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巴枯宁，1873年）、《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1875年）、《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巴枯宁摘要》（马克思，1874-1875年手稿）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861年12月的伦敦，寒风裹着煤烟横扫过泰晤士河两岸。
流亡者聚居的街区里，一间狭小的公寓房间内，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窗外的伦敦灰蒙蒙一片，屋里的炉火烧得昏黄。
一个是卡尔·马克思，43岁，胡须浓密，眼神锐利，伦敦流亡生活已经让他的鬓角提前染上了霜色。
另一个刚刚推开门走进来，身形高大，风尘仆仆，从西伯利亚辗转日本、横穿美洲大陆，绕了大半个地球才回到欧洲——他叫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47岁，比马克思年长四岁。
两个人上一次见面，还是1845年的巴黎。那时他们都还年轻，都还相信这个世界可以被彻底改变。
十六年过去了。
马克思坐在书桌前，抬起头，打量着眼前这个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回来的人。
巴枯宁在椅子上坐下，把风帽摘下来，扔在一旁，开口就说："我回来了。"
马克思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
但就是这一次重逢，让两个人的命运再度交缠在了一起，并且在此后的十一年里，以一种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彻底决裂，然后，各自用一本书。
完成了一场从未当面进行过的理论决战，而那场决战留下的问题，落在纸面上，沉甸甸的，远远没有终结。
【1】巴黎的初遇：两个人，两条路
1843年的巴黎，是整个欧洲革命思想的聚集地。
从普鲁士、俄国、意大利、波兰流亡而来的革命者，在这座城市的咖啡馆和公寓里，争论着推翻现存秩序的路径，争论着工人阶级的未来，争论着国家、权力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就在这个时候带着燕妮来到了巴黎，和阿尔诺德·卢格一起创办了《德法年鉴》。
这份刊物的目的，是联合德国与法国的激进思想家，为欧洲的革命运动提供理论资源。
一天下午，马克思正在公寓里整理稿件，门被人推开了。
走进来的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高个子俄国人，说话声音洪亮，眼神里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热烈。
那人走进来，直接在对面坐下，用法语说："我听说你们在找非德籍的撰稿人，我来了。我是巴枯宁。"
马克思放下手里的稿子，打量了他片刻，问："你写过什么？"
"在柏林写过黑格尔，在莫斯科学过哲学，在德累斯顿参加过革命，在布鲁塞尔和巴黎都待过，"巴枯宁说，"但我更擅长的不是写，是做。"
马克思听了，沉默了一下，说："那你来写文章，我来读。"
这就是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样子，一个习惯把思想凿进文字，一个习惯把信念付诸行动。
巴枯宁出身于俄国特维尔省普列姆希诺的一个贵族庄园，1814年5月30日出生。
他在彼得堡炮兵学校受过军事训练，1834年因成绩不佳被开除，随后被派往波兰边境哨所服役，但他在1835年放弃了军事生涯，跑到莫斯科研习哲学。
1840年，他借了一笔钱，去了柏林，开始接触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的圈子，随后辗转来到巴黎。
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5月5日，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市，父亲是当地有名望的律师，母亲来自荷兰商人家庭。
这样的家庭给了他系统的学术训练，柏林大学的哲学熏陶让他形成了缜密的逻辑习惯。
来到巴黎之前，他刚刚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正在对政治经济学展开系统研究。
两个人坐在同一个房间里谈革命，但说的其实不是同一件事。
马克思谈的是生产关系，是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他喜欢把问题的根子挖出来，从经济基础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分析，直到把整个社会结构都解剖清楚。
巴枯宁谈的是行动，是起义，是直接摧毁压迫。他不怎么相信等待理论成熟再去革命这件事，他觉得，现在就动手，才是革命者该做的。
有一次，两个人在《德法年鉴》编辑部的房间里，为一篇文章的走向争论起来。
