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①鲁迅《两地书》，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单行本
②许广平《鲁迅与海婴》，收入《许广平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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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9月27日，上海福民医院。
长达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把许广平整个人榨干了。
医生进了产房，她已经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只能凭着身体的感觉判断，情形正在往危险的方向走。
后来她在文章里形容那种感受——产钳夹住孩子的头，把他从她身体里一点一点拔出来，就像从大地母亲的怀抱中拔去一棵大树，那感觉，是树根一条一条紧抓住土地，然后被强行切断，神经对神经，血肉对血肉。
孩子终于出来了。
哭声破空而来，洪亮，嘹亮，把这整个安静了太久的产房一下子掀翻。
护士把孩子性别告诉了在门外守候了将近一整天的那个男人。
然后，这个靠一支笔骂了半辈子人的男人，望着那个浑身赤红、哇哇大哭的婴儿，张嘴说出了一句听起来像在骂人的话。
就是这么一句话，让往后读到这段文字记录的人，看着看着，眼眶就红了。
[一]【打算不要孩子的男人】
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得先把时间往前拨几年，拨到鲁迅这辈子最复杂的那段婚姻史里头去说起。
1881年9月25日，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
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父亲周伯宜在他14岁那年病故，家道中落，少年鲁迅不得不靠着母亲鲁瑞典当家什、变卖衣物，艰难支撑学业。
后来辗转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后转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再后来又弃医从文，回到东京。
1906年，那是改变鲁迅整个人生走向的一年。
他正在日本埋头读书、写文章，突然收到家里发来的电报，说母亲病危，速归。
鲁迅放下一切，风尘仆仆赶回绍兴，进门一看，却是张灯结彩，喜气盈盈——母亲鲁瑞根本没病，这是设的局，专门把他骗回来成婚的。
新娘子叫朱安，绍兴本地人，比鲁迅大三岁，缠足、不识字，性情温顺，是那个年代旧式家庭认为最合适的"好媳妇"。
这门亲事，是鲁瑞在鲁迅留学期间悄悄订下的，从请庚到择吉日，全程没有征求儿子的意见。
鲁迅无可奈何，面对寡母的安排，没有强行反对。
婚礼如期举行，是1906年7月26日，在周家新台门。
婚后第四天，鲁迅就和弟弟周作人一起，重新渡海东渡日本去了。
他后来对好友许寿裳说起这桩婚事，只淡淡说了一句："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这话说得平静，藏着的是一个男人对命运的妥协和认命。
打那以后，鲁迅和朱安就过上了名义上的夫妻、实际上的陌路人的生活。
他在外漂泊，后来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到北京各大高校兼课；她跟着婆婆鲁瑞住，打理家务，照顾老人，年复一年，在寂寞里把青春耗尽。
两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却几乎没有交流，更没有夫妻之实。
所以，在这段婚姻里，也就自然不会有孩子。
鲁迅就这样，在北京的学界里，用一支笔，把自己的名声越骂越响。
到1925年，他已经44岁了，头发白了不少，肺里头有隐隐的老毛病，这些年东奔西走，带着几箱书，算是一个人把大半辈子都扛下来了。
他明确表达过不要孩子的心思，不只一次。
在1927年给学生李秉中的回信里，他写道："我不信人死而魂存，亦无求于后嗣，虽无子女，素不介怀。后顾无忧，反以为快。今则多此一累，与几只书箱，同觉笨重，每当迁徙之际，大加擘画之劳。"
这段话是在海婴出生后的回顾，说的是他当年没有孩子时的状态。
没孩子，反而轻松，反而是"快"的——他这话，真的不是口是心非。
他给不要孩子这个决定，找过很具体的理由：不信死后有灵魂，所以不需要后代来烧纸祭奠；乱世之中，东奔西跑，带着几箱书已经够累，何况带个孩子；更深一层的，是他对那个时代的判断——"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荆棘丛中的世界里来，是对孩子的不公。
