着里面灯火通明的教学楼和图书馆。

学生们背着书包走来走去,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笑。

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地方离我并不远。

两个月后,成绩出来了。

我考了312分。

成人高考的满分是450分,312分超过了录取线将近一百分。

我被成都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录取了。

专业是会计。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在宿舍里哭了。

小周她们围过来,看着那张通知书,都说李青你太厉害了。

我把通知书拍了照片,发给我妈。

我妈在电话里哭了,比我哭得还厉害。

“青青,你又要上学了?”

“嗯,妈。不过不是全日制,是业余的,周末上课,平时我还是可以上班。”

“那也好,那也好,”我妈哭着说,“我闺女又是学生了。”

我又发给我爸。

我爸不会用微信,我发给我妈,让我妈给他看。

后来我妈告诉我,我爸看到那张通知书,蹲在工地上哭了半天。

“你爸说,他终于能睡着觉了。”我妈说。

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床上,看着手里的录取通知书。

成都理工大学。

这个我十八岁那年用虚假的577分报的学校,现在我用真实的312分考上了。

虽然只是继续教育学院,虽然只是业余制,虽然跟全日制本科没法比。

但它是真的。

每一分都是我考的,每一个字都是我写的。

没有作弊,没有走后门,没有卖房子。

我靠自己的本事,走进了这所学校。

那天晚上,我请宿舍的姐妹们吃了一顿串串。

六个人,吃了一百八十块,我请的客。

小周举起可乐杯,说:“敬李青,敬大学生!”

大家都笑了,碰杯。

可乐溅出来,洒在桌子上,亮晶晶的。

我笑了。

这是高考风波之后,我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

后来的日子,变得很忙。

周一至周五,奶茶店上班。

周六周日,去成都理工大学上课。

会计专业的课不简单——基础会计、财务管理、税法、审计,每一门都要背很多东西,算很多东西。

但我学得很认真。

因为这是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

班上的同学什么人都有。

有个大姐四十岁了,在超市做会计,来考证。

有个大哥三十多岁,自己开小公司,来学财务管理。

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生,高考落榜后在服装店卖衣服,跟我一样报了成人高考。

我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听同一个老师讲课,做同一份试卷。

没有人问彼此的过去,没有人嘲笑彼此的学历。

大家都是一群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每门课都及格了,财务管理还考了八十五分。

第二学期,我拿到了会计从业资格证。

拿到证书那天,我给我妈打电话。

“妈,我有会计证了。”

“啥子证?”

“会计证,以后可以做会计了。”

“做会计好啊!”我妈高兴得不行,“坐办公室的,不用站着了!”

我爸在旁边抢过电话:“青青,爸这个月发了工资,给你打五百块钱,你买点好吃的。”

“不用爸,我自己有钱。”

“拿着!”我爸很固执,“你读书费脑子,要吃好点。”

我没再推辞。

挂了电话,我看着手里的会计证,绿色的封面,烫金的字。

一个小小的证书,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它意味着,我真的可以不用站着了。

意味着,我的人生真的还有别的可能。

第三学期,我从奶茶店辞职了。

方店长有点舍不得我,但听说我要去做会计相关工作,还是替我高兴。

“李青,你是我见过最拼的姑娘。”她说,“以后肯定有出息。”

我抱了抱她,说谢谢方姐。

离开奶茶店那天,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绿色的招牌。

一年多以前,我拖着行李箱站在这里,满心绝望,以为人生到此为止。

一年多以后,我拖着行李箱离开这里,心里有了新的方向。

我没有立刻找到会计的工作。

会计岗位都要经验,我刚考到证,没有经验,简历投出去大多石沉大海。

最后有一家小商贸公司愿意要我,做会计助理,其实就是打杂——整理发票、录入数据、跑税务局。

工资不高,一个月三千二,但包吃不包住。

我接受了。

公司在一栋老旧写字楼的五楼,办公室很小,加上我一共六个人。

老板姓吴,四十多岁,做五金批发的,人很爽快。

“小李,你刚来,不懂就问,慢慢学。”吴老板说,“我这里虽然小,但账目清清楚楚,你跟着孙姐好好学。”

