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冬天，雪下得比往年都要早一些。绿皮火车在铁轨上发出沉闷的“哐当”声，车厢里弥漫着泡面、旱烟和混合着汗水的气味。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北方平原，心里空落落的。因为那一年，我退伍了。肩膀上的列兵衔已经被摘下，绿军装洗得发白，胸前戴着一朵有些发蔫的大红花。
坐在我旁边的是大雷，我们是在一个班里摸爬滚打三年的生死兄弟。几个月前，也就是九八年的夏天，我们在南方的抗洪大堤上并肩扛过沙袋。当时大雷脚下一滑，差点被卷进汹涌的江水里，是我死死拽住了他的武装带，两人在泥浆里滚作一团，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因为这过命的交情，大雷退伍时死活不让我直接回老家，非要拉着我先去他家住几天。他家在鲁西南的一个小村子，说是要让他爹妈好好招待我这个“救命恩人”。
下了火车，又倒了两趟四面透风的长途客车，我们终于在傍晚时分踩在了大雷家门前的黄土地上。
推开那扇有些掉漆的木门，院子里养着的几只土鸡受了惊，扑腾着翅膀到处乱飞。大雷扯着大嗓门喊了一声：“爹，娘，我回来了！”
正屋的门帘被掀开，走出来一对面庞黑红、满脸褶皱的农村夫妇。他们激动得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大雷的母亲更是眼圈泛红，上来就拉住我的手，嘴里不住地念叨着感谢的话。就在这时，厨房的门也开了，一股夹杂着柴火味和炖肉香的热气扑面而来。
从热气里走出来一个姑娘。她穿着一件那个年代很常见的粗线红毛衣，袖子高高挽起，腰间系着一条碎花围裙，手里还端着一盆刚洗好的大白菜。
“这是我姐，王秀。”大雷大大咧咧地介绍。
她冲我抿嘴笑了笑，没有农村姑娘那种过分的扭捏，也没有城里姑娘的娇气。那是一个极其温婉踏实的笑容，她把白菜放在井台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轻声说了一句：“一路上冻坏了吧，赶紧进屋上炕，饭马上就好。”
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冬日傍晚，她那句普普通通的话，连同她被灶火映得微红的脸颊，一下子就印在了我的心里。
北方的冬夜，冷风在窗外呼啸，屋里的火炕却烧得滚烫。大雷的父亲是个实在到骨子里的庄稼汉，为了招待我，他拿出了家里平时根本舍不得喝的散装高粱白酒，用一个白瓷大碗倒得满满当当。
饭桌上摆着自家杀的小公鸡炖蘑菇，还有一大盘炒花生米。大雷的父亲端起酒碗，非要敬我。他说大雷在信里都说了，要不是我，大雷就回不来了。
我哪敢让长辈敬酒，赶紧站起来双手端起杯子一饮而尽。那酒度数极高，顺着喉咙流下去，像是一条火线直接烧到了胃里。
抗洪大堤上的惊心动魄、退伍离别时的万般不舍、对未来生活的迷茫，在那一刻全都被酒精催化了。我和大雷你一杯我一杯，说到动情处，两个在洪水面前都没掉过一滴眼泪的大老爷们，竟然抱头痛哭起来。
大雷的父亲在旁边陪着抹眼泪，王秀则安静地在一旁给我们添菜、倒水。我隐约记得她递给我一条温热的毛巾，劝我少喝点，但我当时已经喝红了眼，脑袋发沉，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后来发生了什么，我彻底断片了。
第二天早上的阳光透过碎花窗帘的缝隙刺在我的眼皮上时，我皱着眉头翻了个身，脑袋像是被重锤砸过一样，疼得快要裂开。嗓子干得冒烟，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床头的军用水壶，却摸到了一块柔软的布料。
睁开眼的那一瞬间，我愣住了。屋顶糊着干净的报纸，墙上贴着几张那时候流行的明星海报，还有一张精心剪裁过的窗花。床头的老式三屉桌上，摆着一面圆形的折叠小镜子，旁边是一个透明的玻璃罐，里面装满了折好的彩色纸星星。
空气里没有大雷屋里那种浓重的旱烟味和脚丫子味，反而透着一股淡淡的、类似雪花膏和阳光晒过棉被混合的馨香。
我猛地坐了起来，低头看了看自己。外套和长裤都被脱掉了，只穿着贴身的秋衣秋裤，而我的衣服正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尾的椅子上。
冷汗瞬间就下来了。我一个大老爷们，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明显是女孩子的闺房里醒来，这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绝对是一件极其失礼甚至会惹出闲话的大事。
我手忙脚乱地抓起衣服往身上套，脑子里飞速回放着昨晚的记忆，却只剩下一片空白。难道我喝醉了酒发酒疯，走错了屋子？或者做出了什么出格的举动？作为一名受过严格纪律教育的退伍军人，这种羞愧感让我简直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就在我系着扣子，准备像个贼一样溜出去的时候，门“吱呀”一声开了。
王秀端着一个搪瓷盆走了进来，盆里冒着热气。看到我正慌乱地提着裤子，她的脸颊倏地红了，脚步停在了门口。
“你……你醒了。”她迅速转过身，背对着我，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自然。
“姐……我，我怎么会在这屋？”我结结巴巴地开口，感觉自己的脸烫得能烙饼，“昨晚我喝多了，是不是我走错门了？对不住，我真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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