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陪都重庆的夜雨下得很密。桂园里灯光昏黄，郭沫若披着大衣，靠在窗边，手里捏着一份从延安辗转送来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是毛泽东的讲话稿。屋里有人轻声问：“毛泽东，现在究竟是个怎样的人？”郭沫若停了停，只说了一句：“这个人，将来要写进正史的。”
若干年后，他临终前叮嘱子女：“要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前后呼应，很难说不是早年判断的延续。郭沫若与毛泽东之间五十年的往来，表面看是文人与政治家的交游，实质上，却牵连着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两条脉络的交织与磨合。
有意思的是，两人真正见面，其实并不算多，但来往的诗文、互相的托付，却一步步把这层关系，推向了近乎“知己”的高度。
一、两个“问题少年”：不同路向，同一时代
1893年，湖南湘潭一个农家添了男孩，取名泽东。1892年，四川乐山一个书香人家也添了男孩，字沫若。两人相差一岁，从小生活轨迹却有几分相似——都不太“听话”。
毛泽东少年时，家中矛盾不少。他后来回忆自家情况，用了“辩证的斗争不断发展着”这样略带调侃的说法。说白了，就是跟父亲较劲，跟乡里旧规矩较劲。在私塾，他对四书五经兴趣有限，却对边角料的野史、怪书爱不释手。
到了湖南第一师范，他几乎成了各种学潮的“骨干”。驱逐校长、组织学生讨论时政、办夜校、搞新式读书会，他干得有板有眼。学校一度要开除他，后经教员力保，才改记大过。这类经历，把他一步步推向“旧社会的叛逆者”这一角色，而他的阅读范围，也从古籍、野史，迅速扩展到政治理论、社会学说。
郭沫若的“叛逆”方式有些不同。他生在较为开明的家庭，哥哥先后进了成都东文学堂、武备学堂，新学书籍像潮水一样涌进郭家私塾。《新民丛报》《民报》之类的东西，对他的思想冲击极大。少年时期的他，很早就对学校里陈腐的教员、僵化的课程感到厌恶。
在乐山读小学时，他带头闹过罢课，为了争取星期六下午放假，结果被学校开除。后来读中学，又因带领同学声援被营防兵欺辱的同学，再次发动罢课，被学校“斥退”。他回忆说：“在学堂，我是决定了以反对教员为宗旨的。”话里有几分戏谑，却也透露出一种有意识的“逆反”。
如果仔细比对，两个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很明显：读书都特别猛，但读书的目的早早脱离了“求仕”。毛泽东在1912年退学后，跑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自定计划，每天读报刊、读历史、读哲学。他后来认为这半年“对我是有价值的”。读着读着，他把视线彻底转向国家命运，最后在五四运动前后，选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参与建党，负责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又参加了党的一大，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郭沫若1914年初东渡日本，名义上学的是医学，心里却一直装着诗和戏剧。他一边埋头读解剖学、病理学，一边又悄悄写诗。1919年前后，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打到日本，引发留学生强烈反响。他受到触动，彻底从“科学救国”的路径转向“文学救国”，诗集《女神》横空出世，成了新诗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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