马克思说："单纯的愤怒解决不了问题，要搞清楚资本是怎么运作的，才能知道从哪里下手。"
巴枯宁把手掌往桌上一拍，说："你的分析当然精彩，但工人等不了你把书写完再去革命。"
马克思没有动，只是平静地说："革命打输了，等于白送人头。"
巴枯宁沉默了一下，然后笑了，说："你总是对的，从理论上来说。"
但谁也没有说服谁。
1845年1月16日，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施压下，驱逐了马克思等德国流亡者。
马克思被迫带着燕妮离开巴黎，去了布鲁塞尔。
在那里，他和恩格斯开始合作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巴枯宁继续在欧洲各处奔走，在各国之间穿梭，与各类革命组织保持联系，逐渐成为泛斯拉夫主义的重要鼓吹者，主张建立斯拉夫联邦，抵制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斯拉夫民族的压制。
两个人各走各的路，但那条分叉线，从这时起就已经埋下了。
1847年11月，马克思在伦敦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受托起草纲领。
两个多月后，1848年2月下旬，《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正式出版。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法国爆发了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革命浪潮席卷整个欧洲。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马克思和巴枯宁各自走上了命运的岔路口。
马克思在1848年3月遭比利时政府驱逐，辗转抵达科隆，创办了《新莱茵报》，以文字参与德国的革命运动。
1848年2月至1849年5月间，他四次在报纸上公开声援巴枯宁的斗争。
巴枯宁走的是另一条路，他直接走上了街头。
1848年5月，他参加了在布拉格举办的首次泛斯拉夫大会。
布拉格起义爆发时，他直接投身战斗。
起义失败后，他转往德国，于1849年5月参与了德累斯顿起义，在街头和革命者一起修筑路障，抵御政府军的进攻。
起义失败，巴枯宁被捕。
萨克森政府判他死刑，随后改为无期徒刑，再引渡至奥地利，同样先判死刑，再改无期，最终在1851年被移交给俄国政府，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
马克思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伦敦的流亡生活中挣扎着维持生计。
他没有办法为巴枯宁做更多，只能在报纸上继续发声，直到《新莱茵报》也在1849年5月被查封，他本人随即遭普鲁士政府驱逐，辗转抵达伦敦，开始了他此后三十余年的流亡岁月。
【2】八年囹圄与环球大逃亡
在伦敦，马克思进入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每天工作十余小时，为《资本论》的写作积累材料。
这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经济拮据，家庭重压，健康损耗，但他一直没有中断写作。
而巴枯宁，此时正在彼得保罗要塞的牢房里，度过漫长的黑暗时光。
关押期间，巴枯宁在1851年应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要求，写下了一份很长的《忏悔书》，承认了所谓的"错误"，请求宽恕。
1854年，他被转送至什利谢利堡要塞继续服刑。
1857年，因其母亲的恳切请求，他的刑罚被改为流放西伯利亚，被安置在伊尔库茨克地区。
被关押了整整八年之后，巴枯宁总算能在地面上走动了。但他没有打算在西伯利亚度过余生。
他在流放期间逐渐和当地官员建立了关系，一直在等待机会。1861年6月，机会来了。
他从西伯利亚出逃，沿阿穆尔河行船入海，抵达日本横滨，随后搭乘美国商船渡太平洋至旧金山，横穿北美大陆到达纽约，再从纽约乘船越过大西洋，最终抵达伦敦。
1861年12月，他再度出现在伦敦流亡者的圈子里。
消息传开的那一天，一个在这个圈子里认识巴枯宁的俄国流亡者，当天晚上跑到马克思的住处，在门口大声喊道："巴枯宁回来了！他自己走回来的！从西伯利亚！"
马克思放下书，走到门口，听完，沉默了一下，说："让他来见我。"
几天后，巴枯宁推开了马克思家的门，就是引子里那个场面。
两个人在炉火边坐下，从巴黎的旧日谈到了这十六年各自经历的一切。
巴枯宁把这一路的经过说完，最后说："八年牢，加上西伯利亚，我想清楚了一件事——任何形式的国家，任何形式的强制权力，都是压迫的根源。不管是沙皇的国家，还是任何人建立的国家，只要有国家，就有压迫。"
马克思听完，抿了一口茶，说："你在牢里想清楚了，但我在图书馆里也想清楚了一件事——工人阶级不能没有政治组织，不能没有国家机器作为过渡工具，光靠自发的起义，打完一场，再打一场，永远是被镇压的命。"
巴枯宁摇了摇头，说："国家机器，谁拿到手里，谁就被它改变。"
马克思说："那要看谁拿，为了什么目的拿。"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服谁，但表面上，这一次重逢是友好的。
