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毛泽东的烟，不只是烟。它常常出现在长夜批文件的时候，出现在走路、谈话、沉思之间，也出现在那些气氛紧绷到几乎能拧出水来的场合。毛泽东的烟，更多时候不是嗜好，而是一种在高压环境里维持节奏的工具。

毛泽东18岁左右开始吸烟，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就跟了他大半辈子。到1945年重庆谈判时，他已经是三十多年烟龄的人了。再往后算，烟龄更长。对一般人来说，这只是一个生活习惯；对一个长期处在战争、会议、转移、决断中的人来说，烟却常常意味着一个短暂的停顿，一个让思路重新聚拢的空隙。

尤其在延安年代，这种空隙并不好找。窑洞里灯光不算亮，物资也紧，文件一摞一摞地来，前线消息一天比一天急。毛泽东常常一边看材料，一边夹着烟慢慢想。烟头明明灭灭，屋子里便多了一层沉静。那不是闲散，而是另一种忙碌。

延安时期的烟草条件并不优越。土烟、旱烟、缴获来的纸烟，甚至临时从乡亲那里得来的烟叶，都可能进入毛泽东的烟盒。很多时候，他随身带着烟盒，里面未必是什么讲究的外国烟，更多是战时能找到的各类烟草。在那个年代，烟草本身就带着一种特殊的时代气味：朴素、紧张，也有点粗粝。

有意思的是，烟在当时不只是个人享受，它还常常是一种社交媒介。一个窑洞里，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干部、战士坐下来聊天，递上一支烟，气氛就容易缓和一些。很多话不必说得太直，先点一支烟，事情反而好谈。战争年代的交流，本来就少不了这种细微的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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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些回忆材料说，有一次一位老教授到延安拜访毛泽东。谈话进行得正好，气氛也不算拘谨，毛泽东准备递烟，摸出烟盒一看，里头只剩下一支。屋里一时间有点尴尬，递也不是，不递也不是。毛泽东没有停顿太久，直接把那支烟折成两段，自己一截，客人一截。

“只剩一支了？”老教授愣了一下。

毛泽东摆摆手：“掰开抽，照样能说话。”

这类细节之所以让人记得住，不是因为它多么戏剧化，而是它很自然。一个长期处在复杂局面中的人，往往不会让一件小事把场面弄僵。折烟分烟，看起来简单，里面却有分寸。那是一种很老练的待人方式：不让别人难堪，也不让自己显得过于做作。

延安那几年，毛泽东和不少农民也有类似的交往。到乡里去，进了农户家，主人递来旱烟，他也会接。有时是自家卷的烟叶，有时是粗纸裹着的土烟，味道并不精细，却很实在。对于当时的革命领袖来说，接下这支烟，不只是礼数，也是与普通人站在一起的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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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家里就这点旱烟，不嫌弃就抽一口。”

“好，抽一口。”

这句简单的对话，放在今天看不过是寻常人情，放在那时却很有意味。战争压着一切，物资压着一切，连递烟这件事都带着一种彼此体谅。烟不贵，分量却不轻。

毛泽东吸烟，和节俭也常连在一起。火柴盒没用完，他有时会把火柴先在边上划一划，尽量省着用。烟抽得多，火柴也要算计。这不是小气，而是那个时代留下来的生活习惯。老一辈革命者对浪费两个字，往往比后来的人敏感得多。

到了中央工作以后，毛泽东的烟草来源更杂了。国内买到的、外地带来的、战利品里缴获的、干部和地方同志送来的，都可能被他用上。烟盒一开，种类并不单一。有人送过武汉一带的烟，有人从韶山老家捎来过土烟，也有人把从外面带来的过滤嘴纸烟送到他手边。