这不是普通人说的那种"丁克"，这是一个看透了太多、承担了太多的男人，对命运作出的一种保护——不光保护自己，也保护可能来到的那个孩子。
[二]【那段从一封信开始的缘分】
可是，人这辈子，总有一些事是计划之外的。
1922年，许广平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
这所学校，1924年改制后更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这一年，鲁迅正在这所学校兼任讲师，讲的是中国小说史。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祖父许应鑅曾任浙江巡抚，家世显赫；她本人自幼读书，思想开明，早年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曾担任《醒世周刊》编辑，是个胆子大、笔头利落的女子。进了北京女师大，她很快参与了学生自治会的活动。
最初，许广平只是鲁迅众多学生中的一个，鲁迅也只是她仰望的先生，两人没有特别的来往。
事情的转折点，是1925年那场轰动北京学界的女师大风潮。
1925年初，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拒绝承认校长杨荫榆。
随着风潮越演越烈，5月9日，校方评议会开除了包括许广平、刘和珍在内的六名学生。
许广平是这场学生运动的骨干，也是学生自治会总干事。
同年5月27日，鲁迅联合沈尹默、钱玄同等七名教授，在《京报》上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抨击杨荫榆。
这场风潮，把鲁迅和许广平推到了同一条战线上。
也正是在这场风潮的前后，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信是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口吻落款的，措辞直接，谈的是时局，谈的是学潮，问的是：先生，该怎么办？
鲁迅当天就回了信。
就这样，两人开始通信。信越写越多，话题越说越深，从时事到文学，从文学到人生，情感在来来往往的信笺里，一点一点烧起来。
这些信后来由鲁迅亲自编辑修改，结集出版，名叫《两地书》，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初版。
书里的称呼，随着时间推移，悄悄在变：最初是"鲁迅先生"和"广平兄"，后来变成私下里的"小刺猬"和"小白象"——"白象"是许广平给鲁迅取的昵称，用的是林语堂谈及鲁迅时那个"稀有、另类"的说法。
1926年8月，局势紧张，鲁迅被迫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两人天各一方，书信往来更加频繁。
鲁迅在厦门写给许广平的信里，特意说过，自己在讲台上"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和你见面"。
1927年1月，鲁迅也到了广州，担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任他的助教。两人终于在同一座城市。
同年4月，广州发生大屠杀，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职务。
同年10月3日，鲁迅携许广平抵达上海，开始了他们在上海的共同生活。
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9岁。
从1927年底开始，两人在上海安了家，先住在横浜路景云里23号，后来几经辗转，1933年4月搬入山阴路132弄大陆新村9号。
这是一幢红砖红瓦的三层小楼，鲁迅在这里住了三年半，直到离开人世。
定居上海不久，鲁迅就把他不要孩子的想法，清楚地表达给了许广平。
两人都是明白人，都清楚彼此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处境，都接受了这个决定。
就这么说定了。
[三]【"偶失注意"的那一年】
1927年到1929年，这两年，他们在上海景云里的日子，算不上安逸，但总算有了一个踏实的落脚点。
鲁迅继续写文章，继续骂人，继续和各路文人、官僚打笔仗；许广平替他誊稿、联络，处理来往的信件和出版事务，事无巨细，全包了。
外人看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伴侣；他们自己知道，这种相互扶持，比很多名正言顺的夫妻关系，还要来得真实。
谁都没打算改变之前的约定。
然而，1929年，意外还是来了。
许广平发现自己怀孕了。
周海婴后来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开篇，把这件事说得不拐弯：
"我是意外降临于人世的。原因是母亲和父亲避孕失败。父亲和母亲商量要不要保留这个孩子，最后还是保留下来了。"