马克思事后在给友人的信中提到，他认为巴枯宁是少数在这十六年里非但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革命人士之一。
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圣马丁堂宣告成立，后称第一国际。
马克思迅速成为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起草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同年11月，巴枯宁在伦敦再度与马克思见面，两人进行了长谈。
那次谈话结束后，巴枯宁并没有立即加入第一国际，他说他要先回意大利，把那边的工作做好。
马克思目送他离开，心里清楚，巴枯宁的那套无政府主义，迟早要和自己的路线在第一国际内部正面相撞。
果然，那一天来得并不算晚。
1865至1866年间，巴枯宁在意大利建立了国际兄弟联盟，以无政府主义理念为指导纲领。
1866年，他写成《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明确提出废除国家、建立无政府社会的主张。
1868年7月，巴枯宁加入了第一国际日内瓦支部。
同年10月，他又另行创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内部推广无政府主义主张。
第一国际内部的两条路线，从这时起走向公开对峙。
【3】巴塞尔的碰撞，海牙的决裂
1869年9月，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
大会开幕的第二天，巴枯宁的支持者在会场上提出了废除财产继承权的议案，认为这是推动社会平等的根本举措。
马克思一方的代表当场提出反对。
代表席上，支持马克思路线的德国代表站起来说："废除继承权，不过是皮毛。真正的问题在于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结构。不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单改一条继承法，改变不了任何实质。"
巴枯宁一方的代表反驳道："你们总说要等生产关系改变，那要等多久？工人今天就在受苦，今天的不平等就该今天解决。"
双方你来我往，争了整整一个下午，没有任何一方说服另一方。
这场争论之后，两派的裂痕越来越难以弥合。
1871年3月至5月，巴黎公社的建立与覆灭，让这条裂痕彻底扩大。
马克思受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托，写下了《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给予了高度的历史评价，认为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自己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公社所采取的废除常备军、取消官员高薪、实行普选与罢免等措施，代表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政治形式。
巴枯宁读到马克思的这份文件之后，写信给他在瑞士的朋友说："马克思还在为政府辩护。公社一开始建立政府机构，就已经走上了错路。"
马克思的朋友把这些话传了过来，马克思看完，只说了一句："他还是不明白，政权不是请客吃饭。"
两个人再没有直接通信。
1872年9月2日至9月7日，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荷兰海牙召开。
马克思亲自出席，这是他此生唯一一次参加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巴枯宁因无法取得荷兰签证，缺席了这次大会。
大会经过激烈辩论，以"建立秘密组织、分裂第一国际"等罪名，通过决议将巴枯宁开除出协会，其主要追随者詹姆斯·吉约姆等人也一并被开除。
1872年9月15日，巴枯宁在瑞士圣伊尔耶召开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9月16日另立新的国际工人协会，与第一国际分庭抗礼。
被开除之后，巴枯宁没有停止写作。
他把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批判，集中写进了一部著作。
1873年，《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正式出版。
书中，巴枯宁把矛头直接对准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核心的一处——无产阶级在夺取权力之后。
究竟还能不能维持其阶级属性，然而，当伦敦那边的马克思，拿到这本书，从头读到尾，把最后一页合上，他慢慢站起身来，走到窗边，站了很久很久。
然后转过身，在书桌前坐下，打开了那个他平日专门用来做摘录的厚实笔记本，重新提起笔……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