孙姐是公司的老会计,五十岁,戴着一副老花镜,做账一丝不苟。

她带我入门,教我怎么做凭证,怎么报税,怎么对账。

我学得很认真,每天最早到办公室,最晚走。

三个月后,孙姐说我可以独立做账了。

半年后,吴老板给我涨了工资,涨到三千八。

一年后,我拿到了初级会计职称。

拿到职称那天,我在出租屋里哭了。

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想起了我爸。

想起了他在看守所里低着头说“爸对不起你”的样子。

想起了他在法庭上发抖的手。

想起了他在工地上蹲着哭的样子。

我想告诉他:爸,你不用对不起我了。我自己站起来了。

那天晚上,我给我爸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

我说爸,我现在是初级会计师了。

我说爸,我再考一个中级职称,以后就能做主管会计了。

我说爸,等我攒够了钱,我们回南部县,把老家的房子买回来。

我爸在电话那头一直“嗯”“嗯”“好”“好”,声音闷闷的。

后来我妈告诉我,挂了电话,我爸一个人走到阳台上,抽了三根烟,眼睛红了一晚上。

日子继续往前走。

我在这家商贸公司干了两年,从会计助理做到了主办会计。

工资从三千二涨到了五千五。

我每个月给我妈打三千块,自己留两千五。

我妈用这些钱,加上我爸在工地上挣的,慢慢攒了起来。

第三年,我跳槽了。

去了一家稍大一点的公司,做财务主管,工资八千。

第四年,我拿到了中级会计职称。

拿到证书那天,我做了一件事。

我坐高铁回了南充,去了教育局。

还是那栋灰扑扑的办公楼。

我没有预约,直接走进去,问前台周组长在不在。

前台说周组长已经退休了。

我问能不能查到当年的案件记录。

前台帮我查了一下,说当年的记录还在档案室,可以复印给我。

我等了一个小时,拿到了一份复印件。

那上面写着:

“考生李青,准考证号51512103xxxx,原始成绩366分,被南充市第三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建国非法修改为577分。刘建国已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考生李青对成绩修改不知情,不予追究。其真实成绩366分有效,但因其本人放弃,未用于当年录取。”

我站在教育局门口,把这份复印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366分。

这个曾经让我绝望的数字,现在看来,只是一个数字。

它不代表我的终点。

它只是我人生的一个起点。

我把复印件折好,放进包里,然后坐高铁回了成都。

回到公司,继续上班,继续做账,继续生活。

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

第六年,我二十七岁。

这一年,我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我考过了注册会计师的第一门科目。

还有五门,但我已经上路了。

第二件事,我攒够了钱。

加上我妈我爸攒的,我们凑了二十五万。

我们回南部县,把老家的房子买了回来。

那套青瓦白墙的老房子,门口那棵核桃树还在,树干粗了一圈,枝叶茂盛。

我爸站在院子里,摸着那棵核桃树,哭得像个孩子。

“这是你爷爷种的,”我爸说,“我小时候就在这棵树下玩。你小时候也在这棵树下玩。”

我点点头。

“我以为这辈子都回不来了。”我爸说。

“回来了,”我说,“爸,我们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在老房子里吃了一顿饭。

我妈在灶台上炒菜,用的是我奶奶留下的铁锅。

我爸在院子里劈柴,劈得满头大汗。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夕阳从核桃树的枝叶间漏下来,洒在地上,一片金黄。

吃完饭,我爸拿出一瓶酒,是他在镇上买的沱牌曲酒,十几块钱一瓶。

他倒了两杯,一杯给我,一杯给自己。

“青青,”我爸举起杯子,“爸敬你。”

“爸,应该我敬你。”

“不,”我爸摇头,“爸敬你。爸这辈子做错了很多事,最错的一件,就是改了你的成绩。但爸最对的一件事,就是生了你这个女儿。”

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你让爸知道,”我爸继续说,“人可以走错路,但不能不走。你从366走到了今天,爸佩服你。”

我们碰了杯。

酒很辣,呛得我咳嗽。

但我爸笑了。

我也笑了。

我妈在旁边看着我们,也笑了,眼角全是皱纹,但眼睛亮亮的。

那天晚上,我睡在爷爷奶奶当年的房间里。

木头的房梁,青瓦的屋顶,窗外核桃树的影子映在窗纸上。

我躺在床上,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了高考出分那天,我在网吧里看到577时的狂喜。

想起了教育局里周组长推过来的两张成绩单。

想起了我爸在法庭上发抖的手。

想起了奶茶店里站到脚疼的日日夜夜。

想起了成人高考考场上那个头发白了的大叔。

想起了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宿舍里的欢呼。

想起了会计证、初级职称、中级职称、注会第一门。

想起了今天,我们一家三口回到老房子里。

从366到577,从577回到366,再从366走到今天。

我走了很远的路。

绕了一个大圈。

但每一步,都是我自己的脚印。

第二天早上,我被核桃树上的鸟叫声吵醒。

推开窗户,晨光照进来,院子里我爸在扫地,我妈在灶台前忙活。

炊烟从烟囱里升起来,袅袅地飘向天空。

我深吸一口气。

空气里有柴火的味道,有泥土的味道,有核桃树叶子的清香。

这是家的味道。

这是真实的味道。

我走出房间,走进院子里。

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