就这一句话，干脆，直白，没有任何渲染和美化。
鲁迅自己后来给李秉中的信里，也承认了这件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
"亦常惆怅"——这是他原话里的情绪。
不是欢天喜地的意外之喜，不是中年得子的惊喜，是惆怅。
一个对这个世道看得太透彻的男人，在面对一个新生命将要降临时，最诚实的反应。
他担心的是什么？
他在给李秉中的另一封信里写得更明白一些：孩子将来的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
时局如此，把一个孩子带进来，能给他什么？能保护他什么？
这个顾虑，不是矫情，是真实的忧患。
那一年，鲁迅48岁。
他身体本来就不好，多年的肺病根子早就埋下了。
1928年曾经在福民医院看过病，才知道肺病已经相当严重。
他抽烟，熬夜，把身体当工具使唤，从不爱惜。他心里大概也清楚，自己活不到太老。
但两人商量过后，还是决定把孩子留下来。
鲁迅用一句古诗表达了他的认命："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
生下来了，就养，担起来，没什么好说的。这是他的方式——不感慨，不多说，直接扛起来。
1929年9月25日深夜，许广平开始阵痛。
她忍着，咬紧牙关，没叫醒鲁迅。
鲁迅前几天刚因为工作过度发了烧，在家里将将养了些，好不容易睡熟了。她不忍心惊醒他。
许广平后来在《鲁迅与海婴》里，把那段经历写下来了：
"1929年9月25日夜，鲁迅先生因为工作过度之后有些发热，但仍然照常工作。到睡的时候已经不算早，他刚睡熟不久，正是26日晨三时，那腹中的小生命不安静起来了，有规律地阵痛，预示了他的将要'来到人间'，我忍耐着痛楚，咬住牙齿不使他惊醒，直到上午十时才告诉他，事情是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冒着发热，他同我去办妥住医院的一切手续。护士通知他马上要生产了，预备好了小床，浴盆，热水；一次又一次，除了回家吃饭，他没有片刻离开我……"
从9月26日上午办完手续入院，一直到27日大清早，将近三十个小时。
鲁迅除了回家吃饭，没有离开医院半步。
他在产房外等候，一根接一根地等。
产房里的情形越来越不对——孩子还没生下来，胎心一度弱得几乎听不见了。
医生走出产房，找到鲁迅，问了那句在生死关头最沉重也最现实的问题：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鲁迅没有犹豫，回答了两个字：
"留大人。"
这个原本就是意外来到的孩子，在最后这道关口，鲁迅选择了许广平。
而命运，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
[四]【产钳、危局，与那句话】
1929年9月27日清早，上海福民医院的产房，气氛沉到了极点。
胎儿的心跳，已经弱到难以捕捉。
医生决定动产钳。
这是1929年，上海最普通的医院，没有今天的各种抢救手段，能做的极其有限。
产钳，是最后一道保险。
许广平后来在《鲁迅与海婴》里把那一刻写了下来，字字触目惊心。
她写，产钳由医生的手把孩子的头从她身体里拔出来，就像从大地母亲的怀抱中拔去一棵大树——那感觉，是树根一条一条紧抓住土地，然后被强行切断，神经与神经之间，一点一点地断开，绵密而撕裂。
那一刻，产房里只有器械声，和难以抑制的痛苦。
在产房门外，守候了将近一整天的鲁迅，刚刚回答完医生那个"保大还是保小"的追问。
他选了留大人。这个抉择背后，没有任何犹豫的余地——他48岁，许广平32岁，他清楚地知道，他能给这个孩子的，已经是有限的了。
孩子可以再有，但许广平，他只有这一个。
而现在，他只能站在外面，等着。
等待是最难熬的事。
那扇门，把生死隔在了两边。
一点动静，他都竖起耳朵。一阵沉默，他就又揪起来。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分地过。产房里的低沉声响时断时续，门外的走廊安静得让人窒息。
然后，婴儿的哭声破门而来。
响亮，洪亮，那种只有新生命才能发出的声音，一下子把这个沉闷的清晨撕开了一个口子。
是母子平安。
护士走出来，告诉了他孩子的性别。
鲁迅走进产房，看着那个刚从鬼门关里出来的、浑身赤红的孩子，带着欣慰，带着一种只有他自己懂的情绪，开口说出了那句话。
听起来像骂，像嗔怪，像一个父亲对着儿子没好气地撂了一句狠话。
然而，许广平特意记下来，他说这句话时，是"带着欣慰的口吻"。
七十年来，读到这段记录的人，看着看着，往往就红了眼眶——那是一个年近半百、原本铁了心不要孩子的男人，在经历了漫长等待、生死一线之后，被这一声嘹亮的婴儿哭声彻底击中的那一刻，在用他一辈子最习惯的方式——用嗔怪、用看似刻薄的话——把所有的松动、所有的软化、所有的眼酸，全都藏在里面，不肯、也不会直白地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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